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三
庚申元丰三年春正月辛巳，诏改国子监直讲为太学博士，每经二人。癸未，增国子监岁赐钱万五千缗。以国子监言岁费钱三万七千缗，而所入才二万三千缗也。
二月辛丑，命辅臣祈雨。诏改诸王宫侍讲为讲书。
三月乙丑，工部侍郎、平章事吴充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西太一宫使。己丑，上以慈圣光献故，大推恩于曹氏，且欲以佾为正中书令。吕公著言：『非所以宠外戚。』上曰：『褒宠外戚，诚非国家美事，顾以慈圣光献有功于宗社，宜优恤其家尔。』公著因言：『自古亡国乱家，不过亲小人、任宦官、通女谒、宠外戚等数事而已。』上深以为然。时王中正、宋用臣等任事，故公著假此以讽上。既退，薛向叹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使向汗流浃背。』
夏四月乙未，吴充卒。世讥充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而不能勇退云。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戊申，御史台言：『奉诏复置六察，察在京官司。今请以吏部及审官东西院、三班院等隶吏察，户部、三司及司农寺等隶户察，刑部、大理寺、审刑院等隶刑察，兵部、武学等隶兵察，礼、祠部、太常寺等隶礼察，少府、将作等隶工察。』从之。辛酉，增国子监岁赐钱六千缗。
五月乙丑，编修学制所言：『奉旨立势要及国子监生、太学官亲属许不以乡贯就开封应举之法。臣等看详，监以国子为名而无国子教养之实，恐未称朝廷建学育士之意。乞应清要官亲戚并令人监听读，以二百人为额，解发毋过四十人。』从之。
六月戊戌，诏宗室教授并兼大、小两学，广亲、睦亲北宅二员，余各一员。
秋七月癸未，是夜，彗出西北太微垣郎位南，在轸。丙戌，诏以星变。自今月戊子避正殿，减常膳，中外臣寮并许直言朝政阙失。
八月，罢诸路提点刑狱司检法官。戊申，刘几等言：『太常大乐钟磬凡三等，王朴乐一也，李照乐二也。胡瑗、阮逸乐三也。王朴之乐其声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尝言。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乐，乃下律法以取黄钟之声，是时人习旧听，疑其太重，李照之乐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乐，比王朴乐微下。及铸大钟，或讥其声弇郁，因亦不用，于是郊庙依旧用王朴乐。欲请下王朴乐二律，以定中和之声，就太常钟磐择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别制。』从之。戊午，彗灭。初，七月癸未，彗出于轸，长丈。丙戌，出于翼。戊子，长三尺。是月庚子出于张，三十六日乃没。
九月乙亥，详定官制所上以阶易官寄禄新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为正议大夫，给事中为通议大夫，左右谏议为太中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光禄卿至少府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农少卿为朝议大夫，六曹郎中为朝请、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员外郎为朝请、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为朝散郎，司谏为朝奉郎，正言、太常、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秘书、殿中丞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为宣德郎，光禄、卫尉寺、将作监丞为宣义郎，大理评事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礼郎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又言：『开府仪同三司至通议大夫以上无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务郎应磨勘，待制以上六年迁两官，至太中大夫止。承务郎以上四年迁一官，至朝请大夫止，候朝议大夫有阙次补。其朝议大夫以七十员为额，选人磨勘，并依尚书吏部法。迁京朝官者，依今新定官，其禄令并以职事官俸赐，禄科旧数与令新定官请给对拟定。』并从之。乙酉，舒国公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罢议乐修乐局，其范镇令降敕奖谕。镇初召对，为上言：『定乐当先正律。』上曰：『然。虽有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镇作律尺仑合升豆区鬴斛欲图上之，又乞访求真黍以定黄钟，而几即用李照乐加四清声而奏乐成。及是，镇谢曰：『此刘几乐也，臣何与焉?』十一月己丑朔，翰林天文院言：『日食，云阴不见。』又言：『巳时六刻云间见日，不及所食分数二壬子。直龙图阁、勾当三班院曾巩议经费曰：『宋兴承五代之敝二八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财用有余。且以景德、皇祐、治平较之，天下岁人，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余员，皇祐二万余员，治平总二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祐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百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郊之费皆一倍于景德。诚诏有司案寻载籍而讲求其故，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官之数、郊之费皆同于景德者，省盖半矣。』已而再上议曰：『案国初三班吏员止于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间，乃总四千二百有余。至于今，乃总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盖景德员数已十倍于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于景德。岁岁有增，未见其止。臣略考其入官之由，具于别记以闻，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东、西审官与天下他费尚必有近于此者，惟陛下试加考察，以类求之，使天下岁入亿万，而所省者什三，计三十年之通，当有十五年之蓄。使国家富盛如此，则何为而不成?』上颇嘉纳之。
