帝位争夺战

1328年8月15日，也孙铁木儿死于上都，终年35岁。他的去世立即引发了元朝历史上最血腥和破坏性最大的帝位之争，争夺的结果是帝系重新回到了海山后人手中，并一直延续到元朝灭亡。［1］ 也孙铁木儿死后，四年前被封为皇太子的他的幼子阿剌吉八（死于1328年，亦被称为天顺帝）于10月在上都即皇帝位，拥立他的有中书右丞相倒剌沙、辽王脱脱和也孙铁木儿的侄子、不久前被封为梁王的王禅。

与此同时，大都宫廷中已经发生政变，目的是重使海山汗的儿子成为正统的皇位继承人。［2］ 自爱育黎拔力八达在1316年以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取代海山的长子和世■为皇太子后，试图恢复海山儿子帝位继承权的努力即成为一股政治暗流。也孙铁木儿之死不过是为这股暗流的表面化提供了机会。

卷入帝位争夺的有三位关键性人物。虽然和世■和他的弟弟图帖睦尔是帝位的竞争者，但推动帝位争夺的实际上是海山的旧侍从燕铁木儿。和世■与图帖睦尔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和硕德八剌朝曾受到政治迫害。和世■于1316年被封为周王，被派往远离都城的云南，以给册封硕德八剌为皇太子扫清障碍。为表示抗议，和世■在陕西举兵，但很快失败，在此后的12年中，他成为一名政治流亡者，在察合台诸汗的庇护下，居于中亚的塔尔巴哈台地区。［3］ 1321年，硕德八剌将图帖睦尔放逐到热带的海南岛。三年之后，也孙铁木儿将图帖睦尔召回，封为怀王，不久又送往建康（南京）和江陵（湖北）。［4］ 作为前大汗的儿子，和世■兄弟在诸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同情；而更重要的是经过各种政治变迁存留下来的一些原海山汗的追随者，依然效忠于海山汗的后人。但海山后人的重登帝位，靠的主要是燕铁木儿的政治才能和军事实力。

燕铁木儿出身于一个在对抗乃颜（死于1287年）、海都和笃哇诸叛王战争中功名显赫的钦察家族。［5］ 燕铁木儿的父亲床兀儿（1260—1322年）和他本人都是海山征讨叛王时的统帅和海山即位的拥立者，海山在位时该家族的地位达到了顶点。但是，在其后的两朝皇帝在位时，此家族的地位一落千丈。也孙铁木儿去世时，燕铁木儿出任级别不高但主掌要务的枢密院佥院一职。可能是出于对海山家族的效忠，加上恢复本家族崇高地位的个人心愿，使燕铁木儿起而反对也孙铁木儿的后人继位。

并不是所有参加兵变的人都像燕铁木儿一样与海山家族有密切的关系，参加者亦不都以海山的后人即位为主要目的。有些人要追究硕德八剌被杀的罪责，［6］ 还有些人则是因为不喜欢或惧怕倒剌沙、脱脱和王禅而参加兵变。［7］ 因此，帝位争夺的最初阶段是试图使答剌麻八剌的后人即位。因为当时已没有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后人在世，所以拥戴海山的儿子即位成为争位的口号。［8］

1328年深秋也孙铁木儿患病，燕铁木儿立即着手组织兵变，他计划在两都同时动手。燕铁木儿虽然职务不高，但有利的是在皇帝离开大都后掌管着留在都城的卫军，因为按照元朝的制度，枢密院和中书省的主要大臣每年都要随同皇帝巡幸上都。在皇帝出行时留守京城的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9］ 的协助下，燕铁木儿于9月8日清晨成功地冲进宫中俘虏了乌伯都剌和在大都的其他大臣。但是，燕铁木儿在上都的18名同谋被发现和处死。这样，对立的两派各控制了一个都城。

