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历纪元开始到第3世纪最初几十年，汉帝国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从前汉灭亡，经过后汉的光复和盛衰，到后汉的崩溃。汉代思想家的态度经历了它自己的演变过程：从扬雄对王莽的新朝的热诚和他确信人的智力的优越性，到荀悦为帝国体系及儒家学说辩护和他对现实的悲观看法。尽管这些思想家受到衰落中的帝国的政治结构的限制，他们也可能因为他们不能提供具有普遍吸引力的宏大景象，或对汉代积累起来的灾难提供有效的长期补救办法而受到责备。他们也不能建立一种思辨体系，也就是曾经引起他们前辈极大注意的那种涉及普遍问题和范畴的抽象思维。但是，如果人的精神是由于其理解现实的能力，或由于其自我批评的能力而被看重，那么，东汉思想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特殊困境表现出了非凡的感受性，注意到了它的变化多端的细节，痛苦地预见到了它的悲剧结局。他们有勇气和正气批评帝国政权和儒家正统，并反对他们自己的集团的利益。

法家传统的长处在于它对国家和公益问题的注重实用的看法；它的短处在于为君主唯我独尊的权力和臣民卑躬屈节的服从辩护。道家传统的价值在于它对超越和精神自由的想象，以及它对世俗权力和利益的蔑视；它的缺点在于避开世俗问题，以及它鼓励虚无主义和逃避现实。儒家学说的功过为数更多，变化也更多，本章的概述已予证明，而本章只涉及后汉儒家学说两百年的历史。儒家学说，即使在其后汉时的衰落阶段，也显露出广泛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可以看作它的重大的长处，也可看作它的根本的缺点。

儒家学说的灵活性表现在它对复杂的人性研究的关心。自从孔子要求对人性研究特别注意，儒家学者就从未停止对某些问题的关心，可是人性问题仍和以前一样难以解决。这些问题涉及人性的含义和概念，人的道德的和非道德的本性，人的修养和改造的可能性，人在精神、道德、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内的处境。这些复杂的问题需要范围广泛的探讨——实用主义的或理想主义的，一般的或特殊的；它们还引出种种态度——乐观的或悲观的，进取的或退缩的。因此，其范围既包括了法家学说也包括了道家学说的思想流派。儒家中庸调和的理想以及它的妥协、容忍的劝导，虽然不那么堂皇，对于它的任务却是适合的。

东汉思想缺乏古典思想和汉代初期思想那种有创造力的大气魄，但它包含更多的见识和智慧。古典时代和汉初的思想家给正在形成的统治权打下了理智的基础，但是既没有预料到僵化中的政体积累起来的问题，也没有预先想到他们的思想在受到现实考验并转变成为教条时的含意。

后汉思想家面临许多进退两难的困境，诸如自主与从属，不变与变，或者自我与社会或国家之间的矛盾，超凡出众与大众性之间的矛盾，或者圣智与君主地位的矛盾。这些矛盾受到诸如法家学说的官僚政治倾向、道家学说的个人和社会的本质和儒家学说的家庭倾向性等基本因素的抑制。这些便是在后汉时期变得具体化了的，在汉以后的时代继续吸引中国人的心智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