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三史
元顺帝时，命托克托（旧史名脱脱）等修辽、宋、金三史。自至正三年三月开局，至正五年十月告成。以如许卷帙，成之不及三年，其时日较明初修元史更为迫促。然三史实皆有旧本，非至托克托等始修也。
各朝本有各朝旧史，元世祖时，又已编纂成书，至托克托等，已属第二、三次修辑，故易于告成耳。辽史在辽时，已有耶律俨本，在金时，又有陈大任本（说见辽史条内），此辽史旧本也。
金亡后，累朝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后据以修史（见金史条内），此金史旧本也。
宋亡后，董文炳在临安主留事，曰“国可灭，史不可灭。”遂以宋史馆诸记注尽归于元都，贮国史院（见元史董文炳传）。此宋史旧本也。元世祖中统二年，王鸮请修辽、金二史，诏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寻又诏史天泽亦监修。其金朝卫绍王记注已亡失，则王鸮采当时诏令及杨云翼等所记足成之。（亦见金史条内）及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事见元史托克托传）。此元世祖时纂修三史之本也。
故至正中，阿鲁图、托克托等进辽史表云“耶律俨语多避忌，陈大任词乏精详，世祖皇帝敕词臣撰次三史，首及于辽。”进金史表云“张柔归金史于先，王鸮采金事于后。”进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载宋史而归秘府，既编戡定之勋，寻奉纂修之旨。”可见元世祖时，三史俱已修订。
而元史托克托传并谓“延祐、天历间，又屡诏修之。”则不惟修之于世祖时，而世祖后又频有修辑矣。盖宋、金虽各有国史，然其末年，正当国亡时，岂复尚有记载？是必元朝命史官采掇，而史官以耳目所接，睹记较亲，故金、宋亡国时，纪传更觉详悉。大概金宣宗以前，宋度宗以前之史，皆金、宋旧史也。金哀宗及宋德祐、景炎、祥兴之史，则元代中统、至元及延祐、天历所辑也。
其所以未有成书者，托克托传云“以义例未定，或欲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或以辽立国在宋先，欲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各持论不决故耳。”至顺帝时，诏宋、辽、金各为一史，于是据以编排，而纪、传、表、志本已完备，故不三年，遂竣事。人但知至正中修三史，而不知至正以前，已早有成绪也。
宋辽金三史重修
宋史繁芜，辽、金二史又多缺略，昔人多有欲重修者。
元末周以立因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而未能。
明正统中，其孙叙思继先志，乃请于朝，诏许自撰，诠次数年，未及成而卒。（明史周叙传）嘉靖中，廷议更修宋史，以严嵩为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严嵩传）然亦未有成书也。
其修成者，惟柯维骐合三史为一史，以宋为主，而辽、金附之，并列二王于本纪，褒贬去取，义例颇严，阅二十年始成，名曰“宋史新编”（维骐传）。
