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干邪。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将入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疫室。（《灵枢》）

哲言

疫疠之邪，从口鼻而入，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即《内经》所谓“横连膜原”者也。其热淫不正之气，若本气充者，邪不易入；适有内因，便乘外因。感之浅者，俟有触而发；感之深者，中而即发。其始阳格于内，营卫营运之机阻抑于表，遂觉凛凛恶寒，甚则四肢厥逆，渐至阳气郁极而通，厥回而中外皆热，昏昧不爽，壮热自汗。此时邪伏膜原，纵使有汗，热不得解，必俟邪溃自内达表，表里相通，振栗大汗，邪方外出。此名战汗，脉静身凉而愈也。若伏邪未尽，必复发热，其热有轻有重，因所感之浅深，元气之盛衰也。至于发出，方显变证，或从外解，或从内陷，外解则顺，内陷则逆，更有先后、表里不同。有先表后里者；有先里后表者；有但表不里者；有但里不表者；有表而里再表者；有里而表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多于里者；有里多于表者；此为九传。从外解者，有发斑、战汗、自汗、盗汗、狂汗等证；从内陷者，有痞闷、胀满、腹痛、便闭、热结旁流、协热下利、呕吐、谵语、舌黄黑苔芒刺等证。因证而知变，因变而知治，此言其略也。或曰：子言伤寒与瘟疫有霄壤之隔，今用三承气及抵当诸汤，皆伤寒方也。既用其方，必同其证，子何言之异也？曰：夫伤寒必有感冒之因，或单衣露风，或强力入水，或当筵出浴，随觉肌肤粟起，继而四肢拘急，恶风恶寒，头痛身疼，发热。脉浮紧，无汗，为伤寒；浮缓，有汗，为伤风。至于瘟疫初起，原无感冒之因，忽觉寒凛以后，但热而不恶寒。然亦有所触而发者，或饥饱劳碌，或焦思气郁，皆能触动其邪。但不因所触，无故自发者居多。且伤寒之邪，自毛窍入；瘟疫之邪，自口鼻入。伤寒感而即发；瘟疫多感久而后发。伤寒感邪在经，以经传经；瘟疫感邪在内，内溢于经，经不自传。伤寒感发甚暴；瘟疫多淹缠二三日，或渐加重。伤寒初起，以发表为先；瘟疫初起，以疏利为主。伤寒投剂，得汗即解；瘟疫发散，虽汗不解。伤寒投剂，可使立汗；瘟疫汗解，俟其内溃，汗出自然，不可以期。伤寒解以自汗；瘟疫解以战汗。

伤寒汗解在前；瘟疫汗解在后。伤寒发斑，则病笃；瘟疫发斑，则病衰；伤寒不传染；瘟疫传染。各自不同。

其所同者，其邪皆能传胃，至是同归于一，故皆用承气辈导邪而出，始异而终同也。但伤寒之邪，自肌表一迳传里，如浮云之过太虚，原无根蒂，有进无退，故下后即能脱然；瘟疫之邪，始则匿于膜原，根深蒂固，发时与营卫并交，客邪经由之处，营卫未有不被其伤者，因其伤故曰溃，然不溃则不传，不传则邪不出，邪不出则疾不瘳，故瘟疫下后，多有不能顿解者。又瘟邪每有表里分传者，一半向外传，则邪留于肌肉；一半向内传，则邪留于胃家。邪留于胃，故里气结滞；里气结滞，表气因而不通，于是肌肉之邪不能即达于表。下后，里气一通，表气亦顺，向郁肌肉之邪方能尽发于表，或斑、或汗，然后脱然。虽曰终同，及细较之，而终又有不同者矣。

○邪之着人，如饮酒然，凡人醉则脉必洪数，气高身热，面目俱赤，常也。及言其变，各有不同，有醉后妄言妄动者；有虽沉醉而神思不乱者；有醉后应面赤而反白者；应委弱而反刚强者；应壮热而反寒栗者；有易醉易醒者；有难醉难醒者；有呵欠嚏喷者；有头眩眼花者。态度百出，总因其气血虚实不同，脏腑禀赋各异，更兼过饮少饮。考其情状，各自不同，至论其醉则一也。但解其酒，诸态如失。人受邪气，始则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舌上白苔，渐加烦渴，常也。及言其变，各自不同，或纯发热；或发热而兼凛凛；或先恶寒而后发热，后渐寒少热多，以至纯热者；或昼夜发热；或但潮热，余时热稍缓者；有从外解者；有从内传者；有呕吐哕者；有喘嗽者；有蛔厥者；有浮肿者；有黄苔、黑苔者；有口燥、舌裂、芒刺紫赤者；有鼻如烟煤者；有发黄、发斑及蓄血、吐衄、大小便血、汗血、嗽血、齿血者；有发颐疙瘩疮者；有首尾能食者；有绝谷者；有潜消者；有无故反复者；有愈后饮食胜常者；有愈后退爪脱发者。至论恶证种种，因其气血虚实之殊，脏腑禀赋之异，更兼感重感轻。考其证候，各自不同，至论受邪则一也。第逐其邪，诸证如失。

○瘟邪为病，有从战汗、自汗、盗汗、狂汗而解者；有自汗淋漓，热渴反甚，终得战汗方解者；有表以汗解，里有余邪，不因他故，越三五日前证复发者；有无汗竟传于胃者；有胃气壅遏，必因下乃得战汗而解者；有发黄因下而愈者；有发黄因下而斑出者；有竟从发斑而愈者；有里证急，虽有斑，非下不愈者；又或男子适逢淫欲，或向来下元空虚，邪热乘虚陷于下焦，气道不通，以致小便闭塞，少腹胀满，每至夜发热者；或原有他病，一隅之亏，邪乘所损而传者。大抵邪行如水，洼处受之，传变不常，因人而使。