在控制大都之后，燕铁木儿马上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并遣人报告在江陵的图帖睦尔和在河南的蔑儿乞部人伯颜。［10］ 伯颜是帝位争夺中的又一个重要人物，他在海山征讨诸王叛乱时是其手下的一个低级幕僚。［11］ 伯颜当时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能够控制这个具有战略要地地位的行省，调集所需军队和物资，并亲自护送图帖睦尔抵达大都。10月16日，图帖睦尔在大都即位，并宣布当他的兄长和世■从中亚返回后即让出帝位。

在随后爆发的冲突中，上都派的理由似乎更为充分，因为他们支持的是前皇帝指定的继承人。但是，这种道义上的说法是远远不够的。在忽必烈朝之后的帝位争夺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争位者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因素，而不是正统因素。

相反，大都派在地理和经济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大都派可以从中书省直辖地区及河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得到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而上都派只能得到岭北、辽阳、陕西、四川和云南行省的支持，这些行省或是经济贫困地区，或是边远地区。［12］ 同样重要的是，在上都派中，没有人能像燕铁木儿一样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并极具政治头脑和军事才能。

最初是上都派占上风，他们攻破长城的几个关口，向大都逼近。但是，燕铁木儿亲自率军往来作战，很快使形势转而对大都派有利。对上都派的致命打击是来自东北和东蒙古的突袭。可能是在燕铁木儿的叔父、东路蒙古军都元帅不花帖木儿的影响下，许多东路蒙古诸王支持大都派。他们的军队在不花帖木儿和齐王月鲁帖木儿（成吉思汗幼弟的后人）率领下，在11月14日包围了上都，而此时上都派的绝大多数军队仍在长城一线作战。惊慌失措的上都宫廷被迫在第二天出降。倒剌沙和绝大多数上都派的首要人物被拘捕，随即被处死；年轻的皇帝阿剌吉八则被报失踪。［13］ 上都的投降，扫清了海山后人继承帝位的障碍。

上都的投降并不意味着大都派取得了全面胜利。上都派在其他地方的战斗还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328年12月，在陕西的上都派还没有放下武器，［14］ 而四川的上都派到第二年5月才投降。［15］ 在当地部族的支持下，以王禅以前的追随者宗王秃坚为首的云南上都派顽强战斗，坚持了四年之久，到1332年3月才放弃了他们的努力。［16］ 也就是说，帝位争夺战及其引起的连锁战争，使图帖睦尔朝成了一个战争年代。

王忽察都弑君

与上都派的战争只是帝位争夺的一部分。在这次帝位争夺中最具戏剧性和悲剧性特色的是海山两个儿子之间的斗争。不管是图帖睦尔还是燕铁木儿，都不准备将帝位交给和世■，因为他离都城太远，在皇位争夺战中没起任何作用；尽管如此，和世■毕竟是海山的长子和正统继承人，要以他的名义来争夺帝位，他们不得不显示出对他的尊崇。因此，在攻占上都之后，大都宫廷立即派人向和世■报告，敦请他前来大都即位。在察合台汗燕只吉台的陪同下，和世■从河中地区启程前往汉地，并于1329年2月27日在哈剌和林之北即位；和世■以图帖睦尔为皇太子，这完全是按照他们的父亲与叔父的旧例行事。他被图帖睦尔及燕铁木儿貌似真诚的政治姿态所惑，指定自己的追随者出任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的要职，这无异破坏了图帖睦尔和燕铁木儿在汉地精心缔造的政治权利。但是，这不过是加强了燕铁木儿除掉他的决心。［17］

两个皇家兄弟于8月26日在海山时建为中都的王忽察都会面，重聚似乎弥漫着欢乐气氛。但是，四天之后，和世■突然死亡。9月8日，图帖睦尔在上都再次即位。和世■之死显然是燕铁木儿主谋的结果，可能是与图帖睦尔合谋。《元史·明宗纪》记载和世■之死为“暴卒”。［18］ 私人撰史者权衡则明确指出和世■是被毒死的，而燕铁木儿就是谋杀者。［19］ 1340年，和世■之子妥欢贴睦尔（顺帝，1333—1370年在位）指责图帖睦尔害死了他父亲，作为报复手段，下令将图帖睦尔的牌位从太庙中撤去。［20］