又祥符王维俭，字损仲，尝苦宋史芜秽，手自删定为一书。（维俭传）
是二人者，皆尝修成矣。然维骐本未及梓行。维俭之书，据列朝诗序，谓“损仲家图籍已沈于汴梁之水，其本稿，吴兴潘昭度曾钞得副本。”而曹学佺传，谓“潘曾纮巡抚南赣，得维俭所修宋史，邀晋江曾异撰，新建徐世溥更定，未成而罢。”则此副本虽未遭汴水之厄，亦终归散失也。
今时代愈远，宋、金书籍可资考订者，流传益少，虽有志纂辑，亦无从下手矣！
宋史事最详唐、宋、金三朝史官记载，其职颇重。五代李谷奏言“起居注创于累朝，时政记兴于近代，然后采其事实，编作史书。”（薛史谷传）宋汪藻亦疏云“书榻前议论之词，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宋史藻传）此近代国史底本之大概也。自唐文宗每召大臣论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执笔立于殿阶螭头之下，以纪政事。（见李谷及宋扈蒙疏）
后唐明宗因史馆赵熙等奏，亦令以诏书及处分公事，令端明殿学士韩昭允录送史馆；其内廷之事、诏书奏对不到中书者，令枢密院直学士李专美录送史馆。（见薛史唐本纪）
晋天福中宰臣赵莹周、显德中宰臣李谷，皆援例奏请行之。（薛史）
故实录之前皆有日历。宋初因扈蒙奏请“凡发自宸衷可书简策者，并委宰臣及参知政事，每月轮抄，以备史臣撰集。”乃诏卢多逊典其事。（宋史扈蒙传）
自是宋代史事较为详慎。有一帝必有一帝日历；日历之外，又有实录；实录之外，又有正史，足见其记载之备也。
今案宋史本纪，
太平兴国三年，命修太祖实录（史官为李昉、扈蒙、李穆、郭贽、宋白等，沈伦为监修，共成五十卷。见伦昉等传）又诏军国政要，令参知政事李昉等录送史馆。
真宗初，命钱若水等修太宗实录（若水奏杨亿与其事。凡八十卷，亿独修五十六卷）。寻又诏吕端、钱若水重修太祖实录。
仁宗诏吕夷简、夏竦修先朝国史，王曾为提举，天圣八年书成，夷简上之。
英宗命韩琦修仁宗实录，神宗熙宁二年修成，琦上之。
是年，神宗命学士吕公著修英宗实录，修成后，曾公亮上之。十年，又诏修仁宗、英宗史。
惟神宗实录，凡数次改修。
哲宗元祐元年，命吕大防等纂修，以司马光家藏记事为本，六年修成，七年又修神宗史，此第一次所修也。绍圣元年，章惇用事，请重修神宗史，蔡卞亦言“先帝盛德大业，实录所记多疑似不根，乞重刊定。”乃诏以蔡卞为修撰，卞专取王安石日录，遂尽改元祐所修，贬原修官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等。三年书成，惇上之。此第二次所修也。
徽宗时又诏修神、哲二朝实录及二朝史，皆蔡京、蔡卞司其事。钦宗初，已命改修宣仁后谤史，未及成。迨高宗时，隆祐太后为帝言“宣仁后之贤，古今未有，因奸臣诬谤，建炎初虽下诏辨明，而史录未经删定，恐无以慰在天之灵。”帝悚然，即谕朱胜非曰“神、哲两朝，史多失实，宜召范冲刊定。”冲乃为考异一书，明示去取。旧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修者以朱书，世号朱墨史。哲宗实录又别为一书，名辨诬录。（徐绩传“神宗正史，五载未成，绩谓元祐、绍圣，史臣好恶不同，一主司马光，一主王安石，故议论纷然。”綦崇礼亦疏言“神宗实录，墨本元祐所修，已成书；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会；哲宗实录，则蔡京提举编修，变乱是非，难以为据。”）冲既修成，赵鼎上之，此第三次所修也。
