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心學案上（黃宗羲原本黃百家纂輯全祖望補定）

水心學案表

葉適陳耆卿吳子良舒嶽祥戴表元（別見《深寧學案》。）

（鄭氏門人。）林處恭

（徐氏再傳。）劉莊孫

（安定四傳。）車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王象祖

王汶

丁希亮

方來

周南

孫之宏（從孫）嶸叟

林居安

趙汝鐸

王植

滕宬

孟猷

孟導

邵持正

陳昂

（祖堯英。）

趙汝

夏庭簡

王大受

鄧傳之

（附師曾丰。）

宋駒

王度

厲仲方

戴栩

孔元忠

（父道。）

袁聘儒

趙汝談（別見《滄州諸儒學案》。）

葉紹翁

毛當時

張垓

周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陳埴（別為《木鐘學案》。）

陳韡

戴許

蔡仍

吳子良（見下《篔門人》。）

陳亮（別為《龍川學案》。）

劉愚余嶸

項安世

陳景思（並見《晦翁學案》。）

尤

王綽

（並水心學侶）薛蒙

戴許（見上《水心門人》。）

蔡仍（見上《水心門人》。）

王汶（見上《水心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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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心學案序錄

祖望謹案：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閒，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辭章。述《水心學案》。（梓材案：是卷原本併入《永嘉學案》，自謝山別為《水心學案》。）

◆鄭氏門人（季節再傳。）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授平江節度推官。召為太學正。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為尚書左選郎官。贊趙忠定定內禪，遷國子司業。力求補外。趙公貶，先生亦降兩官，奉祠。起為湖南轉運判官，知泉州。召入權兵部侍郎，丁憂。服除，權工部侍郎。以用兵除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兵罷，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年七十四，諡忠定。（梓材案：以上係梨洲原本，以下則謝山所補也，今合為一傳。）

開禧用兵之說起，以人望召入朝。先生當淳熙時，屢以大仇未復為言，至是謂韓侂冑曰：「是未可易言也。請先擇瀕淮沿漢數十州郡，牢作家計。州以萬家為率，國家大捐緡錢二千萬，為之立廬舍，具牛種，置器仗，耕織之外，課習戰射。計一州有二萬人勝兵，三數年閒，家計完實，事藝精熟，二十萬人，聲勢聯合，心力齊同，敵雖百萬，不敢輕撓。如其送死，則長弓勁矢，倚塹以待。當是時，我不渝約，挑彼先動，因其際會，河南可復。既復之後，于已得之地，更作一重。氣壯志彊，實力足恃，雖無大戰，敵自消縮，況謀因力運，雖大戰亦無難。此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可勝者也。」侂冑意方銳，不聽。先生上劄子曰：「我朝係積弱之後。宣和之際，以關、陜驍悍之卒，疑若可以分女真之功，而卒不能。自是以來，京城陷，中原失，渡江航海，莫有能與抗者。其後有大儀、順昌、柘皋之捷，始得定和。完顏亮自殞，始得以敵國並立，則紹興、隆興之際，疑若可盡用其力，以報女真之仇，而卒不敢。今欲改弱為彊，作東南幸安之氣，為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熟慮，百前而不慴，不宜一卻而不收，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或謂敵已衰弱，有天變，有外患，怵輕勇試進之計，用麤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為彊，誠無艱者。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以修實政』者：：臣伏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敵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則收兵撤戍，有定約，又不敢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今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要必扼江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此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敵雖擁眾而至，阻于堅城，披此策應，首尾相接，藩牆禦捍，堂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此所謂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為命，歲費緡錢數千

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陲，無獨全者。其閒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陳，進戰退守，必未能一一皆是。若所委付果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理會，若其人未當，則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萬，未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敵有餘，此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事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可任責也，積安之久，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疏。然天子亦非無知意才力願得自效者。若淮、漢千里，果能固守，四處大軍，果能精練，四方之才，使之觀事揆策，自能習熟，易脆腐而為堅彊，勁敵在前，行者思奮，此實政之三也。至于號令賞罰，黜虛崇實，條目甚煩，然總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于西北二敵，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寧自屈己，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椿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閒，拓地進築，而斂不及民，熙寧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譏切，曾布以為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于是蔡京變茶鹽法，括商賈所得千百萬，內窮奢侈，外熾兵革，宣和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邑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興。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東南之賦，遂至八千萬緡。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財之多少為拘。近者詔書期于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永底阜康，兩浙鹽丁，既盡免矣，而國用置司，偶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疑將復取，臣以為必不至是。參攷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理固當然，然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蠹國審矣！今經總制月輪、青苗、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太重，和買、折帛之類，民閒至用一半以上輪納貪吏，展轉科折，民窮極矣！以此自保，尚無善後之計，況欲規恢，宜有大賚之澤！伏乞詔國用司詳議：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定所出，和氣融浹，小民自活，實政與實德交修，所以能累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改弱以就彊，孰大于是﹖」蓋先生之意，在修邊而不急于開邊，整兵而不急于用兵，而其要尤在節用減賦，以寬民力。時以為迂緩，不用，但欲借先生之名以草詔，先生力辭。已而皇甫斌、李爽、郭倬之徒出淮、漢閒，俱大敗，或不戰潰。先生歎曰：「所謂用兵，乃如是乎！」于是乃出先生安集兩淮。先生上狀樞府，言「濠、盱、楚、廬、安、豐和揚七郡之民，凍餓疾疫而死，被敵驅掠而去，或散為盜賊者不論，其奔迸求活者，尚三十萬家，皇皇無所歸宿，無以處之，則地為棄地，而國誰與守！設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且盡喪其生。春秋、戰國之時，畫國而守，大為城邑，小為壁壘，百里之國，皆有邊面，南、北、六朝，人在戰地者，各有堡塢，得自為家，未有如本朝之混然一區，無有捍蔽者。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散，莫能自保，生聚蕩然。故某昨于營度規恢之初，謂未須便動，且當于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敵人不得踰越。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彼共之，唯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縻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敵雖大入，扣城不下，攻壁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此謀果定，行之有成，何畏乎敵」。于是以先生兼江、淮制置，措置屯田。初，先生之至建康也，討論防江事宜，諸將各呈故事，曰葺治戰艦，曰布列岸兵，曰栽埋鹿角，曰釘設暗樁，曰開掘溝塹，皆數里而屯，計步而守。先生深憂之曰：「恐皆不足賴也。夫此數者易耳，其如人心已搖，敵兵一至，皆棄之走，誰與力拒！」已而復傳金人南下，淮民渡江億萬，所在震動。一日，有兩騎偽效金裝，躍馬江岸，皆相傳曰：「敵至矣！」渡舟斫纜離岸，櫓楫失措，爭濟者攀舟至覆溺。吏持文書至官，皆手顫不能出語。先生歎曰：「今竟何如！吾乃知建炎之徑渡，真非難事，而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乃用門下士滕宬計，捐重賞，募勇士，別渡江北，劫其營于石跋、定山，上下之閒，凡十數往返，俘馘踵至，士氣稍奮，人心稍安。金人乃解兵去，而舟師之在江中者，終無尺寸之功也。然渡江之兵，終苦無所駐足。先生相度形勢，謂「石跋足以蔽釆石，定山足以蔽靖安，瓜步足以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乃修其故塢，收聚居民，募兵共守。敵若窺江，則堡塢足制其後，舟師之在江中者，不至望風而走，雖登岸擊逐，亦有接應。若攻堡塢，則舟師之在江中者，以彊弩前救之。若舍堡塢而攻和、滁等城，則堡塢分出其前後以襲逐之。且曰：「此近江第一層耳。」由此而北，豪傑團結山水為寨者四十有七。此時官司之力，無緣周遍，事稍有緒，次第入保可矣。是役也，不用先生之言以取敗。事急而出先生以救之，然斫營劫寨之策，宣司初不敢行，先生為備陳南人唯長于此技，且援北魏太武之言以證之，彊而後可。宣司猶深憂以為生事，先生笑曰：「敵實不能戰也﹖所以勝我，由于此閒之自為瓦解耳！」及行之，而金人卒以此去。時中朝方急于求和，先生以為不必，但請力修堡塢以自固，乃徐為進取之漸。而韓侂冑死，朝事又一變。許及之、雷孝友本韓黨也，至是畏罪，乃反劾先生附會侂冑起兵端，并以此追削辛棄疾諸人官，而先生前此封事，具在廟堂，竟莫能明其本末，蓋大臣亦藉此以去君子。先生杜門家居，絕不自辯也，嘗歎息曰：「女真崛起暴彊，據吾太平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使其復為，天祚盛極將亡，他人必出而有之，不可畏哉！」蓋其先見如此。（修。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先生著有《習學記言》五十卷，《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制科進卷》九卷，《外稟》六卷，《荀楊問答》。」）

