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从公元25年8月5日刘秀登基之时起，一直维持到公元220年11月25日献帝让位给魏王朝的创建者时为止。在历史上，刘秀以其谥号光武帝或其庙号世祖著称。作为一个王朝第一个成功的君主，他被认为享有天命，因此在编写历史时对他的论述与对王莽和更始帝的截然相反。他被班固夸大为一个形体不凡的人。的确，光武帝有杰出的军事技艺和才能以吸引有才之士来共举他的大业。并且他对自己要求甚严。他是一个名实相副的君主，善于识人；而且还是一个精明的政客，视情况需要既能慷慨大方，也能冷酷无情。但他又是一个固执和迷信的人；他能对批评作出过分的反应，而且缺乏预见他行动后果的眼光。他最大的弱点表现在外交政策方面。

内战

在一开始，光武帝不过是群雄纷争的战场上的一个皇位争夺者。先后有11人宣称有九五之尊的权利，这还不算独霸一方的大军阀。［1］ 光武帝是其中最能干和最幸运的人，得力于他的敌人不愿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情绪。

到公元25年末，光武帝控制了大平原的北部，已经侵入西北，并在11月5日接受洛阳的投降。11月27日，他进洛阳城，在那里建立他的首部。［2］ 他无疑地已从王莽和更始帝的下场中得到教训，认为在内战时期应避开长安。另一个动机一定是，洛阳可以更方便地从大平原的关键经济区得到供应。［3］ 在以后几年，光武帝稳步而有信心地把他的领地向四面八方扩大。

长期以来已是中国最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的赤眉军在此期间正在走下坡路。到公元26年3月初期，他们已经耗尽长安的一切供应，被迫恢复他们的流窜生活。他们劫掠和部分地焚毁了此城，挖盗皇帝陵寝，然后往西进入人烟稀少和地形险阻的渭水上游之北的地区。很可能赤眉军的这一行动纯粹是出于对当地情况的无知。被艰苦的环境削弱后，他们被军阀隗嚣所败，然后又大

批死于早寒和暴风雪。他们折回并在10月再次占领了已受打击的长安。他们于公元27年1月离城，试图再夺取大平原。当赤眉军越关而过时，他们发现光武帝的占优势的军队严阵以待，于是在两天后，即在3月15日俯首投降。［4］

等待光武帝的是漫长和令人厌倦的战争的几年。他刚征服不久的北部平原成了新起义的场所，这些起义直到公元29年才被镇压下去。南部平原和山东半岛经过了从公元26至30年的历次征战才臣服。对皇帝的故乡南阳郡的争夺甚为激烈，汉水下游在公元29年才平定下来。长江之南各地的官员称光武帝为天子，以此来承认这些胜利。［5］ 隗嚣在那里顽强地领导分裂主义运动的甘肃东部抵抗的时间甚至更长。为了对付隗嚣，光武帝在公元29年亲自与盘据在河西走廊的另一个军阀窦融结盟。［6］ 战斗持续到公元34年，这时西北才终于被平定下来。

光武帝的最危险的潜在对手是出身于西北望族的公孙述。［7］ 他曾在王莽手下任四川一个郡的郡守，在公元24年自称蜀王。公元25年5月或6月，他也登极称帝。他所辖的领地从北面的秦岭山脉到南面的长江，从西面与西藏交界的地带到东面长江三峡以下。外界几乎无法进入，首府是位于一个富饶地区的成都。这块领土在历史上一直以其分裂主义情绪闻名。但公孙述只控制了7%的总人口，这也许是他在内战中袖手旁观到时机已逝的一个原因。正如他的一个顾问所建议的那样，当光武帝陷于其他战线不能自拔时，他本应发起进攻。他失去了这个机会。就光武帝而言，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他的对手为敌，并且在通信中甚至对公孙述以帝相称。［8］ 只是在公元34年光武帝已征服了中国的其余部分时，他才准备同他最后一个对手较量。

公孙述的军队在三峡下游架一座横贯长江并有军事塔楼的浮桥，浮桥与长江两岸的要塞相连。公元35年4月或5月，汉的水师发起进攻，并借东风之助逆流而上驶向浮桥。浮桥被火炬点燃，迅速着火倒坍。［9］ 汉军这时可以通过水陆两路侵入公孙述的领地。由于巨大的地形障碍，远征必然是艰难和缓慢的。汉军直到公元36年12月才抵达成都，当时他们只有一个星期的给养。当公孙述在12月24日出击时，指挥将领几乎要放弃战斗和准备撤退。公孙述在交战时受伤，当晚死去。成都在次日投降，［10］ 这就使光武帝成了全中国的主宰。

这场内战是用刀、枪、弓弩和宣传进行的。当时流行的一般心理学手法被用来争取民众的支持，这些手法有预言、图谶、五德始终论和押韶的讽刺文。公孙述曾大胆地承认王莽就是以土德当运的一个合法的皇帝。他自己则依次应在五行中的金德当运下进行统治，这意味着他应该用白色。［11］ 金与罗盘中的西方有关，而公孙述的帝国正位于中国西部。这种合乎他心意的五行始终论排列否认光武帝称帝的权利，并给他贴上了骗子的标签。担心这种宣传的光武帝别无其他选择，只能宣称火德未被代替；它只是暂时衰落，随即会重新取得力量。因此，五行中的下一行尚未来临，所以王莽和公孙述是篡位者。

此外，光武帝和公孙述互相以预言攻击对方，都设法证明他们身受天命。甚至发生了同一预言为对立的双方所用的情况。公孙述断言他梦见一人对他说：“八厶子系，十二为期”。十二之数指的是前汉12个君主（包括吕后），因此根据这个启示，汉朝的气数已尽，而公孙述注定要代替汉朝。后来，光武帝的宣传家们重新解释了这个预言。他们注意到公孙述在他统治的第12年遭到攻击，于是转用这个预言反对他：“八厶子系，十二（年）为期。”［12］

强烈的地方主义是整个这场内战的典型特征；光武帝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家乡南阳郡的胜利。通过他，来自南阳的人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取得并保持显赫的地位。这个动乱年代中的另一个特征是缺乏革命目标，没有证据能说明，斗争的任何一方被革命的目标所推动，或者任何领袖设法推翻由帝皇统治的公认的制度。当赤眉军在中国流窜以及头目们与南阳绅士在更始帝治下对抗时，所反映的并不是一场阶级斗争。不论他们的背景如何，他们都接受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他们只是为争夺这个秩序中的统治权而进行斗争。

新皇室

随着汉朝的中兴，光武帝面临着如何处理前汉皇室各封地幸存的后裔的问题。封地已被王莽取消，各侯已被贬为平民。公元27年1月26日，皇帝决定寻找将重立为侯为后裔。［13］ 但寻找可能不太彻底，因为在公元37年，皇室的侯只有137人。此数比公元5年皇室的侯的总人数约少100人。考虑到光武帝还新封自己的亲族为侯这一事实，可以说大部分旧的侯没有被恢复。

在对诸王国的问题上，光武帝不愿完全恢复旧秩序的情绪表现得甚至更加清楚。在前汉，历代皇帝的儿子除太子外，已被封为指定地区的王。公元5年，已有23个这样的王国存在。［14］ 出于政治的原因，光武帝最初恢复了许多旧王国，并为自己的亲族另设七个新王国。公元34和35年，三个国在它们的王死后废除。公元36年随着内战的结束，光武帝可以不用前皇室的支持进行统治了。公元37年4月1日，他废除了所有的国，并把它们的王降为侯，只有三个例外。［15］ 这三个国的王是其叔刘良，和已故刘伯升的两个儿子，即他的侄子刘章和刘兴。过了一天，这三人又被降为公。公元39年5月13日，除太子外，光武帝又赐给他所有儿子以公的领地。［16］ 同年，他的三个大女儿被封为公主，也许是一次封的。两个小女儿分别在公元41年和45年被封为公主。光武帝的姐妹早在公元26年被封为长公主。公元41年12月1日，光武帝升诸子为王，公元43年6月21日还把他的侄子和已故的叔叔的公的领地升格为国。

通过这些措施，光武帝已恢复了汉皇室支持其成员的传统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集中在大平原和山东半岛上。不能断定它们的数字，因为国的多少取决于皇室的出生率，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面积略有扩大。在公元2年和140年，国的数字相同，都是20个国。但在公元2年，皇室成员的封地包括135.3万户，而到140年，已增加约50万户，达189.2万户。

从集中皇权和控制的观点看，恢复封国是一个退步。虽然在公元前154至前145年期间，诸王已被剥夺了一切地区权力，并且政府坚决地要他们居住在京师外的封地内，但他们可能成为皇帝的现实的和想象中的威胁。机会主义者、不满分子和骗子麇集在诸王的朝廷。有的王头脑简单或精神不正常，而历代皇帝易于对有关巫术的报告惊慌失措。［17］ 光武帝的三个儿子被控谋反，其中二人自尽。

第一个事件涉及光武帝的继承人明帝（公元57—75年在位）的亲弟兄刘荆，他被一些相士和占星术士所包围。公元57年光武帝死时，他试图煽动一个异母弟兄谋反。此事泄露并被新帝所掩盖，但当刘荆并不改过自新时，他被调到一个较小的封地。在60年代初期，他想自已当皇帝，并问相士他应否起事。此事再次被掩盖。在公元67年，刘荆使用术士行使巫术和祝诅之事败露。一些高级官员提出应处死刘荆，但明帝愤怒地拒绝这个建议。最后，明帝采纳了意见，把他的弟兄处以死罪，据此刘荆自尽。他显然已经精神错乱了。［18］