○伤寒阴阳二证，方书皆对待言之，凡论阳证，即继阴证，读者以为阴阳二证，世间均有之病，所以临证之际，先将阴阳二证存于胸次，甚有不辨脉证，但窥其人多蓄少艾。或房事后得病，便疑为阴证，殊不知瘟病之至，虽僧尼、寡妇、室女、童男、旷夫、阉宦，皆不得免，与房欲何与焉？即使欲后感瘟，不过体虚，较壮者为难治耳，终是阳证，与阴证何与焉？瘟疫传入胃家，阳气内郁，不能外布，即便四逆。《经》曰：厥微热亦微，厥深热亦深。甚至冷过肘膝，脉沉而微；剧则通身冰冷，脉微欲绝，总为阳厥。夫瘟疫热病也，阴自何来？世间岂有阴证之瘟疫乎？

○凡邪之所客有行伏，故治法有难易，取效有迟速。所谓行邪者，如正伤寒，始自太阳，或传阳明、少阳，或自三阳入胃，如行人经由某地，本无定处。在经汗解，在胃下愈，药到便可获效。所谓伏邪者，瘟疫之邪伏于膜原，如鸟栖巢，如兽藏穴，营卫所不关，药石所不及，至其发也，邪势渐张，内侵于腑，外淫于经，诸证渐显，然后可得而治之。方其浸淫之际，邪毒尚在膜原，此时但可疏利，使伏邪易出。邪毒既离膜原，乃观其变，或出表，或入里；然后可导邪使去。初发之时，毒势方张，莫之能御，不惟不能即瘳，病证且反加重，病家更医，医家不解，亦自惊疑。不知先时感受邪甚则病甚，邪微则病微，病之轻重，非关于医。所以瘟邪方张，势不可遏，但使邪毒速离膜原为贵。治法全在后段工夫，识得表、里、虚、实、轻、重、缓、急，投剂不瘥，可以万全，即使感之重者，按法治之，亦无殒命之理。若夫久病枯极，酒色耗竭，耆耄风烛，更加瘟疫，自是难支，又不可同日而语。

○诸窍乃人身之户牖，邪自窍入，必由窍出。《经》曰：未入于腑者，可汗而已；已入于腑者，可下而已。麻征君汗、吐、下三法，总是导引其邪从门户出，可为大纲。瘟疫首尾一属于热，独不言清热者，盖热因邪而发，但治其邪，而热自已。夫邪之与热，若形影相根据，形亡而影未有独存者。若纯用寒凉，专务清热，既无导引之能，焉能使邪从窍而出？是忘其本，徒治其标，何异捕影！

○瘟邪始结膜原，气并为热，胃本无病，及邪传胃，烦渴口燥，舌干苔刺，气喷如火，心腹痞满，午后潮热，此应下之证也。殊不知热不自成，皆由邪在胃家，阻碍正气，郁而不通，留积而成。必投承气逐去其邪，气行火泄，而热自已。若概用寒凉，何异扬汤止沸？

今医好用黄连解毒、泻心等汤，热谓淫所胜，治以寒凉，反指大黄能泄损元气，黄连清热，更无下泄之患。凡遇热证，大剂与之，其病转剧，犹言服黄连热不能清，数也。不知黄连苦而性滞，寒而气燥，与大黄虽均为寒药，但大黄走而不守，黄连守而不走，一燥一润，一通一塞，相去甚远。瘟疫首尾以通行为治，若用黄连，反招闭塞之害，邪毒何由泄？病根何由拔耶？

○瘟疫可下者，约三十余证，不必悉具，但见舌黄、心腹痞满，便于达原饮中加大黄下之。余邪入胃，仍用小承气汤彻其余毒。大凡客邪贵乎早治，乘人气血未乱，津液未耗，投剂不至掣肘，早拔病根为要。但要量人之虚实，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膜原之多寡，然后投药，无太过不及之弊，勿拘拘于下不厌迟之说。应下之证，见下无结粪，或以为下早，或以为不应下之误，殊不知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也。必俟其粪结，血液为热所搏，变证叠起，是犹养虎贻患，医之咎也。

况多有溏粪失下，但蒸作极臭如败酱，如藕泥，临死不结者，岂徒孜孜粪结而后行哉？试观老人血液衰少，多生燥结；病后血气未复，亦多燥结。所谓不更衣十日，无所苦者，有何妨害？以是知燥结不致损人，邪毒之为殒命也。

○疫证心下胀满，乃邪毒传于胸胃，以致升降之气不利，因而胀满，实为客邪累及本气。但得客邪一除，本气自然升降，胀满立消，所谓一窍通而诸窍皆通，向所郁于胸胃之邪，由此而下，譬若河道阻塞，前舟既行，余舟连尾而下矣。若纯用破气之品，津液愈耗，热结愈固，滞气无门而出，瘟毒无路而泄，乃望其宽胸利膈，惑矣。

○凡人大劳、大欲，及大病、久病，气血两虚，阴阳并竭，名为四损。此际又加疫邪，并为难治。以正气先亏，邪气日陷，猝难得解。

谚云：伤寒偏死下虚人。正谓此也。凡遇此证，不可以常法正治，当从其损而调之。

○病有纯虚纯实，非补即泻。设遇既虚且实者，补泻间用，当详孰先孰后，从少从多，可缓可急，随证调之。

○病有先虚后实者，宜先补后泻；先实后虚者，宜先泻后补。所谓先虚后实者，或因他病先亏，或因年高体弱，或因先有劳倦，或因新产下血过多，或旧有吐血、崩漏等证。瘟疫将发，触动旧疾，并宜先补后泻，初投补剂一二帖，觉虚证稍退，便宜治邪。若补多助邪，祸害随至。所谓先实后虚者，瘟邪应下失下，血液为热搏尽。原邪尚在，宜急攻邪，邪退六七，宜急补正，虚回五六，慎勿再补，多补则邪复起矣。攻后虚证见者，方可用补，若意度其虚，误用补剂，贻害不浅。