和世■没有像他父亲在20年前所做的那样以“草原争位者”身份夺得帝位，被一些历史学家视为元代政治中草原边疆因素终结和元朝对蒙古帝国胜利的标志。［21］ 在1303年蒙古人重构和平和海山朝在漠北建立岭北行省之后，草原地区诸王的重要性似乎是降低了。但是，这一事实并未阻碍也孙铁木儿作为“草原争位者”与硕德八剌朝内的谋反者密切合作，于1323年夺得了帝位。

更重要的是和世■与他的父亲在都城官员的支持和军事力量方面有极大的不同。作为草原诸军的最高统帅，海山一直是元朝统治机器中的一分子并且与宫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帝位继承危机爆发时，以哈剌哈孙为首的京城官员都认为海山是合适的帝位继承人；虽然爱育黎拔力八达先控制了宫廷，但他也只敢摄政，而不敢自己即位。

相反，和世■是居于遥远的中亚12年的政治流亡者。当弑君事件发生时，图帖睦尔和燕铁木儿已经在汉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统治机器，而和世■则是个完全的局外人。此外，海山作为全国最强大的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即位时带来了3万人的军队；而和世■带到王忽察都的只有1800名卫士，在军事实力上不可能超过他的弟弟。［22］ 因此，和世■未能抓住帝位，主要是因为他个人的问题，由于他是一个政治流亡者并缺乏政治和军事的支持，而不是因为草原地区在元代政治中的重要性下降。

研究能够使海山的后人在1328—1329年即位的力量，可以看出推动1328年事变的力量不是一股，而是与帝位继承有利害关系的个人和集团的多股力量缠结在了一起。［23］ 这包括了希望恢复海山帝系的人，试图掌握权力的色目人，尤其是官僚中的突厥人，还有试图扩大自己在官僚体系中影响的儒臣。

我们不应过分强调这次皇位更迭的种族意义和思想意义。冯承钧（1885—1946年）发展了这次皇位更迭是突厥系统的钦察人、阿速人与当权的回回人、蒙古人的斗争的论点。［24］ 虽然上都派和大都派的为首者分别是回回人和突厥人，但是在两派中，蒙古诸王和官员都与回回人、突厥人同伴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

儒臣与大都派的关系似乎也很微妙。［25］ 大都派的首脑人物肯定没有儒者倾向，而且除了汪古部人赵世延外，没有任何著名儒臣曾积极参与。因此，在这次帝位更迭中，无论是种族还是思想，都不是重要的因素。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恢复海山帝系的想法把被也孙铁木儿疏远的诸王和官员组合在了一起，他们为实现集团利益和个人野心而有效地将这一想法变成了一个激励人心的口号。

燕铁木儿与伯颜的专权

图帖睦尔在位的四年被蔑儿乞部人伯颜，尤其是燕铁木儿所左右。作为争夺帝位的主要功臣，燕铁木儿和伯颜得到了蒙古历史上帝国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荣誉。燕铁木儿被封为太平王，赐予蒙古人的荣誉称号答剌罕和汉人的最高勋号太师。［26］ 他被任命为中书省右丞相并且在图帖睦尔在位的绝大多数时间中居独相地位，还兼任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提调宫相府事、奎章阁大学士等职。这样，燕铁木儿囊括了政府的政治、军事、监察和文化事业的所有权力。

为保住他的权力，燕铁木儿在1329年建立了大都督府，这使他可以直接控制6个卫军机构，其中3个是由他同族的钦察士兵组成的。在他的家庭上也显示出了特殊地位，燕铁木儿被允许以也孙铁木儿的一个后妃及宗室妇女40人为妻。燕铁木儿的亲属亦分享了他的权力，他的叔父不花帖木儿，弟弟撒敦和答邻答里，撒敦子唐其势（死于1335年），都被委以要职。燕铁木儿的四个姐妹中，有三个与皇室成员成婚。