徽宗实录，则绍兴八年始修，十一年书成，秦桧上之。（其后又有龚茂良所修）
钦宗实录，则隆兴中蒋芾等所修。
而高宗和议成，先命史馆编修靖康、建炎忠义录，后又有魏杞等所上神、哲、徽三朝正史，陈俊卿、虞允文等上神、哲、徽、钦四朝会要，赵雄等上神、哲、徽、钦四朝国史志，王淮等上神、哲、徽、钦四朝列传，则皆孝、光两朝所续成也。
高宗实录直至淳熙十五年始修，（时高宗已崩故也）宁宗庆元三年书成，京镗等上之。嘉泰二年，陈自强等又上高宗实录及正史。然高宗时自有日历，绍兴二十六年，以秦桧所修日历未当，诏重修之。孝宗隆兴元年，诏修太上皇帝圣政记，二年书成，命进德寿宫。（时高宗为太上皇）
其孝、光、宁三朝实录皆成于理宗时。然光宗受禅，即诏修寿皇圣政日历，绍熙元年书成，进于重华宫。（时孝宗为太上皇）宁宗受禅，亦诏修太上皇圣政日历，庆元三年书成，进于寿康宫。（时光宗为太上皇）
其后又有李心传所修高、孝、光、宁四朝国史，史嵩之所上中兴四朝国史，谢方叔所上中兴四朝志传，亦皆理宗时成书也。
理宗实录，成于度宗咸淳四年，贾似道上之，度宗亦有时政记七十八册。
此可见宋朝重史事之大概也。
其士大夫所著，尚有不胜数者。
高宗时，汪藻尝编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迹，綦崇礼曾奏取其书入史馆。
孝宗时，李焘著续通鉴长编，自建隆至治平一百八十卷，后又续成六百八十七卷。
洪迈入史馆，修四朝帝纪，又修一祖八宗一百七十八年为一书。
理宗端平二年，又诏太学生陈均编宋长编纲目。淳祐十一年，又诏龙图阁学士楼昉所著中兴小传百篇、宋十朝纲目并掇要二书，付史馆誊写。又王偁有东都事略，李丙有丁未录，徐梦莘有三朝北盟会编，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讫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之毙，上下四十五年，共三百五十卷。
此皆收入史馆以资纂订者。其他名臣传、言行录、家传、遗事之类，未上史馆者，汗牛充栋，更无论矣。
故宋一代史事，本极详备，而是非善恶，回护讳饰处亦坐此。宋史多国史原本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今其迹有可推见者。
道学传序云“旧史以邵雍列于隐逸，未当，今置于张载传后。”
方技传序云“旧史有老释、符瑞二志及方技传，今去二志，独存方技。”
外国传序云“前宋史有女真传，今既作金史，义当削之。”
夏国传赞云“今史所载谥号、庙号、陵名，兼采夏国枢要等书，其与旧史有抵牾者，则阙疑以俟。”
此可见元人就宋旧史另为编订之迹也。然有另为编订而反失当者。
如张宪传开首即云“飞爱将也”。盖旧史宪传本附于岳飞传之后，故从飞叙入。今宪另为一卷，不附飞后，则此语殊无来历。
又牛皋传后，总叙岳飞之功，谓“飞命皋及王贵、董先、杨再兴等经略东、西京、汝、颍、陈、蔡诸郡，又遣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未几，李宝捷于曹州，董先捷于颍昌，刘政捷于中牟，张宪复淮宁府，王贵部将杨遇复南城军，梁兴会太行忠义破金人于垣曲及沁水，金张太保、李太保等以其众降，又取怀、卫二州，金人大扰，未几，岳飞还朝，下狱死，世以为恨云。”案此乃总叙飞功，非叙皋功也，而在皋传末，可见旧史亦以皋传附飞传之后，故皋传末又累叙飞功而结之以下狱死。今皋传亦另为一卷，不附于飞，而皋传末总叙飞功之处，却未移在飞传后，遂觉皋传反多此赘词。
