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思想背景之所以有其特点，是由于它的多种多样的思想。主要作出贡献的学者们各自孤立地工作，但有时结合为集体。甚至在秦帝国时期以前，就有一些大师和导师聚在学宫中对一部早期的典籍提出特定解释的事例，但是这类活动很难说产生过独立的哲学学派。［1］ 还有这样一些例子：由一个庇护人聚集了一批学者，他们的思考后来以书的形式问世。这类集子的性质是兼收不同的思想，《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便是例子。

根据记载，有几次一部哲学著作的撰写是钦命或庇护人的主持的直接结果；陆贾写《新语》的起因和公元前81年讨论的记录（即流传至今的《盐铁论》）便是如此。关于这两个例子，一个是由于坚定地力图对人类及他们的需要作出专门的解释；另一个则列举了有关人的问题的对立的观点。在其他几欢场合，例如在公元前51年和公元79年。当局专门下令集合有文化的人，以便让他们研讨学术上的问题，如为经书挑选合适的章句，和把对那些章句的某些解释单独列为正统的注疏。［2］

在后汉时期，解释经文的专门学派开始形成，但出现可让人分辨的独特的哲学学派为时尚早。肯定出现了意识相似的思想家根据他们共同的观点结合在一起的倾向，我们已经看到，汉代的有些文书就是根据对某些价值观的共同认识而写成的。但是区别这时的不同思想的困难之一在于这些思想同样使用了像“道”这类名词而又没有阐明它们的含意或给它们下定义；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侧重点，或者根据不同价值观的假设去使用这些名词。

具有道家心态的人集中注意自然的秩序，把它作为存在的中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向孔子和他的嫡传弟子的教导探求其原理的人，他们坚持必须兼顾个人利益和治理全体人类的要求。这里又可以作出另一个对比，这个对比与其说是原则的不同，也许不如说是程度的不同。具有儒家思想心态的人把人置于帝国制度之上，他们认为帝国的制度是为改善个人而发展的工具。法家思想家有时被描写成务实者、权力主义者，甚至是极权主义者，他们认为，国家把它自己压倒一切的抱负优先放在个人愿望之上是完全合法的。

鉴于中国人具有搞调和折衷的天才，这个不同点不会向两极分化。前面已经谈过，秦的领导人根据韩非和李斯所定的原则建立了帝国政府。［3］ 实际上，这些原则在汉代皇帝和政治家的统治下被修改了，他们知道，不折不扣地强制推行纪律是不够的，具有自我毁灭的潜在危险。他们懂得，成功的政府组织不但依靠被统治的人的积极支持，而且依靠他们心甘情愿的合作。这样，渊源于儒家的伦理价值终于受到了新的重视。

儒家关于人的观点

据认为是孔子所说的言论被汇编起来，用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和政治情况。从适合帝国时期情况的修正和补充中，人们可以辨认出一些原则。它们认为，人基本上能够提高道德水平，这表现在他能体现更高尚的生活类型，与他的同伴建立更友好和更有益的关系，达到更高的文化水平。如果统治者们能够不厌其烦地注意正确地选定重点，并且以模范行动表明自己在集中注意伦理的价值，那么他们就能培育出更高的道德。

个人有责任把自己的才能和他的力量供他的同胞利用，并且在安排公共生活的过程中与他们合作。如果要实行一种每个人都能分享的有秩序的生活方式，一定程度的权力措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个人有义务去担任政府的官员；他还必须准备接受官员为了公共福利而提出的种种要求。鉴于每个男女的品质和能力的明显差别，在人类共同体中保持相应的区别才是正确和有利的。这样，个人在为他人效劳时将会尽力发挥他的作用。等级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的必不可少的部分；人们必须自愿地遵守这些等级。

这些原则成了汉代官员大部分著作的基础。汉代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把这些原则付诸实施的措施已被人多少笼统地描述为儒家的胜利，［4］ 它们在后来的思想史中占有首要的地位。这些措施包括选择训练用的经典著作和设博士官；然后是建立太学并大加扩大。［5］ 从这些制度和征募文人担任官员的号召中产生出了科举考试的制度，在以后的两千年中，这个制度将支配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