十二月甲子，诏：『应迁官除授者，并即寄禄官除。大两省待制以上至太中大夫，余官至朝请大夫，并通磨勘，进士八年，余十年一迁。所理年月，自降指挥日为始。』自官制行，以旧少卿、监为朝议大夫，诸卿监为中散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故事，两制以上转官至前行郎中，即超转谏议大夫。前行郎中于阶官为朝请大夫，谏议大夫于阶官为太中大夫，而两制磨勘者旧不转卿监，即于今制不当转此三阶。又旧制朝议大夫止以七十员为额，余官转至朝请大夫，即须俟有阙方许次补。至是因有司申明，乃降是诏。其大两省待制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磨勘理三年，承务郎以上至朝请大夫理四年，自如旧制。』丁卯，中大夫、集贤院学士苏颂知沧州。颂入辞，因言母老畏寒，须春上道。上曰：『卿母谁氏?』颂曰：『龙图阁直学士陈从易女。』上曰：『天圣间侍从耶?』颂曰：『臣外祖天圣间以直昭文馆知广州，罢还，不市南物，辇俸余钱过岭。仁宗闻之，即日擢知制诰。』上曰：『清过于马援矣。』颂到沧数月，召还，判吏部。
辛酉元丰四年春正月，中书礼房请令进士于本经《论语》、《孟子》大义、论策之外加律义一道，省试二道；武举止试孙、吴大义及策。从之。
三月甲辰，翰林学士、承议郎张璪为参知政事。先是，王珪尝三荐璪不用，珪曰：『璪果贤，陛下未尝用。以为不贤，谗也。臣恐士弗得进矣。臣为宰相，三荐贤三不用，臣失职请罢。』上喜曰：『宰相当如是，朕姑试卿。卿德不回，朕复何虑?』夏五月戊申，诏河东、河北路转运司寻访程婴、公孙杵臼坟庙所在，以承议郎吴处厚言二人保全赵孤乞加封爵故也。诏婴封成信侯，杵臼封忠智侯。
六月甲子，有上书乞审择守令者。上谓辅臣曰：『天下守令之众至千余人，其才性难以遍知。惟立法于此，使象之于彼。从之则为是，背之则为非。以此进退，方有准的，所谓朝廷有政也。如汉黄霸妄为条教，以干名誉，在所当治，而反增秩赐金。夫家自为政，人自为俗，先王之所必诛。变风变雅，诗人所刺。朝廷惟一好恶，定国是，守令虽众，沙汰数年，自当得人也。』戊辰，诏：『闻河北飞蝗极盛，渐已南来。速令开封府界提举司、京东南西路转运司遣官督捕。』己卯，洪州言知州、观文殿学士王韶卒。韶为人粗犷，用兵颇有方略，然熙河所奏多欺诞，军以首级为功。韶交亲皆楚人，多依韶以求仕。韶分属诸将，诸将畜降羌老弱，或杀与其首以应命。既病疽发，皆洞见五藏，亦其报也。壬午，诏陕西缘边诸路累报夏国大集兵，须至广为之备，以种谔为鄜延路经略安抚副使，应本司事，与经略安抚使沈括从长处置。谔入对，大言曰：『夏国无人，秉常孺子，臣往提其臂而来耳。』上壮之，乃决意西征，命谔副括。上初议西讨，知枢密院孙固曰：『举兵易，解祸难。』前后论之甚切。上意既决，固曰：『然则熟为陛下任此者?』上曰：『吾以属李宪。』固曰：『伐国大事，而使宦者为之，士大夫谁肯为用?』上不悦。他日又对曰：『今五路并进而无大帅，就使成功，兵必为乱。』上谕以其无人。同知枢密院吕公著进曰：『既无其人，不若且已。』固曰：『公著言是也。』
秋七月丁亥，权发遣群牧判官郭茂恂言：『准诏以陕西博买蕃部马并粮草，欲专以茶博买马，以彩帛博买粮谷。及以茶马并为一司，令臣具经久利害。臣窃闻昔时亦是用茶折马价，虽兼用金帛等，亦从其便。近岁始专用银绢及钱钞等。况卖茶买马，事实相须，令提举买马官通管茶场，实为职务相济。』从之。诏斩四方馆使韩存宝于泸州。先是，存宝经制泸州夷贼无功，时方大举伐夏，故诛存宝以令诸将。
八月庚申，史馆修撰曾巩兼同判大常寺，诏巩专典史事，更不预修两朝史。上曰：『修史最为难事，如鲁史，亦止备录国事，待孔子然后笔削。司马迁才足以周物，犹止记君臣善恶之迹为实录而已。』王珪曰：『近修《唐书》，褒贬亦甚无法。』上曰：『唐太宗治僭乱以一天下，如房、魏之徒，宋祁、欧阳辈尚不能窥其浅深及所以成就功业之实。为史官者才不足以过其一代之人，不若实录事迹。以待贤人去取褒贬尔。』
九月丙申，熙河路都大经制司言：九月乙酉收复兰州。李宪又言：乞建兰州为帅府，以镇洮为列郡。并从之。己亥，宰臣王珪上《国朝会要》二百卷。仁宗时修会要，自建隆至庆历四年一百五十卷。熙宁初，珪请续之，凡十二年乃成。止熙宁十年，通旧增损，成三百卷。
冬十月，种谔破米脂寨援军。捷书至，群臣称贺。辛巳，史馆修撰曾巩言：『臣修定五朝国史要，见宋兴以来名臣良士，或尝有名位，或素在丘园，嘉言善行，历官行事，军国勋劳，或贡献封章，著撰文字，本家碑志、行状、纪述，或他人为作传记之类，今所修国史，须当收采载述。恐旧书访寻之初有所未尽，乞京畿委开封知府及畿县知县，外委逐路监司、州县长吏博加求访，有子孙者延致询问，所有事迹或文字，尽因郡府纳于史局，以备论次。或文字稍多，其家无力缮写，即官为庸写校正。其尝任两府、两制、台谏之家，家至询访，各限一月发送史局。并中书编集累朝文字及枢密院机要文字、并累朝御札诏副本送本局，以备讨论。』从之。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辛丑，环庆、泾原兵去灵州。初，高遵裕攻围灵州，十有八日不能下，粮道且绝。贼决七级渠以灌我师，溃死者甚众。先是，有诏：『辄班师者族。』城久不下，遵裕曰：『活两路生灵得罪，死无所恨。』遂班师。
十二月，先是，知枢密院孙固乞罢西师，即而既出无功，上谕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于是固又言：『兵法：期而后至者斩。始议五路入讨会于灵州，李宪独不赴，乃自开兰会欲以弭责，要不可赦，乞诛之。』不从。
壬戌元丰五年春二月，两浙路转运司言知润州鞠真卿侮法专威，上曰：『刺史县令，治民为最近。汉自刺史有入为三公者，盖重其任耳。今之藩郡不过数十，往往多不得人，则县令可知也。自今更宜谨择。』乙亥，分命辅臣祈雨。
三月乙酉，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言：『闻道途汹汹，以卖盐为患。望稍变法以便民。』又上书云：『陛下所立新法本以为民，为民有倍称之息，故与之贷钱；为民有破产之患，故与之免役；为民无联属之任，故教伍保；为民有积货之不售，故设市易，皆良法也。
行之数年，天下讼之，法弊而民病，色色有之。其于役法尤甚。』又言：『蹇周辅元立盐法以救淡食之民，于今民间积盐不售，以致怨嗟。卖既不行，月钱欠负，追呼刑责，将满江西。其势若此，则安居之民转为盗贼，其将奈何?』上批：『刘谊职在奉行法度，既有所见，自合公心陈露。辄敢张皇上书，特勒停。』司天监言：『四月朔，日当食于寅。』诏自己亥易服避正殿，减常膳。其日百司守职。乙巳，御雠英殿，赐进士、明经、诸科黄裳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五百九十三人。
夏四月壬子朔，云阴，日不见食。知开封府王安礼言三院狱空，揭诸府门。辽使过见叹息，称为异事。上曰：『昔由余聘秦观政，内史廖辈从容俎豆以夺其谋者。秦有人也。安礼留意吏事，能骇动外夷，于古无愧矣。』壬戌，崇文殿校书杨完编类元丰以来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成三十卷以进。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依前官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讲义》曰：『建官之制，不惟其名，而惟其实，不惟其官，而惟其人。君子观元丰五年官制之成，左右仆射之名初正也。而以王珪、蔡确为之，则有忝于左右仆射之名矣。观政和三年官名之正，太宰、少宰之名初立也，而以何执中、蔡京为之，则有忝于太宰、少宰之名矣。