另一个更重要的事件与楚（南部平原的一个小国）王、即明帝的异母弟兄刘英有关。他在公元65年提倡佛教的活动是中国奉行佛教的第一个有文献记载的事例。_0273_2［19］ 刘英还对道教和炼丹术感兴趣，让一批道士围着他转。他的目标显然不是皇位，而是长生不老。公元70年，他的这些活动被揭发，一些高级官员建议，他犯有叛逆罪，应该处死。明帝不准，但把他的异母弟兄降级和流放到长江下游之南的某地。公元71年当他抵达那里时，他自尽身亡。数千名他的假定的追随者被捕，在酷刑下互相揭发。审讯和处决一直继续到公元77年6月2日明帝之子兼继承者制止时为止。几乎可以肯定，除了一个多疑的君主心中想象的以外，再也不存在严重的密谋活动了。［20］

第三个事件涉及明帝的另一个异母弟兄刘延，他在公元73年为了谋反的目的而使用巫术。许多人被杀，但刘延只被调到一个较小的国。公元76年他受到类似的指控，这一次他被贬为侯。公元87年他再次被封为王，两年后病死。刘延与其说有罪，不如说他轻信；他对图谶祠祭秘术的兴趣已被夸大为对皇帝的一种危险。［21］

象所有的成年的和青春期的皇帝那样，光武帝也有一个后宫，它通常被称作掖庭。他简化了掖庭的管理，除皇后外，把宫女从14个等级减为三个等级，即贵人、美人和宫人采女。［22］ 每一等级累进地包括更多的宫女。有些其他的前汉的等级在后来的几代皇帝时期重新出现。到公元2世纪中叶，后宫的宫女达6000人，两倍于前汉鼎盛期的人数。

每年阴历八月为后宫选宫女，年13至20岁的清白家庭的处女要经过太中大夫、一名后宫的宦官助手和一名相士的检查，看她们的丽容、肤色、头发、仪表、风度和是否体面，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按照显然有九个级别的标准分等。［23］ 符合标准的被带进后宫，在那里她们要进一步经受考验，才能最后决定是中选还是落选。贵人之一总是被立为皇后，但这是一件大事，单凭出身于清白家庭是不够的。几乎所有的后汉皇后都属于社会的最高层；她们行使相当大的权力，她们的立和废都有政治的动机。皇帝个人的钟爱与此事无关，这也可以从后汉11个皇后中有8个没有生育子女这个事实中看出。

表9概括了后汉诸帝的家谱。这类内容贫乏的略图是看不清这个王朝十分典型的权力斗争、成功、失败和个人悲剧的。这些内容将在以后讨论；这里只进一步讨论一种意见。

有的作者主张，帝王的家系必然会退化。开国皇帝具有非凡的能力和精力，他的冲劲只能继续少数几代。以后的君主在奢侈和充满阴谋的宫廷中长大，迷恋酒色，很可能是低能儿。这个观点经不住仔细的检验，是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种曲解中产生的。接受天命的王朝创建者被古代历史学家描绘成具有非凡能力、头和肩不同于同时代常人的人。那些无资格接受天命的人被描绘成放荡的人。典型的是，在王莽统治快垮台时，他被说成是“于后宫……纵淫乐焉”；更始帝被设想日夜在后宫与宫女饮酒，常常醉得不能上朝。［24］ 当然，皇位的继承的确被人利用和滥用，但这是出于权力斗争，而不是帝王家系的道德沦丧和体质下降所致。

使人感到统治者们日益堕落的因素倒不如说是历史编纂学的

表9后汉诸帝的家系

一种企图，即为天命的降临和消逝提供根据。没有肯定的证据可以证明，在宫廷内长大的皇帝易成为低能儿。前汉的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是前汉精力最充沛的统治者，几个后汉的皇帝尽管有这种假定的不利条件，也证明他们是有能力的。宣帝（公元前74—前48年在位）作为一个平民被扶养成人，当然是一位优秀的统治者。［25］ 但安帝（公元106—125年）的性格也在宫外形成，却是两汉最坏的一个君主。因此，缺乏用来证明皇帝的道德素质日益下降的证据。

京都

后汉王朝的创建者于公元25年11月27日选洛阳为他的首都。［26］ 洛阳面积为10.1平方公里（3.9平方英里），大致呈矩形。当时是世界上第三个最大的有城墙的城市，仅次于长安和罗马。城墙用夯实的土建成，今日遗址的城墙仍高达10米。城市取南北走向的轴线，街道大致呈格子状，每个坊都有围墙。两座有围墙的宫苑在城内遥遥相对，它们为北宫和南宫，每座面积约125英亩。它们被高于地面和有遮掩的通道连接起来。城内有各部和官署、一个军械库、几个神坛、两个御苑、一个谷仓，大概还有一个市场以及贵族和官员的宅第。在有12个城门的城墙之外是护城河。一条河渠从东面与护城河接通，以便向京师运送供应。南护城河上的唧筒和戽水车向洛阳供水。

护城河外有向外扩展的城郊，它们划分成一般的坊。大洛阳

的面积大致为24.5平方公里，人口可能不少于50万。这使它成为当时人口最多的城市。城的南郊内座落着一批重要的建筑物，其中包括灵台（帝国的天文台）、明堂（象天法地的庙宇）和太学（后来它的学生超过3000人）。［27］ 城郊还有两个市场、另一个平抑价格的粮仓和一个专为安放两座著名的铜人的场所。

在开阔地带的农田中，有南郊和北郊神坛、五个神坛、小祭坛、御苑、葬礼用品作坊、两个大狩猎禁区、富豪的府第和皇陵。

洛阳比前汉时代的长安紧凑朴素，它与一切中国城市一样，也用易损坏的材料建成。［28］ 当它屹立于世时，它一定是一座宏伟的城市。公元189年在屠杀宦官以后，它的末日很快来临。军阀董卓的军队劫掠洛阳达数星期之久，最后在公元190年5月1日把它彻底摧毁。城的毁灭是如此之彻底，以致魏王朝不得不在仍存在的城墙内从头开始重建。［29］

边境和邻邦

后汉的边境是传统的边境（见地图12和16）。在北方，帝国由长城守卫着。在西方，它逐渐隐没在荒凉的西藏和缅甸边境。在南面，它沿海岸线抵达今之越南。在朝鲜，它拥有往南大致远达今汉城地区的与中国相对的低地。但帝国的所有部分并不都在同样牢固的控制之下；在有些领土上，中国的权力是松散的，或者甚至是有名无实的。福建完全处于边境之外。一条山脉的屏障把它与中国的内地隔开，公元2世纪末起通过一次中国农民逐步的和相对平静的迁移，它后来才被吸收。福建只存在一个中国城镇，它位于闽江口附近，用作沿海航行的一个港口。［30］

如同以往，中国最难对付的邻邦是中亚的匈奴。他们在内战期间积极地进行干预，支持皇位的觊觎者之一，并且频繁地袭掠北方的中国乡村。［31］ 光武帝的军事姿态完全是防御性的，虽然随着公元36年内战的结束，他强大得足以采取攻势。那一年他建筑了新的防御工事，以封住进入山西的传统入侵路线。从公元38年起，贯穿山西中部的第二条防线在兴建，另外建造的第三条防线掩护着大平原，以防通过山西的攻击，第四条和第五条则用来保护陕西北部和渭河流域的下游。所有的城墙都配备了瞭望塔和发信号的一般设施。［32］ 这并没有阻止匈奴随心所欲地继续突袭，突破或绕过防御工事，然后驰骋于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中国的农民逃离边境区，中国政府支持，甚至帮助这种迁移，这可以从公元33、34、39和44年的诏令中看出。结果，匈奴干脆留在中国传统的边境内生活。［33］

在这个阶段，匈奴内部的不和给中国政府提供一个意料不到的争取外交和军事主动性的机会。公元18年登上单于王位和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死敌的保守的单于死于公元46年。有一半汉人血统的伊屠智牙师死后，他这一代已无人在世。这时，单于的宝座应由下一代最年长的后裔比继承。但是，已故的单于已改变了继承的程序，把单于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当新单于在公元46年几乎立即死去时，单于之位又被他的幼弟蒲奴（公元46—83年在位）继承，比再次看到自己被人冷落。5

比在一开始可能并不属于亲华的主和派，这一派力量虽被削弱，但仍存在。倒不如说，他与保守的单于争夺王朝的斗争的结果，使主和派给了他支持。在比、蒲奴和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出现了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因一场灾难性的干旱而加剧。光武帝终于打算发起一次进攻。在这种形势下，蒲奴作出了愿意和平的表示。如果这种行动成功，比在政治上就要被削弱。因此，他就秘密地派他的一名中国幕僚去见汉帝，提出了等于是投降的条件。这一切都发生在公元46年。公元47年，比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往来，同时动员其部队反对单于。公元49年1月25日，他采用他祖父的名号，自称为呼韩邪单于二世。中国人从此把北单于统治下的北匈奴与南单于统治下的南匈奴区别开来。战争立刻在这两个联盟之间爆发，其中南匈奴较弱。［34］