儒家著作的思想和理想——不但有那些被认为是孔子的言论，而且有诸如《诗经》和《书经》等其写作据说与他有关的经籍的教导——就这样成了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虽然在儒家著作中找不到那些价值观念和概念的定义，但是有些关键的字眼却一再在政治家和哲学家的主张中出现。虽然它们所表达的意义决不是静态的，但这些名词终于被用作儒家对人和人的职责的看法的象征。这些用语包括十分重要的“仁”，此词可以含意不同地解释为“博爱”、“仁慈”或“慈善”；“义”，此词与欧洲的公正的概念最为接近；“孝”，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忠”，对其事业遵循正确原则的君主的坚贞不渝。［6］

儒家的理想还提出了社会不同成员之间应该存在的适当的关系，例如人君及其顾问之间的关系。同样，一些逐渐习用的名词表示了某些理想的品质或行为方式，以描述中华帝国的组织起来的社会中一些主要人物的品性或作用。这样，理想的统治者被描述为“圣”，他的品质中包括任命最适当的顾问担任要职，并倾听他们的忠谏。辅弼圣君的理想国家大臣应该是具有特有的“贤”的品质的人。如果他们认为君主被人引入歧途，或者作出了轻率的决定，这些人决不会胆怯，而敢于对君主提出警告。

礼的重要性

礼的概念和实践在儒家的各得其所的人类体制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礼是一套指导方针，它规定了社会各级一致同意的行为。这种行为保证了使正确组织起来的社会的责任和美德得到充分的承认。

礼应用于人的一切情况，不论在帝国的盛典或在宗教仪式中都要应用。它指导着社会的举止和家庭成员之间应有的内部关系。根据这个信念，各种类型和具有不同价值的男女们都有各自的适当地位。从最好的一面看，礼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合适的框架，人在其中如果处于恰当的位置和与上下级保持稳定的关系，他就能幸福地生活。从最坏的一面看，人们可以谴责礼窒息了行为的自由和自发的活动，以及它坚持遵守早已过时的典章规定。

礼规定了祭五帝、祭天或祭鬼神的宗教仪式的应有的举止；它还指出应对在世的或死去的前辈的尊敬。它定下了公共生活或家庭中正确的先后次序；它维持了宫廷、官邸或私宅的有尊严的行动秩序和必要的纪律。礼制约日常生活中的事务，制定城乡的劳动时间。通过确定诸如占卜活动等方面的仪式，礼就能在一个成熟的社会结构内为古老的传统习俗找到地位；在这样做时，它很可能使这些习俗丧失一部分生命力。

有人认为礼是为了保持社会稳定而缓和过激情绪的一种手段；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通过所规定的礼，保持和宣传孔子时代起提倡的伦理理想就有了可能。儒家态度的特征是相信过去黄金盛世的模范君王已经遵守礼的要求；儒家的学者根据古代的领袖是否服从这种准则来解释他们的动机和决定。同样，秦帝国时期以前历史的许多事件将作为是否遵守礼的例子来进行评价；其结果成为易懂的教训。

在某些方面，礼可以视为帝国律令的对应物和补充，这些律令通过官员的权威而被实施，通过刑罚的制裁而得到推行。［7］ 礼是一个作为文明社会标志的自觉自愿的统治方式；如果被人接受，它将导向更高的文化水平。它的种种规定在现存的四种经籍中有系统的阐述。这些经籍取材于帝国时期以前的习俗，也可能取材于那时的典籍，但它们的大部分内容在汉代才编成现在的形式。［8］ 由于这些典籍急于使人们确信它们的规定得到传统力量的支持，它们常常把帝国时期的习俗归之于更早的时代，特别是周室诸王的时代。它们特别详细地为生活中大部分重大场合制定严格的礼仪——例如选择墓地的仪式；适合于生活中身份不同的人的服装；在运输或军事活动中正确的装备。

按照撰写汉帝国史的历史学家的说法，礼的重要性在汉初就已被认识到。据记载，汉王朝的创建者高帝（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对他的支持者的鲁莽和无礼行为深为厌恶，同意制订一部关于行为准则的法规，同时对它的礼仪提高了他地位的尊严感到欣慰。［9］ 有人很可能提出疑问，以这种方式记载这件事，是否仅仅是为了指出汉和汉以前的政权之间的不同。但是在后来，礼在汉的朝廷上是很受重视的。《汉书》有关于礼乐的专志，它首先指出对礼的遵守带来的有益的和文明的效果。［10］

在讨论礼的美德和好处的同时，《汉书》的这个专志还论述了应恰如其分地加以审慎注意的一种特别的人类活动：音乐。礼被认为是节制行为的手段；乐被认为自身具有稳定人的感情的力量和手段。礼和乐一起能够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和睦。如果能正确地发挥影响，乐只会带来好处，因此，以前黄金时代的传统音乐受到了赞赏。但也必须防止另一种会激起情欲而不是稳定情感的靡靡之音。它因导致消极悲观和不检点的行为而受到指责，这种行为在儒家的理想社会中是没有地位的。［11］