○有邪不除，淹缠日久，必至 羸。庸医望之，辄用补剂，殊不知邪去而正气得通，何患虚之不复？今投补剂，邪气日锢，正气日郁，转郁转热，转热转瘦，转瘦转补，乃至骨立而毙，犹言补之不及数也。

终身不悟，杀人多矣。

○瘟疫，热病也。邪气内郁，阳气不得宣布，积阳为火，阴血每为热搏。解后余焰尚在，阴血未复，大忌参、 、白术，得之反助其壅；余邪留伏，不惟目下淹缠，日后必变生他证，皆骤补之为害也。

若解后阴枯血燥者，宜清燥养营汤。大抵瘟疫愈后，调理之剂投之不当，不如节饮食静养为上。

○向谓伤寒无补法者，以伤寒、瘟疫均是客邪。彼伤于寒者，乃感天地之正气，尚嫌其填实而不可补；今瘟疫乃感天地之毒气，补之壅裹其毒，则邪火愈炽，故误补尤甚。此言其常也。及言其变，则又有应补者，或日久失下，真阴受伤；或久病先亏；或先受大劳；或老人枯竭。此类皆当补泻兼施。设独泻而增虚证者，急宜峻补；补后虚证不退，及加变证者危。

○孕妇瘟疫，设遇下证，即随证施治，毋惑于安胎之说，反用补剂，致令邪火壅郁，热毒愈炽，胎愈不安。惟用承气逐去其邪，火毒消弭，炎 顿转清凉，人安而胎自固，孰谓大黄非安胎之药乎？但宜早而不宜迟，若待腹痛如锥，腰痛如折，胎欲堕矣，药亦无及。或问孕妇而投承气，设邪未逐，先损其胎，奈何？予曰：结粪、瘀热，肠胃间事也；胎附于脊，肠胃之外，子宫内事也。药先入胃，瘀热既通，胎无热逼，而得所养，兴利除害于返掌之间，何患之有？但毒药治病，衰其大半而止，慎勿过剂。（吴又可）

圣王御世，春无愆阳，夏无伏阴，秋无凄风，冬无苦雨，乃至民无夭札，物无疵疠，太和之气，弥满乾坤，安有所谓瘟疫哉？然而《周礼》傩以逐疫，方相氏掌之，则瘟疫之由来，古有之矣。乡人傩，孔子朝服而致其诚敬，盖以正气充塞其间，俾疫气潜消，乃位育之实功耳。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饮芳香之药；上已采兰草，以袭芳香之气，重涤秽也。张仲景着《伤寒论》，欲明冬寒、春温、夏秋暑热之正，自不能并入疫病，以混常法，然至理已毕具于脉法中。叔和不为细绎，究竟所指之疫，仍为伤寒、伤温、伤暑热之正病耳。夫四时不正之气，感之者因而致病，初不名疫也。因病致死，病气、尸气混合不正之气，斯为疫矣。所以饥馑兵凶之际，疫病盛行，大率春夏之交为甚。盖温暑湿热之气，交结互蒸，人在其中，无隙可避。病者当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气，足充一室，况于沿门阖境。种种恶秽，人受之者，亲上亲下，病从其类，有必然之势。如世俗所称“大头瘟”者，头面、腮颐肿如瓜瓠者是也；所称“虾蟆瘟”者，喉痹失音，颈筋胀大者是也；所称“瓜瓤瘟”者，胸高胁起，呕汁如血者是也；所称“疙瘩瘟”者，遍身红肿，发块如瘤者是也；所称“绞肠瘟”者，腹鸣干呕，水泻不通者是也；所称“软脚瘟”者，便清泻白，足重难移者是也；小儿痘疮尤多。以上疫证，不明治法，咸委劫运，良可伤悼！大率温、疫、痘、疹，古昔无传，予幸微窥仲景一斑。其《脉法篇》云：寸口脉阴阳俱紧者，至脐筑湫痛，命将难全。凡二百六十九字，阐发奥理，全非伤寒中所有事，乃论疫邪从入之门，变病之总。篇中大意，谓人之鼻气通于天，故阳中雾露之邪者，为清邪，从鼻息而上入于阳，入则发热头痛，项强颈挛，正与俗称大头瘟、虾蟆瘟之说符也。人之口气通于地，故阴中水土之邪，为饮食浊味，从口舌而下入于阴，入则其人必先内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下重，脐筑湫痛，正与俗称绞肠瘟、软脚瘟之说符也。然从鼻从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于中焦，以次分布上下，故中焦受邪，因而不治则胃中为浊，营卫不通，血凝不流，其酿变即俗称瓜瓤瘟、疙瘩瘟等证，则又阳毒痈脓、阴毒遍身青紫之类也。此三焦定位之邪也。若三焦邪混为一，内外不通，藏气熏蒸，上焦怫郁，则口烂食龈。卫气前通者，因热作使，游行经络、脏腑，则为痈脓；营气前通者，因召客邪，嚏出声 咽塞，热壅不行，则下血如豚肝。然以营卫渐通，故非危候。若上焦之阳、下焦之阴，两不相接，则脾气于中难以独运，斯五液注下，下焦不阖，而命难全矣。伤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侧，由外廓而入；瘟疫之邪，则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为清阳，故清邪从之上入；下焦为浊阴，故浊邪从之下入；中焦为阴阳交界，凡清浊之邪，必从此区分。甚者，三焦相混，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故声 、咽塞、口烂、食龈者，亦复下血如豚肝，非定中上不及下、中下不及上也。伤寒邪中外廓，故一表即散；疫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伤寒邪入胃府，则腹满便硬，故不可攻下；疫邪在三焦，散漫不收，下之复合，此与治伤寒表里诸法有何干涉？治法，未病前预饮芳香，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则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令潜滋。或问：春、夏、秋蒸气成疫，岂冬温独非疫耶？余曰：冬月过温，肾气不藏，感而成病，正与不藏精之春温无异。计此时有春无冬，三气即得交蒸成疫，然遇朔风骤发，则蒸气化为乌有矣。是以东南冬月，患正伤寒者少，患冬温及痘疮者多；西北则秋冬春皆患正伤寒，殊无瘟疫、痘疮之患。此何以故？西北土高地燥，即春夏，气难上升，何况冬月之凝冱；东南土地卑湿，为雾露之区，蛇龙之窟，其温热之气，得风以播之，尚有可耐，设旦暮无风，水中之鱼，衣中之虱，且为飞扬，况于人乎？蒸气中，原杂诸秽，益以病气、尸气，无分老少，触之即病，此时朔风了不可得，故其气转积转暴，虽有熏风，但能送热，不能解凉。叔和以夏应大热而反大寒为疫，岂知大寒正疫气消弭之候乎？（喻嘉言）