甲戌。诏中书五月朔行官制。知定州章惇守门下侍郎，参知政事张璪守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议郎蒲宗孟为中大夫，守尚书左丞，翰林学士、朝奉郎王安礼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翰林学士、承议郎李清臣试吏部尚书，寻诏清臣特迁朝奉大夫。通直郎、馆阁校勘、检正中书礼房公事王震试右司员外郎，于是开天章阁，初用官制除拜，诏震及雍从辅臣执笔入记圣语，面授以左右司，仍使自书，时论荣之。诏自今更不除余职，见带馆职人依旧，如除职事官，校理以上转一官，校勘减磨勘三年，校书减二年，并罢所带职。丁丑，同知枢密院吕公著为资政殿学士、知定州。始议五路举兵伐夏，公著谏不听，寻上表求罢。上封还其奏。及西师无功，公著言：『外议皆谓王中正宜正典刑。』于是用李宪策将图再举，公著又固谏，上不悦。会章惇自定州召为门下侍郎，公著因乞代惇守边。章继上，乃有是命。又李舜举入奏，上意悟，欲罢西师。公著入辞，上慰劳之曰：『卿不当居外，行且召卿矣。』五月，手诏：『朝廷议更官制，本欲核正吏治，非徒胶古希奇而巳。比命官置司[1]，修讲逾年，逮令颁行，尚爽条理。其详定官恐须益得深晓文法之人。御史中丞徐禧可同详定官制。如顷所论体统，令以此意著为式令[2]。盖上尝论苏绰建复官制，上自朝廷，下至州县，悉分为六曹，财赋如一。令先自京师，候推排有序，即监司、州县皆可施行矣。王珪言：『故事，中书进熟进草，唯执政书押。今官制，门下省给事中独许书画黄而不得书草。』舒亶疑之，因以为请。上曰：『造令行令，职分宜别，给事中不当书草。著为令。』三省言：『九寺三监分隶六曹，欲申明行下。』上曰：『不可。一寺一监，职事或分属诸曹，岂可专有所隶?宜曰九寺三监于六曹随事统属。著为令。』上以命令稽缓语辅臣，颇悔改官制。蔡确等虑上意遂欲罢之，乃力陈新官制置禄比旧月省俸钱二万余贯，上意遽止。诏尚书六曹分隶六察。
上谓辅臣曰：『虽周之盛时，亦以为才难。唯能以道泛观，不拘流品，随才任使，则取人之路广。苟不称职，便可黜逐，不可谓已与之官禄反以系吝而难于用法。如臣下有劳，朝廷见知，虽有过失，亦当宽贷。故律有议贤议劳之法，亦周之八柄诏王之遗意。然有司议罪自当守官，诛宥则系主断，如此，则用人之道无难矣。』
六月甲寅，修两朝正史成一百二十卷。上批：『昨据李宪奏进，置堡障以为驻兵讨贼之地。近李舜举奏财粮未备，朝廷以舜举所言忠实可听信，已罢深入攻取之策。若贼犯边，自当应敌掩击。』先是，舜举退，诣执政，王珪迎劳之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舜举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当国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内臣正宜供禁庭洒扫之职耳，岂可当将帅之任耶?』闻者代珪发惭。诏自今事不以大小，并中书省取旨，门下省覆奏，尚书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带三省字行出。是日，辅臣有言：『中书省独取旨事体太重。』上曰：『三省体均，中书省拟而议之，门下省审而覆之，尚书省承而行之。苟有不当，自可论奏，不当缘此以乱体统也。』先是，官制所莫能究其分省设官之意，乃厘中书、门下、尚书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纷然无统纪，至是，上一言遂定。上临御久，群臣俯伏听命，无能有所论说。时因奏事有被诘责者，王安礼进说曰：『陛下固圣矣，而左右辅弼宜择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则朝廷尊。至于论事，苟取容悦偷为一切之计而已，人主将何便于此?』上善其言。戊午，宰臣王珪言：『天圣中修真宗正史成，别录《三朝宝训》以备省览。今当修仁宗、英宗两朝宝训。』诏秘书省著作局依例修进，差林希、曾巩。诏尚书省得弹奏六察御史失职。壬申，广南西路转运使马默言安化州蛮作过，上曰：『默意欲用兵耳。用兵大事，极须谨重。向者郭逵安南与昨来西师兵夫死伤皆不下二十万。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责不轻，今无罪置数十万人于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盖常起于至细。』章惇曰：『唐虞君臣相戒，亦曰一日二日万几。』上曰：『知几至难，惟圣贤为能图于未形，所以无智名勇功。其次于其几兆而图之，则易为力。其下事至于著见而谋之，故用力多而见功寡。』章惇又曰：『善师者不陈，盖图之未兆耳。』上曰：『事之将兆，天常见象，但人不能知。彗孛示人事甚直，犹如语言，顾今无深晓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则能消伏。』王珪曰：『天象既如此，必至于用兵，此亦数也。』上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能正厥事，虽必至于用兵，可以无悔矣。』
秋七月，上因论刑，曰：『先王之肉刑盖不可废，至汉文帝罢之，若革秦之敝，欲休养生民则可矣。如格以先王之法，则不得为无失。三代之时，民有疆井，分别圻域，彰善瘅恶，人重迁徙，故以流为重。后世之民迁徙不常，而流不足治也，故用加役流。又未足惩也，故有刺配，犹未足以待，故又有远近之别。盖先王教化明习俗成，则肉刑不为过也。』戊子，鄜延路计议边事，徐禧等言：『银州故城形势不便，当迁筑于永乐堞上，自永乐堞至长城岭置六寨，自背罔川至布娘堡置六堡。』从之。
八月癸丑，诏三盛枢密院、秘书、殿中、内侍、入内内侍省听御史长官及言事御史弹纠。
先是，置监察，随所隶察盛曹、寺、监，而三省至内侍省无所隶，故以长官言事御史察之。
九月甲申，永乐城成，以兵四千人守之。丙戌，徐禧、李舜举复入永乐城[3]。丁亥，贼三十万众攻城，遂围城。戊戌，永乐城陷，禧及舜举俱死，稷为乱兵所杀，曲珍及王湛、李浦逃归，士卒得免者十无一二。或言禧实不死，有自虏还者尝见之。
冬十月戊申朔，李秬、种谔、沈括奏永乐城陷，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皆没。上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对辅臣恸哭，莫敢仰视。既而叹息曰：『永乐之举，无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进曰：『臣尝言之。』上正色曰：『何尝有言?在内惟吕公著，在外惟赵卨尝言用兵不是好事耳。』自是之后，上始知边臣不可信，亦厌兵事，无意西伐矣。壬申，诏户部右曹于京东、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发常平钱八百万缗输元丰库。自熙宁以前，诸道榷酤场率以酬衙前之陪备官费者，至熙宁行役，乃罢收酒场，听民增直以雇取其价，以给衙前。时有坊场钱。至元丰初，法既久，储积嬴羡，司农请岁发坊场百万缗输中都，三年，遂于寺南作元丰库贮之，几百楹，凡钱帛之隶诸司、非度支所主输之数益广，欲以待非常之用焉。
十一月戊寅朔，上谓臣曰：『御史分家中都官，事已多矣。又令察举四方，将何以责治办?且于体统非是。可罢御史察诸路官司。如有不职，令言事御史弹奏。著为令。』
癸亥元丰六年春正月甲申，白虹贯日。甲午，诏诸路提点刑狱司各置检法官一员。丙辰，熙河兰会钤辖王文郁知兰州，代李浩。西贼之围兰州，数十万众奄至，文郁曰：『贼众我寡，正当折其锋以安众心，然后可守，此张辽所以全合肥也。』坚请不已，浩许之。乃募死士百余，夜缒而下，持短刀突之，贼众惊溃，争渡河，溺死者甚众。时以文郁方尉迟敬德云。
二月甲子，三省言：『御史台六察案官以二年为一任，欲置簿各书其纠劾之多寡当否为殿最，岁终条具，取旨陛黜，事重者随事取旨。』从之。
夏四月辛亥，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种谔卒。自熙宁初谔首兴边事，后再讨西夏，皆谔始谋，卒致永乐之败。议者谓谔不死边事不已。给事中韩忠彦等以职事对，上顾谓曰：『法出于道，人能体道，则立法足以尽事。立法而不足以尽事，不可以立法也，盖立法者未善耳。』