此徒以意为割裂而未及订正之失也。
叶梦得既入文苑传，则其著述，如石林燕语、避暑录话之类，自应叙入，乃通篇但述吏绩，无一语涉文字，此必旧史本在列传，元人排次时，以其素有文名，遂将原传拨入文苑，又未增其能文之处也。
其有不全据旧史而另纂增入者。
如唐恪传后，谓“当时蔡京、王黼用事，援引者多，如余深、薛昂、吴敏、王安中、赵野等，国史皆逸其事，今附著于此。”是余深等五传，旧史所本无也。
康保裔传“保裔战殁，来援者惟张凝、李重贵，后重贵仕至郑州防御使，改左领军大将军致仕，凝加殿前都虞侯，卒赠彰德军节度使。”盖旧史凝与重贵二人不另立传，故附于保裔传也。又王翊传后附文州守刘锐、通判赵汝向相誓死守，被围旬有五日，汲道绝，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血，城垂陷，汝向犹提刀入阵，中十六矢，被执死。锐先杀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台自刎死。此亦旧史锐与汝向不另立传，故附见翊传也。今张凝、李重贵各有专传，刘锐、赵汝向两人合为一传，可见此四人传亦旧史所本无，而元人增之者也。既增此四人传，则康保裔、王翊传内附书之处应删节以免繁复，乃仍旧文而不删，此又元人未及审订之失也。
其有全用旧史而是非刺谬处，则于传赞内著论以别之。
如谢深甫传，通首叙述，居然一代名臣，无可訾议。而编次时则入于胡纮、陈自强卷内。传赞谓“其当韩侂胄严禁伪学，善类为之一空，深甫秉政，与之同时，且尝劾陈傅良、赵汝愚等，显与正士为难。”是传则君子，而赞则小人矣！
赵雄传，谓孝宗意向张栻，雄与虞允文沮抑之。传赞则谓雄与允文协谋用兵，与张栻持论相同，而以旧史沮抑张栻之说为诬。是传则小人，而赞则君子矣！
可见各传皆宋旧史原本，修史时悉仍其旧，特于赞内另别其是非。此又见修史者虽不及改正，而尚存褒贬之公也。
第此等增传及辨正之处，其为世祖时抑系顺帝时，则无从推考，大约王翊传附见刘锐、赵汝向，此世祖时所修也，锐、汝向之另立传，则顺帝时所修也，又如陈宜中传，记其往占城而不返，马廷鸾传记其国亡后七年而始殁，此亦必顺帝时所修，若世祖时，则宜中、廷鸾存殁尚未知，何由预书耶？
宋史各传回护处
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国史，而宋国史又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故是非有不可尽信者。大奸大恶如章惇、吕惠卿、蔡榷、蔡京、秦桧等，固不能讳饰，其余则有过必深讳之。即事迹散见于他人传者，而本传亦不载，有功必详著之，即功绩未必果出于是人，而苟有相涉者，亦必曲为牵合，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详著其善于本传，错见其恶于他传，以为善善长而恶恶短也。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讳其恶。遇有功处，辄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宋时修国史者即据以立传，元人修史，又不暇参互考证，而悉仍其旧，毋怪乎是非失当也。昔吴缜作新唐书纠谬，不旁采他书，即新唐书中自为抵牾者，抉摘以资辨证，今亦仿此例，摘出数十条于后，观者可以览焉。