《说文》云：疫者，民皆病也，厉鬼为灾。《礼记》云：孟春之月，先王掩骼埋 ，正以是月天气下降，地气上升，诚恐 骼秽恶之气有害人物，故掩埋之。盖以人在气交之中，如鱼在水，一毫渣滓混杂不得。设川泽泼灰，池塘入油，鱼鲜有得生者。人受疫气，何以异此？（林北海）

一辨气：风寒之气，从外入内，初病无臭气触人，必待数日传阳腑证之时，亦只作腐气，不作尸气。瘟疫之气，从中蒸达于外，初病即有臭气触人，轻则盈于床帐，重则蒸然一室，且专作尸气，不作腐气，以人身脏腑气血津液，得生气则香，得败气则臭。瘟疫，败气也，人受之自脏腑蒸出于肌表，气血津液逢蒸而败，因败而溢，溢出有盛衰，充塞有远近也。五行原各有臭气：木臊、金腥、心焦、脾香、肾腐，以臭得其正，皆可指而名之。若瘟疫，乃天地之杂气，非臊、腥、焦、香、腐，其触人不可名状，非善者不能辨之。辨之既明，治之毋惑，知为瘟疫，而非伤寒，则凡于头痛发热诸表证，不得误用辛温发散；于舌黄烦渴诸里证，当清、当下者，亦不得迟回瞻顾矣。

○二辨色：风寒主收敛，敛则急，色多绷急光洁；瘟疫主蒸散，散则缓，色多松缓垢晦。人受蒸气，则津液上溢于面，头目之间，故多垢滞，或如油腻，或如烟熏。望之可憎者，皆瘟疫之色也。

○三辨舌：风寒在表，舌多无苔，即有白苔，亦薄而滑，渐传入里，方由白而黄，由黄而燥，由燥而黑。瘟疫一见头痛发热，舌上即有白苔，且浓而不滑，或色兼淡黄，或粗如积粉；若传经入胃，则兼二三色。又有白苔即燥与至黑不燥者，大抵疫邪入胃，舌苔颇类风寒，以兼湿之故，而不作燥耳。惟在表时，舌苔白浓，异于伤寒。能辨于在表时不用辛温发散，入里时而用清凉攻下，斯得矣。

○四辨神：风寒之邪伤人，令人心知所苦，而神自清，如头痛、寒热之作，皆自知之；至传里入胃，始神昏谵语。缘风寒为天地正气，人气与之乖忤而后成病，故其气不昏人神识也。瘟疫初起，令人神情异常，大概烦躁者居多，或如痴如醉，扰乱惊悸，问其所苦，则不自知，间有神清而能自主者，亦多梦寐不安，闭目即有所见，此即谵妄之根。缘瘟疫为天地邪气，中人人病，中物物伤，故其气专昏人神志也。

○五辨脉：瘟疫之脉，传变后与风寒颇同，初起时与风寒迥异。风寒从皮毛而入，一二日脉多浮，或兼紧、兼缓、兼洪而皆浮，迨传入里，始不见浮，其至数亦清楚而不模糊；瘟疫从中道而变，自里出表，一二日脉多沉，迨至里出表，脉始不沉，或兼弦、兼大而皆不浮，其至数则模糊而不清楚。其初起，脉沉迟，勿作阴寒断，沉者邪在里也，迟者邪在阴分也。脉象同于阴寒，而气色、舌苔、神情不同。或数而无力，亦勿作虚视，缘热蒸气散，故脉不能鼓指，但当解热，不宜补气。受病之因不同，故同脉而异断也。

○时疫兼寒，能令病势增剧；兼风，反令病势易解。以寒主凝泣，则疫邪内郁，郁一分，病势增重一分；风主游扬，则疫邪外疏，疏一分，病势解散一分。

○时疫，有似疟、转疟、兼疟之不同，用药亦异。似疟者，寒热往来，或一日二三度发，或一日一发而无定时。时疫初起多有之。转疟者，时疫已经汗、下，余邪不解，复作寒热，转成疟状。时疫末路多有之。兼疟者，乃寒暑时疫合病，其证寒热有期，疟证全具，但热多寒少，燥渴昏愦。秋令多有之。所以然者，因疫邪盘踞膜原，欲出表而不能透达，欲陷里而未得空隙，故见半表半里之证也。治宜达原饮加柴胡为主。