公元50年春，两名中国使者会见南单于，在一次公开仪式上，命他拜倒在地。单于经过了一阵犹豫后，默然同意。于是他被赐以纯金的王印和各种珍贵的礼品。同年末，他获准在位于东北鄂尔多斯区的美稷县设他的府第。于是南单于把山西北部、鄂尔多斯全区和毗邻的甘肃部分地区分给他统治下的八个部。这些部在它们的世袭领袖统治下继续过游牧生活，带着牲畜在中国西北流浪。由于匈奴在不久前已居住在这块领地上，所以汉帝不过给了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试图让离乡背井的中国农民重返其西北故土的种种活动证明是令人沮丧的失败。实际上，光武帝已经同意让一个半独立的外国在中国境内存在。

史料中对南单于和汉帝之间的谈判的描述，用的是描述第一个呼韩邪单于的和平建议那种老一套词汇。但是情况不同了。第一个呼韩邪单于在平等的条件下缔结条约（公元前51年），并且返回戈壁北部的牧地。第二个呼韩邪单于——南单于——地位更加虚弱。大部分匈奴已经集结在他对手的周围，后者为形势所迫，也愿意与中国媾和。为了抢在促使他末日来临的这种结盟之前行动，南单于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寻求中国的支持和做出象征屈服的姿态。这个行动不是真正的屈服，而是为它的目的服务的。［35］

在此时刻，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时期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也属于中国历史中最坏的一个。他本应与南匈奴联合，攻击北匈奴的联合体。公元51年中国的将领们极力主张这场征战，而且征战肯定会取得胜利。南单于就可以作为匈奴唯一的统治者返回戈壁之北的土地，而中国人就可以收复西北边陲的几个郡。［36］ 之所以丧失这个机会，并不是因为它有军事风险，而是因为光武帝没有认识到它的有利条件。他心中可能怀有一个更有限的目标，即把匈奴民族一分为二，以长城为界把南匈奴隔在境内，把北匈奴隔在境外。事实上，边境的防御工事是由中国部队维持和把守的。光武帝还指望在战争时期南匈奴会援助中国军队。但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推理。汉帝是在放任主义政策的基础上作出决定的，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中国政府和南匈奴之间的外交关系很快固定下来而趋于正规。有相当多幕僚和一定数量军队的被称为匈奴中郎将的官员代表中国政府驻于美稷的南单于朝廷。南单于的一个儿子在帝国朝廷留作人质。每年年末，匈奴使节和一名中国官员护送一名新人质前往京师，而旧人质则送回他的父亲。两个代表团在途中相会，这无疑是为了确保双方尊重协议。匈奴使者到洛阳进行新年朝贺。然后他们由中国官员领路，带了帝国送给南单于、他的母亲、他的几个正妻、他的儿子和高级匈奴显贵的礼品返回美稷。这些礼品都有精确的数量标准，内有丝、缎、黄金和食品。当一名南单于死去，驻匈奴朝廷的中国代表就要表示哀悼和献祭，汉帝则向继承者和显贵们赠送规定数量的礼品。［37］

南匈奴保持他们自己的组织和习俗。在每年正月、五月和九月进行龙祭时，各部首领与单于会面处理国家大事，但除此以外，他们在各自领地内的权威是无可争辩的。第一个南单于从未来中国朝廷，只有他的两名后继者分别在公元107年和216年作过正式访问。［38］

南匈奴多次独立地与北匈奴作战，在初期还参加了帝国的征战。中国政府最后放弃了消极态度，在公元73年会同南匈奴对北方的联合体发动一次进攻。以后的几年继续施加压力。公元89年的一次巨大的联合攻势使战事达到了高潮，当时在车骑将军窦宪的率领下部队越过戈壁击溃了北匈奴。［39］ 这次胜利后又有几次战事，但北匈奴之败没有改变局势。虽然他们的联合体解体，但原来臣服于他们的两个民族——鲜卑族和乌桓族——在中亚取代了他们，成了中国的心腹之患。南匈奴继续留在中国的土地上，再也赶不走了。对北匈奴的胜利已晚了40年。

从公元93年起，南匈奴内部的关系和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在以后的100年中，在一种越来越捉摸不定和复杂的形势下，他们时而公开冲突，时而进行有限的合作。在公元2世纪末，南单于在山西南部居住，这里大大地靠近了帝国的中央部分。他们的后代于公元308年就在这里起来反对西晋。西晋之亡，中国北部的丧失和持续到公元589年的分裂时期，是光武帝的目光短浅的政策的直接后果。他后来的几个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受到指责，但最大的责任应由他来负。

对北匈奴的胜利的一个副产品是重新征服了西域。王莽垮台后，沿丝绸之路的各绿洲国家已经在各行其是。［40］ 虽然光武帝可以利用亲华的情绪（特别在莎车），但他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设法与莎车王为敌，以致莎车王与中国决裂。公元45年，西域16国的一个代表团未能说服汉帝重建中国的保护关系。_0285_1［41］ 光武帝对楼兰（后称鄯善）王最后一个请求的答复是，西域各国应随其所好行事。从此，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和东部分别由莎车和北匈奴统治。

公元73年当北匈奴遭到攻击时，一支中国的戍军驻守在位于通往吐鲁番绿洲的北丝绸之路上的哈密（伊吾卢），次年，西域都护府被恢复。这个行动证明为时太早。西域各国再也不能，也不热衷于回到中国的怀抱，并在公元75年杀死了都护。公元77年，中国政府从哈密撤出守军。［42］ 但是公元89年北匈奴联合体的崩溃使得重设西域都护之事成为可能。对中国人的重新出现作出贡献最大的人是历史学家班固之弟、历史学家兼中亚问题专家班彪之子班超。

班超在早期曾可笑地担任过兰台令史之职，但在公元73年他得到了他应得的东西。由于他作为一个低级军官在与北匈奴作战时表现出众，他在那一年被派往西域。他暂时回来向他的指挥官述职，然后在中亚度过了以后的30个春秋。在公元92年初期，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通过耐心的外交活动，并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他建立并维持了中国对绿洲诸国的控制。公元102年，他在自己的请求下被召回，一个月后死去。［43］ 公元107年，西域都护府被撤消，从此中国的低级官员充当中国在中亚的代表。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不久，中国对西域的控制便结束了。

南匈奴是西北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紧张因素。从公元49年起，后汉的开国之君也容许乌桓诸部落进入西北和大平原之北多山的几个郡。［44］ 更重要的是西藏人（羌人）从西面的侵蚀。自从甘肃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以来，他们已与汉人在那里杂居，在内战期间通过稳步的渗入，他们的人数增加了。王莽在青海征战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并且在后汉也没有恢复。最近期的羌族入侵者保持了首领统治下的部落组织，依靠一种以畜牧业和一些农业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为生，并与汉人贸易，常常受到官府的虐待。在整个后汉时期，汉人和羌人之间的对立有增无已，并且更因羌人的越境侵袭而加剧。中国的防御是虚弱的，安宁的年份很少。渭河流域是羌人喜爱的侵袭目标，在公元108年或111年，这些侵袭竟远至大平原。公元108年一个羌族首领自称天子，中国人甚至不得不忍气吞声。［45］

来自游牧的南匈奴和半游牧的羌人的压力日益加强，中国农民的反应是放弃他们的土地。有的农民是通过政府撤离的，但大部分在形成的大南迁浪潮中自愿离开。长安及其周围地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的丧失促进了这次迁移。［46］ 这个过程始于光武帝时期，到公元2世纪中叶结束。移民越秦岭山脉，再次在四川定居，较少的一部分则在云南定居。公元2年和140年的人口调查表明，西北减少了650万居民，占这个时期西北人口的70%。前面已经谈到，当王莽掌权时，大平原上黄河的几次改道已经推动了向南方的另一次大迁移。两次迁移使中国北方的人口锐减，以致可以减少地方行政所需要的官员。光武帝看到这个事实，在公元30年就取消了四百多个县。［47］ 数字之大可从以下事实看出：它代表了公元2年原来存在的全部县数的1/4以上。

在中国北部，汉族是大平原、山东、山西南部和南阳盆地的唯一居民。在北方的其他地方，他们到处与非汉族的民族分享土地。在中国南部，汉族与土著部落在各处共同生活。但那里的情况恰与北方相反。通过迁移，汉族人口增加了；在与各部落的冲突中汉族取得了支配地位。除了西南外，汉族的优势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这并不是汉族没有遇到反抗。公元40年3月，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的南越人起来反抗。［48］ 他们的领袖是地方酋长的两个女儿徵侧和徵贰两姐妹。沿海岸线以北和以南的其他南越部落纷纷响应，徵侧自称女王。她显然能控制农村，但不能侵犯要塞化的城镇。洛阳的政府反应缓慢，光武帝直到公元42年5月或6月才下令征讨。马援奉命指挥，并被封为伏波将军。

马援出身于西北的望族；他在公元28年自愿投奔光武帝，从公元35至37年屡次战胜羌人。这时马援和他的僚属南下动员一支军队。到达广东后，马援派出一支供应船队沿岸航行，然后率他的陆军通过艰险的地形向红河三角洲进发。他在公元43年初期抵达目的地，同年4月或5月完成了战斗。徵氏姐妹被俘和斩首。扫荡战持续到公元43年年底。［49］

史料宣称，马援胜利后，他成了南越人民的恩人，因为他把中国文明的福祉带给了他们。实际上，他试图破除部落的习俗，汉化他们和在那里殖民，这样中国的主人们就更容易治理南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没收并熔化南越各部落象征部落首领权力的铜鼓。熔化的铜被铸成马的模型，公元44年秋马援回洛阳后把它献给了汉帝。［50］ 伏波将军后来成为民间宗教的一个神，在中国南部长期受到供奉。