祖望謹案：許及之、雷孝友之劾先生也，當時無以為然者。自方始據之以詆先生，其意特以先生論學有所異同于朱子，遂拾小人之說以毀之。《宋史》亦不復白其誣。予續修《學案》，始別為立傳，而特詳具其事跡以明之。

總述講學大旨（因苑育序《正蒙》，遂述此篇。）道始于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易傳》雖有包犧、神農、黃帝在堯之前，而《書》不載，稱「若稽古帝堯」而已。

「命義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載尤詳。堯敬天至矣！歷而象之，使人事與天行不差。若夫以術下神，而欲窮天道之所難知，則不許也。

次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在濬璣玉衡，以齊七政」。

舜之知天，不過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齊，則天道合矣。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至可見，執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贊舜，始有大知執兩端用中之論。孟子尤多，皆推稱所及，非本文也。

次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洪範》者，武王問以天，箕子亦對以天，故曰「不畀鯀《洪範》九疇」，「乃錫禹《洪範》九疇」。明水有逆順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歎治有興廢也。前世以為龍馬負《圖》，自天而降，《洛書》九疇，亦自然之文，其說怪誣，甚至有先天後天之說，今不取。

次陶，訓人德以補天德，觀天道以開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自陶始。

禹以才難得、人難知為憂，陶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諸侯皆有可任，「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人代天，典禮賞罰，本諸天意，禹相與共行之，夏、商、周一遵之。

次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其言性蓋如此。

次伊尹，言：「德惟一。」又曰：「始終惟一。」又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湯自言：「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伊尹自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

嗚呼！堯、舜。禹、陶、湯、伊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

祖望謹案：學統似不應遺傅說。

次文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備道盡理如此。豈特文王為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乎命也。

案：《中庸》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鳥至于高，魚趨于深，言文王作人之功也。「德輶如毛」，舉輕以明重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言天不可即，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難知而難求也，故自「允恭克讓」，以至「主善協一」，皆盡己而無所察于物也，皆有倫而非無聲臭也。今顛倒文義，指其至妙以示人。後世冥惑于性命之理，蓋自是始，不可謂文王之道固然也。

次周公，治教並行，禮刑兼舉，百官眾有司雖名物卑瑣，而道德義理皆具。自堯、舜以來，聖賢繼作，措于事物，其該括演暢，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與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統歷然如貫聯不可違越。

次孔子，周道既壞，上世所存皆放失。諸子辯士，人各為家。孔子蒐補遺文墜典，《詩》、《書》、《禮》、《樂》、《春秋》有述無作，惟《易》著《彖》、《象》。

舊傳刪《詩》、定《書》、作《春秋》，予考詳，始明其不然。

然後唐、虞、三代之道賴以有傳。

案：《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考孔子言仁多于他語，豈有不獲聞者，故以為罕邪﹖

孔子歿，或言傳之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顏淵」而下十人無曾子，曰：「參也魯。」若孔子晚歲，獨進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歿後，德加尊，行加修，獨任孔子之道，然無明據。又案：曾子之學，以身為本，容色辭氣之外，不暇問，于大道多遺略，未可謂至。又案：孔子嘗言「中庸之德民鮮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為遺言，則顏、閔猶無是告，而獨閟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則高者極高，深者極深，非上世所傳也。然則言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必有謬誤。

孟子亟稱堯、舜、禹、湯、伊尹、文王、周公，所願則孔子，聖賢統紀，既得之矣。養氣知言，外明內實，文獻禮樂，各審所從矣。夫謂之傳者，豈必曰授之親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傳孔子，殆或庶幾，然開德廣，語治驟，處己過，涉世疏。學者趨新逐奇，忽亡本統，使道不完而有。

案：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開德廣」。齊、滕大小異，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故曰「語治驟」。自謂「庶人不見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後車從者之盛，故曰：「處己過」。孔子亦與梁丘據語，孟子不與王驩言，故曰「涉世疏」。學者不足以知其統，而襲其，則以道為新說奇論矣。

自是而往，爭言千載絕學矣！《易》不知何人所作，雖曰伏羲畫卦，文王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畫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為書為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享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來，筮之辭義不勝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為，而有司所用也，孔子為之著《彖》、《象》，蓋惜其為他異說所亂，故約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異說之妄，以示道德之歸。其餘《文言》、《上下繫》、《說卦》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之前，或在孔子後，或與孔子同時，習《易》者，彙為一書，後世不深考，以為皆孔子作，故《彖》、《象》揜鬱未振，而《十翼》講誦獨多。魏、晉而後，遂與老、莊並行，號為孔、老。佛學後出，其變為禪。喜其說者，以為與孔子不異，亦援《十翼》以自況，故又號為儒、釋。本朝承平時，禪說尤熾。豪傑之士，有欲修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張，二程出焉，自謂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無極太極，動靜男女，太和參兩，形氣聚散，絪縕感通，有直內，無方外，不足以入堯、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啟教後學，于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鋒銳，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則道之本統尚晦，不知夷、狄之學，本與中國異。