○时疫与疟证，不甚相远。

疫乃湿、温二气合病，疟乃风、寒、暑、湿四气合病，其邪气之杂而不纯，相类也。疟邪横连膜原，时疫亦盘踞膜原，其受邪之处，亦相类也。但时疫之温气发，则为亢阳，故宜下、宜清之证多；疟之暑气伏，则为郁滞，故宜宣、宜利之证多。所以疫之初起方用达原饮，与疟之初起方用清脾饮，药品亦多相类。至其传变，则缓急轻重，迥乎不同也。

○时疫必得汗下而后解。脾虚者表不能作汗，里不任攻下。或得汗矣，而气随汗脱；得下矣，而气从下脱。治此者，汗勿强汗，发表兼扶元养正，人参败毒散是也；下勿轻下，攻里必兼固气生津，黄龙汤是也。其外证无大分别，惟脉不任按耳。然邪有进退，当其病进邪张之时，脉亦寻按有力，不可泥也，必合气色、神情、脉证相参。如面色萎黄，神情倦怠，气息微促，及心悸耳鸣，皆脾虚中气不振之象。

○时疫夹脾虚者为难治，夹肾虚者更难。时疫属热证，肾虚则手足厥冷；时疫属实邪，肾虚则眩晕惊悸，腰膝痿软。肾虚之中，又当审其阳虚阴虚：疫邪必待汗下而后解，阳虚者，一经汗下，则脱绝之证随见；阴虚者，一经汗下，则枯竭之证随见；必须时时谛察。凡在表时，见有腰痛异常，小便频数，膝胫痿软，表药中须加人参，阳虚兼杜仲，阴虚兼熟地，以照顾肾气。若入里，当下必以黄龙汤为主；当清必以人参白虎汤为主。或屡清屡下而热更甚，舌燥无苔或有黑苔愈清愈长，或有燥苔愈下愈燥，察其阳明无实邪可据，治以六味地黄汤加知、柏。所谓寒之不寒，责其无水，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者，此也。倘仍不应，或合生脉散滋水之源；或合四物汤益血之海。似此热势燎原，非杯水所能拯救，须大作汤液，药味必以两许，汤液必以斗计，方有济耳。（戴麟郊）

伤寒之邪，自表传里；温热之邪，自里达表；疫疠之邪，自阳明中道随表里虚实而发，不循经络传次，故不能一发便尽。（《张氏医通》）

瘟疫，邪从口鼻而入，故多带阳明证者，以手阳明属大肠，与肺为表里，开窍于鼻；足阳明属胃，开窍于口也。其不可治者，属下元虚耳。（缪仲淳）

伤寒由表入里，故少阳证见则病甚；时疫由中出表，故少阳证见则病退。斯二者皆以耳聋验之。

○病至少阳即尽者，耳聋而愈；病至阳明方尽者，发斑而愈；病至太阳始尽者，自汗、狂汗、战汗而愈。（《医参》）

瘟疫本即伤寒，无非外邪之病，但染时气少长率相似者，即谓之瘟疫。古云：瘟疫因春时温气而发，郁热自内达外，初非寒伤于表，治法于正伤寒不同。此说固若近理，而实有未然。盖瘟疫若非表证，何以必汗而后解？故余谓：其先受寒邪，再触则发，理势然也。但时有寒热，证有阴阳，谓因证因时则可，谓非寒伤于表则不可。

○古云：瘟病在三阳者多，三阴者少。然亦不可拘泥，若见阴证、阴脉，是即三阴病也。宜辨而治之。

○凡治伤寒瘟疫表证，初感速宜取汗，所谓汗不宜迟也。然取汗之法，当察其元气病气之虚实：若表证已具，而元未太亏者，但以辛平之剂，散之可也；若兼杂证，则当察其寒、热、温、凉，酌宜施治；若身虽大热，而脉见虚弱者，必不易汗，此即当详察补法，酌而治之。倘不知标本，而概行强散，营竭必死。

○凡治伤寒瘟疫，有宜吐者，必其上焦有滞，或食、或痰结于胸膈，而邪不得散者，当吐也；或寒邪浊气内陷膈间，而为痞为痛者，当吐也。盖吐中自有发散之意。若中气虚寒，脉弱无力，及气短虚烦不安者，皆不可吐。凡用吐药，中病即止，不必尽剂。

○凡治伤寒瘟疫，有宜清利者，盖火实者宜清，气实者宜行，食滞者宜消，痰盛者宜化，皆所谓清利也。凡此数者，滞去则气行，而表邪自解。然此宜用于邪实等证，而本非虚证之所宜。其有虚中挟实者，不妨少为兼用，此中权度，自有其宜也。

○凡治伤寒瘟疫，有宜下者，必阳明邪实而秘结腹满者，或元气素强而胃气素实者，方可下之。若大便虽数日不行，而无胀满之状，或连日不食，而脐腹坦然者，此其阳明胃腑本无实邪，不可妄下以泄中气。盖诸误之害，下为尤甚，不可忽也。

○凡治伤寒瘟疫，有宜温者，为其寒邪凝滞，阳不胜阴，非温不能行，非温不能复也。如寒在经者，以邪在表也，宜用温散；寒在脏者，以阳气虚也，或宜温补，或止温中。然用温法，但察其外虽热而内无热者，便是假热，宜温不宜凉也；病虽热而元气虚者，亦是假热，宜温不宜凉也。真热者谁不得而知之，惟假热为难辨耳。大都实证多真热，虚证多假热。真假不识，误人不浅。

○凡治伤寒瘟疫，用补之法，与用攻用散者不同。盖攻散所以去实邪，其力峻，其效速，故取效在一二剂之间，而此不效，必其用之不善也。至若补者，所以补虚，其力柔，其功缓，但察其服补无碍，或略见相投，便是得力，轻者二三剂，重者十余剂，方得见功。若不知此理，但于一二剂间未见速效，庸谗起，惑乱生，全功尽弃矣。（张景岳）

