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很多有才干的人，因为上述原因被迫去寻找不易实现理想的出路，而这些出路大多远离官场而处于社会较下层。这群人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人才圈子。有人计算大约有50万受过教育的人，算上他们的家属，可能占全部人口的5％。_0729_0［1］ 北方金朝最后一次进士科举考试是在1233年，而南宋是在1274年。直到1315年进士考试才得以恢复，而且规模要小多了。

科举考试既为政府任用官员提供人才，又为社会上所有有志为官的人树立了努力的目标。在任何时代，那些通过科举成功走上官场的人都仅仅是大批考生中遴选出的一部分。13世纪中叶蒙古人进行统治之后，那些中举的进士以及数以万计合格的候选人几乎都不可能受到合适的任用。可是因较高的教育而使他们进入的那个人才圈子还在不断扩大。社会对于这类教育的高度赞誉，再加上有朝一日终会有所作为的信心，继续吸引着那些为学者踏上这条传统的做学问的道路。征服及其后果并未改变这种形势。事实上的精英继续产生出来，出身于这种家庭的年轻人还有其他什么可做的呢？

国家对于传统的培养社会领袖的方式缺乏关心，甚至使得儒生们对教育更加信奉。那些实现不了“更高追求的学者”，就把大量的个人精力投入到教育中来。［2］ 尽管命运不济、政治上受到冷漠，以及必须学会善于生存的技巧，一个在教育上保存了自身地位的精英阶层还是出现了。这个阶层在元朝反常的条件下对社会做出了很不寻常的贡献，他们的才干得到新的发挥。

这个传统定义上的精英阶层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作用与其他时代不同。首先，因为他们并没有被拉到脱离下层的政府高位上，所以他们能与为数更多的地位相近的集团密切相处，与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而不论他们是住在农村还是住在城市。例如，如果为了经济上的自身利益或是出于保护财产的考虑，这些儒士们就寻求与当地佛教寺院保持一种关系，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卷入了社会的宗教生活。如果他们被迫以教私塾为生，或者他们这样做纯粹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否则便无事可做的话，那么他们就卷入了那些就学者的普通家庭的生活。如果他们不得不在当地政府的机构中担任卑微的书吏，那么他们观察政府的角度常常是那些有资格成为社会上层分子的人所得不到的；他们将自己的历史和哲学知识带到工作中，而这类工作通常是接触不到这些知识的。如果这些儒士有绘画和书法的才能而现在又不得不以出售他们的艺术品为生，他们便开始认识到市场的环境以及这些非艺术家们对于艺术所起的作用。如果那些在行政机构中得不到发挥的管理术不得不转向商业的话，那么这个商业世界就随着这些精英阶层的生意人实际经验的增长而变得深奥复杂了。

总而言之，元代生活中反常的条件给予这一精英阶层带来的震动，无疑使很多人遭受痛苦，也使社会在较大范围内遭受了损失，但是又为新的生长和变化创造了更大的潜能。重构元代社会史的任务艰巨，现在刚刚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1］ 为大致计算，可以采用忽必烈朝汉人为6000万的较低数字。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计算出出身精英家庭的总人数：假如占总人口的 5％，或 300万人，属于精英家庭，以每家平均6口人计算，假如每6人中有一个是成年男子，精英集团中计有50万成年男子。这只是大略的推算，没有任何史料依据。

［2］ [279]劳延煊：《元代初期的南方学者和教育制度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