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潮籍读书人中，郑之侨的《农桑易知录》是非常突出的。《农桑易知录》在清代广东普及型的综合性农书中算是硕果仅存的作品。但此书不仅讨论农业问题，还大量渗透着封建士大夫阶级对于修身、治家的看法。

郑之侨，字茂云，号东里，潮阳金浦人。雍正十三年（1735）举人，乾隆二年（1737）进士，曾任江西铅山县令、江西饶州府同知。乾隆二十一年（1756）知湖南宝庆府。后调任济东泰武道、安襄郧兵备道等职。告归后优游林下几二十年，终年七十八岁。郑之侨生卒年不清，主要生活于雍正、乾隆之世，这正是清代比较安定、农业生产发展的年代。

王毓湖《中国农学书录》题《农桑易知录》三卷，清代郑之侨撰。饶宗颐《潮州艺文志》子部“农家类”收录此书，书名和作者据道光《潮阳县志》郑之侨传。现在的《农桑易知易》藏本正面，上书“乾隆二十五年镌”、“潮阳郑东里编”、“本衙藏板”诸字样。而郑之侨在《农桑易知录序》之末，明确写着“乾隆庚辰三月望日韩江郑之侨书于宝庆官署”。乾隆庚辰即乾隆二十五年（1760），其时作者正在湖南宝庆府任上。

笔者翻阅《农桑易知录》，其目录如下：

卷一：农务事宜（器具、养牛附）；

卷二：桑务事宜（蚕忌、器具附）；

卷三：农桑善后事宜（乡约、保甲、备荒附）。

郑之侨以封建士子身份撰农书，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影响，书中较多引用了四书五经。如《农桑易知录序》中称：

“昔周以农桑开基，《书》陈‘无逸’，《诗》作‘豳风’，良以耕于井邑，即可游于党庠。……若谓五谷偏盛南方，丝蚕独擅浙省，则如《诗》所咏‘柔桑’、‘苞桑’；《尚书》所传‘桑土是（既）蚕’等事岂其诬哉？”

再如卷一又称，“《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艺草木，则蔬菜瓜果，农者不可缺一。但百姓之良谋身，居官之谋国，总先求备荒救饥为主，诚能于此数者，相天之时，乘地之利，尽人之力，则树艺牧畜何不可次第备举？”

在《农桑易知录》中，郑之侨对于农务、桑务之事讨论极详细，如关于如何种瓜，郑之侨这样说：

“瓜有东瓜、南瓜、王瓜，各色不同。先将湿稻草灰，拌和细泥铺地上，锄成垄。三月下种，每粒离尺许，以湿灰筛盖，河水洒之。又用粪浇，干则浇水，待芽顶灰，于日中将灰揭下，搓碎壅于根旁，以清粪水浇之。三月下旬，治畦锄穴，分栽之。一尺二寸一穴，藤至一二尺长，须用浓粪水灌之，至蔓长，用木棍搭棚引上。凡种瓜，法俱同。”

再如关于养蚕，郑之侨认为，“蚕有十忌”，其一是忌食肥叶：

“凡地上初浇人粪者，其叶必肥，不可喂蚕。必得过七昼夜之后方可。大眠以前，若吃肥叶，凡遇眠时，必有肥青者，蚕身分外粗肥，皮肤光亮如油漆然，不肯眠矣。”

最值得一提的是，郑之侨在卷三中提出了诸种农桑善后事宜，这已经突破了纯粹农业问题的范围，而是指导人们如何按儒家伦理进行生活了。郑之侨提出的农桑善后事宜包括：戒游惰、勤纺织、息争讼、定房屋、节饮食、俭服饰、裁宴客、重丧葬、定婚配、完国课、选乡约、重保甲、备救荒、祛瘟疫。现以“戒游惰”和“栽宴客”二事说明之。

郑之侨指出“戒游惰”的重要性：

“人生精神，日用则日健，日惰则日疲。近见父兄之衣，吃父兄之饭。此时或读书，或治生，何患业不成，乃群习游嬉，三朋五党，始而饮酒下棋，继而咱卢[庐]斗勇，久之嫖娼妓，开场赌，放僻邪侈，无所不至。虽有千亩田，百亩桑，立刻倾荡。语云‘子孙勤俭，何用吾忧；子孙惰奢，空作马牛。’此言可警心也。”

再如在“栽宴客”中，郑之侨提出了奢侈宴客的危害，并引用司马光的看法：

“司马温公有曰：‘先公为郡牧判官时，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过七行而止，酒沽于市，果止梨枣桃莲，肴止一鱼一肉，二蔬菜，器用磁漆。’此可正为今世法也。物薄而情厚，意殷而礼勤，待宾客者知之，为宾客者谅之。”

总而言之，郑之侨的《农桑易知录》作为清代岭东、乃至广东十分罕见的农学著作，适足说明“经世致用”思想对于郑之侨的影响。清代一些有见识的读书人关心农桑生产事情，而不仅仅是吟诗作画，这正是《农桑易知录》所透露的可贵信息。

《农桑易知录》收入《明清广东稀见笔记七种》，由李龙潜、杨宝霖、徐林点校。（本文载于汕头特区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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