南越人民的反抗无疑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后汉，中国南方土著起事的次数惊人地增加。从公元前200至前1年，只有3次起事，只影响西南的两个郡。从公元1至200年，发生了53次起事，涉及中国南方26个郡中的21个。对起事明显增加的解释不难找到：根源在于汉族移民。在前汉，土著部落和汉族已经共处，原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汉族的人数很少。后汉时期大量汉族人的迁入改变了这一切。殖民者沿河谷越来越深入地向南方转移，为自己夺取了河道两岸肥沃的冲积土地。如果土著人民顺从，官员就计算人数，向他们征税，而且通过汉化和通婚，部分地把他们同化。如果他们反抗，他们就不得不退进山谷，沦为山贼，为自己的自由而战。许多人在一次次猛烈的冲突中反抗汉族。汉人力图保护他们的定居地和讨伐土著，因为政府觉得应把他们视为叛逆而击败之，这就不断地耗费了国家的资源。著名的马援在公元49年的这种征战中患病而死。［51］

在西南边境，局势因另一个因素而复杂化了。一方面，部落动乱的格局依然。另一方面，边境外的一批部落自动地臣服和承认控制很松的中国霸主。公元51年，可能是属于傣语民族的一个哀牢部落与他们的王在云南边境投降。中国官员按传统方式计算户口，得出的数字是2770户和口。公元69年，另一哀牢王与户、 口一同臣服。［52］ 有关四川边境的部落和羌人的记载中也有类似的事例。

这些投降无疑是受到了相当于今“缅甸公路”上沿线的商业往来的刺激才出现的。在整个后汉时期，贸易使团（中国政府称为朝贡使团）从缅甸和印度取这条路线前来。这种官方贸易一定大大地被私人贸易所超过，后者沿同一条、但经逐步改善的道路从事运入和输出的业务。长期的传说提到跨越湄公河的第一座浮桥建于汉明帝时期（公元57—75年）。［53］ 商人经营珍贵物品，沿途把它们卖给部落和它们的首领，从中取利。为了更方便地取得这些物品和满足从中国当局取得礼物的日益增长的欲望，有的首领是愿意臣服的。

汉族官员在接受臣服时认识到必须清点哀牢人，他们还知道按照惯例，这意味着计算户和口。哀牢人没有汉族意义的那种户，所以官员们必须选择其他某个部落单位临时凑成户。这说明了为什么公元69年每户的成员为10.7人，而汉族户的人数在5人上下浮动。这也一定是公元140年的人口统计中云南西部每户平均为8.2人的原因。这个数字反映了汉族和哀牢混合人口的情况，其中哀牢人占大多数。

考虑到中国人无力摧毁西南的部落组织，接纳哀牢人证明是一个错误。更好的办法应是集中力量对这个地区进行逐步和长期的汉化。接纳大量新来的部落民加强了土著，并且增加了中国官府的负担。由于秘密偷渡入境，云南的外国人比重无疑进一步增加了。这些土著高度自治，能够翻脸反对他们的主子，后来他们也这样做了。公元8世纪，土著的南诏国形成，然后一直保持独立，直到13世纪。南诏的统治部落声称他们是哀牢人的直系苗裔。［54］

规模巨大的后汉移民运动并没有导致在中国南部永久性的密集移民或者真正的人口增长。后汉亡后，后来的南方王朝能牢牢地控制的不过是它们京师附近的地区，不能保护它们名义上的领土中其他地方的汉族移民。汉族的移民活动失败了。

汉代中国人口的增长受制于一些因素。在全国的所有地方，农业和医药卫生状况都是原始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北方的粮食产量低，农民不能供养大家庭，因此就采取杀婴的办法。史料使人确信，杀婴是普遍的做法。抛弃不需要的孩子，特别是女孩，意味着随之而来的低出生率。在中国南部，情况迥然不同。稻米可以供养大家庭，因为产量高，耕作需要许多劳动力。因此小家庭在南方在经济上是不利的。如果后汉的移民活动继续下去，人口的重点转向南方，中国全国的人口增长可能在公元3世纪就开始了。但是随着移民的失败，重点依然在北方又达500年之久，那里阻碍人口增长的因素仍在起作用。这说明为什么全国的总人口继续徘徊在5000万的水平上。只有当公元7、8世纪规模宏大的唐代迁移行动把巨大的汉族移民新浪潮推向南方，南方才长期地在人口上占优势。真正的人口增长开始了，由于引进了新的大宗农作物，特别是宋明时期早熟的水稻，增长的速度加快。到公元1100年，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1亿人。到13世纪初期，人口已达到1.1到1.2亿。从此，无情的人口增长势头就停不下来了。［55］

政治派系

汉代社会的主要分野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之间，也在输送官员的受教育的绅士和不通文墨的农民之间。但是，统治阶级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汉代帝国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社会。有的氏族设法在一段漫长时期内保持权势，但大部分氏族则做不到。外戚在有限的时期内取得了显赫的权力；可是他们一旦垮台，却垮得很快。为数一直较少的大绅士氏族拥有大片土地，在社会上、有时在政治上具有全国性的重要地位。其下层与富农相结合的小绅士氏族并不那么富有和有声望，但能行使相当大的地方权力，并且有资财教育儿子和输送官员。各类人物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可以逾越。

前汉的创建者高帝（公元前202—前195年在位）得到18名主要追随者的协助而崛起并掌了权。他们在世之时得到了全国最高的官职。有八人担任过丞相。但他们死后，第一代家族的势力迅速衰落。这些主要追随者的氏族没有产生一个皇后和大将军，只产生了13个公主中的两个驸马。虽然这些氏族可能保持着经济力量和社会声望，它们却不再属于全国性的政治精英，它们留下的真空必须由其他氏族来填补。新氏族稳定地轮流输送官员，直至王氏家族崛起并灭前汉时为止。

如果文官和外戚在整个前汉时期都不能作为长期的和排他性的全国精英保存自己，那么王莽的统治进一步助长了社会的流动。他从自己的党羽中挑选大臣，于是新的氏族脱颖而出。随着他的垮台，这些氏族又被清除。后汉虽也称汉朝，却不是旧社会秩序的恢复。在值得引起古代史学家注意的前汉氏族中，只有约20个氏族在后汉再度出现，而其中不到一半是真正有声望的。原因是新的人物与光武帝一起崛起，取得了财富和全国性的势力。

一旦刘伯升登皇位的希望落空，南阳的大绅士氏族就支持了更始帝。在它们的人马十分明显地将要战败之前，它们不愿重新考虑效忠的问题。当一个皇位觊觎者周围的圈内人物，比过早地投靠另一个皇位觊觎者而成为其圈外人物更为有利。刘伯升还活着时，他的兄弟、即未来的光武帝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刘伯升被处死后，光武帝因受连累而不能吸引大批追随者。甚至光武帝在北部平原独立后，他仍难成为一个统一帝国的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就是他早期支持者来自小绅士阶层的原因。这些人没有什么希望老是属于一个集团的圈内人物，除非他们集结在一个次要的皇位候选人周围；由于他们的努力，这个人取得了胜利。

换句话说，小绅士选择光武帝为他们的皇位候选人，其情况与他挑选他们为自己的支持者一样。他们劝他登基，建议不要实行可能有损于这一目标的政策。他们的命运和光武帝的命运拴在一起；在公元25年初期的一次事件中当他们担心他战死时，他们甚至不愿散伙。这些追随者不是放弃作为圈内人物的有利条件，而是同意以一个年轻的侄子取代光武帝。他很快安然无恙地重新出现，这使大家松了口气。［56］ 意味深长的是，南阳的大绅士氏族只是在光武帝登基和它们自己的皇帝失败后，才参加了他的大业。经过了这次再组合，光武帝的集团完全形成，只有两人未参加，他们在稍后的时期才从强有力的地位站到了他一边。

其中一人是后来的著名将领马援，马为西北人，有大批地方的追随者。当他在公元28年投奔光武帝时，他直率地作了不讲情面的声明：“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57］ 光武帝对这种坦率未表异议，因为马援的效忠是不可缺少的。另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也是西北人，名窦融。他从公元24年起成了河西走廊的军阀，于公元29年承认光武帝。光武帝以开诚布公的语气写信给窦融，说当前中国西部的军事形势，“权在将军，举足左右。”［58］ 窦融在复信中保证支持光武帝，并提醒光武帝，他是后者的母系亲戚。他族中的一名妇女曾是汉文帝的配偶，她的弟兄是窦融的祖先。公元30年，光武帝深嘉美之，以《史记》中记述窦氏家族和窦后后裔的几卷相赠。［59］

虽然光武帝的35个主要追随者中的大部分是小绅士出身，但随着他们为之战斗的人的胜利，他们不再是小绅士了。由于运气、远见和真正的才干的共同作用，他们青云直上，一跃而进入大绅士行列。他们及其后裔在后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中的作为又如何呢？

在选人担任国家的最高职务时，光武帝不象前汉的创建者那样深深地依赖他最亲密的随从。政治形势不同了。高帝掌权时周围只有一个宗派，而光武帝则不得不承认几个利益集团。但后汉几个名列前茅的家族到以后的几代人时，其成就远远大于前汉的与它们相类似的家族。不但当官的人数（与第一代人相比）更多，而且有的家族由于出了皇后、大将军和驸马而得到了惊人的财富。