案：佛在西南數萬里外，未嘗以其學求勝于中國。其俗無君臣父子，安得以人倫義理責之。特中國好異者，折而從彼，蓋禁令不立而然。聖賢在上，猶反手，惡在校是非，角勝負哉！

而徒以新說奇論闢之，則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謂「此書以《六經》所未載，聖人所不言者，與浮屠、老子辯，豈非以病為藥，而與寇盜設郛郭，助之捍禦乎」﹖嗚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絕邪﹖其果至是而復傳邪﹖孔子曰：「學而時習之」，然則不習而已矣！

案：浮屠書言識心，非曰識此心；言見性，非曰見此性；其滅，非斷滅；其覺，非覺知；其所謂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謂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與浮屠辯，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則離之以自異，然不知其所謂而彊言之，則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則其詞類浮屠，故略發之而已。昔列禦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風」，又言「至誠者，入火不燔，入水不溺」。以是為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則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無際無極，皆其身所親歷，足所親履，目習見而耳習聞也」。以為世外壞特廣博之論，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傳》「天地絪縕」，「通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誠之不可揜」；孟子「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蓋若是也」。譽之者以自同，毀之者以自異。嘻，末矣！（以上謝山補。）

水心習學記言

舜言精一而不詳，伊尹言一德詳矣。至孔子于道及學，始皆言「一以貫之」。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措之于治，是一將有時而隱。孔子不必待其人與治也。道者，自古以為微眇難見。學者，自古以為纖悉難統。今得其所謂一，貫通上下，萬變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雖極亂大壞絕滅蠹朽之餘，而道固常存，學固常明，不以身歿而遂隱也。然予嘗疑孔子既以一貫語曾子，直唯而止，無所問質，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細之異，貴賤之別，未知于一貫之理果合否﹖曾子又自轉為忠恕。忠以盡己，恕以盡人，雖曰內外合一，而自古聖人經緯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語未經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為準也。子貢雖分截文章性命，自絕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寧告之，使決知此道雖未嘗離學，而不在于學，其所以識之者，一以貫之而已。是曾子之易聽，反不若子貢之難曉。至于近世之學，但夸大曾子一貫之說，而子貢之所聞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予之所不能測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近世以曾子為親傳孔子之道，死復傳之于人，在此一章。案曾子末後，語不及正于孔子。以為曾子自傳其所得之道則可，以為得孔子之道而傳之則不可。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為雖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則可，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獨受而傳之人，大不可也。孔子嘗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為忠恕。案孔子告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蓋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盡物可也。若「動容貌而遠暴慢，正顏色而近信，出辭氣而遠鄙倍」，則專以己為是，以人為非，而克與未克，歸與不歸，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尊其所貴，忽其所賤，又與一貫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傳之」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非特以身傳也，存之于書，所以考其德，得之于言，所以知其心，故孔子稱「天之未喪斯文」為己之責，獨顏淵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餘無見焉。夫託孤寄命，雖曰必全其節，任重道遠，可惜止于其身。然則繼周之損益為難知，《六藝》之統紀為難識，故曰非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受而傳之也。傳之有無，道之大事也。世以曾子為能傳，而予以為不能，予豈與曾子辯哉！不本諸古人之源流，而以淺心狹志自為窺測者，學者之患也。

案：《洪範》，耳目之官不思，而為聰明。自外入以成其內也，「思曰睿」。自內出以成其外也，故聰入作哲，明入作謀，睿出作聖。貌言亦自內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內外交相成而至于聖賢，故堯、舜皆備諸德，而以聰明為首。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學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終非有定，《詩》云：「有物有則。」子思稱「不誠無物」，而孟子亦自言「萬物皆備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危道微，後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從一，是謂不知天之所與，而非天之與此而禁彼也。蓋以心為官，出孔子之後，以性為善，自孟子始。然後學者盡廢古人之條目，而專以心為宗主，致虛意多，實力少，測知廣，凝聚狹，而堯、舜以來，內外相成之道廢矣！

皇極言淫朋比德，則民有罪焉。下無好德，而上之福則不錫焉。王義王路，以我為正，而民之情不敢自任焉。蓋待于民者已狹，而出于君者，民已不可忤矣，猶曰未至于虐而已。然則夏、商之季，俗壞民薄，而堯、舜、禹、湯之道已不可復反乎﹖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箕子之言，無乃異是與﹖蓋亦有不得已者與﹖然則成、康之後，遂為雜霸，不復古人之萬一者，其兆見矣。九疇于古無見也，禹稱九功，或者幾近之。

儒者爭言古稅法必出于十一，又有貢、助、徹之異，而其實不過十一。夫以司徒教養其民，起居飲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無不與偕，則取之雖或不止于十一，固非為過也。後世芻狗百姓，不教不養，貧富憂樂，茫然不知，直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則就能止于十一，而已不勝其過矣，亦豈得為中正哉﹖況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稅廣，止無前代封建之煩，下無近世養兵之眾，則雖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豈得以孟子貉道之言為斷邪！

《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餘篇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為上下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初入，固當終身守而不畔。蓋一言行，則有一事之益，如鑑像，不得相離也。古人治儀，因儀以知事。曾子所謂籩豆之事，今《儀禮》所遺與《周官》戴氏雜記者是也。然孔子教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必欲此身常行于度數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為所貴者「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事而已，是則度數折旋皆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禮因以廢矣。故予以為，一貫之語，雖唯而不悟也。今世度數折旋既已無復可考，則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于中，有格于外，使人情事理不相踰越，而後其道庶幾可存。若他無所用力，而惟三者之求，則厚者以株守為固，而薄者以捷出為偽矣。