古人言“温”而不言“瘟”，特所言之“温”与“瘟”相同，则“温”“瘟”为一病也明矣。后人加以，“”字，变“温”为“瘟”，是就病之名目而言，岂可以“温”、“瘟”为两证乎？其曰春温、夏温、秋温、冬温，总属强立名色，其实皆因四时感“瘟”气而成病耳。其曰风温、湿温、温疟、温暑者，即瘟病而兼风、湿、暑、疟也。其曰瘟毒者，言瘟病之甚者也。其曰热病者，就瘟病之发于夏者而言也。至于晚发之说，更属不经。夫冬月寒厉之气，感之即病，哪容藏于肌肤半年无恙，至来岁春夏而始发者乎？此必无之理也。至于“疫”字，传以民皆疾解之，以其为病，延门阖户皆同，如徭役然。去“彳”加“ ”，不过取其与疾字相关耳。须知疫病所赅甚广，瘟疫者不过疫中之一证耳。此外尚有藏疫、杂疫之殊，而瘟疫书中，却遗此二条，强分瘟病、疫病而各立方施治。及细按其方论，漫无差别，不可从也。吁！“瘟疫”二字，尚不明其义意，又奚以治瘟疫哉？

○《景岳全书》各门讲解俱极精详，惟将伤寒、瘟疫二证搅作一团，未曾分晰。夫瘟疫与伤寒迥乎不同，治法亦异，何谓温疫本即伤寒乎？夫既曰本即伤寒，再立瘟疫一门，岂非赘瘤乎？且既曰本即伤寒，而又曰染时气而病，吾不知先伤于寒而后为时气所染乎？抑染时气而后为寒所伤乎？

抑二者并集于一人之身乎？总缘伤寒、瘟疫，原未看清。犹做文者，认题不真，下笔便错，虽词藻绚烂而不中肯綮，总属尘饭土羹。最不敢从者，发汗峻补二条。抑知瘟疫岂强汗之所能解，而峻补岂可施于热毒之人乎？

惟汗、下后，或显虚证，或虚人久病而感瘟者，补法亦自不可少也。

○吴又可之《瘟疫论》，世所盛行，其中达原饮固为治瘟疫之良方，第言瘟邪浮越于某经者，即加某经之药，止有三阳在表治法。至于邪之传里者，仅有入阳明胃腑一条，三阴略而不及。夫云邪伏膜原，自内达外，不似伤寒之按次传经则可，若曰邪总不入三阴，是将脏腑经络划然中断，而人身之营卫，扦格而不通矣。每见患瘟疫者，腹满便实，自利发黄，四肢厥逆，非传入足太阴经乎？舌干口燥，咽痛，但欲寐，非传入足少阴经乎？烦满囊缩，冲逆动摇，胁肋诸痛，非传入足厥阴经乎？不特此也，有患在皮毛而哮喘咳嗽者，此邪之入肺也；有患在神志而昏冒喜笑者，此邪之入心也。

是则五脏六腑，瘟邪传变，无所不到，谓瘟邪止在三阳经，必无是理。（《说疫》）

疫疠一证，邪从口鼻而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非比伤寒六经可表、可下。夫疫为秽浊之气，古人所以饮芳香采兰草者，重涤秽也。及其传变，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是以邪在上焦者为喉哑，为口糜；若逆传膻中者，为神昏舌绛，为喉痛丹疹。治法：清解之中，必佐芳香宣窍逐秽，如犀角、菖蒲、银花、郁金等类，兼进至宝丹，从表透里，以有灵之物，内通心窍，搜剔幽隐。若邪入营中，三焦相混，热愈结，邪愈深者，理宜咸苦大制之法，仍恐性速直走在下，故用元参、金银花露、金汁、栝蒌皮轻扬理上，所谓仿古法而不泥其法者也。考是证，惟张景岳、喻嘉言、吴又可论之最详。然宗张、喻二氏，恐有遗邪留患，若宗吴氏，又恐邪去正伤，惟在临证权衡，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夭殃，方不愧为司命矣。（《临证指南》）

认疫若何？于闻见中但有两三人病情相同者，便要留心。留心若何？病有怪怪奇奇，不近情理，较诸伤寒、风温、湿温、温热、暑 等门迥乎大异者，即疫也。脉证不必大凉，而服大凉之药，似有害而终无害者，即疫也。脉证可进温补，而投温补之剂，始似安而终不安者，即疫也。

○春温、夏热、秋燥、冬寒，固病之常。若夫疫者，秽恶之气，互相传染，吴又可论之详矣。惟吴氏谓从口鼻而入，即踞膜原；愚谓既由口鼻吸受，肺为出入之门户，无有不先犯肺者。疫皆热毒，肺金所畏，每见此证之身热，先有憎寒者，肺先病也；继而充斥三焦，或有径入心包者。所云厉气，无非郁热。是以喻西昌所讲“瘟”“温”二字，未尝区别，盖亦有见乎此耳。

况所云上焦如雾，升逐解毒；中焦如沤，疏逐解毒；下焦如渎，决逐解毒。总不脱一“毒”字者，其为郁热，意在言表矣。更有患此病者，纵饮冷水，亦能汗解，此非热毒之明验乎？至于疫邪虽解，而肺蓄余热，每多咳呛、肌热、自汗等证，亦所谓肺先受病而未愈之明征也。又有大旱之年，水涸日烈，河水每多热毒，饮其水者，多发疫痢，以痢门常法治之无效，余于治痢方中加以贯众之苦寒解毒，无不应手。此亦热毒之一验也。