李纲
靖康围城之事，姚平仲欲劫营，以士卒不得速战为言，李纲主其议，令城外兵俱听平仲节度，遂及于败。（姚平仲传）据此，则劫营之计，李纲实与其谋。而纲传则谓平仲密奏斫营，夜半中使传旨，使纲策应。似纲初不知者。盖因平仲之败，以见失策不在纲。此事本载纲所著靖康传信录，史馆即据以立传也。
吕好问靖康之变，朝臣多污张邦昌伪命，高宗以邓肃在围城中目击其事，令肃陈奏，肃请分三等定罪以待制，而为伪朝执政者置一等，乃王时雍、徐秉哲、吴幵（ㄐㄧㄢ）吕好问、莫俦、李回，共六人。（见邓肃传）是好问罪在一等，其欲为伪朝佐命可知也。乃好问传不载其从逆之事，反备书谏阻张邦昌毋干大位，及趣邦昌遣使迎高宗等事。
韩世忠世忠固一代名将，然少年时意气用事，亦多有可议者。王明清避乱录，杭妓吕小小以罪系狱，会钱塘守邀世忠饭，世忠为言而出之，连饮巨觥，携妓以去。又明清挥麈录，王渊有妓周氏，为赵叔近所得，陈通之乱，叔近招降之，渊遣张俊、韩世忠讨通，并斩叔近，以妓归渊，渊以赐俊，俊不敢受，乃予世忠。案此二事皆出于明清所记，或因其以京口娼梁氏为妻，遂附会之。吕小小事，不见他书，周氏事见宋史赵叔近传，但言以周归渊，不言归世忠也。则明清所记，或近于诬。
至于宋史各传，世忠屯镇江，刘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常同劾其骄狠无忌惮。（见常同传）是时光世部将王德擅杀世忠部将，会诏移屯，世忠遂遣兵袭其后，并夺建康府廨。（见赵鼎及季陵传）移屯时，光世惧世忠扼其路，乃趋白鹭，世忠果遣人袭之。（见刘光世传）张浚以世忠所部逼逐谏臣坠水死，因劾奏夺其观察使。（见张俊传）滕康亦劾世忠夺御器械，逼死谏臣，乃止罚金，何以惩后？（见滕康传）世忠又饮于内侍李廙之家，刀伤弓匠。（见魏矼传）此皆世忠少年粗豪之过，亦不必讳，而世忠传不载。
张浚
浚一生不主和议，以复仇雪耻为志，固属正人。然李纲入相时，宋齐愈以附逆伏诛，浚为御史，劾纲以私意杀侍从，且论其买马招军之罪。（见高宗纪及纲传）浚又尝荐秦桧可任大事。（见赵鼎传）陈东伏阙上书已被诛，浚又奏胡珵笔削东书，以布衣挟进退大臣之权，遂追勒编置。盖浚乃黄潜善客，珵则李纲客也。（见戴植鼠璞）浚又尝与岳飞论吕祉、王德、郦琼兵事不合，飞因解兵奔丧归，浚奏其意在并兵，以去要君，遂命张宗元权其军事。（见高宗纪）汪伯彦既贬，浚以伯彦旧尝引己，遂与秦桧援郊祀恩，起伯彦知宣州。（见汪伯彦传）今浚传皆不载，惟杀曲端一事，略见传中，而又谓端部将张忠彦降金，故下端于狱，似非枉杀者。
叶梦得
梦得初为蔡京客，京倚为腹心，尝为京立元祐党籍，分三等定罪，后知应天府，以京党落职。（见毛注、强渊明、胡安国等传）建炎元年，梦得知杭州，军校陈通作乱，梦得被执。（见高宗纪）今梦得传不载。
胡安国
安国本秦桧所荐用，吕颐浩引朱胜非以倾秦桧，胡安国即劾胜非不当复用，安国求去，桧三疏留之，颐浩欲去桧，席益曰“安国在讲筵，宜先去之。”盖安国力言桧之贤于张浚也。（见秦桧传）今安国传不载。刘一止