从一部早已散失的《乐经》的名称可以看出音乐的重要性已被人认识。此外，刘向收集的秘府藏书包括六种与音乐有关的著作。［12］ 约从公元前114年起，乐府成立，它成为汉代政府机构之一。其职责是采集经过官方认可的音乐，并且监督演奏，特别是宗教场合的演奏。经过了几十年，据说该机构过分地注意一种未经批准的音乐，于是出现了清除这类活动的种种尝试。这些发展与减少公费开支的倾向是一致的；经过了一系列的准备活动，这个机构终于在公元前7年被取消。［13］

董仲舒和天的警告

对伦理价值的阐述和对礼的强调首先来自孔子及其弟子的学说。这种学说在战国时期发展起来，当时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其他思想发展也同时产生。正在形成的政治单位的各种要求同时需要更加注意治国的手段和原则。到秦汉时期，这些变化和要求变得大为明显；特别是在传播五行理论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发展。西汉的成就之一是产生了一个可以兼收并蓄各种新思想的新的知识结构。大师们的伦理理想与皇权的实施及宇宙受五行总的循环控制的解释同时并存。此外，当时正大力把孔子尊崇为先师。同时又借助过去历史的教训，以使人相信关于宇宙和人的新产生的观点。

完成能够兼容并包这些不同内容的综合，应归功于董仲舒（约公元前179—约前104年）。虽然关于董仲舒做出贡献的这种传统观点一般可以被接受，但它需要作一定程度的修正。正像在产生综合的或折衷的思想体系时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这种体系的很大部分应归功于更早的思想家，而这些人也并不都能有把握地确定是谁。在这一次，董仲舒的贡献应归功于董仲舒的前辈陆贾，他在对外关系方面，在人们所知的汉儒新体系的发展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14］

陆贾是刘邦的早期追随者之一，并在刘胜利地建立汉帝国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他。根据传统的记载，［15］ 他不断地颂扬和引用《诗经》和《书经》，引起了高帝的愤怒。当高帝直率地要求他回答，这类著作对于在物质上赢得一个帝国究竟有什么价值时，陆贾警告说，物质力量对维持一个有秩序的帝国的任务来说是不够的；他最后写了一批论文，以此陈述自己的意见来说服中国的新统治者。关于撰写《新语》的这一记载可能是异想天开的；它可能反映了一种理解，即单纯地取代秦具有内在的危险性。秦帝国已经迅速灭亡，有人希望在这种短命的帝国和长治久安的帝国之间能看出一个不同之点。在这方面，陆贾强调必须注意传统的教训和他举出的两部书的伦理观念，必须注意这两部书的公认的编纂者孔子。

陆贾经历了秦的战败以及内战和建立汉王朝的过程。在董仲舒生活的时期，汉朝政府正有意识地发挥首倡精神，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政策。虽然董仲舒反对这类政策的某些结果，但他没有见到元帝（公元前49—前33年）和成帝（公元前33—前7年）两朝作出的反应。_0758_0［16］ 直到后来，从王莽时期（公元9—23年在位）和后汉最初几十年，董仲舒的思想才全部被人接受。他的综合体系基本上是与把天当作国家的崇拜对象和部分地由于刘歆而出现了对待文献和经文的新态度这些情况同时盛行的。［17］

董仲舒的观点在奉命向皇帝上书言事的三份奏折中作了明确的阐述；这件事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34年。［18］ 这些文件对通过五行的媒介发挥作用的天、地、人三界的一元性质作了新的强调。这个单一的体系包括了皇帝在尘世控制人的世俗统治，把它作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皇帝称天子。这是周代诸王骄傲地自称为专有的一种称号，它体现了这时把汉帝和最高权威联系起来的一种关系，虽然最高权威的性质没有被明确地限定。［19］ 这种特殊关系使天能够采取照管人类命运的有意识的步骤，使它能够表示对皇帝治理黎民的好坏的关心。如果这种托付之重被执行得不好或不负责任，天认为应对皇帝发出警告，以使皇帝会因此重新调整他的政策或改变他的个人行为，去促使人世得以恢复幸福繁荣的状况。