蔑儿乞部人伯颜的权力和荣誉仅次于燕铁木儿。［27］ 他是燕铁木儿之外惟一兼任三职以上的人，给他的封号有太尉、太保和太傅，任御史大夫、中书省左丞相，并长期任知枢密院事，此外还有许多兼职。与燕铁木儿相同，伯颜直接控制着忠翊卫和宣毅万户两个卫军机构，并被封为浚宁王。对他最高的荣誉是将忽必烈的曾孙女许配给他为妻。与燕铁木儿一样，伯颜的亲属也分享了他的权力。

尽管有很大的权力，伯颜似乎满足于充当燕铁木儿之下的副手。可能是基于过去在海山手下参加平叛战争时的同伴关系和在帝位争夺中建立的关系，两人之间显然有一个妥协办法。他们二人显然代表了蒙元历史上权臣的一种新模式，与过去的八邻部人伯颜及玉昔帖木儿、哈剌哈孙或铁木迭儿都不同。虽然八邻部人伯颜和玉昔帖木儿、哈剌哈孙都在皇帝即位时起过重要作用，但在皇帝即位后，他们作为皇帝手下的蒙古那颜，都表示出恭顺和效忠。铁木迭儿确实专权，但这是在皇太后答己的支持之下，没有他自己的独立权力基础。相反，燕铁木儿和伯颜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帝王废立操纵者，他们还在官僚体系和军事体系上构建了自己的权力。图帖睦尔在位期间处于二人阴影之下，他自始至终充任的角色不过是名义上的皇帝和正统的标志，以及官职和爵号的分发者。

政治发展和财政政策

打着恢复海山帝系旗号并通过兵变掌握权力之后，图帖睦尔政权对其政敌进行了血腥的清洗，并采取措施为夺取帝位制造合理性。在1328年11月上都投降之后，对也孙铁木儿后人的支持者的清洗既彻底又残忍。不仅上都派的首要人物都被处死或放逐，他们的财产亦都被没收。［28］ 宫廷中弥漫着极强的报复气氛，甚至有人建议把所有随同也孙铁木儿巡幸上都的官员全部处死。［29］

此外，为使也孙铁木儿称帝不具合法性，图帖睦尔不仅不给他谥号，还将其父亲甘麻剌的牌位从太庙中移出并毁掉。清洗还延及和世■的追随者。和世■被杀后留下来的三个主要支持者，在1330年或被处死，或从官场上消失。［30］

恢复名誉的有海山朝的宣徽院使伯答沙（死于1332年）和知枢密院事也儿吉尼，他们被授予太傅和太尉的爵号。_0629_2［31］ 被爱育黎拔力八达处死和定上恶名的海山朝的尚书省丞相三宝奴和脱脱都被恢复了名誉，并将没收的家财给还其家。除了海山的旧随从外，对帝系回归有功的人都被委以要职。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也孙铁木儿的下属机构中回回人占明显优势，在图帖睦尔的中央机构中，没有一个回回人任要职，只有少数的几个回回人在行省机构任职，回回人受到了有元一代最为沉重的打击。［32］

同样重要的是，汉人儒官和他们的汉化色目同僚，亦未能在政府中造成更大的影响。只有几个汉人或色目儒官出任中书省平章政事，敬俨和王毅任平章政事分别为一个月及八个月，这是汉人官员可能得到的最高官职；［33］ 汪古部人赵世延任平章政事一年，但是此时他已年老并且迎合燕铁木儿；1330年，在御史台的弹劾下，赵世延从中书省致仕。［34］

由于图帖睦尔的即位很明显是不合法的，为争取贵族和官僚的支持，慷慨的封赠和巨额的赏赐对他来说比以前任何一朝都更为重要。图帖睦尔在位四年中，封了24个王，其中9个是一字王。在这9个一字王里，甚至有7人不是忽必烈的后人。［35］ 不仅在1329年恢复了岁赐，上都派被没收的财产亦全部分赐给在帝位争夺中有功的宗王和大臣；估计被易手的有125份私人财产。［36］