一止，秦桧党也，桧置修政局，或有言局当废者，一止与林待聘力言不可废。（见秦桧传）一止传不载。
何铸
铸尝与罗汝楫劾岳飞。（见罗汝楫传）又尝为秦桧劾王居正为赵鼎之党，遂夺职奉祠。（见王居正传）又劾张九成党赵鼎。（见张九成传）又劾廖刚与陈渊等为朋比。（见廖刚传）今何铸传皆不载，反云治岳飞狱，力辨其冤，谓不当无故杀一大将，似能主持公道者。
李显忠
宿州之败，因破宿州时，显忠欲私其金帛，不以犒军，与邵宏渊忿争，遂致师溃。（见胡铨传）今显忠传乃谓宏渊欲发仓库犒军，显忠不可，只以现钱充赏，士皆不悦，遂致溃。一似显忠之慎重仓库，并无私意者。然论罪时，显忠之谪独重，则其激变非无因也。孝宗纪亦云“显忠战于宿州，宏渊不援，显忠失利，诸将以显忠、宏渊二将不协，遂大溃。”是亦为显忠讳。
岳珂
珂守当涂，制置茶盐，自诡兴利，横敛百出，商旅不行，国计反诎于初。又置贪刻吏，开告讦之门，以罔民而没其财，民李士贤有稻二千石，囚之半载。（见徐庆卿传）袁甫劾珂，贪黩无检，总饷二十年，焚林竭泽。（见袁甫传）今珂传俱不载。史弥远
韩侂胄用兵，将危及社稷，杨皇后本与侂胄有隙，使荣王曮入奏，宁宗不答，后乃使其弟杨次山阴结史弥远、钱象祖等谋之。侂胄方早朝，弥远使中军统制夏震率兵拥至玉津园击杀之。弥远等方以其事入奏，帝犹不信，既知其已死，乃下诏罢其官，然后再下诏诛之。（见杨皇后传）是时弥远欲诛侂胄，皇后、皇室从中主之，弥远以告象祖、李璧，谓有御笔行事，象祖欲奏审，璧恐迟则事泄，弥远乃使震亟杀之。（见韩侂胄及李璧传）合数传参观，是当日先诛侂胄后奏帝，帝始降旨罢其官，再加诛也。而弥远传则谓“兵端既开，人皆畏侂胄不敢言，弥远力陈危迫之势，皇子询（即荣王曮）入奏，乃罢侂胄，既而台谏给舍交章论，侂胄乃就诛，召弥远对咸和殿。”似乎先奏请得旨而后行诛者。此固讳其擅杀之迹。而宁宗本纪亦书“开禧三年十一月甲戌，诏韩侂胄轻启兵端，可罢平章事。乙亥，礼部侍郎史弥远以密命令殿前统制夏震诛侂胄于玉津园。”一如弥远传所叙。此盖实录书法本如是，不欲以大臣擅杀，见朝廷之威柄下移也。则弥远传讳其擅杀一节，犹似有说。
至其拥立理宗一事，则隐讳更甚。宁宗自皇子询薨后，即养宗室子贵和为皇子，赐名竑。弥远买美人善琴者纳之，使伺皇子动静。竑嬖之，一日指舆地图曰“此琼崖州，他日当置弥远于此。”又尝书几曰“弥远当决配八千里。”美人以告弥远，乃阴谋立沂王子贵诚，使郑清之傅之。宁宗崩，弥远在禁中，宣贵诚至柩前，举哀毕，然后召竑，封为济王，出居湖州。（见济王竑传）夫以先帝预立之储君，擅敢废罢，而所立者，并非先帝所识之人，虽以唐宦官之定策，国老门生天子尚不至如此之恣横，则弥远之罪上通于天，无可讳饰者。乃宁宗本纪并不著其废立之罪，但云“帝崩，史弥远传遗诏，立侄贵诚为皇子，更名昀，即皇帝位。封皇子竑为济阳王，出居湖州。”一似仓猝之际，宁宗别有遗命，而弥远奉行者。盖其时弥远正柄政，史馆实录皆所监修，故书法本是如此。而弥远传则后人所修，应无所忌，乃亦只以“宁宗崩，拥立理宗”七字了此公案，而此等奸谋逆节，绝无一语载入，益可见宋旧史皆本各家表志行状据以立传，而元人修史，又悉仍其旧，略无订正也。
贾涉