又曰：『著法者欲简于立文，详于该事。』壬申，御迩英阁，蔡卞讲《周礼》至《司市》，上谓卞曰：『先王建官治市独如此其详，何也?』卞对曰：『先王建国，前朝而后市。朝以治君子，市以治小人，不可略也。』上曰：『市众之所聚，详于治聚故也。』
五月，于阗贡方物。上问曰：『经涉何国?』曰：『道由黄头回纥、草头达怛、董毡等国。』
问：『达怛有无酋领部落?』曰：『以乏草粟，故经由其地，皆散居也。』癸卯，诏赐资州孝子文渐粟帛。
六月乙巳朔，诏御史台六察案各置御史一员。癸丑，礼部尚书黄履试御史中丞。御史翟思言事，有旨诘所自，履谏曰：『御史以言为职，非有所闻则无以言。今乃究其所自来，则人将惩之，而台谏不复有闻矣。恐失开言路之意。』事遂寝。元丰间，诏大理兼鞫狱，所承内降公事，上下皆曰『是语狱也』，意必傅重。少卿韩晋卿独持平核实，无所观望，人以不冤。
上知其才，凡狱难明及事系权贵者，悉以委晋卿。尚书省建，擢刑部郎中，天下大辟请谳，执政或以为烦，将劾不应谳者。晋卿适白事省中，因曰：『听断求实，朝廷之心也。今谳而获戾，谳不至矣。』议者或引唐覆奏，欲令天下庶狱悉从奏决。晋卿曰：『法在天下，而可疑可矜者上请，此祖宗制也。今四海一家，欲械系待朝命，恐罪人之死于狱多于伏辜者。』朝廷皆从之。兼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郭茂恂乞并茶尝买马为一司，庶几茶司同任买马之责。
闰六月乙亥朔，夏国主秉常奉表乞修职贡。赐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蒋之奇紫章服。发运司岁漕谷六百二十万石，之奇领漕事，以是月至京师，于是入觐。上问劳备至，面赐之，且曰：『朕不复除官，漕事一以委卿。』之奇辞谢，因条画利病三十余事，多见纳用。丙申，守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致仕韩国公富弼卒。先是，弼上疏论治道之要曰：『臣闻自古致天下治与乱者，大纲不出用谀佞、谠直之人二端而已。谀佞者进则人主不闻有过，惟恶是为，所以致乱也。谠直者进则人主日有开益，惟善是从，所以致治也。臣自离朝廷，退居林下，时亦仰知朝政所为。大率谀佞者竟进于朝，谠直者多处于外，虽有在朝者，盖恐触忤奸佞，亦皆结舌不敢有所开陈。』疏奏，上谓辅臣曰：『富弼有疏来。』章惇曰：『弼言何事?』上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盍令分析，孰为小人?』上曰：『弼三朝老臣，岂可令分析?』王安礼进曰：『弼之言是也。』罢朝，惇责安礼曰：『右丞对上之言失矣。』安礼曰：『吾侪今日曰「诚如圣谕」，明日曰「圣学非臣所及」，安得不谓之小人?』惇无以对。弼既上疏，又条陈时政之失以待上问，及卒后，乃得其藁，曰：『今日上自辅臣，下及庶士，畏祸图利，习成弊风，忠词谠论，无复上达，致陛下聪明蔽塞。天下祸患已成，尚不知惊惧改悔，创艾补救。日甚一日，殆将无及。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纳说，图任之际，听受失宜，谓能拒绝众人，不使异论得行，然后圣化可运，事功可成。此盖奸人自谋利于苟悦，而柄任之臣欲专权自肆以成己志，遂误陛下放斥忠直，进用邪佞，忠词杜绝，谄誉日闻。去岁朝廷纳边臣妄议，大举戈甲以讨西戎，师徒溃败，两路骚然。当举事之初，执政大臣、台谏侍从苟能犯颜极谏，则圣心自回，祸难自息矣。臣不知是时小大之臣有为陛下力争其不可者乎?西师乃一事也，不幸又有甚于此者。朝廷之事，莫大于用人。夫辅弼之任、论议之职，皆当极天下之眩彼夫贪宠患失、柔从顺媚者，岂可使之?事一出于上，则下莫任其责，小人因得行其奸矣。故事成则下得窃其利，事不成则君独当其咎，岂上下同心君臣一德之谓乎?此乃朝廷之大体也。』又曰：『今上下情意否塞不通，为臣者莫得尽其心，百姓愁怨失所，无由上达，而政令之施行，书诏所晓谕，不闻欢欣信服之意，臣恐非朝廷所以示天下也。』又曰：『宫闱之臣委之统制方面，皆非所宜。在外则挟权估宠，陵轹上下；入侍左右，宠禄既过则骄怨易启，势位相及则猜夺随至，立党生祸。』又曰：『兴利之臣亏损国体，为上敛怨，至若为场以停民货，造舍而蔽旧屋，榷河舟之载，擅路粪之利，急于敛取，道路嗟怨，此非上所以与民之意。』又曰：『圣意以今日之事为无足虑邪?亦以为当深思而救之邪?所信用者皆君子邪?有小人邪?此岂逃圣鉴之明，但无以顺从为悦，则忠邪判矣。』弼早有公辅之望，天下皆称曰富公，名闻夷狄。辽使每至，必问其出处安否。临事周悉，度不万全不发。当其敢言，奋不顾身，忠义之性，老而弥笃。家居一纪，斯须未尝忘朝廷。赠太尉，谥文忠。
秋七月丙辰，以安焘同知枢密院。西边用兵岁久，上益厌之，乃不次用焘。时夏人款塞，焘谓宜遂抚纳，且戒边臣毋为兵端。既又请还疆土，焘言：『当使知吾宥过而罢兵，不应示吾厌兵之意。』
八月己卯，太白昼见。前桐城县尉周谔上书，诏中书省记姓名。上日阅匦函小臣所言利害，无不详览如此。辛卯，诏中大夫、尚书左丞蒲宗孟守本官知汝州。先是，宰执同对，上有无人材之叹，宗孟对曰：『人材半为司马光以邪说坏之。』上不语，正视宗孟久之。宗孟惧甚，无以为容。上复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耶?司马光者未论别事，只辞枢密副使。朕自即位以来，唯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论古今人物，宗孟盛称扬雄之贤。上作色言：『扬雄《剧秦美新》不佳也。』罢朝，安礼戏宗孟曰：『扬雄为公坐累!』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中书舍人赵彦若等言：『六房公事，乞据舍人员数分领，以吏、户、礼、兵、刑、工为次，其年事、班簿、制敕、库房并通领。』从之。戊辰，起居郎蔡京言：『旧修起居注官二员不分左右。故月轮一员修纂。今起居郎、舍人分隶两省，所以备左右。史官则左当书动，右当书言。乞自今起居郎、舍人随左右分记言动。』从之。
冬十月癸酉朔，夏国主秉常遣使奉表复修职贡，仍乞还所侵地，长为外藩。乃赐秉常诏：其地界已令鄜延路移牒宥州施行，岁赐候疆界了日依旧。诏封孟轲为邹国公，以吏部尚书曾孝宽言孟轲未加爵命，故特封之。
十一月丙午，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始罢合祭天地。还御宣德门，大赦天下。甲寅，判河南府、潞国公文彦博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致仕。
甲子元丰七年春正月辛酉，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苏轼移汝州。轼言汝州无田产，乞居常州。从之。元丰中，轼系御史狱。上本无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言苏轼有不臣意，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珪语塞，遂薄其罪。然上每怜之，一日，语执政曰：『国史大事，朕意欲俾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上曰：『非轼则用曾巩。』其后巩亦不副上意，上复有旨起轼以本官知江州。中书蔡确、张璪受命，明日，改江州太平观，又明日，命格不下，于是徒轼汝州，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之语。前此，京师盛传轼已白日仙去。上对左丞蒲宗孟嗟惜，故轼表有『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之句也。