○治疫之法，总以“毒”字为提纲，凭他如妖似怪，自能体会无疑。君如不信，试观古今治疫之方，何莫非以解毒为主？吴又可之专用大黄，非解毒乎？张路玉之酷喜人中黄，而以童便配葱、豉为起手方，非解毒乎？叶天士之银花、金汁必同用犀角、黄连、生甘草等味，十方九用，非解毒乎？故喻氏有要言不繁，观其旨，上中下则有升、疏、决之异，而独于“解毒”一言，叠叠紧接，不分彼此，岂非反复叮咛，示人真谛也哉？（《吴医汇讲》）

疫病是天地不正之异气，四时皆有，能传染于人，以气感召，从口鼻而入，不比风寒乃天地之正气，从皮毛而入，不传染于人者也。又与疟相似，但疟乃天地暑热之正气，呆在少阳一经，寒热各半，不比疫病起始凛凛恶寒，继而大热，昼夜不退。寅卯二时，是疫病交关之所，此时热可暂退，过此又发大热矣。疫病亦有间日发寒热者，但发时寒短热长，不呵欠，不鼓颔为异耳。医家大病，概认作伤寒施治，误谓邪从毛窍而入，药进羌、防，以散太阳之邪，又为谓少阳、阳明二经，药进柴、葛，以散少阳、阳明之邪。不知疫邪从口鼻而入，多在膜原，表散不惟疫邪不能解，反耗津液元气，邪反乘虚入里，或传厥阴，人事昏沉，而元气败坏，血液耗灼，未有不死者矣。余创立救阴解疫毒一方，初病即用，意谓先补正气，正旺则五内坚固，邪无由而入；阴回则津液内生，邪不攻而自走，即仲景建中汤之意也。且内有甘草、黑豆、银花、黄泥之属，解热毒之邪于扶正之中，又何患热不退而病不痊耶？若其人本体素虚，救阴不效，则从用八味以救阳；其人本体脾虚，救阴不效，则从用补中、异功以救土，此又法之变也。

○厉气之来，从鼻而入者，则伏于膜原；从口而入者，则干于胃腑。其间体实而受邪者，有之；体虚而受邪者，有之，本热而假寒者，有之；本寒而假热者，有之。非可尽投膏黄，纯用芩、连而专以丹溪、河间为法者也。盖时疫之初发，与伤寒似同而实异，时疫之传，与伤寒似异而实同。当其邪在三阳也，恶寒壮热，头痛身痛，口渴引饮，呕吐下利，脉大而数。达原饮乃驱邪离散直达巢穴之药，白虎、承气乃辛凉推荡清火逐邪之剂，惟壮实之体宜之。倘遇内虚之辈，白虎失其过寒，承气失其过攻。至于邪陷三阴，脏气受敌，见证神昏目定，撮空捻指，谵妄舌黑，脉沉细而数，种种恶证叠出，元气由邪热而亏，胃气由邪热而耗，脏气由邪热而伤。不知变计，徒拘攻下一法，虚虚之戒，可不慎欤？余兄广期谓：疫病乃热毒为害，治以逐疫解毒为第一义。因立干一老人汤一方，除疫毒而退热邪，正与喻氏所谓升逐、疏逐、决逐兼以解毒之意同，可称治疫之圣药也。（《会心录》）

疫邪来路两条，去路三条，治法五条尽矣。何为来路两条？有在天者，此非其时而有其气，邪从经络而入，则为头痛发热、咳嗽发颐、大头之类；有在人者，此互相传染，邪从口鼻而入，则为憎寒壮热、胸膈满闷、口吐黄涎之类。所谓来路两条者此也。何为出路三条？在天之疫，从经络而入者，宜分寒热，用辛温、辛凉之药以散邪，如香苏散、普济消毒饮，俾其邪仍从经络而出也；在人之疫，从口鼻而入者，宜芳香之药以解秽，如神术散、正气散，俾其邪仍从口鼻而出也；至于经络、口鼻所受之邪，传入脏腑，渐至潮热谵语、腹满胀痛，是毒气归内，疏通肠胃，始解其毒，法当下之，其大便行者，则清之，下后而余热不尽者，亦清之。所谓去路三条者此也。何为治法五条？曰发散，曰解秽，曰清，曰下，曰补，所谓治法五条者此也。（程钟龄）

饥荒多疫，气候失和，加以饮食失节，以身之虚，逢天之虚，则病作矣。万历壬午，久旱民饥，热疫流行，初起寒热拘挛，次变斑黄、狂躁，死者相继。治用人参败毒散先发其表，次用人参柴胡汤以和解。右脉大于左，自汗，胸腹不胀，无表里证见者，治用补中益气汤，活者甚多。此中气先因饥馁受亏，已属内伤不足，若用正伤寒之法大汗、大下，岂不杀人？

○疫病当分天时寒暄、燥湿，病者虚实、安逸，因时制宜，不可拘泥。如天时久旱，燥令流行，民多热疫，忌用燥剂，治宜解毒润燥；天久淫雨，湿令流行，民多寒疫，忌用润剂，治宜燥湿理脾。（《医学六要》）

大饥之后，必有大疫。疫邪中人，从口鼻而入，舍于膜原。方书虽有寒疫、热疫两种，而热疫恒多，最为真阴之贼。其见证也，始则头眩目胀，或痛或不痛，腰腿酸软，胸闷口渴，或但口干而不渴，微恶寒，或有汗，或无汗；继则不恶寒，而但热无汗，午前热微，午后热炽。初治用达原饮一二剂，感轻者可愈，否则壮热口干、舌黑谵语等证渐见。时师见热不退，头疼腰酸无汗，则曰表未解也，三阳经表药全施；见舌黑，谵语烦躁，则曰里证急也，白虎、承气杂进。呜呼！危矣。此证初起，用达原饮不解，即当出入于六味饮、甘露饮、疏肝益肾汤等方，大剂与之，少加柴胡为向导。（虚者，可用人参）奏效虽迟，稳当之至。其有壮盛之人，服前药四、五日，仍不从内外解者，诊其脉果沉数有力，则于三承气汤中酌其宜而下之；下后胸仍不宽，用小陷胸汤和之。