案：經傳諸書，往往因事該理，多前後斷絕，或彼此不相顧，而《大學》自心意及身，發明功用，至于國家天下，貫穿通徹，本末全具，故程氏指為學者趨詣簡捷之地。近世講習尤詳，其閒極有當論者。《堯典》「克明峻德」，而此篇以為自明其德。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條目，略皆依倣而云也。然此篇以致知格物為《大學》之要，在誠意正心之先，最合審辨。《樂記》言「知誘于外」、「好惡無節于內」、「物至而人化」，知與物皆天理之害也。予固以為非。此篇言誠意必先致知，則知者心意之師，非害也。若是則物宜何從﹖以為物欲而害道，宜格而絕之邪﹖以為物備而助道，宜格而通之邪﹖然則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雖為《大學》之書者亦不能明也。程氏言：「格物者，窮理也。」案：此篇心未正當正，意未誠當誠，知未至當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門耳，未至于能窮理也。若窮盡物理，矩矱不踰，天下國家之道，已自無復遺蘊，安得意未誠、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詩》曰：「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疑程氏亦非也。若以為未能窮理，而求窮理，則未正之心，未誠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然所以若是者，正謂為《大學》之書者，自不能明，故疑誤後學爾。以此知趨詣簡捷之地，未易求而徒易惑也。案：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不論有物無物。「喜怒哀樂之未發」，非無物；「發而皆中節」，非有物。三章真學者趨詣簡捷之地也，其他未有繼者。今欲以《大學》之語繼之，當由致知為始，更不論知以上有物無物，物為是，物為非，格為絕，格為通也。若是則所知靈悟，心意端一，雖未至于趨詣簡捷之地，而身與家國天下之理貫穿通徹，比于諸書之言，先後斷絕，彼此不相顧者，功用之相去遠矣。坐一物字，或絕或通，自知不審，意迷心誤，而身與家國天下之理窒滯而不閎，方為學者之患，非予所敢從也。（以上梨洲原本。）

百家謹案：「格物」不言「先」而言「在」，則《大學》頭腦，原始「致知」，「格物」即「知止」之義，「知止」即求「至善」之地，故至「能慮」，而後「能得」也。

《乾》「以自彊不息」，《坤》「以厚德載物」，《屯》「以經綸」，《蒙》「以果行育德」，《需》「以飲食宴樂」，《訟》「以作事謀始」，《師》「以容民畜眾」，《小畜》「以懿文德」，《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否》「以儉德避難」，《同人》「以類族辨物」，《大有》「以遏惡揚善，」《謙》「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隨》「以嚮晦入宴」息，《蟲》「以振民育德」，《臨》「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疆」，《賁》「以明庶政，敢折獄」，《大畜》「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頤》「以慎言語，節飲食」，《大過》「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坎》「以常德行，習教事」，《咸》「以虛受人」，《恆》「以立不易方」，《遯》「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大莊》「以非禮勿履」，《晉》「以自昭明德」，《明夷》「以泣眾用晦而明」，《家人》「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睽》「以同而異」，《蹇》「以反身修德」，《解》「以赦過宥罪」，《損》「以懲忿窒慾」，《益》「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夬》「以施祿及下」，《萃》「以除戎器，戒不虞」，《升》「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困》「以致命遂志」，《井》「以勞民勸相」，《革》「以治歷明時」，《鼎》「以正位凝命」，《震》「以恐懼修省」，《艮》「以思不出其位」，《漸》「以居賢德善俗」，《歸妹》「以永終知敝」，《豐》「以折獄致刑」，《旅》「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巽》「以申命行事」，《兌》「以朋友講習」，《節》「以制度數議德行」，《中孚》「以議獄緩死」，《小過》「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既濟》「以思患豫防」，《未濟》「以慎辨物居方」，皆因是象，用是德，修身應事，致治消患之正條目也。孔子與弟子分別君子小人甚詳，而正條目于《易》乃著明之，又當于其閒，擇其尤簡直切近者。

祖望謹案：水心所引五十四條，而曰先王、曰后、曰大人者，皆不豫焉。近世有求端、用力之說。夫力則當用，而端無事于他求也，求諸此，足矣！

祖望謹案：水心又曰：「顏、曾而下，訖于思、孟，所名義理，千端萬緒，然皆不若《易》象之示人簡而切確而易行。」

班固言「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于《論語》無所見，然《彖》、《象》辭意勁厲，截然著明，正與孔氏者，妄也。

《大傳》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于《易》道出入而已。

自堯、舜至文、武，君臣相與造治成德，雖不為疏以致敗，亦無依密以成功者。君臣不密，此論雜霸戰國之事可也，去帝王遠矣。

祖望謹案：此論最是。

《易》以《彖》釋卦，皆即其畫之剛柔逆順往來之情，以明其吉凶得失之故，無所謂思為、寂然不動、不疾不行之說。予嘗患浮屠氏之學至中國，而中國之人皆以其意立言，非其學能與中國相亂，而中國之人實自亂之。今傳之言《易》如此，何以責夫異端！

「天一地二」一節，此言陰陽奇耦可也，以為五行生成，非也。其曰天生而地成，是又傳之所無，而學者以異說佐之。

孔子《彖辭》，無所謂太極者，不知傳何以稱之。自老聃為虛無之祖，然猶不敢放言，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已。莊、列始妄為名字，不勝其多，故有太始、太素、茫昧、廣遠之說。傳《易》者將以本原聖人，扶立世教，而亦為太極以駭異後學，後學鼓而從之，失其會歸，而道日以離矣。

崇高莫大乎富貴，是以富貴為主。至權與道德並稱，《詩》、《書》何嘗有此義﹖從之則不足以成道德，而終至于滅道德。《比》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則崇高富貴必如是而後可，不然，其敝至于秦、漢矣。

祖望謹案：車玉峰謂水心此言太過，予謂水心以富貴必由道德而成，其崇高亦自有義。

既謂包犧始作八卦，神農、堯、舜續而成之，又謂《易》興于中古，當殷之未世，其衰世之意，是不能必其時，皆以意言之。

《序卦》最淺鄙。

《書》自《典》、《謨》始，此古聖賢所擇，非孔氏加損，其閒《書序》，舊史所述，非孔子作。

《虞》、《夏》、《商書》之言德，必自厚而民服。箕子敘三德，乃視世厚薄，而稱吾德以乂之，非古人意也。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己以惠下，敬身以敦俗，況于人臣，尚安有作福威玉食者﹖箕子之言，得非商之末世，權彊陵上之俗已成，紂雖肆其暴，而威柄已失，故其言如此﹖然而武、周亦未嘗用也，秦、漢乃卒用之。

皇極雖多立善意以待其臣，然黨偏已扇，虛偽已張，廉恥已喪，欲救于末流甚難。非大刑弗治，非峻防必踰，君德日衰，臣節日壞，是時帝王之道，非降為刑名法衛不止，悲夫！

武王即以商封武庚，不私其地，德過于湯矣。武庚弗從而滅。周公無所寄之，然後以次分封，而同姓多焉。後世謂犬牙相制為磐石宗，若自守其天下者，非本旨也。

商之貴家舊族，終頑不率，周公方為之營洛，遷以自近而化誨之。召公又戒成王疾敬德，蓋與禹、益同意。不隨世變而遷，惟聖賢能之。

君薨，世子不言，委政冢宰，免喪而後即阼，古人之達禮也。成王當彌留之際，被冕憑几，以其子託諸臣，召公及群公渝恤致文而奉之康王，又使康王報誥之，何忽以位為重，而為是衰末之舉與﹖嗚呼！紂、武庚之時，變故煩矣。管、蔡流言，成王疑慮，道將喪矣。周、召恐懼，師保協心，卒能復成王于德。于是疾病矣，洮自力，大延群臣，還以周、召訓己者而訓之，是可為難矣。是故召、畢變禮，傳命于康，儀物粲然，四方風動，為斯道之所在也，位何足言哉！