二月庚午朔，河北转运使、措置河北籴储吴雍言：『见管人粮马料总千一百七十六万石。奇赢相补，可支六年。河北十七州边防大计，仓廪充实，虽因藉丰年，实以吏能干职。同措置王子渊在职九年，悉心公家。望考察成效，以劝才吏。』诏赐子渊紫章服。
三月丁巳，大燕集英殿中，皇子延安郡王初侍立于前，宰臣王珪率百僚廷贺。王年未当出阁，上特令侍宴以见群臣。壬戌，诏太学外舍生周邦彦为试太学正。邦彦献《汴都赋》，文采可取，故擢之。邦彦，钱塘人。
五月庚申，诏中书舍人蔡卞往江宁府省视王安石疾玻辛酉，白虹贯日。壬戌，诏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设位于兖国公之次，荀况、扬雄、韩愈以世次从祀于二十一贤之间，并封伯爵。
六月，礼部言：『欧阳修等编《太常因革礼》始自建隆，讫于嘉祐，为百卷。嘉祐之后阙而不录。熙宁以来，礼文制作，足以垂法万世。乞下太常，委博士接续编纂，以备讨阅。』从之。戊子，集禧观使王安石请以所居江宁府上元县园屋创禅寺，乞赐名额。』从之，以报宁禅院为额。或云：『安石子雱处性险恶，安石在政府，凡所为不近人情者，雱实使之。既死，安石尝恍惚见雱荷铁枷如重囚状，遂请以园屋为僧寺，盖以雱求救于佛也。』
秋七月癸丑，分命辅臣祈晴。
八月癸巳，衢州言太子少保致仕赵汴卒。赠太子少师，谥清献。
冬十月乙亥，给事中韩忠彦为礼部尚书。忠彦入谢，上谕曰：『先令公之勋，朕所不敢忘。卿复尽忠朝廷，此未足以酬卿也。』辛卯，枢密院奏：乞以自来御前批降指挥备载于册，以为枢密府龟鉴。从之。
十一月，夏国主秉常遣谟个咩、迷乙遇赍表入贡。
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降诏奖谕，赐银绢、衣带；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并以修《资治通鉴》书成也。上谕辅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初，元丰五年，将行官制，谓辅臣曰：『官制将行，欲取新旧人两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蔡确进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王珪亦助确，乃已。及除光第四任提举崇福宫，诏满三十个月，即不候替人，发来赴阙，盖将复用光也。是岁秋宴，上感疾，始有建储意。又谓辅臣曰：『来春建储，其以司马光及吕公著为师保。』蔡确知光必复用，欲自托于光，乃谓职方员外郎邢恕曰：『上以君实为资政殿学士，异礼也。君实好辞官，确晚进，不敢进书。和叔门下士，宜以书言不可辞之故。』恕但与光之子康书致确语，康以白光，光笑而不答，亦再辞而后受之。
乙旦元丰八年春正月戊戌，上不豫。
二月癸巳，上疾甚。王珪言：『去冬尝奉圣旨：皇子延安郡王来春出阁。愿早建东宫。』凡三奏，上三顾，微肯首而已。又乞皇太后权同听政，至于再三，皇太后泣许。先是，蔡确疑上复用吕公著及司马光，则必夺己相，乃与邢恕谋为固位计。恕故与皇太后侄公绘、公纪游，恕密执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损，延安郡王冲幼，宜早定议，雍、曹皆贤主也。』公绘等惧曰：『君欲祸我家!』径去。已而恕反谓雍王颢有觊覦心，与内殿承制致仕王械共造诬谤。是日入问疾退，乃于枢密院南厅共议之，王珪曰：『上自有子，复何议?』翌日，遂立皇太子，确、惇、京、恕邪谋遂不得逞，其踪迹诡秘，亦莫辨请，各自谓有定策功。事久语闻，卒为朝廷大祸，其实本恕发之。
三月甲午朔，皇太后垂帘，皇子立帘外。珪等遂宣制立为皇太子，改名煦。又诏：『应军国事，并皇太后权同处分，候康复日依旧。』戊戌，上崩于福宁殿。宰臣王珪读遗制，哲宗皇帝立。
史臣曰：上聪明英睿，天性孝友，事两宫竭诚尽力，亲爱二弟无纤毫之间，终上之世，乃出居外第。圣学高选，言必据经，深造道德之蕴而详于度数。禁中观书，或至夜分。在东官，素闻王安石有重名，熙宁初擢辅政，虚己以听之。安石更定法令，中外争言不便，上亦疑之，而安石坚持之不肯变，其后天下终以为不便，上亦不专信任，安石不自得，求引去，遂八年不复召，然恩顾不衰。司马光、吕公著虽论议终不合，而极口称其贤。励精求治，如恐不及，总揽万机，小大必亲御殿决事，或日昃不暇食。侍臣有以为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劳恶逸，诚欲以此勤报之也。』将定官制，独处阁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
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边奏络绎，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故千里外上自节制，机神鉴察，无所遁情。如李宪、张诚一辈虽甚亲用，然未尝一日弛其御策，无不畏上之威明而莫敢肆欲。先取灵夏，灭西羌，乃图北伐，积粟塞上数千万石，多储兵器以待。及永乐陷没，知用兵之难，于是亦息意征伐矣。
谦冲退谨，去华务实，终身不受尊号，此诚帝王之盛德也。
初，司马光不敢赴阙，会神宗崩，闻孙固、韩维皆集阙下。时程颢在洛，亦劝光行，乃从之。卫士见光，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民争拥光马呼曰：『公毋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观之。光惧，遂径归洛。
《讲义》曰：『所贵乎大臣者，非以其有过天下之材智也，必其有服天下之德望也。王安石所以变旧法之易者，以其虚名实行，足以取信于人。司马光所以改新法之易者，以其居洛十五年，天下皆期之为宰相也。然安石其权臣，温公其重臣欤。
太皇太后闻之，诘问主者，遣内侍梁惟简劳光，问所当先者。光乃上疏曰：『近年以来，闾阎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陛下以听政之暇略赐省览，其义理精当者。即施行其言。』
夏四月，诏开封府界、京东路养马指挥并罢。又诏：『京东、京西路保甲、养马法元定年限极宽，民间易以应办，而有司不务循守，期限迫急，遂致搔扰。先帝已尝降手诏诘责约束，至今犹不能奉行。其两路保马，宜令并依元降年限收买，其剩买过数目，并充以次年分之数。』其后诏京东、京西路保马等级分配诸军，余数发赴太仆寺。其格不应支配，即还民户变易，纳所给价钱。又诏在京并京西及泗州所买物货等场并罢。中书省言：『内外人户见欠市易钱物当议减放。』诏大姓户放七分，小姓户全放。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兼侍读。公著时知扬州，召用，遵先帝意也。资政殿学士司马光知陈州。辛巳，职方员外郎邢恕为右司员外郎。恕雅善司马光及吕公著。蔡确度光及公著必复用，遂深交恕意，欲因恕以结二人也。然恕倾险，乃更与确阴谋，谓确有定策功，于是骤迁都司。司马光上疏曰：『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谏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英宗皇帝时，臣曾进《历年图》，其后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犹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为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国之要，其志亦犹所以事英宗也。