那些能够保持其政治和社会权力时间最长的几个首要家族恰恰是其女成为皇后和其子成为驸马的家族。外戚并不是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暴发户。它们的崛起并不是由于家中的妇女碰巧当上了皇后这种幸运和意料不到的事件。相反，后汉的选后是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事务。皇后通常选自已经是富有的豪门，它们在社会上是无可挑剔的。政治力量影响着皇室的婚姻政策，这些婚姻使为首的几个氏族取得甚至更大的权力。但是恰恰因为皇室的婚姻是政治事务，外戚最后的垮台是突然而残忍的。如果幸运，它们暂时消声匿迹；如果倒霉，它们被永远消灭。这是后汉那种典型的激烈进行的宗派之争造成的。可以相当公正地说，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基本上是它的宗派的历史。

光武帝个人的集团最后由几个宗派组成，它们随着他这颗明星的升起而一一出现。第一个在公元23年形成，当时他取得了独立的指挥权而在颍川作战。颍川郡是他的故乡南阳郡的东北毗邻，在颍川，第一批小绅士与他共命运，所以在一开始这些人多于南阳的追随者是不足为奇的。［60］ 公元24年，光武帝因他在北部平原的胜利而名声日隆。他的南阳老乡发现了刘秀其人，就开始与他结盟，而这时颍川人的队伍就不再扩大了。这意味着当光武帝在公元25年8月5日登基时，他的主要追随者中存在两个派别，即南阳派和颍川派。南阳派远为重要，这不但是因为它庞大，而且因为它代表龙兴之地，皇帝要聆听它的意见。

公元28年马援投奔光武帝时，他带去了渭水流域他的地方派系的支持。窦融在公元29年承认光武帝后，于公元36年胜利地抵达洛阳。他领导另一个大地方派别，它的老家与马援追随者的老家部分地重叠。由于颍川派在此期间已经瓦解，可以说到公元36年，在光武帝朝廷上有三大利益集团在争夺权势：最强大的南阳派、马援派和窦融派。它们都来自地方，互相为敌。马、窦两党之间的对立特别厉害，这大概是因为地理上的相邻形成了长期的不愉快。

在光武帝核心圈子中无代表性的地区感到不满是不足为奇的，北方平原的不满更是如此。光武帝就是在那里的地方绅士氏族的支援下崛起并掌权的，但在公元25年以后没有一个北方人得到最高级的官职。虽然光武帝仍需要北方氏族的效忠，但他允许他老家南阳郡的人来左右自己。这几乎导致公元26年初期在北方平原爆发一次起义。必须对北方的绅士进行安抚。光武帝通过选他的第一个皇后，达到了这个目的。当公元24年在北方征战时，他已把大绅士氏族出身的郭圣通接入他的后宫，这个氏族以前已与前汉皇帝通过婚。公元26年7月10日，光武帝立她为配偶，指定她的长子为太子（见表9）。［61］ 这个让步使北方氏族感到满意，因为它通过皇后，开了直达天听的渠道。

随着内战的结束，光武帝就不那么依赖北方绅士了。要求以一位来自南阳的皇后取代郭圣通的压力日益增强，此举具有同时替换太子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因为按照传统，应由皇后的长子继承皇位。替换皇后意味着替换太子，条件是她们都有儿子。反过来说，替换太子应该导致立他母亲为皇后。如果光武帝的继承者的父系和母亲都是南阳人，那么南阳郡这一派的力量就相应地强大了。光武帝不愿屈从于这些要求，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公元41年12月1日，他废了郭圣通，以南阳大绅士氏族出身的阴丽华代替她。阴生于公元5年，在公元23年已进入后宫。［62］

史料完全以个人的角度描述这个事件，声称郭后已变得脾气暴躁和不听命于帝，而阴丽华则温柔和善良，是光武帝真正心爱的人。实际上，光武帝都喜欢她们，因为她们每人都有五个儿子。此外，阴丽华到公元41年已是一个中年妇女。废后的真正原因是政治性的，而光武帝对此举的必要性感到遗憾。郭圣通是后汉时期唯一被废而没有被幽禁的皇后。她获准在洛阳北宫安宁地生活，直至公元52年7月22日死去。光武帝甚至对替换太子一事迟疑不决，只是到了公元43年8月20日，郭圣通的长子才被贬为王，而另以阴丽华的长子刘阳为太子。后者因避讳，就在同一场合改取更不寻常的庄字为名。［63］ 此人即未来的明帝。

虽然南阳人的权力是不容动摇的，但在马、窦两党之间的激烈的斗争却不可避免。马党由于在窦党正式出现于朝廷之前几年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开始时取得了优势。但不久两党势均力敌。窦融的追随者输送的高级文官稍多。马党则在军事方面更有实力。马援在对羌人和边远南方部落的征战中赢得了荣誉。

公元48年，武陵郡（湖南西北部）爆发了一次特别猛烈的土著起事。马援请命指挥这场讨伐。［64］ 窦党利用这个机会安插它的几个党羽为马援的幕僚，以便破坏马的行动。其中一人写信给他在京师的弟兄，说马援无能。信被呈给皇帝，他下令调查。在胜利地结束战斗后，马援于次年患热病而死，这时对他的攻击加快了速度。接踵而来的奏疏诋毁马援，并揭发他贪污。如同策划的那样，马党垮台。马援被追夺侯的爵号，降到平民的地位，他的家庭甚至不敢把他葬在祖宗的坟地。他的遗孀、子女、侄子朝见了皇帝，要求宽恕，但被拒绝。只是在上了六道奏疏以后，他们才获准把马援适当地埋葬。3

马氏家族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甚至考虑参加窦党。作为最后的选择，马援的侄子在公元52年又上了一道奏疏，愿把马援三个女儿献给皇室任何一个后宫。她们一为15岁，一为14岁，一为13岁。他估计她们符合最高两个等级之一，并要求相士进行检查。皇帝批准奏议，于是幼女被接进太子的后宫。［65］ 光武帝可能已知道马接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由于是一个有才干的政治家，他还可能发现两个派别比三个派别更难驾御。当他在公元57年3月29日死去时，明帝即位，朝廷中最强大的仍是南阳集团和窦党，但马党正在东山再起。

光武帝死后的朋党

光武帝死后，各派继续在各级官僚机构中斗争，而都只能暂时取得胜利。在此期间，大朋党的历史成了外戚及其同伙的历史的同义语。［66］ 皇后的立和废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虽然史料宁愿从个人的角度来进行解释。

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选马援之女为后，她当皇后（公元60年）暂时使她的氏族时来运转。［67］ 这件事对窦氏家族来说是一个挫折，它的几个成员被处死或削职。但马后来生子女，明帝的九个儿子全是其他嫔妃所生。这使他能放手指定太子。

他决定指定贾夫人（为贵人等级）所生的第五子为太子不是偶然的。贾夫人不但是南阳人，而且与马后是姨表姐妹。在正常的情况下，她本应为皇后，但是表姐妹及其氏族无疑已作了妥协，以避免把事情弄僵。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推断出来：宣布太子名字与立马后同在公元60年4月8日进行。这两位夫人在牺牲其他妃子及她们儿子的情况下分享荣华富贵。此外，太子是在马后培养下长大的，这样，他视她的亲戚如同自己的亲戚。［68］

当章帝（公元75—88年在位）于公元75年9月5日即位时，钟摆又摆向另一头。公元77年窦氏两姐妹被接入后宫。她们不但是窦融的曾孙女，而且通过她们的母亲，也是光武帝的外曾孙女。姐姐在公元78年4月2日成为章帝的配偶。虽然史料记载马太后对新后有深刻印象，但她一定为这个选择而痛惜和担心它给自己的宗派带来的后果。这可从以后的王朝事件中作出定论。章帝有八个儿子。他们都不是皇后所生，而且有的在当时尚未出生。公元79年5月23日，第三子被立为太子。他就是刘庆，他的母系血统是值得注意的。当马后之夫仍在世时，她亲自把宋氏姐妹选入未来的章帝的后宫。章帝登基时，两人都成为贵人。姐姐在公元78年生下刘庆。［69］

碰巧宋氏姐妹不但受马后个人的庇护，对她负有特殊的义务，而且她们又是她外祖母一个姐妹的孙女。这意味着马党的行事是有远见的，选定太子旨在搞平衡，从长期看，旨在使之超过选立皇后的影响。但是马后在一年后，即在公元79年8月16日之死改变了政治气候。窦、马两党的对立依然存在，窦后成功地策划了一次搞垮太子的行动。公元82年8月1日，他被贬为王，被章帝的第四子代替。宋氏姐妹被送往暴室（监牢医院），两人在那里服毒自尽。［70］ 随着这些动乱，马氏家族丧失了全国性的重要地位。窦、马两族之间的激烈斗争都没有通过两位年轻的皇子。事实上，他们终其一生一直是亲密的朋友。

选择新太子——未来的和帝（公元88—106年在位）——之举又在事先经过了精心的策划。他的母亲姓梁，梁姓是西北的一个重要的氏族。她的祖父梁统在内战期间曾是窦融的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这使他成为光武帝的一个间接支持者，光武帝曾封他为侯，但梁统的事迹并不引人注目。［71］ 梁氏家族的势力一直依靠它对窦族的依附关系，它们在诽谤马援的活动中曾经合作过。在明帝朝时，它与窦族一起遭殃，梁统的几个儿子被处死或流放。公元77年梁族的两姐妹进了章帝的后宫，它时来运转了。两人都被封为贵人。姐姐于公元79年生一子，在窦后的煽动下，他在公元82年被指定为太子。［72］