争取蒙古各汗国承认的活动亦加紧进行。1329年，显然是在和世■被谋杀后，木华黎的后人乃蛮台（死于1348年）被派往察合台汗燕只吉台的汗廷，送去的礼品是窝阔台汗在一个世纪前铸造的“皇兄之宝”印章；燕只吉台是和世■争位的主要支持者，此举显然是要平息他对和世■被杀的愤怒。［37］ 第二年，推动了更广泛的外交攻势，三个宗王奉命出使察合台、钦察和伊利汗国。西方三个汗国对这一姿态表示赞赏。在其后三年中，钦察汗国两次派贡使前往图帖睦尔的宫廷，察合台汗国派贡使四次，伊利汗国派出的贡使则达八次之多。［38］ 这样，图帖睦尔为自己在蒙古世界重建了宗主权，并且与西方三个汗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很难把1328年的帝位更迭视为元朝与更广泛的蒙古世界关系的转折点。［39］

尽管有这些努力，在贵族和官僚中还是有对图帖睦尔的非法即位的不满，这成为政治不安定的一个重要根源。图帖睦尔在位期间，至少发生了八次谋反事件，卷入事件的有好几个宗王和不少政府高官。［40］ 在这些谋反事件中，只有1330年以知枢密院事阔彻伯为首的谋反，是以和世■的太子为名义。［41］ 其他谋反的起因不详，但是这些谋反显然反映了在统治阶层中对图帖睦尔即位的不满。

频繁的自然灾害和少数民族起义，加剧了政治的不安定。腹里和陕西、河南、湖广、江浙行省都被严重和频繁的旱灾和水灾所扰，上百万人流离失所。［42］ 如此广泛的灾害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造成了政治上的损害。江南频繁的少数民族起义，尤其是西南的少数民族起义，亦与政府有关。

在也孙铁木儿朝以前，汉地民众起义较少，因为忽必烈灭亡宋朝后成功地镇压了各地的起义。但是，元朝统治首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动摇，有关民众起义的一篇论文指出：在1295年至1332年之间，在汉地只爆发了24次起义，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爆发了131次起义。［43］ 在这131次起义中，发生在也孙铁木儿朝的有65次，发生在图帖睦尔朝的有21次。在两朝内发生的86次起义，有50次以上发生在湖广，28次发生在云南。有些起义规模很大，镇压它们需要政府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如此多的少数民族起义不能只简单地解释为这两朝政府的无能，还有这些少数民族对元廷的剥削和压迫的积怨。在这两朝发生的如此多的少数民族起义，加重了元廷的财政困难，亦反映了元廷对这些边疆地区控制的逐步削弱，并且是其后妥欢贴睦尔朝汉地爆发大规模起义的预示。

虽然政府与前朝一样有沉重的财政压力，但是没有回到海山的“新政”。除了造成财政紧张的传统原因外，与上都派的战争，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对灾民的赈济，都需要增加开支，并成为图帖睦尔朝沉重的经济负担。正如一位监察御史所言，仅1328年对抗上都的战争，花费就超过了政府岁入数倍。［44］ 征讨云南的上都派，1330年一年的花费就至少有纸钞63万锭。［45］ 1329年政府用于赈灾的纸钞是134.96万锭，粮食25.17万石。［46］ 由于这些花费和其他开销，政府在1330年的经费缺239万锭。［47］

政府并没有尝试用任何激烈的手段来增加收入。为增加收入而采取的惟一措施是继续实行也孙铁木儿的卖官政策。［48］ 政府试图削减岁赐、作佛事和宫廷的花费。如诸王、百官的参加即位朝会赏赐，按海山所定制，凡金银五铤以上的只给2/3。［49］ 上都每年作佛事165所，在1330年亦减为104所。［50］ 同一年裁省卫士和宫廷服侍人员，裁掉的卫士、鹰坊、内飨及其他人员超过了1万人。［51］ 通过这些手段及其他措施，政府将财政赤字保持在可控制的指数之内。与此同时，政府通过海运从长江流域运来了充足的粮食，运到大都的粮食在1330年达到了石的最高水平。［52］ 可控制的财政赤字和大量的粮食储备，使政府不用靠印发纸钞来解决财政问题。这是使日用品价格仍保持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水平的部分原因。［53］

