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毒流行，传染最烈，辨证论治，慎之于始，而补益调养，尤必善之于后。夫善后之道，可易言哉，在《内经》中，一则《至真要大论》云：“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再则《阴阳应象大论》云：“因其衰而彰之”；三则《五常政大论》云：“无积者，求藏虚则补之”。所谓无积者，无邪积之谓也，盖纯虚无邪，方可议补，然则时疫初解，吐利虽止，而火风余邪，最虑复燃，是以仍当借重石膏，为善后之良药。尝读仲景书，有治“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竹叶石膏汤主之。”后世读者，多草草混过，况于时疫之后，睹其形消骨立，未有不从事峻补者。徐灵胎曰：“凡大病之后，必有留热，总宜清解，后人俱概用峻补，以留其邪，则元气不能骤复，愈补愈虚矣。”张石顽曰：“凡霍乱新定，周时内，慎勿便与谷气，多致杀人，必审其无邪者，方可与米汤凋养。”然则米汤如是，况补药乎。（复）于时疫初解，每以石膏善后，如竹叶石膏汤、清燥救肺汤之类。（受业王松南谨按：竹叶石膏汤方，附下卷治例第三十八条，清燥救肺汤方，附下卷治例第三十七条。）功绩殊懋，盖疫毒侵入，弥漫肠胃，充斥经络，《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六经为川，肠胃为海。”用石膏以治吐利，是治疫毒之蓄于海者也，而蓄于经络者，如百川之错综，讵能骤除耶。夫欲启胸中之清气，靖经络之蓄邪，通内外之道路，聊津液之灌输，实无出石膏之右者，何则？石膏之为物也，洁白细文，密如束针，松软易碎，随击即解，纷纷星散，丝丝纵列，无一缕横陈。故陶宏景《别录》，纪其解肌发汗之功能，而邹润庵《疏证》，则赞其善解横溢之热邪，若时疫之吐利既止，而经络之蓄邪未靖者，舍加石膏于善后药中，不足以澄清百川，涤除余邪也，所以染受时疫，自始至终，不特赖以戡乱，亦且重其奠安。或者病（复）偏信石膏，过事寒凉，若此与疑，人鬼关头，尚有打破之一曰乎。客有惑者而问于余曰：“《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君既重用石膏于疫势方张之际，更续用作善后之药，毋乃太背制毒之旨乎？”（复）答曰：“有是病则用是药，病当之，非正气当之也。果脉迟自汗，舌净无胎，溲溺清长，神萎息微，此为脏腑经络，俱无疫邪之诊候，则补气滋血，填精益髓，诸法具在，而石膏固可勿用矣。虽然，石膏亦主虚劳，可久服者也。”李时珍曰：“初虞氏《古今录验方》，治诸蒸病，有五蒸汤，亦是白虎加人参、茯苓、地黄、葛根，因病加减。”王焘《外台秘要》：“治骨蒸劳热久嗽，用石膏文如束针者一斤，粉甘草一两，细研如面，日以水调三四服，言其无毒，有大益，乃养命上药，不可忽其贱而疑其寒。”

《名医别录》言：“睦州杨士丞女，病骨蒸，内热外寒，众医不瘥，处州吴医用此方而体遂凉，愚谓此皆少壮，肺胃火盛，能食而病者言也，若衰暮及气虚血虚胃弱者，恐非所宜。”惟宜用石膏者，切勿顾忌。昔江笔花治一时疫发斑，前后服药，共用石膏十四斤，而毒斑始透。吴鞠通治一手足拘挛，前后服药，共用石膏六十斤，而步履始健。原书具在，不难覆按，可见药贵对证，万勿猜疑。《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有故无殒亦无殒也。”谚云：“有病则病受。”其斯之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