她的目的是相当清楚的。正象无儿女的马后在明帝时期与贾夫人和她的氏族达成的协议那样，窦后一定已计划与梁家搞一个类似的解决办法。难道两家过去没有紧密合作过吗？情况似乎是梁家在开始时默然同意，因为两个贵人没有被打扰，史料记载新太子由皇后亲自培养成人。但是伙伴们很快闹翻，据推测梁家不满意自己扮演的次要角色。窦家证明更为强大，在公元83年促使梁家暂时垮台。两姐妹暴卒，可能是自杀；她们的父亲被处死；她们的亲族被发配到今越南北部。梁氏家族直到公元97年窦太后死后才得以重振门庭。［73］ 从此以后，梁氏家族不再听命于窦家，逐渐建成后汉时期最强大的一个派系。

随着章帝之死和和帝在公元88年4月9日的登基，在政治天平中又出现了一个新因素。象所有在世的皇后那样，已故章帝的遗孀成为皇太后。新颖之处是皇帝尚未成年，这在后汉还是第一次，因此根据传统，窦太后必须代他接管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习惯的但不是规定的做法是，皇太后把她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权力委托给一名男性的近亲。窦宪是她的长兄；尽管他们之间关系紧张，但仍逐渐成为她最有影响的顾问。他在公元89年率军征讨北匈奴，取得胜利。同年凯旋而归后，他在10月29日被任命为大将军。［74］ 从这一次以后，这个官衔就被授给后汉的摄政。这个制度的恢复是偶然的，依靠在位皇帝尚未成年这一事实。从此以后，它在后汉政府中成了常见之事。从公元89年10月29日至189年9月22日最后一个皇帝被杀时，共有七名大将军被任命，他们影响公务共达37年之久。

公元90年夏，窦宪又离京去监督扫荡北匈奴的战役。到公元92年6月11日返京时，窦党已演完了它的角色，离它的垮台只有几个星期了。和帝已在公元91年2月25日“加冕”（成为成年人），并已决定清除窦党。他得到宦官中常侍郑众的协助，周密地拟定了计划，然后在窦宪回京和受朝廷控制之前等待时机。在公元92年8月14日，窦宪被削去大将军之职，并被控策划谋害皇帝。这一指控可能是老一套，因此是捏造的。不久，窦宪和他的三个弟兄自杀。窦党的支持者（其中包括历史学家班固）被处死，或被流放到南方的广东。窦氏家族的幸存者在公元109年才得到宽恕。但窦太后未受伤害，在公元97年10月18日病死。［75］

在和帝时，西北的氏族在40年内第一次不再输送皇帝的配偶。他的皇后都是南阳人。第一个皇后立于公元96年，是光武帝第二个皇后出身的阴家大族的成员，是那位夫人长兄的曾孙女。她未生儿女。公元102年7月24日她被废并打入诏狱。她死在那里，可能是自杀。阴后被揭发求巫，但她被废的真正原因是打倒她氏族的另一次政治动乱。前皇后之父自杀；其他亲族或被处死，或被流放到今之越南。虽然阴氏成员在公元110年被宽赦，并发还财产，但已不能恢复其全国性的重要地位了。［76］

光武帝最重要的追随者之一是名叫邓禹的南阳同乡。他的孙女邓绥生于公元81年，在96年进入和帝的后宫。公元102年11月21日，她成为他的第二个配偶。邓后也无子女。当她丈夫在公元106年2月13日死去时，他留下两个儿子，他们的生母情况不详。有关这两名宫女的姓名和命运可能被邓氏家族所封锁。这两个儿子原来都未被指定为太子，这意味着皇太后经过与高级官员协商后，有权决定王朝的继位问题。长子落选了，据认为他因患慢性病，次子刚出生一百多天，被立为帝。次子之中选可能正是因为他年幼，使皇太后能更长久地掌权。很可能邓绥已经操纵并继续操纵皇帝继位的大事。［77］

新立的幼儿殇帝不到几个月在公元106年9月21日就死了；皇太后不得不再去解决王朝的危机。章帝的许多儿子和孙子还活着，其中包括从公元79至82年短暂地当上太子的刘庆，所以可以不费劲地选立一个成年的皇帝。他就是安帝。甚至他在公元109年2月26日已被加冕以后，邓太后仍把持朝政。她利用她的弟兄，但不依赖他们；除了一段很短的时期外，她避免任命一名大将军。她的长兄邓骘从公元109年1月18日至次年11月担任这个职务。［78］ 邓太后的长期掌权触怒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安帝；她在公元121年4月17日去世后，她的氏族的崩溃迅速来临。同年6月3日，邓党的成员被削职为民，象往常那样被流放。许多自杀的人中有前大将军邓骘。邓家的中落是阴暗的，但为期不长；公元125年顺帝登基时又使它重振门庭。4

安帝只有一个皇后，名阎姬。随着她的中选，以前的格局被打破了。她既不是南阳人，也不是西北人；虽然她的一族中有两人以前当过贵人，但她不属于中国的任何大族。她在公元115年6月1日被册封，当时邓太后仍掌权。这是值得注意的。邓绥不希望她的权力遭到一个有权势氏族出身的皇后的挑战，这个因素决定了选后之事。但是皇太后在公元121年一旦死去，就再也没有其他力量能够阻止阎党的崛起了。

阎后未生儿女，而在公元115年，安帝有了李贵人所生的儿子。由于担心自己的地位，在李贵人生子后不久皇后把她毒死。［79］ 帝安也看到阎氏家族的权势日盛，但他是一个软弱的人，自己不想发挥积极的作用。公元124年9月6日，他任命耿宝为大将军。［80］ 耿是安帝父亲的正妻的弟兄，属于曾经支持王朝创建者的一个西北有实力的氏族。他的摄政无疑是打算抵消阎党的势力。

安帝的独生子已于公元120年5月25日被指定为太子。公元124年10月5日，皇帝屈服于阎党的压力，采取了贬太子为王的不寻常的措施。［81］ 这使安帝缺少一个继承人，反应是强烈的。约20名高级官员在宫门前抗议，但未能撤销决定。当安帝死于公元125年4月30日而又没有从另一个皇室系统中选一继承人时，阎太后就放手作出自己的决定。她的氏族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并且一定盼望能长期地留在顶峰上。

皇太后及其兄在宫内进行了漫长的讨论。在章帝的后裔中有许多合适的人选，但从阎党认为他们是成年人的观点来看，这些人对阎党不利。最后选中了章帝之孙，史料未提到他的年龄。由于他的谥号是“少帝”，他必定是一个儿童。章帝之孙在公元125年5月18日登基。几天之后，即在5月24日，大将军耿宝被免职并自杀。［82］ 阎党似乎完全控制了局势。但在年底前它就垮了台，这完全是因为幼帝在12月10日死去。后来他甚至未算在后汉的合法皇帝之内。

阎氏家族又想操纵继位大事，但在酝酿的过程中发生了政变。在宦官中，一个集团支持阎太后，而另一个则支持安帝的独生子。忠于儿童的宦官于12月14日在洛阳北宫他的幽禁地与他秘密会见，互相起誓保证。在12月16日晚，那些宦官开始行动，经与对立的宦官短暂地战斗并胜利后，释放了幼王，并宣布他是中国的统治者。这就是顺帝。［83］ 他和他的一伙人撤至南宫，在那里发布逮捕阎党的命令。大部分文武官员站到了新帝一边，到12月17日清晨，他们完全控制了局势。阎党幸存的成员象往常那样被处死或发配到今之越南。皇太后被夺去御玺（即削去她的尊号），被送往一座隔离的皇宫。她于公元126年2月28日在那里死去。［84］

随着顺帝的登基，西北帮又得势了。他唯一的皇后梁妠来自梁氏家族。她的中选当然是出于政治目的，这还可以从她比她丈夫大九岁这一事实中看出。梁妠是梁统的玄孙女。她祖父的两个姐妹曾是章帝的不幸的贵人，其中一人生下了后来的和帝。［85］

梁妠在公元128年已进入顺帝的后宫，132年3月2日成为他的配偶。皇帝与梁家的关系极好，公元135年5月19日，他任命梁妠之父梁商为大将军。当梁商在公元141年9月22日在任期死去时，几天后，即在9月28日，他的长子兼国舅梁冀接替了他。［86］

皇后未生子女，顺帝的独生子是虞夫人在公元143年所生。她未受侵害，这也许是因为顺帝在公元144年9月20日死去，离生子的日期较短。由于梁党牢牢地掌握着大权，它能够容忍下一个皇帝之母默默无闻地活下去。［87］

继位之事按部就班地进行，因为顺帝已在公元144年6月3日指定其子为太子。但是在公元144年9月20日登基的新幼主在几个月后，即在公元145年2月15日死去。太后又要决定继承人，以便操纵各种事务。经与他的兄长、大将军梁冀商量后，两人同意选生于公元138年的章帝的玄孙。成年的候选人都不予考虑。质帝在公元145年3月6日登基。他死于公元146年7月26日，后人声称，他因称梁冀为“跋扈将军”而被梁所害。这一指控没有证据，可能是梁冀被贬黜后对他的一大堆老一套指控中的一部分内容。［88］

太后和大将军按照常例，这一次选了一个生于公元132年的儿童。桓帝在公元146年8月1日登基，并在梁党的牢固的控制之下。甚至在公元148年2月26日他加冕之前，他已在公元147年9月30日娶了梁妠太后之妹梁女莹。由于这一有远见的政治指婚，梁妠在公元150年4月6日死去时一切都没有变化。［89］ 梁党依然地位巩固，大将军梁冀甚至在皇帝成年后还左右着他。