赞助中国艺文

由于实际权力大多数掌握在燕铁木儿和伯颜手中，图帖睦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营造宫廷的汉化即儒化氛围。他为此所做的努力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在汉人臣民中的威信和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爱好。［54］ 在元朝的所有皇帝中，图帖睦尔可能是最博学和最多才多艺的人，他很早就显示出了广博的知识和艺术爱好，在1325年至1328年任怀王时，身边就有很多著名的汉人文学家和艺术家。［55］ 图帖睦尔据说有极好的汉文和历史知识，在诗歌、书法和绘画等方面都颇有造诣。作为中国绘画和书法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图帖睦尔完全可以与宋徽宗（1101—1125年在位）和金章宗（1189—1208年在位）媲美。甚至有人说他将徽宗作为自己的样板。

作为一个有修养的中国皇帝，图帖睦尔采取了许多尊崇儒教和倡导汉文化价值的措施。例如，1329年图帖睦尔派遣官员前往曲阜代祀孔子，［56］ 第二年又加封儒学先贤封号。［57］ 1330年，皇帝本人亲自参加祭天的郊祀，这是元朝皇帝第一次参加此项中原王朝传统的重要祭祀。［58］ 为发扬儒家道德，宫廷每年都表彰许多孝子与节妇。［59］

为阻止汉人追随蒙古人和非儒家习俗，1330年下诏：“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第二年，又下令汉人和南人严禁实行收继婚制。［60］ 同时，鼓励蒙古人和色目人接受汉人的习俗，蒙古和色目官员在1329年准许按汉人习俗为父母守丧三年。这是对前一年也孙铁木儿颁布的凡蒙古、色目人效汉法丁忧者除名的规定的否定。这一否定在五年后由妥欢贴睦尔重申，并将汉人的行丧习俗推广到所有的蒙古人和色目人都要实行。［61］

图帖睦尔倡导汉学最具体的措施是建立奎章阁学士院。［62］ 在1329年春季首次建立的奎章阁学士院，为其设定的职能就是“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63］ 其职能包括向皇帝进讲儒家经典和汉文史籍，教育贵族子孙和年轻怯薛成员，收集、校正和编辑书籍，对皇室所藏绘画和书法作品进行鉴定和分类。先后在学士院任职的113名官员中，有许多著名的汉族士人，包括学者兼作家的虞集（1272—1348年）、许有壬（1287—1364年）、揭傒斯（1274—1344年）、宋本（1281—1334年）、欧阳玄（1283—1357年）、苏天爵（1294—1352年）和柯九思。［64］ 此外，还有当时最杰出的汉化蒙古和色目学者：畏兀儿翻译家忽都鲁都儿迷失，汪古学者兼政治家赵世延，克烈部诗人阿荣（死于1335年），著名康里书法家巙巙（1295—1345年），康里理学家铁木儿塔识（1302—1347年），年轻的伯牙乌部进士、才华横溢的蒙古士人泰不华（1304—1352年）。上列诸人无疑是各族学者和艺术精华的代表，在元代各个机构中各族学者任职可说是最集中的一次。

在一个政府机构中集中如此多的干才，从事各种文学、艺术和教育活动，这不仅在元代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它可与唐玄宗时的集贤院相媲美。奎章阁学士院的各种活动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它们通过给予他的朝廷一个“精心安排的‘文明’外表”的方式来改变皇帝的形象。［65］ 由官方推动的艺术和文学修养，也可说是皇帝本人爱好的延伸。图帖睦尔有很多闲暇时间，他把这些时间都用在奎章阁临池赏画。奎章阁学士院的核心人物虞集和画家柯九思，得到了图帖睦尔的厚爱。虞集起草诏旨为皇帝的正统辩解，并且著文写诗歌颂皇帝，用自己的真才实学为皇帝效力；柯九思则以鉴赏书画取悦皇帝。［66］