李全既降于宋，与金兵战。涉为制置使，以朝命许杀太子者赏节度使，杀驸马者赏观察使。全以所得金牌上于涉，谓杀四驸马所得者。涉遂奏授观察使。其实四驸马不死也。季先死，全欲并将其军，诡称其军有三千虚籍，覆之可省费。涉遂付以兵。将遣人覆实，全忽报昨闻邳州有警，已遣七千人往赴矣，遂不得覆。全往山东，涉劝农出郊，暮归，全军在楚州者遮道不得入，涉使人语全妻杨氏，杨氏挥之退，涉始入城。（见李全传）今贾涉传皆不载，反谓“李全得玉玺以献，朝廷赏以节度使，涉叹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岂知骄则至于不可劝耶？’”是并能驾驭群盗矣！此传必亦必其子似道当国日，史馆所立，而元人因之不改者也。
郑清之、赵范、赵葵
端平初，宋遣将孟珙与蒙古兵共灭金，其时宋与蒙古本敦邻好，并无嫌隙，忽焉兴师入洛，规复中原，兵端遂由此起。据贾似道传，灭金时，珙与蒙古约以陈、蔡为界。师未还，赵范谋发兵据肴函，复中原地。元兵击败之，是开衅者，范实为祸首也。然是时，朝命已令范知开封府东京留守，其弟葵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则庙堂已有主此谋者。据王万传，郑清之当国，谋乘虚取河洛。又真德秀传，郑清之挑敌，兵民死者数十万，中外大耗。是此事，实赵范兄弟任之于外，郑清之主之于内也。乃赵范传不载其主谋用兵事，反云灭金后，范言于理宗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美，迄以取祸，不可不鉴。”赵葵传亦载其所奏云“国家兵力未赡，姑从和议，俟根本既壮，恢复中原。”据此，则二人又似能审度时势，不肯轻举生事者。郑清之传，亦不载其主谋开边事，反载理宗因边警甚惧，清之密疏谓“陛下忧悔太过，恐累刚大之志。”则并似能持危定倾，补救于事后者矣。盖皆因兵端既起之后，国家之祸日深，作家传者各自讳其始谋之失，国史因之故也。
至如李宗勉传，谓端平中出师汴洛，宗勉言不可。崔与之传，谓朝廷取三京，与之顿足浩叹。乔行简传，谓收复三京，行简忧事力之不继。赵汝谈传，谓朝议出师，汝谈力言不可。及三京收复，汝谈有忧色。未几，洛师果败。此又因用兵后祸败相寻。作传者各为著其先见之明也。
宋史各传附会处徐河之捷李继隆传，徐河之捷，辽将裕悦（官名，旧史作于越）率骑八万来战，继隆与尹继伦列阵以待，敌众方食，继伦出不意击走之。
案继伦传，是时继伦领兵巡路，辽裕悦、耶律休格（旧史名休哥）数万骑遇之，不顾而南，继伦曰“是蔑视我也！彼捷则将驱我北去；不捷亦且泄怒于我矣！”乃衔枚夜蹑其后，天未明，至徐河，休格方会食，将战，继伦从阵后出其不意突击之，休格大败走。是继伦之突击并未与继隆同列陈也。而继隆传云“与继伦列阵以待。”此不过欲著继隆之同功耳。
侬智高母子弟
余靖传，狄青破侬智高后，即班师，靖留广西，遣人入特磨道，获智高母子弟三人，献阙下。
案萧注传，智高走大理，其母与二弟寓特磨道，注侦得之，悉擒送阙下。是获智高母子者，乃注之功，余靖特以镇广西为其长官耳，而靖传则以此功全属之于靖，并略不及萧注。
徽宗禅位
李纲传，徽宗以金兵日逼，命皇太子为开封牧，纲谓吴敏曰“建牧，岂非欲委以留守乎？然非传以位号不可。”敏曰“监国可乎？”纲以“肃宗灵武建号不出于明皇，使后世惜之”为对，明日，敏遂以禅位事进说，并谓李纲亦有此议。是传位之议本起于纲也。