今皇帝陛下新承大统，猥蒙访落，谨复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献，其志亦犹所以事大行皇帝也。臣近曾上奏，乞下诏书开言路，伏望圣慈早赐施行。』枢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两丁之家止有病丁并田不及二十田者，听自陈，提举司审验与放免。』诏可。司马光上疏曰：『先帝励精求治，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不足以仰副圣志，自谓古今之人皆莫已如，多以己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其人意所欲为，人主不能夺，天下莫能移，缙绅士大夫望风承流，竞献策画，作青苗、免役、市易、赊贷等法；又有边鄙之臣行险侥幸，轻动干戈，深入敌境，使兵夫数十万暴骸于旷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议置保甲、户马以资武备，变茶盐、铁冶等法，增家业、侵街、商税钱以供军须，非先帝之本志也。先帝升遐，奔丧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访以得失，既而闻有旨罢修城役夫，撤诇逻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饬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烦扰者，罢物货等场及民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4]，新法之弊，天下之人无贵贱愚智皆知之[5]，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也。然尚有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如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事，皆当今之急务，厘革所宜先者。』
五月，诏曰：『盖闻为治之要，纳谏为先。凡内外之臣，有能以正论启沃者，岂特受之而已，固且不爱高爵重禄，以奖其忠。若乃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进，下则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
诏新知陈州司马光过阙入见。先是，光上疏言：『谏争之臣，人主之耳目也。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并置三衙管军臣僚。」水部员外郎王谔乞令依保马元立条限均定逐年合买之数，又乞令太学增置《春秋》博士。朝廷以非其本职而言，各罚铜三十斤。陛下临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获罪，臣恐中外闻之，忠臣解体，直士短气，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
于是令光过阙入见。戊戌，诏汝州安置苏轼复朝奉郎、知登州。己亥，诏吕公著乘传赴阙，程颢为宗正寺丞。丙午，酉时地震，即止。诏府界三路弓兵并依保甲未行以前复置。庚戌，守尚书左仆射王珪卒。珪自辅政至宰相凡十六年，守成而已，时号『三旨宰相』，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又云『领圣旨』，既退，谕禀者云『已得圣旨』故也。丙辰，正奏名进士刘逵等五百七十五人、特奏名八百四十七人并释褐，武举进士三十九人并赐袍笏银带。
戊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知枢密院事韩缜守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资政殿学士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初，光以知陈州过阙，未入对，上疏乞下诏广开言路。『及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诏书赐臣看阅。诏书始末之言固尽善矣，中间逆以六事防之。臣以为人臣惟不言，苟上言，则皆可以六事罪之矣。或于群臣有所褒贬，则可以谓之阴有所怀；本职之外微有所涉，则可以谓之犯非其分；陈国家安危大计，则可以谓之扇摇机事之重；或与朝旨暗合，则可以谓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当改，则可以谓之观望朝廷之意；言民间愁苦可闵，则可以谓之炫惑流俗之情。然则天下之事，无复可以言者矣。是诏书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也。乞删去中间一节，使天下之人各尽所怀，不忧黜罚，如此，则中外之事、远近之情如指掌矣。』未几，果别下诏令实书其事。
自『上新即位』至『无复忌』三十一字并去之。光既除门下侍郎，又以札子辞免，并请更改新法。于是太皇太后遣中使赐手诏谕令供职，光乃受命。
六月丙寅，罢府界三路保甲不许投军及充弓箭手指挥。诏赐楚州孝子徐积绢三十疋、米三十石。丙子，资政殿学士韩维知陈州。维初赴临阙庭，太皇太后降手诏劳问。维奏：『治天下之道，不必过求高远，止在审人情而已。识人情不难，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可见矣。大凡人情，贫则思富，苦则思乐，劳困则思息，郁塞则思通。陛下诚能常以利民为本，则人富矣；常以爱人为本，则人乐矣；役事之有妨农务者去之，则劳困息矣；法禁之无益治道者蠲之，则郁塞通矣。』又奏：『臣尝具奏陈陛下深察盗贼所起之原，罢非业之令，宽训练之程，盖为保甲、保马发也。臣非谓国马遂可不养。但官置监牧可矣；非谓民兵遂可不教，但于农隙一时训练可矣。』丁丑，承议郎、新除宗正寺丞程颢卒。颢尝论熙宁初张戬争新法不可行，遂以语触王安石，因曰：『新法之行，乃吾党激成之。当时自愧不能以诚感上心，遂成今日之祸。吾党当与安石分其罪也。』颢深有意经济，方召用，遽死，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哀伤。
文彦博采众议，题其墓曰明道先生云。
吕中曰：『道之不明，天实悯之。笃生贤哲，姿禀特异。元气之会，浑然天成，天意固有所属矣。居洛十年，充养备至，人见其词气，肃然不敢即也。而和气充浃，见面盎背，遽色厉辞无有也。人见其接物粹然若可易也，而望之崇深，截乎规矩准绳，不敢慢也。局度清越，世故若将浼焉，而克勤小物，虽鄙贱猥琐弗惮也。主言洒落，近而易知，扣之则无穷，出之则愈斯也。人随其所見者不一，而不知先生道积于中，固纯乎而弗杂也。尝究极先生所以用力之地，谓心不可以一事留，学不可以一善止。有适有莫，戒非其天地之全；客气未消，防其为义理之胜。去新学之支离，非释氏之不相联属，忌学者先立标准，斥记诵者之玩物丧志。游其门者，如群饮于洛，各充其量，故得先生之教者，如显道之诚笃，公掞之端厚；得先生之和者，如淳夫之安恬，中立之简易，随其所得，固已自足名世矣。元祐群贤悉起散地，先生独有忧色。使之叶济于朝以施调一之功，安有紹圣报复之祸哉?