但随着桓帝的配偶梁女莹于公元159年8月9日之死，大将军失去了他在宫内的保护人和同伙。在类似惊慌失措的情绪的支配下，他采取了谋杀或策划谋害一些他担心的人的手段。皇帝决定消除梁党的时刻来临了。他必须谨慎地行事，因为梁冀雇佣一些宦官在监视他。在认定了他能够信任的宦官后，皇帝在9月9日下令守卫皇宫。同时一支约一千余人的部队奉命去包围大将军的宅院。梁冀被削职，并与他妻子在当天晚些时候一起自杀。他的财产被没收。梁党党羽被围捕并公开处死。梁氏家族再也没有从这次屠杀中恢复过来，从此桓帝在没有大将军的情况下施政。［90］

桓帝是后汉唯一的有三个配偶的统治者。他的第二个皇后邓猛女出身的大族已经出了一个皇后。她是邓禹的玄孙女，和帝的配偶邓绥是她祖父的堂姐妹。随着她在公元159年9月14日被立为皇后，又轮到南阳人输送皇后了。虽然选她是出于政治目的，但邓猛女在晋升时已受皇帝的宠爱。这种情况没有持久。公元165年3月27日皇后被废，并被控求助巫术和酗酒，然后打入诏狱和奉命自尽。她的亲族被处死或降职，邓氏家族丧失了全国性的重要地位。［91］

桓帝的第三个配偶来自西北氏族并是窦融的玄孙之女窦妙。章帝的皇后是她祖父的堂姐妹。她也许是作为垮台的梁党的对立面而中选的，梁党自公元83年以来一直是她氏族的死敌。窦妙在公元165年12月10日被立为后。她丈夫在公元168年1月25日死后，她成为太后；不到几天，她任命她父亲窦武为大将军。［92］

桓帝无子，死前也没有指定继承人。与她父亲商量后，窦太后按常例不考虑成年的候选人而选生于公元156年的章帝的玄孙。他就是灵帝。他刚在公元168年2月17日登基，一场空前规模的危机开始出现了。

宦官的作用

在整个后汉时期，宦官的人数和权力已在缓慢而稳定地增长。他们在和帝朝开始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在公元92年，中常侍郑众帮助和帝消除了窦党。公元102年郑众被封为侯，以酬谢其功。当他在114年死去时，安帝准许他的养子继承封地。［93］ 公元125年宦官们拥立顺帝和清除窦党后，他们的18名为首者都被封侯。［94］ 顺帝在公元135年3月18日正式批准所有的宦官有权把他们的爵号和封地传给其养子，以表示他的深切感谢之情。如果没有宦官，桓帝在公元159年不能为自己清除梁党，于是他封他们的五名为首者为侯。在桓帝的整个在位时期，他依靠宦官为他出谋划策。

职业官僚及其候补者对宦官的权力深为嫌恶，这部分地是因为他们蔑视那些受过阉割的人，部分地是出于一个不那么理直气壮的理由：他们需要为自己取得势力。但是尽管这些人发表了种种无根据的言论，事实是宦官们从未取得过完全的控制。汉代的政制包括了制约和平衡的因素。政策是在合作或有冲突的情况下，由皇帝（或代表他的人）与职业官僚一起制订的。宦官们尽管内部有宗派斗争，他们的大部分人都捍卫皇帝的权力，因为他们把生存的唯一希望寄托在皇帝的保护上。他们的作用与敌对的职业官僚的作用是合不拢的。不管是出于正派的动机，还是出于腐化的或是追逐权力的目的，宦官们不得不与皇帝一起行动和为他行动。

如果说宦官们从未完全控制政府，反而有助于保持必要的分权，这并不是说平衡因素从未被破坏过。权力在皇帝和官僚之间，有时或在太后、大将军和官僚之间消长。在桓帝的后半期，对梁党专权的反应，使皇帝和宦官的权力得以增强，同时削弱了职业官僚。当窦武任大将军时，他面临的就是这种形势，于是他想出一个新招来对付它。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大将军，甚至包括梁冀，都了解汉的政治制度，都试图在它的限度内取得权力。窦武决定通过处决为首的宦官的简单手段去清除他们的势力。如果他取得成功，皇帝就会成为大将军的傀儡，传统的行政方式就会在公元168年崩溃。但宦官的胜利把这种方式一直维持到公元189年。

大将军和职业官僚的利害关系在正常情况下不是完全一致的，但窦武需要为他计划中的行动争取广泛的支持。［95］ 因此他向太学生献殷勤，并与文官中名义上的领袖，即年迈而受人尊敬的太傅陈蕃结成一伙。两人对太后施加压力，但她坚定地拒绝把宦官作牺牲品。就她而言，这不是利他主义；只要她希望保持与皇帝完全一样的政治自由，这样做是冷酷的需要。

公元168年10月24日，窦武的支持者呈上一份指控中常侍曹节和王甫并要求逮捕他们的奏议。［96］ 那天晚上窦武回到他的指挥中心，打算在次日清晨向太后呈上一份奏折。由于他反常的疏忽，宦官们当晚取得和阅读了那份奏折。曹节和王甫立刻开始指挥。幼帝被唤醒和带到正殿，一支部队为保卫皇宫而被集结，发出了逮捕大将军的命令。窦武拒绝投降。他匆忙来到驻扎保卫京师的职业部队北军的兵营，几千名士兵向北宫南门进发。10月25日破晓，两支旗鼓相当的对立的军队在南门外对峙。但窦武没有进攻。他的士兵逐渐溜走，不到几个小时，他被抛弃并自杀。与少数追随者通过另一个门进入皇宫的太傅被俘和处死。窦党党羽照例或被处死，或被流放到今之越南。太后幸免于难。她被软禁在南宫，公元172年7月18日在那里死去。［97］

随着窦党的垮台，约在150年前与王朝创建者一起一跃而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大族已经演完了它们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的两个配偶虽然分别是西北人和南阳人，都来自较低的社会层。宋后（死于公元178年）出身于有名的、但不象阴、马、窦、邓或梁氏那样显赫的氏族。灵帝的第二个配偶何后（死于189年）来自一个世代为屠夫之家。［98］ 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选后之事一定受到宦官们的影响，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再与原来的外戚进行对抗。

公元168年他们胜利后，宦官们得到了晋升、赏赐和封爵等丰厚的报答。在整个灵帝时代，他们和皇帝的权力是安稳的。只是随着公元189年9月25日对两千多名宦官的屠杀，汉代政治体系中宪制的均势因素才被破坏，它的末代皇帝被野心勃勃的将领们所控制。［99］ 王朝在余下的时期的特征是一片混乱。

概括地说，后汉的官场象前汉的官场那样，也分成了不同籍贯的宗派。但它们都不能单独和长期地控制政府，因为一直到官僚集团的最高层，社会性的流动兴衰是规律，而不是例外。但当与皇室通婚时，某些南阳氏族和西北氏族在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得宠的社会精英。这些是南阳的阴氏和邓氏家族，西北的马氏、窦氏和梁氏家族。在公元168年前，在11名皇后中它们输送了9名，六名大将军中输送了五名。阴、窦、邓、梁四个氏族每族甚至出了两名皇后。可是它们都没有与后汉王朝共始终。每个氏族或早或晚成了无情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从而丧失了全国性的重要地位。这部分地是由于选后是出于政治的而不是感情的原因，这就使外戚的地位从它家的妇女被立为后时起就易受攻击。这种显赫一时的通常的代价是这个氏族的最后消灭。宦官形成了政治倾轧中的另一个因素，在倾轧中他们为了保存自己，就站在皇帝一边。他们充当年轻而软弱的，或者是无经验的皇帝的捍卫者，以便挽救自己。他们的消灭导致了传统的汉代政治的结束。

［1］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63页。

［2］ 《后汉书》卷一上，第25页。

［3］ 关于大平原关键经济区的概念，见冀朝鼎：《从治水公共工程的发展看中国历史上的关键经济区》（伦敦，1936）。

［4］ 《后汉书》卷一上，第28—32页；卷十一，第483页以下；卷十三，第522页。关于隗嚣，见《后汉书》卷十三，第513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115页。

［5］ 《后汉书》卷一上，第41页。这些征战经过的详细情况，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121—156页。

［6］ 《后汉书》卷一下，第48—56页；卷十三，第524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159—180页。窦融的情况见毕汉斯前引著作第2卷，第60—61页。

［7］ 关于公孙述，见《后汉书》卷十三，第553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181—198页。

［8］ 《后汉书》卷十三，第538页。

［9］ 《后汉书》卷一下，第57页；卷十三，第542页；卷十七，第661页；卷十八，第693页。

［10］ 《后汉书》卷一下，第59页；卷十三，第543页；卷十八，第693—694页；毕汉斯：《近代的中兴》第2卷，第197页。

［11］ 《后汉书》卷十三，第535、538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233页以下。

［12］ 《后汉书》卷十三，第535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245页以下。

［13］ 《后汉书》卷一上，第31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9：5（1967），第44页以下。

［14］ 关于立国的情况及各国以后的历史，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22页以下；本书第2章《地方组织》及《文、景两帝治下诸王国的减少》。

［15］ 《后汉书》卷一下，第61页。

［16］ 《后汉书》卷一下，第66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26页以下。前汉对汉皇室成员不用公的称号。公元9年，王莽废诸侯王之称而以公代替（《汉书》卷九九中，第410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74页〕）。

［17］ 此即巫蛊。关于公元前91年巫蛊影响王朝史的古代例子，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卷；本书第2章《王朝的混乱》。