案敏传，徽宗将内禅，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对，遂并荐纲入见，则内禅之意，本出于徽宗。蔡攸传，帝欲内禅，亲书传位东宫字授李邦彦，邦彦不敢承以付攸，攸属其客吴敏，遂定议。又李熙靖传，道君皇帝曰“外人以内禅为吴敏功，不知乃自吾意，不然，言者且灭族矣！”合数传观之，是内禅本出于徽宗，而纲传所云，或非实事也，或纲议适与帝合，遂赞决耶？案张端义贵耳录，徽宗闻金人破燕，即命当直学士黄中令草诏罪己，并传位太子，明日诏出，渊圣登极。又记徽宗语，谓“诏中处分，蔡攸尽道不是，只传位一事，要做他功劳。”此亦见内禅出自帝意之一证。
湖湘盗贼
李纲传，出为湖广宣抚使，荆湖江湘之间盗贼不可胜计，多者至数万人，纲悉荡平之。又张浚传，浚至潭州，杨么贼众二十余万，相继来降，湖寇尽平。案是时长沙有刘忠拥众数万，韩世忠诛之；曹成躏湖、湘、道、贺等州，岳飞平之，杨么又飞所击斩者也，今悉归功于纲与浚，而诸将之攻讨略不及焉。虽纲为宣抚，浚为督视，诸将之功即其功，然竟抹煞诸将，全以荡平诸贼为纲与浚之功，且纲传则功属纲，并不及浚；浚传则功属浚，又不及纲。
刘豫之废
岳飞传，军中得乌朱（旧史名兀术）谍者，飞佯认为己所遣之谍，作蜡书约豫同诛乌珠，刲其股纳之，令致豫。谍者归以书示乌珠，乌珠大惊，驰白其主，遂废豫。又张浚传，郦琼叛奔刘豫，浚亟遣蜡书贻琼，金人果疑豫，寻废之。
案刘豫先赂金元帅达兰（旧史名挞辣），得立为帝，后出师侵宋，辄败，屡请金兵为援。金领三省事宗磐曰“先帝立豫者，欲豫开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进不能取，退不能守，兵连祸结，从之则豫收其利而我受其弊，奈何许之！”于是始有废豫意。会豫又请兵，金乃令达兰、乌珠伪称南侵至汴，宣诏废之。是豫之废，因其进不能取，且屡请兵也。今乃以归功于张浚、岳飞之两封蜡书，真所谓牵连附会者也。（王伦传，绍兴七年，伦使金至睢阳，刘豫欲索观国书，伦力拒之，至涿州，见达兰，具言豫邀索国书无状，且谓豫忍背本，他日安保不背大国？是年冬，豫遂废，是又以废豫归功于伦之奉使矣！）
采石之捷海陵被弑
李显忠传，金主亮南侵，将济江，王权自和州遁归，诏以显忠代权，命虞允文趣显忠交军，于是有采石之捷。显忠遣万人渡江，尽复淮西州郡，亮切责诸将，诸将弑之。
案虞允文传，允文奉命往趣显忠赴权军，允文至采石，权已去，显忠未来，我师三五星散，解鞍坐道旁。允文念坐待显忠，则误国事，遂招诸将，勉以忠义，诸将皆死战，得大捷。明日，又败敌于扬林口，显忠始至。是采石之捷，无与于显忠也。而显忠传，谓因趣显忠交军，故有此捷。遂若功出于显忠者。亮因采石之败，即趋瓜洲，克日渡江，未渡而被弑，亦非关显忠之复淮西而责诸将也。且是时，海陵去采石，即至瓜洲，其间时日有几？显忠岂能尽复淮西？当是海陵被弑后，乘金兵之退而复之耳。乃必谓海陵因显忠复淮西，切责诸将遂被弑，此又曲说也。规复山东
贾涉传，李全取海州及密、潍，收登、莱二州，又结青州张林，以滨、棣、淄、济、沂等州来降，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洺十余州相继请降。涉传檄中原“以地来归及反戈自效者，朝廷爵土无所吝。”
案是时金国衰乱，盗贼各分据，李全乘此北行，金元帅张林据青、莒、密、登、莱、潍、淄、滨、棣、宁、海、济南等州，全往招之，遂来降，其表云“举七十城之全齐，归三百年之旧主。”是时，实李全功也，而系之涉传，竟似涉发踪指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