奉议郎、知定州安喜县事王岩叟为监察御史。癸未，吕公著入见，太皇太后遣中使赐食。公著上奏十事，一曰畏天，二曰爱民，三曰修身，四曰讲学，五曰任贤，六曰纳谏，七曰薄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无逸，皆随事解释，粗成条贯，不为繁辞，以便观览。是日，同上奏曰：『先帝新定官制，设谏议大夫、司谏、正言之官，其员数甚备。伏乞申敕辅弼，选忠厚骨鲠之臣、正直敢言之士遍置左右，使掌谏诤。又御史之官号为天子耳目，而比年以来，专举六察故事，废国家治乱之大计，察官司簿领之过也。伏乞尽罢察案，只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诏谏官、御史并须直言无讳，规主上之过失，举时政之纰缪，指群臣之奸党，陈下民之疾苦。』丁亥，诏曰：『古之王者即政之始，必明目达聪，以防壅蔽。敷谠言以辅不逮，然后物情得以上闻，利泽得以下究。应中外臣寮及民庶，并许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朕将亲览，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司马光凡三奏乞改前诏，于是始用其言也。吕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谕公著曰：『览卿所奏，深有开益。当此拯民疾苦，更张何者为先?』
庚寅，公著复上奏曰：『自王安石秉政，变易旧法，群臣有论其非便者，指以为沮坏法度，必加废斥，是以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财尽，保甲保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盐之法行而夺民之利悉。若此之类甚众。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较，则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当少取宽剩之数，度其差雇所宜，无令下户虚有输纳。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只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至于保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缪。市易之法，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卖茶盐过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恐当一切罢去。而南方盐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陛下必欲更修度政，使不惊物听而实利及民，莫若任人为急。』是日又同上奏：『孙觉方正有学识，可以充谏议大夫。范纯仁刚劲有风力，可以充谏议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备御史中丞。刘挚资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苏辙、王岩叟并有才气，可充谏官或言事御史。』太皇太后封公著札子付司马光，详所陈更张利害、有无兼济之才。直书以闻。光奏：『公著所陈与臣言者正相符合，惟有保甲一事，朝廷既知其为害于民，无益于国，便当一切废罢，更安用教习?』光又言：『陛下推心于臣，俾择多士。
窃见刘挚公忠刚正，赵彦若博学有父风，傅尧俞清立安恬，范纯仁临事明敏，唐淑问行已有耻，范祖禹温良端厚。此六人者，若使之或处台谏，或侍讲读，必有裨益。』知庆州范纯仁言：『郡邑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职司知之；茶盐利局、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寄者知之；军政之弊，三帅与将领者知之；边防之弊，守边者知之。伏望陛下特下明诏，各使条陈本职，限一月内闻奏，亦可因其所陈，略知其人之才识，然后审择而行之。』
秋七月甲午，诏诸镇寨市易抵当并罢。丁酉，请大行皇帝尊谥于天，天锡之曰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庙曰神宗。诏恭依。戊戌，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公著言：『国朝之制，每便殿奏事，止是中书、枢密院两班。昨来先帝修定官制，中书盛门下盛尚书省各为一班，虽有三省同上进呈者，盖亦鲜矣。执政之臣皆是朝廷遴选，正当一心同力，集众人之智以辅惟新之政。』遂诏：『应三省合取旨事及台谏章奏，并进呈施行。』诏府界，三路保甲自来年正月以后并罢团教，仍依义勇旧法，每岁农隙赴县教阅一月。门下侍郎司马光乞尽罢诸处保甲保正长使归农，依旧置耆长壮丁巡捕盗贼，户长催督税赋。其所养保马拣择勾收，太仆寺量给价钱，分配两骐骥院。蔡确等执奏不行，诏保甲依枢密院今月六日指挥，保马别议立法。司马光言：『臣伏见臣僚民庶上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奏状必多。乞降付三省，委执政官分取看详，择其可取者，用黄纸签出再进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从之。
八月丙子，月有食之，既。癸未，谏议大夫孙觉言：『乞依天禧元年手诏言事。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拾遗，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诏依此申明行下。诏府界新置马牧监并提举经度制置牧马司并罢。司马光言：『近降农民诉疾苦实封状王啬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诉重复外，俱已签帖进入。窃惟四民之中，惟农最苦，蚕妇治茧绩麻纺纬，其勤极矣。农蚕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圣王重之。窃闻太宗尝游金明池，召田妇数十人于殿上，赐席使坐，问以民间疾苦，赐帛遗之。太宗兴于侧微，民间事固无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贵而忘之故也。真宗乳母秦国夫人刘氏，本农家也，喜言农家之事。真宗自幼闻之。及践大位，咸平、景德之治，为有宋隆平之极。景德农田敕，至今称为精当。自非大开言路，使畎亩之民皆得上封事，则此曹疾苦，何由有万分之一得达于天听哉?』九月己酉，刘挚为侍御史。挚言：『伏见谏官止有大夫一员，御史台自中丞、侍卿史、两殿中法得言事外，监察御史六员，专以察治官司公事。欲望圣慈于谏院增置谏官员数，本台六察御史并许言事，其所领察案自不废如故，所贵共尽忠力，交辅圣政。』朝奉郎苏轼为礼部郎中。