天有力量向尘世统治者发出警告的理论部分地基于天人感应的理论，这是鉴于宇宙任何部分的活动将伴随着或反映了其他地方的活动。这个信念也出现在诸如《淮南子》等著作中，［20］ 这时它正发展到了引起严重含义的程度。从地上（或天空）失调将会在天空（或地上）同时出现相应的或类似的失调的主题思想，以及从天关心人的幸福的观点，随之产生了一个主题思想，即天这一最高权威将主动纠正这种失调。通过在天空或在地上显示奇异的天象，天能向它的儿子——皇帝——指出他施政不当的性质和程度，皇帝应该很快地认识这个警告和采取适当的行动。如果他有效地做到这点，他将结束混乱或不平衡，和弥补缺乏和谐的状况。

通过把皇帝的统治与天联系起来，董仲舒重新建立了据称在周代诸王与天之间存在的一种纽带；就帝国统一之前不久的诸侯国国王而言，他们则没有，也不能要求取得这种纽带。奇异的或令人厌恶的事件，例如日蚀月蚀、地震或彗星的出现，就成为对皇帝的一种警告。官员把这类事件上报给皇帝就成为他们的职责，皇帝就必须追查这些事件可能有的含意。这些事件一旦上报皇帝，就被称为征兆，它们的发生显然正在被人利用为政治目的服务。因为事实表明，虽然这类自然界的事件是不规则的，或者根据罕见的但是定期的循环发生的，但是，现存的关于天空的异常现象或地上的灾难报告却根本不是以一种有规律的或完整的方式写成的。

显然存在一种利用这些奇异事件的办法，以便影响皇帝的政府，甚至对它施加压力。有人不是寻求原因以解释为什么天选择某一时刻引起灾害，例如水灾，而是提出高级官员那个时候的错误或判断不当，或者宫廷中的某些人的凶残行为，致使天主动地发出了警告。如果打算恢复帝国的稳定，这种稳定是可以加快实现的，那么错误的决定必须修正，错误的行为必须改正。［21］

董仲舒决不是表达他对各种征兆的观点和试图解释它们的教训的唯一的人。在记载这类事件的连续几卷中，［22］ 《汉书》收入了一些人的评述，他们对待这些事情的作风和态度略为不同。除了董仲舒本人外，有几名官员——包括刘向、王音和龚遂——专门论述说，应把这些不吉利的事件解释为天的警告。刘歆甚至认定了一些特定的缺点，例如没有祭祀周代诸王的陵墓，或者不愿意倾听劝谏。［23］ 在所有的其评述有记载可查的人中，后一个京房尽力以通用的和特定的字眼解释各种征兆，为此目的他使用了一种特殊的准则。以下事件便是一例。［24］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树僵地，围丈六尺，长十丈七尺。民断其本，长九尺余，皆枯。三月，树卒自立故处。京房《易传》曰：“弃正作淫，厥妖木断自属。妃后有颛，木仆反立，断枯复生。天辟恶之。

汉代的学者和注疏家多次对在帝国时期之前很久主要在《春秋》等文籍中报道的征兆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汉书》记载了董仲舒对这些早期事件的评论，他还因对人和历史的看法增加了新的内容而应受到称赞。他在一段著名的文字中明确地提请人们注意过去的教训，把这些教训作为了解人类事务和评价同时代人的成就的价值的手段。公元前135年，他在联系一座纪念高帝的宗庙着火时写道：［25］

《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

这样，可以说董仲舒提高了历史研究的价值，这种方式后来导致司马光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以反映和研讨人世安排就绪的政府。

可以预料，王充断然反驳基于天具有独立主动性和进行独立行动这种假设的任何理论。王充认为，天不可能引起灾难，更不具备向人类提出警告的手段。因为天既没有意志，也没有办法做到这点；任何认为天会注意人的不端行为的主张都不符合关于造物的真理，造物的真理认为，天是作为一种自然的过程而产生，并且仍在产生之中。［26］

对成为征兆的事件的注意决不限于凶兆的事件。正史记载了吉利的事件和采取的被认为是吉利的措施。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也许是宣帝朝（公元前74—前49年）在不同时间有瑞鸟在宫殿栖息、甘露下降和黄龙出现等事件。这些报告都被欢欣鼓舞地视为天降福于皇帝及其政制的吉祥之兆。这些事件都用诏旨昭告天下，有时则采用一个年号以示永远纪念。［27］ 但是几乎可以不用怀疑地说，这些反应是任意作出的，是出于为宣传目的而使人们集中注意特定事件的愿望。因为在这些年中，宣帝朝还出现了非常不吉利的征兆，如公元前61年出现彗星和公元前50年宫中发生火灾等事。［28］ 至少在这10年中，宣帝的顾问们显然愿意使臣民去注意发生的祥瑞而不去注意灾异。