「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成王知所以命君陳矣。然而人材日陋，世變日下，皆依勢倚法之類也。

成、康再世，皆以商民為畏，非畏其頑，畏吾不能化也。越三紀而後化，俟之以道，不以刑也。觀《畢命》而成、康之道備矣。

《詩》三百，皆史官先所釆定也，不因孔子而後刪。

詩不當以正、變分，要以歸于正。

《七月》之詩，以家計通國服，以民力為君奉，自後世言之，不過日用之麤事，非人紀之大倫也，而周公直以為王業，此論治道者所當深體也。《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穡，而能君其民，以使協其居者。此詩乃《無逸》之義疏，協居之條目也。後世棄而不講，其講之者，亦自笑其迂淺而無用，乃以勢力威力為君道，以刑政末作為治體。漢之文、宣，唐之太宗，雖號賢君，其實去桀、紂尚無幾，可不懼哉！

祖望謹案：末句似已甚，然要異乎同甫矣。

厲王後，天下不復有號令。宣王詠歌，皆封建征伐、蒐狩宮室之事，其一時作起，觀聽赫然，固臣子所喜。至于恩深澤厚，本根有託，敬保元子，綢繆室居，則未可謂知文、武、成、康之意也。故不幸一傳而壞，讀《詩》者徒樂其辭，而不察其事，則治道失之遠矣。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言照物之遠，不在危地也，然而必也死生禍福，不入其心。自班固以明哲少史遷，而後世相傳，轉為自安之衛，殆于誣德矣。

孔子之先，非無達人，《六經》大義，源深流遠，取舍予奪，要有所承，使皆蕪廢訛雜，則仲尼將安取斯﹖今盡揜前聞，一歸孔氏，後世所以尊孔氏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聖者，則未為得也。當孔子時，魯、衛舊家，往往變壞，孔子于時，力足以正之，使復其舊而已，非謂盡取而紛更之也。後世賴孔子是正之力，得以垂于無窮，而謂凡孔子以前，皆其去取，蓋失之。故曰《詩》、《書》不因孔氏而後刪。

《周官》言道則兼藝，貴自國子弟，賤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為道本」，最為要切，而未嘗言其所以為道者。雖《書》自堯、舜時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著明，然終不的言道是何物。豈古人所謂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邪﹖老本周史官，而其書盡遺萬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眹兆，眇忽微妙，無不悉具。予疑非所著，或隱者之辭也。而易傳及子思、孟子亦爭言道，皆定為某物，故後世之于道，始有異說，而又益以莊、列、西方之學，愈乖離矣。今且當以《周禮》二言為證，庶學者無畔援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統。

祖望謹案：此永嘉以經制言學之大旨。

《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而《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是則民偽者，天之屬也，民情者，地之屬也。偽者，動作文為辭讓度數之辨也。情者，耳目口鼻四肢之節也。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陽曰魂』」而儒者因謂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易傳》又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後世皆以魂知為陽，體魄為陰。然以《宗伯》之言考之，則魂知者固陰德也，體魄固陽德也。偽不可見，而能匿情，故為陰。情可見，而能滅偽，故為陽。禮樂兼防，而中和兼得，則性正而身安。此古人之微言篤論也。若後世之師者，教人抑情以徇偽，禮不能中，樂不能和，則性枉而身病矣。

祖望謹案：此節說得有病。

《檀弓》膚率于義禮，而謇縮于文辭。

孔子時，聖人之力，尚能合一以接唐、虞、夏、商之統，故所述皆四代之舊。至孟子時，所欲行于當世，，與孔子已稍異。不惟孟子，雖孔子復出，亦不得同矣。然則治後世之天下，而求無失于古人之意，蓋必有說，非區區陳所能干也。

以曾子問禮及《雜記》諸禮與《儀禮》考之，益知其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蓋曾子之所厭而不講也。雖然，籩豆，數也，數所以出義也。古稱孔子與其徒未嘗不習禮，雖逆旅苃舍不忘，是時禮文猶班班然行于上下，智者將棄之矣。貫而為一，孔子之所守也。執精略麤，得末失本，皆其所懼也。

大小行人、司儀，所以親待諸侯邦國之禮，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孔子謂管仲身不由禮，則禮不能行于天下，故謂之小器。孟子考之不詳，因亦并廢管仲。

諸侯之國，前代相因，周之特封者，齊、晉、魯、衛、陳、蔡、宋、鄭，皆自五百里以下，謂必百里者，妄說也。

祖望謹案：水心欲主張《周禮》以非孟子。

觀《經解》所言，當時讀書之人，其陋已如此，固難以責後人也。然自周、召既亡，大道釐析，《六藝》之文，惟孔子能盡得其意，使上世聖賢之統可合。自子思、孟子猶有所憾，則《經解》所言，亦其常情，但後學緣此墮處不少。

禮非玉帛所云，而終不可以難玉帛。樂非鐘鼓所云，而終不可以舍鐘鼓。《仲尼燕居》乃以几筵、升降、酌獻、酬酢不必謂之禮，而以言而履之為禮，以綴兆、羽籥、鐘鼓不必謂之樂，而以行而樂之為樂，是則離玉帛，舍鐘鼓，而寄之以禮樂之虛名，天下無復禮樂矣。

《書》稱「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之謂性」也。然可以言降衷，而不可以言天命。蓋物與人生于天地之閒，同謂之命，若降衷，則人固獨得之矣。降命而人獨受，則遺物，若與物同受命，則物何以不能率，而人能率之哉！《書》又稱「若有恆性」，即「率性之謂道」也。然可以言「若有恆性」，而不可以言率性。蓋已受其衷矣，故能得其當然者。若人而有恆，則可以為性。若止受于命，不可知其當然也，而以意之所謂當然者率之，則道離于性而非率也。《書》又稱「克綏厥猷惟后」，即「修道之謂教」也。然可以言綏，而不可以言修。蓋民若其恆性，而君能綏之，無加損焉爾。修則有所損益，而道非其真，則教者彊民以從己矣。

祖望謹案：水心于《中庸》首章極稱之，而不滿于此三句。慎獨為入德之方。

《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統紀體用卓然，百聖所同，而《中庸》顯示開明，尤為精的。蓋于未發之際，能見其未發，則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于將發之際，能使其發而皆中節，則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則中和之道致于我，而天地萬物之理遂于彼矣。自舜、禹、孔、顏相授最切，其後惟此言能繼之。