戊午，监察御史王岩叟上疏曰：『今民之大害，不过三五事而已，如青苗，实困民之本，须尽罢之。而近日指挥，但令敛散不立额而已；役钱须如旧来复行差法，而近日指挥，但令减宽剩而已；保甲之害，盖由提举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挥，虽止令冬教，然尚存官司，此皆奸邪遂非饰过，将至深之弊略示更张，以应副陛下圣意而已。』贴黄称：『如执论者以青苗、免役遽罢之恐国用不足，则乞陛下问以治平、嘉祐之前国用何以不阙，愿令讲究而行之。』
冬十月己巳，太皇太后谕辅臣曰：『民间保马宜早罢，见行法有不便于民者改之。』癸酉，诏仿《八典》置谏官，其具所置员以闻。从刘挚之言也。丁丑，诏尚书、侍郎、给舍、谏议、中丞、侍制以上，各举堪充谏官二员以闻。初，中旨除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唐淑问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右正言，令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太皇太后问此五人何如，章惇曰：『故事，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然后执政进拟。今除目从中出，臣不知陛下从何知之，得非左右所荐？此门不可轻启。』太皇太后曰：『皆大臣荐，非左右也。』惇曰：『大臣当明扬，何以密荐?』由是吕公著以范祖禹、韩缜，司马光以范纯仁亲嫌为言。惇曰：『台谏所以纠绳执政之不法。故事，执政初除，亲戚及所举之人见为台谏官者皆徙他官。今当循故事，不可违祖宗法。』光曰：『纯仁、祖禹作谏官诚协众望，不可以臣故妨贤者进，臣宁避位。』惇曰：『缜、光、公著必不至有私，万一他日有奸臣执政，援此为例。纯仁、禹请除他官，仍令两制以上各得奏举。』故有是诏。淑问、光庭、辙除命皆如故，纯仁改为天章阁待制，祖禹为著作佐郎。诏监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始用吕公著及刘挚之言也。诏罢义仓，其已纳数，遇歉岁以充赈济。侍御史刘挚言：『州县之政废举得失，其责宜在监司。宜稍复祖宗故事，于三路各置都转运使，用两制臣寮充职，以重其任。自余诸路，亦望推择资任稍高、练达民情、识治体近中道之人，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宽弛，肃给应务而不失之浅薄。癸未，赵彦若兼侍读，傅尧俞兼侍讲。先是，侍御史刘挚言：『皇帝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资养，左右前后宜正人与居，语默见闻宜正事是接。伏见兼侍讲陆佃、蔡卞皆新进少年，欲望于内外两制以上官内别选通经术有行义、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于是佃、卞皆罢，而彦若、尧俞有是命。乙酉，葬神宗英文烈武圣孝皇帝于永裕陵。诏罢方田。诏提举府界、三路保甲官并罢，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点司兼领。王岩叟言：『风闻章惇于帘前问陛下御批除谏官事，曲折再三语涉轻侮，外庭传闻，众所共愤。惇又谓陛下何从而知，是不欲威权在人主，端良入朝廷。侵官犯分，慢上渎尊。国有常宪，乞行显黜。』刘挚言：『神宗皇帝灵驾进发，准敕：前一日，五使、三省执政官宿于两省。窃闻宰臣蔡确独不曾入宿，慢废典礼，有不恭之心。』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确先帝简拔，位至宰相。灵驾发引，辄先驰去数十里之远，以自便安。为臣不恭，莫大于此。』又言章惇欺罔肆辩，韩缜挟邪冒宠。章数上，其言甚切。
十一月癸巳，鲜于侁为京东转运使。于是司马光语人曰：『今复以子骏为转运使，诚非所宜。然朝廷欲救东土之弊，非子骏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为诸路转运使模范矣，安得百子骏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罢莱芜、利国两监铁冶，又乞海盐依河北通商，民大悦。丁巳，乡贡进士程颐为汝州团练推官，充西京国子监教授。以司马光、吕公著及西京留守韩绛荐其学行，故有是命。刘挚言：『章惇性资佻薄，素无行检。伏请罢惇政事。』王岩叟言：『昨来初议垂帘仪制之日，章惇尝对众肆言曰：「待与些礼数。」臣子闻之，莫不一意共怒。伏以太皇太后先皇帝之母，陛下之祖母，垂帘听政，又先帝之遗制，国朝以来自有故事，岂以私意辄可重轻，乞付有司治正惇罪。』
十二月，诏：『今月十五日开讲筵，讲论读宝训。讲读官日赴资善堂，以双日讲读，仍轮一员宿直。初讲及更旬，宰相、执政并赴。』罢太学保任同罪法。又罢栽桑法，蠲民所欠罚钱。丙寅，刘挚言：『宰臣蔡确山陵使回，必须引咎自劾。而确不顾廉隅，恐失爵位，无故自留。伏望早发睿断，罢确政事，以明国宪。』先是，王岩叟言：『臣伏睹陛下变保甲月教之法为冬教，人人始得安业。』又言：『乞依义勇旧法免冬教。』于是诏府界、三路保甲第五等两丁之家免冬教。甲戌，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范纯仁、中书舍人王震并为给事中。监察御史王岩叟言：『给事中处门下，当封驳，非他职比，凡政令之乖宜、除授之失当、谏官所未论、御史所未言，皆先得以疏驳而封还之。其于扼天下之要以厉至公而严朝廷，莫先此者。按震出使无廉介之誉，立朝无端亮之称，封驳之任，非震所当处。』寻命震出守。刘挚言：『蔡确无大臣进退之节，与章惇固结朋党。自陛下进用司马光、吕公著以来，意不以为便。今中外以谓确与惇不罢，则善良无由自立，天下终不得被仁厚之泽。』丙子，左正言朱光庭奏：『窃见蔡确先帝简拔，位至宰相。送终殊不尽恭。章惇素来轻易多言，不以朝廷生民为虑。韩缜内行不修，宜令解机任而善去。司马光宜更进之宰辅，以尽猷为。范纯仁公忠正直，愿进之宰辅，俾与司马光协济庶务。韩维天下之贤才，宜置之宥密。退三奸于外以清百辟，进三贤于内以赞万几，太平之风，自兹始矣。』戊寅，侍御史刘挚言：『蔡确自京官不十年至辅弼，特以累治大狱，锻炼诬陷，缘此以进身，是以任风宪则专以护持苗役法令为公论，居庙堂则专以聚利生灵膏血为相业。排斥忠良，引登党类，与章惇、张璪为党，疑言路或有文字访问逐之，各令亲信于内臣中出入探伺，访求虚实。』起居舍人邢恕权发遣随州。恕尝教高公绘上书乞尊礼太妃，为高氏异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绘问曰：『汝不识字，谁为汝作此书？』公绘以恕藁进。既罢恕新命，又绌之。
校勘记
[1]比命官原作『此命官』，据《长编》卷三二六改。
[2]式令原作『定令』，据《长编》卷三二六改。
[3]永乐当作『水洛』，见《宋史*地理志》四。
[4]鼓舞圣德句不通。《司马公文集》卷四十六《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作『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传布，一日千里』。
[5]皆知之原脱『皆』字，据《长编》卷三五五、《司马公文集》卷四十六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