整饬风纪的号召

快到汉末时，社会的不稳定和政治凝聚力的丧失产生了重新评价公共生活及其体制的需要。有识之士对于作为他们培训基础的理想是否为民众有效地实现了安宁和繁荣的状况是不满意的。他们看到的不是天降祥瑞，而是在其周围看到了官员的压迫和奢侈、政治上的倾轧和离心离德以及经济的失调。然而，虽然有人认识到必须恢复过去的伦理标准和在公共生活中树立新的尊重道德的态度，但是所发表的建议并不是作为直接对孔子的道德标准的呼吁而提出的。帝国的新形势要求在确认时弊和提出纠正办法时明确新的着重点。

当时的几个官员或哲学家流传下来的著作号召重新树立帝国赖以取得稳定而有效的行政的纪律。法律应该有效地实施，惩罚应作为消灭一切弊端的手段而运用，这样才能恢复对伦理价值的信念。但是对要求恢复从前法家思想原则的这些强烈呼吁却搀进了一个不同的内容。秦帝国以前的法家政治家单纯地把国家的富强作为他们的目标。公元2世纪的新法家则认为他们主张的严厉措施是为了大部分民众的利益而对罪犯或压迫者施加的压力。

这个不同点的产生部分地是由于这两个时期之间的经历，在此期间，儒家的伦理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传统。儒家思想的价值和美德作为教育的课程，已被传授了几十年。因此，公元2世纪的后半期的思想气氛与公元前250年的气氛大不相同。这四个世纪已使人看到，那种治理人民和组织人民的严格的和现实主义的态度是如何以失败告终的。但是尽管在帝国秩序与过去的传统产生联系之后已有漫长的经历，但在这段时期内同样出现了颓废和腐化；道德理想的教化未能阻止权力斗争和分离主义的爆发和涌现。

在强烈地要求恢复旧法家式的统治和纪律的人中，有三个人值得一提。王符（约公元90—165年）清楚地看到，单单依靠个人的正义感和公平竞争意识是不够的。［29］ 他期望有一个不偏不倚地实行的、如同几个世纪前商鞅主张的法律和惩罚制度。崔寔（死于公元170年）［30］ 特别关心减少犯罪和官员压迫的必要性。可能他自己的个人历史给他的观点增添了色彩，因为他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当他父亲去世时，他不得不出售所剩下的一些家产，以便支付当时社会习俗所要求的葬礼的费用。崔寔感到，在公众的这种要求和实行理智的节约措施之间，存在着一种不能容忍的和不合理的悬殊现象，同时他大声反对任何宣称帝国政制保证了繁荣幸福这种主张的空洞性质。

在这一方面要提起的第三个批评者为仲长统（约公元180—220年），他也许比他的同时代人更加激进。［31］ 他出生时间稍晚于王符和崔寔，亲眼见到黄巾之乱的结果。仲长统非常清楚地理解，如果要在人际关系和公共生活中恢复秩序意识，新时代就需要新措施，而且要有强有力的措施。他感到，为了纠正时弊，单单向过去的道德制约求助是不够的。为了恢复纪律意识和给中国农村提供过安宁生活的机会，时势需要新的措施。

［1］ 其中最著名的学宫之一为稷下，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5页注10，并散见各处；本卷第14章《古代传说：倡导者和文献》。

［2］ 见张朝孙（音）：《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讨论》（莱顿，1949、1952）；见以下第14卷《后汉时期的官学》。

［3］ 见本书第1章《帝国时期的思潮》一节；第9章。

［4］ 例如，见德效骞：《译注》第2卷，第20页以下。

［5］ 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7、19、23页；本书第2章《行政的任务》；第8章《九卿》和第14章《学派的发展和官学》。

［6］ 关于儒家基本立场的陈述，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英译（伦敦，1946），第115—195页；阿瑟·韦利：《古代中国的三种思想方式》（伦敦，1946），第115—195页；狄伯瑞等：《中国传统的来源》，第1卷，第86—121页；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集》，第14—114页，艾姆斯：《统治术》，第1—6页。

［7］ 见本书第9章《总的原则》。

［8］ 关于这四部汇编（《周礼》、《仪礼》、《大戴礼记》和《礼记》），见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205页，“周礼”条。