奎章阁学士院确实编辑和出版了一些著作。［67］ 它最重要的成就也是图帖睦尔朝的标志是编辑了大部头的政书《经世大典》。5按照唐、宋的《会要》体将元代所有重要的官方资料和法律规定编辑于本书中，其目的就是强调元代的统治与以前的中原王朝的统治一样完美。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名义上是由燕铁木儿监修，但主要负责此事的是虞集。该书的编辑始于1330年5月，用了13个月时间全部完成，共计800卷，分为10编。前4编为君事，为编辑这4编，以前禁止汉人接触的许多蒙文资料被翻译成了汉文。另6编为臣事，按照儒家经典《周礼》和《会要》的体例编排。由于保存了大量的元代官方资料，《经世大典》不但是图帖睦尔的骄人成就，对后来的历史学家也颇有益处。它为明朝初年编撰的《元史》的各志提供了基本资料。虽然该书在1509年至1605年间散佚，但许多部分收入明朝类书《永乐大典》。［68］ 这些保留下来的部分是研究元代制度的重要史料。

尽管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奎章阁学士院却未使元政府更为儒化。由于官僚体系操纵在燕铁木儿和伯颜手中，他们并不赞成皇帝的汉化倾向，所以奎章阁学士院的影响只是局限在宫廷内部。可能是因为奎章阁的儒化含意并得到皇帝的过度关照，其官员不断受到御史台的弹劾。因此，迫于形势，奎章阁的主要官员在1330年集体辞职。［69］ 虞集便认为他对政府的政策毫无影响。［70］ 最后，燕铁木儿在1332年年初控制了奎章阁；仅6个月后，图帖睦尔即去世了。燕铁木儿控制奎章阁是为了限制它的成员接近皇帝。［71］ 图帖睦尔去世后不久，奎章阁学士院即被撤销。虽然奎章阁学土院确实帮助图帖睦尔增加了宫廷的儒化表象，但是总的说来，它对政府的影响很有限。

［1］ 关于1328年图帖睦尔的复位，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31—52页；[851]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32—36页。

［2］ [653]《元史》，卷31，第694页；卷32，第704页；卷138，第3326页。

［3］ [653]《元史》，卷31，第693—694页；亦见藤岛建树对和世■的研究，[151]《元明宗的生涯》。

［4］ [653]《元史》，卷32，第703页。

［5］ 关于燕铁木儿，见[653]《元史》，卷138，第3326—3334页；[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4，6b—11a；亦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0—11、39—50页。

［6］ 以前是硕德八剌亲信的任速哥据说首倡起兵以雪先帝之仇。他与前湖广行省右丞、畏兀儿人速速商讨后，在也孙铁木儿去世前就力劝燕铁木儿领导起事。见[653]《元史》，卷184，第4235—4237页。

［7］ [653]《元史》，卷32，第704页。倒剌沙的擅权、保护回回商人和贪官污吏，见《元史》，卷32，第707页；卷182，第4194页；卷176，第4112页。

［8］ 关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后人，见[167]韩百诗：《卷107译注》，第138页。

［9］ 阿剌忒纳失里是越王秃剌之子，见[167]韩百诗：《卷107译注》，第57—58、61—62页。

［10］ [653]《元史》，卷31，第694—695页；卷32，第704—705页；卷138，第3326—3327页。

［11］ 关于蔑儿乞部人伯颜，见[653]《元史》，卷138，第3335—3339页；[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4，1a—5a；[170]韩百诗：《蔑儿乞部伯颜传札记》；[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53—74页。

［12］ [3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39—42页。

［13］ [653]《元史》，卷32，第705—715页；卷138，第3326—3331页；[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4，6b—11a。

［14］ 关于陕西上都派的活动，见[653]《元史》，卷32，第712—719页；卷137，第3314—3317页。

［15］ 关于四川上都派的活动，见[653]《元史》，卷32—33。亦见[725]冯承钧：《元代的几个南家台》，第213—216页。

［16］ 关于云南上都派的活动，见[653]《元史》，卷33—36；[74]柯立夫：《1340年阿鲁忽的令旨》；[748]杜玉亭：《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第30—43页。

［17］ [653]《元史》，卷31，第696—697页；[151]藤岛建树：《元明宗的生涯》，第22页。和世■及其追随者在世时显然不清楚所处环境，以致处理当时情势发生了严重错误。按照明朝初年还很流行的说法，和世■的扈从无礼地对待前往蒙古奉献帝位的燕铁木儿，使他无比愤怒和恐惧。见[655]胡粹中：《元史续编》，卷10，15a。