若频用表药，则阴气耗；早用下药，则阴液亡，汗终不出，热势更甚。此时急进大剂养阴之品，尚可回生，否则未有不陨命者。大抵疫病初起之脉，不似伤风、伤寒之浮紧；内即大热，脉象亦不大数；更有一种手足逆冷，类伤寒、伤风之初起者，断不可妄进热剂。《经》云：热深厥亦深，热微厥亦微。正谓此也。何以辨之？风寒手足冷，则必恶风寒，甚则战栗，喜近火日，引衣被自覆；疫证手足虽冷，绝不畏凉，且不乐近衣被，试扪其前后心烙手可知矣。但用药只宜甘寒以养阴退阳，勿投苦寒以伤胃气。高鼓峰云：阴气外溢则得汗，阴血下润则便通，法不离乎三承气，而稳当过之。余遵此以治热病，无不应手，即接治他医误药败证，亦多有生者。

至于用药之轻重，及有兼证变证等事，则在临证时，看老、少、强、弱，宜攻、宜补，酌而用之。圆机之士，当不须余之多赘也。（郭恕先）

脉候

瘟病怫热在中，脉多见于肌肉之分，而不甚浮；若热郁少阴，则脉沉伏欲绝，非阴脉也，乃阳邪所闭耳。

○瘟病内外皆热，其脉不洪不数，但指下沉伏小急，不可误认虚寒而以温药治之，益其热也。所以伤寒多从脉，瘟疫多从证。盖伤寒邪从外入，循经传也；瘟病邪从内炽，溢于经也。

○诊瘟病，脉洪长滑数者轻；重则脉沉；甚则闭绝。此辨瘟病脉之要诀。（杨栗山）

选案

一人病瘟发热，烦渴思饮冷水。医者以为凡病须忌生冷，病者苦索弗予，遂至两目火迸，咽喉焦燥，昼夜不寐，目中见鬼。乘隙匍匐窍取井水一盆，置之枕旁，饮一杯，顿觉清凉；二杯，鬼物潜消；三杯，咽喉声出；四杯，筋骨舒畅；饮至六杯，不知盏落枕旁，竟尔熟睡，俄而大汗如雨，衣被湿透，脱然而愈。盖因其人瘦而多火，始则加之以热，经络枯燥；继而邪气传表，不能作正汗而解。今得冷冻饮料，表里和润，所谓除弊便是兴利矣。

○卖卜施幼声，六月患疫，口燥舌干，咽喉肿痛，心腹胀满，渴思冰水，小便赤涩。下证悉备，但通身如冰，指甲青黑，六脉如丝。医者不究里证热极，但引《全生集》以为阳证但手足厥逆，若冷过肘膝，便是阴证。今已通身冰冷，比之冷过肘膝更甚；且陶氏以脉分阴、阳二证，全在有力、无力，今脉微欲绝，比之无力更甚，此阴证而得阴脉之极。其诸阳证，竟置不问，欲投附子理中汤。予以脉证相参，此阳证之最者。盖因热极，气道壅闭，乃至脉微欲绝，此脉厥也；阳郁则四肢厥逆，今阳亢已极，以致通身冰冷，此体厥也；六脉如无者，群龙无首之象，证亦危矣。嘱其急投承气。疑而不服，叠延三医，皆言阴证，卜之从阴则吉。竟进理中汤，下咽如火，烦躁超时而殁。（吴又可）

胡日度头面浮肿。医谓脾虚，用六君子汤数剂，头大如桶，膊大如斗。有知为大头时证者，用九味羌活汤，口不能言，舌枯而缩，牙关闭紧，汤药不入，自早至午，眼翻而厥，鼻气如火。出入有声。予用石膏四两，元参一两，花粉五钱，黄芩、麦冬、荆芥各三钱，甘草、茯苓、陈皮、神曲各一钱。煎成，牙抉不开，以匙挑灌鼻窍，渗入喉中，顷渗半瓯，牙门露隙，从牙隙又灌半瓯。煎二剂成，渐灌渐醒。至一鼓，忽舌吐出，众惊取视，乃舌上所生之壳，中空外实；五鼓始知人事；三日后，肿处干绉，从头褪下如面釜一具。此后耳、鼻、唇、颐、手、膊，次第大块而下，一如 面之形。（程华仲）

泰和二年四月间，民多疫疠。初觉憎寒发热，次传头面肿盛，目不能开，喘促，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头天行，染之多死。东垣曰：身半以上，天之气也。邪热客于心肺之间，上攻头面而为肿盛。制方名普济消毒饮，服之皆愈，人谓仙方。（《东垣十书》）

洪德敷女，于初冬发热，头痛，胸满不食。服发散消导药，至第六日，身痛腹疼，欲圊不得，口鼻上唇忽起黑色成片，光亮如漆，与玳瑁无异，医骇辞去。石顽诊之，喘汗脉促，神气昏愦。虽证脉俱危，喜其黑色四围红晕鲜泽，许以可治。先与葛根芩连汤，加犀角、连翘、荆芥、防风、紫荆，以人中黄解其肌表毒邪；俟其黑色发透，乃以凉膈散加人中黄、紫荆皮、犀角，微下二次；又与犀角地黄汤加人中黄调理而安。此证书所不载，惟庞安常有“玳瑁瘟”之名，而治法未备，人罕能识。（《张氏医通》）

附方

干一老人汤 料豆、金银花、生甘草、鲜黄土。

新制救疫汤 料豆、绿豆、扁豆、赤小豆、生甘草、金银花、玉竹、生首乌、当归、丹皮、贝母、鲜黄土、生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