師之過，商之不及，皆知者、賢者也。其有過、不及者，質之偏，學之不能化也。若夫愚、不肖，則安取﹖道之不明與不行，豈愚、不肖致之哉！今將號于天下曰：「知者過，愚者不及，是以道不行。賢者過，不肖者不及，是以道不明。」然則欲道之行與明，必處知愚賢不肖之閒邪﹖任道者﹖賢知之責也。安其質而流于偏，故道廢，盡其性而歸于中，故道興，愚不肖何為哉！

祖望謹案：此說是。

飲食知味，自為一章，猶足以教世。若繫之此下，是以賢知愚不肖同為不知味者，害尤大矣。

漢人雖稱《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書考之，疑不專出子思。

「素貧賤，行乎貧賤」，可也。「素富貴，行乎富貴」，不可也。「在下位不援上」，可也。「在上位」止于「不陵下」，未盡其義也。

「知致而意誠」者，不期誠而誠也。「意誠而心正」者，不期正而正也。

祖望謹案：此說亦未盡。蓋開截分段固非，而此說則太直。

所謂《大學》者，以其學而大成，異于《小學》，處可以修身，出可以治國平天下也。然其書開截箋解，彼此不相顧，而貫穿通徹之義終不明。學者又章分句晰，名為習《大學》，而實未離于《小學》，可惜也。

紀侯見滅，《公羊》以為百世可以復讎，妄也。就如其言，哀公雖紀侯所譖，而周所誅，是并讎周也，《春秋》又從而賢之乎！

管仲仗信秉禮，然以成其利心，于是諸生又別為陰謀之書，申、商、韓非之術並興。

琴張、宗魯事，知孔子所為明道教人，非止性分上工夫，惟顏、閔、二冉為所同。外此雖曾子知道，亦未能盡其義，子路之流不論也。

祖望謹案：未必盡然。琴張事正從性分來。

齊桓、管仲但為情欲不制，無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功，喜怒用師，無不殄厥慍、不隕厥問之德，至于貪土地、自封殖、行詐謀、逞威虐如晉文者，蓋皆無之，宜孔子以為「正而不譎」，「如其仁」也。

驩兜等雖姦慝害政，然其不肖，何至如季文子所言，乃污堯躬，居大位，而不能去，蓋傳習之誤。

「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遂圍宋，古今未有此比。是其國無一日不在兵，其兵無一日不可出也，民之窮于戰■可知矣，然不亡而卒以霸。蓋自是以後，世道當別論，前志不復可接續也。

「喜怒以類者鮮」，庶幾哉！不遷怒之學矣。

分謗，後世所稱以為美，然以偽為德，世道愈失。

「赤舄几几」，聖人之道也。臨深履薄，賢者之事也。

穆姜所稱四德，古人說《易》有此論，其義狹，不足以當《乾》，孔子推明其義，乃《乾》德也。

尹公佗事，考之《左傳》，知有友而不知有君。戰國所為仁義多如此，孟子不暇辨也。

子罕抶築者，不受德，與卻克分謗，意同義異。蓋自君言之，則當先君後民；自民言之，則當先公後私，理各有所正也。

世祿不在不朽之數，然古亦未有無功德而世其祿者，學者要當德義為無挾而存耳。

晏子不亡，不死，不歸，不從崔、慶歃，從容去就之際，然要為有走作處，而亦不足以則折亂臣賊子之姦心。

蘧伯玉「不聞君出，敢聞其入」二語，古人于事變之際少干涉，不惟功名之心薄，誠恐雅道自此而壞，後世則不然。

子產相鄭，若止是施政子民，亦非難事。大要國體不立，如既壞之室，扶東補西，欲加修治，使之完美自立，固非舊之可因，亦非新之可革，裁量張弛，不用一法，其曲折甚難，故有思始成終如農有畔之論。

鄭作丘賦，當由人多于地。若無故重斂，亦子產所不為也。然君子以變古為難，須更有商量，子產未免矜才，一向做下。

鄭鑄刑書，子產于扶補傾壞之中，必欲翦裁比次，自令新美。做到變古處，先王之政，遂不可復。治道固不能不與時遷移，然亦有清靜寧民，可以坐消四國之患，使古意自存者，而為是紛紛，此老所以有感于周之末造，且欲并廢其初也。

以晏子答齊侯問疾及梁丘據和、同二義考之，古人聽言者，要是自己切近處，易有所覺，故進言者苟有動悟，則于政事反之不難。後世人主，本身去義理甚遠，人臣止能就事開說，至其身過，則不復敢嚮邇，就使于事有所正，而其效固已薄矣。晏子所陳，猶是援證始末，孔子但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簡淡無執捉處，景公便深省解，然則非獨晏子能言之功也。蓋春秋以前，據君位利勢者，與戰國、秦、漢以後不同，君臣之閒，差不甚遠，無隆尊絕卑之異，其身之喜怒哀樂，尚可反求故也。不然，則孟子非不教人以格君心之非，後世用之，其驗殊少，反被迂拙之誚，曾不如就事開說者，猶能得其一二也。嗚呼！君德不同若此，欲盡為臣之義，豈易言哉。

成鱄說《文王》詩與馬、鄭何遠！所謂經生陋儒，非獨秦火後有之也。

吳「始用子胥之謀」。孟子謂「服上刑」者，此之類也。

夫差虛內事外，輕用民力，亡形已成。子胥不知救正其本，而急于滅越以求霸。使越可滅，不二十年，要亦不免于亡。

宣王不藉千畝而料民，戰國之風氣已開。吉甫、方、召之徒，自相歌誦，得非新進驟起，以旦夕成功，舊人前輩所不與邪﹖故太子晉以與幽、厲同稱，學者所當知。

《齊語》載管仲相齊，細考多不合。

四民未有不以世，至于烝進髦士，則古人蓋曰無類，雖工商不敢絕也。

「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晉人所言《春秋》也。「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懼其心」，楚人所言《春秋》也。然則晉《乘》、楚《檮杌》，當時戰國妄立名字。

古之人君，不能從諫，其諫者，不加怒也。

祖望謹案：洩冶則以此死，亦未必盡然。水心特以之勉後之君耳。

左史倚相舉衛武公語，當是時，未有生老病死入士大夫之心，不以聰明寄之佛、老，為善者有全力，故多成材。凡人莊不自定，老而自逸，是末世人材也。

孟子曰：「仁則榮。」又曰：「仁者宜在高位。」高、榮，仁之報也，而不能必高與榮。必高，是不可下也；必榮，是不可枯也。是以利誘人使為仁也，仁始病矣！

祖望謹案：孟子特以誘人為仁，然水心論卻極正。

《國語》非左氏所為。

志學至「從心所為」限節者，非所以為進德之序，疑非孔子之言。由後世言之，祖習訓故，淺陋相承者，學而不思之類也；穿穴性命，空虛自喜者，思而不學之類也。士不越此二途。

體孔子之言仁，要須有用力處。「克己復禮」，「為仁由己」，其具體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其操術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又術之降殺者。常以此用力，而一息一食無不在仁，庶可矣。

