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0年，年轻的武帝继承皇位。他最初仍在很大程度上受窦太后的监护，因而不能立即实行他自己的政策。在公元前140年至前124年之间，他几次召集他的官员，听取他们关于好人政府和消除国家弊端的意见。［1］ 100多名对策者提出了答案，但都不如董仲舒，他的答案对皇帝的政策将有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是博士，专治名为公羊高的《春秋》之学。董仲舒声称，他的学说完全由他在这部经典中所发现的原理推导出来。他说的许多道理是因袭传统的：道之具是仁、义、礼和乐。古人靠礼和乐，靠教育达到持久的和平。和孔子一样，董仲舒重教育更甚于刑罚，但他也把二者结合起来，在此我们看到了组成他的论证的另外一个要素。

天道通过阴和阳这两种根本的力量而运行。阳和春天相联系；象征生命之产生。布德施教与其一致。阴为阳之补充；阴和秋天这一毁灭的季节相联系，因而象征死亡和刑罚。［2］ 这里，我们看到变化的原理被说成是在自然界中起作用，因而也应该是在行政管理中被遵循的原理。变化是必然的，不是因为万物之源的天在变化，而是因为情况变化，因而道的运用必须相应地变化。这样，变和不变结合成一个普遍的体系，兼容自然科学和道德科学。

如在董仲舒的其他理论中能够看出的那样，驺衍学说的影响显而易见，他的阴阳五行说经过精心加工，不但成为汉代的特征，而且也成为整个中国传统的特征。我们在此谈论的肯定是早期儒家传下来的传统和自儒家出现以来所发展起来的普遍理论之间的混合。不仅这个学派的道德主义证明它适合于这个时代，而且以下的事实也证明它是适合的：它提倡一种普遍的、整体论的宇宙观，从而为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提供了不可避开的制裁力量，也为帝国制度在宇宙中提供了一个位置。

［1］ 例如，见《汉书》卷六，第116及以下各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45及以下各页。必定有一系列这样的会议，但这些会议的日期不能确定。根据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上海，1949年以前）第70页，它们始于公元前140年。根据其他人的著作，只在公元前136年召开过这样的会议，见夏伊罗克：《儒家国教的起源和发展》，第29及以下各页。公元前136年更可能是召开第一次这类会议的日期，因为当时武帝只有20岁。

［2］ 《汉书》卷五六，第25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