［18］ 刘荆的情况参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31页以下。

［19］ 《后汉书》卷四二，第1428—1430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33页以下；e.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莱顿，1959），第26页以下；本书第16章《汉王朝楚国内的佛教》。

［20］ 《后汉书》卷二，第117页；卷三，第135页。

［21］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35页。

［22］ 关于14等的基本编制，见《汉书》九七上，第3935页；《后汉书》卷十上，第399—400页注6。最低的一等包括6类宫女。王莽时代的做法，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8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438页）。（经查《后汉书》卷十上，第400页，原文为：“及光武中兴，■彫为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译者）

［23］ 《后汉书》卷十上，第400页。年龄按中国的算法，即生下就算一岁，以后每过阴历新年就长一岁。

［24］ 关于帝皇家系退化的观点，见赖肖尔、费正清合著：《东亚：伟大的传统》（伦敦，1958），第115—116页；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坎布里奇，1971），第90页。关于对放纵行为的批评，例如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8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8卷，第739—440页）。

［25］ 关于对武帝的不同评价，见本书第2章《时新派政策的充分发挥》。关于宣帝的抚育和他在霍光死后（公元前68年）开始注意国家事务的情况，见《汉书》卷六八，第2951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31页。

［26］ 《后汉书》卷一上，第25页。关于洛阳的全部规模，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第1—42页；又见王仲殊：《汉代文明》，张光直等译（纽黑文和伦敦，1982），第2章。

［27］ 这是桓帝朝（公元146—168年）的数字；《后汉书》卷六七，第2186页；卷七九上，第2547页。

［28］ 关于长安，见霍塔林：《汉长安的城墙》，载《通报》，64：1—3（1978），第1—46页；王仲殊：《汉代文明》第1章；本书第2章《惠帝统治时期和长安的加固》。

［29］ 《后汉书》卷九，第370页；卷七二，第2325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81页以下。

［30］ 见毕汉斯：《唐末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动》，载《高本汉纪念文集》，瑟伦·埃盖罗德和埃尔塞·格拉赫恩合编（哥本哈根，1959），第98—112页。

［31］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02页以下。

［32］ 《后汉书》卷一下，第60页；卷二二，第779页：卷八九，第2910页。

［33］ 《后汉书》卷一下，第55、57、64、73页。

［34］ 《后汉书》卷一下，第76页；卷十九，第715页；卷八九，第2942—2943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19页。

［35］ 《后汉书》卷一下，第78页；卷八九，第2943—2944页。关于这一次互赠礼品和交换人质的情况，见本书第6章《匈奴》。关于更早期让非汉族居住在属国或葆的安排，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第1卷，第61—64页；和本书第7章《郡的主要行政单位》。

［36］ 关于在这次重大事件中提出的论点，见《后汉书》卷十八，第695页以下；卷八九，第2945—2946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23页。

［37］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3页以下。

［38］ 《后汉书》卷九，第388页；卷八九，第2957、2965页。

［39］ 公元73年的几次战役见《后汉书》卷二，第120页以下；卷八九，第2949页。公元89年的战役，见《后汉书》卷四，第168—169页；卷二三，第814页以下；卷八九，第2953页。

［40］ 《后汉书》卷八八，第2909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31页以下；本章《王莽的统治》有关部分。《汉书》卷九六下，第3930页之末（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03页）以夸大的赞赏语气，对持续于光武帝治下的关系提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看法。

［41］ 《后汉书》卷一下，第73页；卷八八，第2924页。

［42］ 《后汉书》卷二，第120页以下；卷三，第135页；卷八八，第2928页。

［43］ 《后汉书》卷三，第136、141、156、158页；卷四，第170、179页；卷四七，第1571页以下；卷八八，第2910、2926、2928页。

［44］ 《后汉书》卷九十，第2982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30页以下；本书第5章《乌桓和鲜卑》的有关部分。

［45］ 《后汉书》卷五，第209、216页；卷八七，第2878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34页以下。关于光武帝时期与羌人的关系中马援的作用，见《后汉书》卷二四，第835页以下。又见本书第6章《羌》的有关部分。

［46］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40页以下。

［47］ 《后汉书》卷一下，第49页。

［48］ 中国人以前与南方的关系和向南方推进的情况，见第2章《对外关系》、《外交关系（公元前180—前141年）》、《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第6章《南越》的有关部分。

［49］ 《后汉书》卷一下，第66页以下；卷二四，第838页以下；卷八六，第2836页以下。

［50］ 关于被假定以这些铜鼓为实例的东山文化，见《古东亚的文化边境》（爱丁堡，1971），第148页以下。

［51］ 《后汉书》卷二四，第844页。

［52］ 《后汉书》卷八六，第2849页；本书第6章《西南》。

［53］ 与西南贸易的可能性的最早的实现似乎与唐蒙和张骞有关（《汉书》卷六一，第2689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11页〕；本书第6章《西南》）。有关这座浮桥的材料，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3部分，第196—197页。

［54］ 关于南诏，见《剑桥中国史》第3卷（剑桥，1979），第444页（这一卷已译出，书名《剑桥中国隋唐史》。——译者）。

［55］ 关于推论和结论，见毕汉斯：《中国的人口统计》，第145页以下；毕汉斯对米歇尔·卡蒂埃和皮埃尔-埃蒂安合著《中国的人口统计学和制度：帝国时期（公元前2—1750年）的人口统计分析》一文的评论，载《通报》，61：1—3（1975），第181—185页。

［56］ 《后汉书》卷一上，第19页。

［57］ 《后汉书》卷二四，第830页。

［58］ 《后汉书》卷二三，第798—799页。

［59］ 《后汉书》卷二三，第803页。窦后为景帝之母。

［60］ 《后汉书》卷一上，第5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48页以下；第4卷，第72页以下。（对对立各派的分析，特别见第4卷，第86页以下，第97、107页。）

［61］ 《后汉书》卷一上，第30页；卷十上，第402页。

［62］ 《后汉书》卷一下，第68页：卷十上，第403、405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卷，第114页以下。

［63］ 《后汉书》卷一下，第71页。

［64］ 《后汉书》卷一下，第76页；卷二四，第842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69页；第4卷，第112页。

［65］ 《后汉书》卷十上，第408页。

［66］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卷，第122页以下；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杜敬轲编（西雅图和伦敦，1972），第210页以下。

［67］ 《后汉书》卷十上，第409页；卷二四，第851页。

［68］ 《后汉书》卷二，第106页；卷三，第129页；卷十下，第409页。

［69］ 《后汉书》卷三，第136—137页；卷十上，第411页以下；卷五五，第1799页以后。

［70］ 《后汉书》卷三，第142页。关于暴室的职能，见本书第8章《九卿》。

［71］ 《后汉书》卷十上，第416页。梁统的情况见《后汉书》卷三四，第1165页以下。

［72］ 《后汉书》卷四，第165页；卷十上，第412页。

［73］ 《后汉书》卷四，第184页；卷十上，第416页以下；卷三四，第1172页。

［74］ 《后汉书》卷四，第168页；卷二三，第812页以下。

［75］ 《后汉书》卷四，第171、173、184页；卷二三，第819页；卷四十下，第1385—1386页。

［76］ 《后汉书》卷四，第181页；卷十上，第417页。

［77］ 《后汉书》卷四，第194页以下；卷十上，第418页以下。

［78］ 《后汉书》卷四，第199页；卷五，第203、211、216页；卷十六，第612页以下。

［79］ 《后汉书》卷五，第222、 231页；卷六，第249页；卷十下，第435页。

［80］ 《后汉书》卷五，第240页。

［81］ 《后汉书》卷五，第240页；卷十五，第591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1页。

［82］ 《后汉书》卷五，第241—242页；卷十下，第436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1页。

［83］ 《后汉书》卷六，第249页以下；卷七八，第2514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2页。

［84］ 《后汉书》卷六，第252页；卷十下，第437页。

［85］ 《后汉书》卷十下，第438页以下。关于梁统，见前文。

［86］ 《后汉书》卷六，第264、271页。关于梁商和梁冀，见《后汉书》卷三四，第1175页以下及1178页以下。

［87］ 《后汉书》卷六，第274—275页；卷十下，第439页。

［88］ 《后汉书》卷六，第276、282页；卷三四，第1179页。

［89］ 《后汉书》卷七，第287—296页；卷十下，第440页、443页以下。

［90］ 《后汉书》卷七，第304页；卷十下，第444页；卷三四，第1185页以下；卷七八，第2520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3页以下。

［91］ 《后汉书》卷七，第305、314页；卷十下，第444页。关于邓禹，见前文。

［92］ 《后汉书》卷七，第316、320页；卷八，第327页；卷十下，第445页；卷六九，第2241页。

［93］ 关于宦官在政治制度中的地位，见第8章。关于他们的政治活动，见乌尔里克·尤格尔：《东汉宦官的政治职能和社会地位》（威斯巴登，1976）。关于他们权力的逐步扩大和郑众的情况，见《后汉书》卷七八，第2509、2512页；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第463页以下。

［94］ 关于这些事件，见本章注160；《后汉书》卷六，第264页。

［95］ 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5页以下。

［96］ 《后汉书》卷七，第319页；卷八，第328—329页；卷十下，第446页；卷六九，第2241页以下；卷七八，第2524页以下。

［97］ 《后汉书》卷八，第333页。

［98］ 《后汉书》卷八，第341页；卷十下，第448页以下。

［99］ 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8—101页；本书第5章《何氏掌权》、《汉朝廷的消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