「見其過而內自訟」，足以入德矣。人能見其善而內自譽耳。

「不遷怒，不貳過」，以是為顏子之所獨能，而凡孔氏之門，皆輕慍頻復之流與﹖是孔子誣天下以無人也。蓋置身于喜怒是非之外者，始可以言好學，而一世之人，常區區乎求免于喜怒是非之內而不獲，如搰泥而揚其波也。嗚呼！必若是則惟顏子耳。

天下之事變雖無窮，天下之義理固有止，故後世患不能述而無所為作也。信而好古，所以能述也。今之學者，不述乎孔子而述其所述，不信乎孔子而信其所信，則道終以不明。

徙義猶遷怒也，義則必徙以就之，怒則不遷以就之，其機一也。儒者不考于德而徇于學，則以其學為道之病。

言勇至「不懼」而止。子路之勇，可以言無懼矣。然必兼仁與知，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雖伊、呂不能易。不然，則以獨勇為子路之不得其死矣。

疏水曲肱、浮雲富貴之說，《詩》、《書》所未有，蓋是時道德在上而不在下也。

祖望謹案：《書》則無之，《詩》則已有之矣。

百聖之歸，非心之同者不能會。眾言之長，非知之至者不能識。故孔子教人以多聞多見而識之，又著于《大畜》之《象》。

禮教至周而大備。道盛仁熟之士，周已揖讓周旋其中；初德偏善，亦皆有所依據，外不失人，內不失己。故孔子深惜禮之廢，而欲其復行也。恭慎勇直，得于天者非不美，然有禮則以其質成，無禮則以其質壞。人非下愚，未有無可成之質，使皆一于禮，則病盡而材全。

「克復為仁」，舉全體以告顏淵也，孔子未嘗以全體示人，非吝之也，未有能受之者也。顏淵曷為能受之﹖能問其目故也。全體因目而後明。

世謂孔子語曾子「一貫」，曾子唯之，不復重問，以為心悟神領，不在口耳。豈有是哉！「一貫」之指，因子貢而麤明，因曾子而大迷。

孟子出而說齊、梁之君，幾得政于齊。問答十數章，大抵逆來順往，無問其所從，必得吾之所以言而後止，故孟子自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夫指心術之公私于一二語之近，而能判王霸之是非于千百世之遠，迷復得路，渙然昭蘇，宜若不待堯、舜、禹、湯而可以致唐、虞、三代之治矣。當是時，去孔子雖止百餘年，然齊、韓、趙、魏皆已改物，魯、衛舊俗淪壞不反，天下盡變，不啻如夷狄，孟子亦不暇顧，但言「以齊王由反手也」。若宣王果因孟子得警發，豈遂破長夜之幽昏哉﹖舜、禹「克艱」，伊尹「一德」，周公「無逸」，聖賢常道，怵惕兢畏，不若是之易言也。自孟子一新機括，後之儒者無不益加討論，而格心之功既終不驗，反手之治亦復艱興，可為永歎。

堯、舜，君道也，孔子難言之。其推以與天下共，而以行之疾徐先後喻之，明非不可為者，自孟子始也。

周衰，天下之風俗漸壞，齊、晉以盟會相統帥。及田氏、六卿吞滅，非復成周之舊，遂大壞而不可收，戎夷之橫猾不是過也。當時往往以為人性自應如此。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桮棬」，猶是言其可以矯揉而善，尚不為惡性者。而孟子並非之，直言人性無不善，不幸失其所養，使至于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堯、舜、禹、湯之統。雖論者或以為有善有不善，或以為無善無不善，或直以為惡，而人性之至善，未嘗不隱然見于搏噬、紾奪之中，此孟子之功所以能使帝王之道幾絕復續，不以毫釐秒忽之未備為限斷也。予嘗疑湯「若有恆性」，伊尹「習與性成」，孔子「性近習遠」，乃言性之正，非僅善字所能宏通。通世學者，既不親履孟子之時，莫得其所以言之要，小則無見善之效，大則無作聖之功，所謂性者，姑以備論習之一焉而已。

許行言「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雖非中道，比于刻薄之政不有間乎﹖孟子力陳堯、舜、禹、稷所以經營天下，至謂其「南蠻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詞氣峻截，不可嬰拂。使見老子「至治之俗，民各甘其食，美其服，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之語，又當如何﹖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疑皆執德之偏。

孔子但言伯夷「求仁得仁」，「餓死于首陽之下」。而孟子乃言其「不可與鄉人處」，則無故而迫切已甚。伊尹果自任以天下之重，而無亂亡之擇，則曷為不度其君﹖案《書》，伊尹去亳適夏，武王觀政之比，而傳者以為五就。孔子言柳下惠止于「不枉道」，「不去父母之邦」。而孟子遂以為「與鄉人處不忍去」，則誣辱已甚。夫孟子之稱伊尹不幾于所謂狂，伯夷不幾于所謂狷，而柳下惠疑若鄉原然者，疑亦未精也。

二戴記「孔子從老」事，禮家儒者所傳也。司馬遷記孔子見老，歎其猶龍；關尹彊之著書，與《莊子》合。是為黃、老者借孔子以重其師之詞也。使果為周藏史，嘗教孔子以故記，雖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說，則今所著者，豈無緒言一二辨晰于其閒﹖而故為巖居川游、素隱特出之語，何邪﹖然則，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為此書者，必非禮家所謂老，妄人訛而合之耳。自伏羲以來，漸有文字，《三墳》、《五典》今不傳，大抵多言變化惝恍，非世教所用，非人心所安，故堯、舜、禹、以至周、孔，損削弗稱。（雲濠案：《習學記言》此下有「管子尚權謀，子華子言仁義，其人老子並時，或相先後，亦皆與道德之意相首尾」數語，應補入。）老子之學，固昔人之常，至其能盡去謬悠不經之談，而精于事物之情偽，執其機要以御時變，則他人之書固莫能及。蓋老子雖為虛無之宗，而皆有定理可驗，遠不過有無之變，近不過好惡之情，而其術備矣。其徒列禦寇、莊周祖述之，上推天地之初，下極人物之化，其言下里夷貊，如太始、太素、青寧、程、馬，于其指歸，終不能識，上則瀆天，下則欺人。

