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学家们不能不对由于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才可能在13世纪的中国聚集起来的欧亚文化的形形色色的内容感兴趣。蒙古皇帝们欢迎贸易和商人（而汉人统治者却不是这样），在他们横跨欧亚大陆的地域内搜罗工匠，对他们接触到的所有宗教都给予庇护，并且很愿意任用副手在他们多民族、泛欧亚的政府部门中协助管理。就是在蒙古世界分为四个汗国、早期蒙古大汗强加给他们广阔领土上的短暂和平出现危机之后，在中国，这些多元化的诸多表现依然延续到了14世纪。

到14世纪，从帝国最西边的势力范围来到最东边的中国领土的旅行者已经少多了，但是非汉人社会仍留在中国首都和全国各行省。其中有包括阿拉伯人和波斯穆斯林在内的宗教团体，有从帕米尔东部来的不久前皈依伊斯兰教的人群，有从内亚-地中海东部来的聂思脱里和罗马天主教徒（也里可温），有摩尼教徒，有犹太人，有各种非汉人的佛教徒，还有西伯利亚和东亚的各种萨满教信仰者。在那个时代，居住在帕米尔以东的所有民族都有人群住在中国，成了在中国的事实上的代表；此外，帕米尔以西的民族，已知也有几人在中国聚居。

许多种字母以及表意汉字的三种变体（契丹文、女真文和西夏文）都曾使用过，居住在中国或在中国旅行的人们阅读着用这些文字写成的读物。那时在中国使用的口语，几乎包括了历史学家们认为在当时应存在过的所有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以及重要的西亚语言和某些欧洲语言。在忽必烈时代的中国能遇到的这些服装、举止、仪式、食物、艺术、技艺、哲学和学说的多样性，是自7、8世纪唐代长安的盛况以来从未见过的。

与多样性的接触给文化与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诸如兴趣爱好上明显的新倾向，艺术、音乐、文学或建筑上的新风格，本土宗教或思想中的新动向等等，这些特殊的影响在文献中显然都被淡化了，最多不过是模糊地提及。这个时期的汉人精英不能说是已经真正地国际化了，也就是说他们还不能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对外族人及其思想、事物发生兴趣。那个时期的作品中没有多少探讨外来事物的内容，知道了外来的事情也没有表现出欣喜。与此相反，许多著述不经意地将远方的某地与另一地相混淆，并且分不清摩尼教、聂思脱里教与佛教，或者引用了某个当时使用的外来语词汇，但是却说没法知道它的真正意思。解决这些问题时完全不去寻根究底。如果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是汉人的话，当汉人通过军事扩张把这样的多元化带到中国来时，或许这些有知识的人就会努力探究这些问题了。就是因为是外族统治，几乎没有例外，这些事没有什么可庆幸的，只有忍耐。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几乎看不到元代外族文化给当时或者以后的汉人生活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