［18］ [653]《元史》，卷31，第701页。

［19］ [651]权衡：《庚申外史》，1b；[440]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德文译本，第27页。

［20］ [653]《元史》，卷40，第856页。

［21］ 如窦德士指出：“海山的即位是当时仍未稳定的边疆所造成”，但是他将蒙古有效统合于由中原而非由蒙古所控制的帝国体制之内，这使得“他的长子不可能步他的后尘”。见[84]《征服者与儒士》，第30页。

［22］ [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33页。

［23］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42页。

［24］ [725]冯承钧：《元代的几个南家台》，第216页。

［25］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32页。

［26］ [653]《元史》，卷138，第3332—3333页；[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46—50页。

［27］ [653]《元史》，卷138，第3337页。

［28］ [653]《元史》，卷32，第716—724页。

［29］ [653]《元史》，卷175，第4096页。

［30］ [653]《元史》，卷34，第759、761、766页。

［31］ [653]《元史》，卷110，第2792页；卷124，第3058页；[689]《蒙兀儿史记》，卷156，11b—12a。

［32］ [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6—269、 281页。

［33］ [653]《元史》，卷175，第4096页；[689]《蒙兀儿史记》，卷157，29a—b。

［34］ [653]《元史》，卷34，第762页。

［35］ [351]野口周一：《元代后半期的王号授与》，第65—67页。

［36］ [653]《元史》，卷32，第716—724页；[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51页。

［37］ [653]《元史》，卷139，第3352页。

［38］ [435]佐口透：《14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第174—178页。

［39］ 这是窦德士的观点，见[84]《征服者与儒士》，第7—8页。

［40］ [653]《元史》，卷32，第740页；卷34，第759、761页；卷35，第776、778、789、793页；卷36，第803页。

［41］ [653]《元史》，卷38，第816页。

［42］ [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543页。

［43］ [777]陈世松：《试论元代中期的少数民族起义》。

［44］ [653]《元史》，卷31，第700页。

［45］ [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527页。

［46］ [653]《元史》，卷34，第755页。

［47］ [653]《元史》，卷184，第4238页。

［48］ [653]《元史》，卷96，第2476—2477页；卷139，第3352页。

［49］ [653]《元史》，卷33，第739页。

［50］ [653]《元史》，卷34，第763页。

［51］ [653]《元史》，卷34，第765页。

［52］ [653]《元史》，卷93，第2369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125页。

［53］ [296]前田直典：《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第139—140页。

［54］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55］ 关于图帖睦尔的汉文化程度，见[235]神田喜一郎：《元文宗的风流》，第477—488页；[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第243—276页；[801]罗贤佑：《元朝诸帝汉化述议》，第72—73页。

［56］ [653]《元史》，卷33，第730页；卷172，第4028页。

［57］ [653]《元史》，卷34，第763、770页。

［58］ [653]《元史》，卷34，第768页；卷72，第1791—1792页；亦见[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第32—33页。

［59］ [653]《元史》，卷34—36。

［60］ [653]《元史》，卷34，第767页；卷103，第2643—2644页；亦见[448]司律思：《明朝初年中国的蒙古遗俗》，第174—176页。

［61］ [653]《元史》，卷30，第686页；卷38，第823页；卷83，第2086页。关于汉人守丧习俗对色目人的影响，见[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译本，第241—252页。

［62］ 关于奎章阁学士院，见以下研究成果：[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870]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6—108页。

［63］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8页。

［64］ 关于学士院的人物，见[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77—178页。

［65］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6页。

［66］ 关于柯九思的作用，见[70]柯立夫：《柯九思的》。

［67］ 见[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75页。

［68］ 关于《经世大典》的散失和保存下来的文字，见[747]苏振申《元政书研究》，第13—18、33—78页。

［69］ [747]苏振申：《元政书研究》，第20页。

［70］ [653]《元史》，卷181，第4178页。

［71］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