［9］ 关于叔孙通在这方面的著作，见《汉书》卷一下，第81页（德效骞：《译注》第1卷，第146页）；《汉书》卷四三，第2126页。

［10］ 《汉书》卷二二，第1027页以下（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430页以下）。关于后汉对礼的重视，见本书第4章《明帝与章帝统治时期》。

［11］ 《汉书》卷二二，第1028—1029页。传统主义者认为使人萎靡不振和有害的音乐专指郑卫之音，郑和卫是帝国时期之前的两个国家；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02页以下。

［12］ 《汉书》卷三十，第1711页。

［13］ 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00页以下。

［14］ 见本书第6章《中国的扩张》和第13章《道德的价值和秦朝的失败》。

［15］ 《汉书》卷四三，第2113页。

［16］ 关于董仲舒的抗议，见《汉书》卷二四上，第1137页以下（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79页以下）。关于元帝朝及以后的反应，见本书第2章《改革和衰落（公元前49—公元6年）》。

［17］ 关于对天的崇拜，见本章《帝国崇拜》，关于刘歆，见以下第14章《真伪问题和经文的传授》。

［18］ 《汉书》卷五六，第2495页以下、2506页以下和2513页以下。关于认为可能是公元前134年的主张，见《汉纪》卷十一，第1叶。《资治通鉴》卷十五，第549页以下确定在公元前140年；见鲁惟一：《帝权：董仲舒的贡献及其前人》（待发表）。《春秋繁露》被认为是董仲舒所作的一部更大部头的著作，在确认它的所有内容都可信之前必须有所保留。

［19］ 早期涉及一个汉帝使用天子一词的情况可以在公元前180年导致文帝登基的一些事件的记载中看到；见《史记》卷十，第414页（沙畹：《译注》第2卷，第447页）；《汉书》卷四，第106页（德效骞：《译注》第1卷，第225页）。关于董仲舒使用这个名词的情况，见《汉书》卷五六，第2521页；关于周代诸王使用这个称号的情况，见《汉书》卷五六，第2521页。见顾立雅：《中国治国之道的起源》第1卷《西周帝国》（芝加哥、伦敦，1970），第82、441、494—495页。

［20］ 见以上注110。

［21］ 关于以这种方式选择上报事件是由于官员们故意的选择的情况，见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第137页以下；以及1983年6月提交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研讨会的一篇论文：《古代中国的占卜和凶兆解释》。关于编纂记载的历史学家作出这种选择的观点，见沃尔弗勒姆·埃伯哈德：《汉代的天文学和天文学者的政治作用》，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芝加哥，1957），第51、59—60页；何四维：《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方法论问题》，载《东方文献通报》，第53：1—2（1958）。第12—21页。在提交上述研讨会的一篇论文中，门斯维尔特·贝克也持这个观点。

［22］ 《汉书》卷二七；这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其中两部分又进一步细分。又见《汉书》卷二六，包括有关天文现象的记载。

［23］ 关于例子，见《汉书》卷二七上，第1331页（有关董仲舒）；卷二七中之上，第1396页（有关龚遂）；卷二七上，第1331、1335页（有关刘向），卷二七上，第1343页（有关刘歆）；《汉书》卷二七中之下，第1417页（有关王音）；卷二七下之下，第1504页以下，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45页以下，《中国人的生死观》，第87—88页（有关杜钦和谷永）；《汉书》卷二七下之下，第1476页（有关杜邺）。

［24］ 《汉书》卷二七中之下，第1413页以下。

［25］ 《汉书》卷二七上，第1331页以下（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86页）。

［26］ 《论衡》十四（《谴告》），第634页以下；卷十八（《自然为》），第784页以下（福克：《论衡》第1卷，第1194页以下；第1卷，第100页以下）。

［27］ 从公元前61至就49年期间，采用了神爵、五凤、甘露和黄龙四个年号（《汉书》卷八，第259、264、268、27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39、247、254、261页）。关于诏旨的例子，见《汉书》卷八，第258、26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38、244页）。

［28］ 《汉书》卷八，第261、 27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41、 261页）。

［29］ 见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第198页以下；见以下第15章《王符：道德价值、社会正义和领导》。

［30］ 见上引自乐日著作第205页以下；帕特里夏·埃伯里：《从〈四民月令〉看东汉的庄国和家族管理》，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17（1974），第173—205页；本书第4章《桓帝统治时期》和第15章《崔寔的激烈建议》。

［31］ 见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第213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