凡人心實而腹虛，骨弱而志彊，其有欲于物者勢也，能使反之，則其無欲于物者亦勢也。聖人知天下之所欲，而順道節文之使至于治，而老氏以為抑遏泯絕之，使不至于亂。

予固謂老子之言有定理可驗，至于私其道以自喜，而于言天地則多失之。古人言天地之道，莫詳于《易》，即其運行交接之著明者，自畫而推，逆順取之，其察至于能見天地之心，而其麤亦能通吉凶之變，後世共由，不可改也。今老子徒以孤意妄為窺測，而其說輒累變不同。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夫天地以大用付陰陽，陰陽成四時，殺此生彼，豈天地有不仁哉﹖曰「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則是不以乾統天，而天之行非健也。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夫飄風驟雨，非天地之意也。陵肆發達，起于二氣之爭，至于過甚，亦有天地所不能止者矣。然君子之象為「振民育德」，「赦過宥罪」，而區區血氣之■，何敢擬于其閒﹖蓋老子以人事言天，而其不倫如此。夫有天地與人而道行焉，未知其孰先後也。老子私其道以自喜，故曰「先天地生」，又曰「天法道」，又曰「天得一以清」。不稽于古聖賢，以道言天，而其慢侮如此。及其以天道言人事，則又忘之，曰「天道其猶張弓」，則是天常以機示物，而未嘗法道之虛一無為也。然則從古聖賢者畏天敬天，而從老子者疑天慢天，其不可也必矣。

案《易》「勞謙君子有終」，而「萬民服」，蓋以功與人而己不居焉。老子保此道者，不欲盈，自為而已。

蓋老子之微言纔十數章，其有見于道者，以盈為沖，以有為無，以柔為剛，以弱為彊而已。然謂堯、舜、三代之聖人皆不知出此也，遂欲盡廢之，而以其說行天下。嗚呼！使其為藏史之老，則執異學以亂王道，罪不勝誅矣。使其非，而處士山人乘王道衰闕之際，妄作而不可述，奇言而無所考，學者放而絕之可也，柰何俛首以聽，或者又助之持矛焉！然則學而不盡其統，與不學同。

子華子：「太初實生三氣：曰始，曰元、曰玄。」其言如此，異哉！蓋古之言道、，《三墳》、《八索》舊聞記，往往皆然，故問者有「風輪誰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之語，明其為常所傳習也。案浮屠在異域，而風水諸輪相與執持，上至有頂，其說尤怪。《洪範》九疇，箕子言天所錫，一為五行，即是書所謂上炎下注者。然《易》言「坎離」，未嘗如是書所謂「獨斡中氣，生生萬物，新新不窮」者。經籍乖異，無所統一，轉相誕惑，而不能正。後世學者，幸《六經》已明，五行八卦，品列純備，道之會宗，可以日用而無疑矣，柰何反為太極無極，動靜男女，清虛一大，轉相夸授，自貽蔽蒙﹖皆由于《大傳》、《文言》諸雜說之亂《易》，是以學者紛紛至此。

祖望謹案：陳振孫深以水心之篤信子華子為誚，水心亦自嘗云：「子華子書甚古，而文與今人近，則固疑之矣。」此乃其第一條。亦言其駁而終不以為偽，則蔽也。

《家語》載季氏用田賦詳于《左氏》，因歎唐人自天寶一時倉猝，不知以田養兵，而以稅養兵，流害相承至今日。

《國策》：「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君臣相忌之勢，至是始成。古今固無人臣自賢以貶其君而可以致治，然亦無自毀以成其君而可以不亂者。夏禹有訓，君臣克艱而已。談客妄論，能使人心術下移。

范臺舉觴，魯君擇言四事。自伯禽以來，惟僖公稱賢，猶未能及此言也。魯方百里者五，其君之賢如此而不能興其國，豈流傳之誤邪﹖抑偪側于暴彊之閒，而不足自立邪﹖

唐雎言「人有德于我不可忘，吾有德于人不可不忘」，此固人之常心當然，進而至于不矜不伐，德之成者也。

論世有三：三代以上，道德仁義人心之所止也；春秋以來，人心漸失，然猶有義理之餘；至于戰國，人心無復存矣。先物而流，造勢為傾，蕝以出知巧，架漏以成事機，皆背心離性而行者也，故其禍至于使天下盡亡而後已。自漢及今，學者復求于人心之所止，則有道矣。然其質者不能論世觀變，則常患于不知，其浮者不能順德軋行，則撓而從之矣，故有以《戰國策》為奇書者。

羲、黃為文字之始，而孔子斷自堯、舜，蓋亦不起自孔子也。禹、共明治道，祖述舊聞，其時去黃、顓不遠，所稱道德廣大，皆獨曰堯、舜，未有上及其先者。豈夸禰而忘祖哉！以為神靈不常，非人道之始，闕不敢論，非掩之也。故稽古而陳之，君止堯、舜，臣止禹、陶，而羲、黃、后、牧之倫不與焉。史遷未造聖人之深旨，特于百家雜亂之中，取其雅馴者而著之，然既數千年，所言不可信，審矣。

項籍「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學兵法。上世教法盡廢，而亡命草野之人出為雄彊。

明于道者，有是非而無今古。至學之則不然，不深于古，無以見後，不監于後，無以明前，古今並策，道可復興，聖人之志也。卓然謂王政可行者，孟子也；曉然見後世可為者，荀卿也。然言之易者行之難，不可不審也。

《天官書》，星文，占驗家所存，方術所眩，晏子、子產之所不道。

《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漢高帝始行因辱商人之策，至武帝始有算船告緡之令，極于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果出于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奪之以自利﹖何名為抑﹖

周人崇尚報應，史遷所稱唐、虞之際有功德臣十一人，而陳氏篡盜，亦曰舜所致，則是不復論天德也。孔、孟之論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則雖勢位消歇，而道德自存，遷所未知。

王莽時通知鍾律者，所言聲數、度量、權衡，無不傅合于《易》。又傳伶倫定律本，物皆由律起，妄矣。自司馬遷言「六律為萬事根本」，漢人之論因之。《書》言「同律、度、量、衡」，古亦以律度數同為一物，未嘗言皆由律起，而孔子贊《易》，無以八卦合度、量、權衡之文。羲、和之法不可見，司馬遷造律，始以律之龠起，劉歆又推《春秋》與《易》參合為一書。案堯、舜時《易》道未備，三代以前未有《春秋》，古歷法蓋不起于律，《易》亦不兼歷數。以今逆古，皆無用之虛詞。

人主以有德王，無德亡。至騶衍妄造五德勝克，孔、孟之徒未嘗言也。

「陰陽之精，本在地而上發于天」，後世天文術家固未有能言此者。然聖人敬天而不責，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歷象璇璣，順天行以授人，使不異而已。若不盡人道，而求備于天以齊之，必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求天甚詳，責天愈急，而人道盡廢矣。

經星之傳，遠自堯、舜，其時諸侯尤多，而星吉凶所不主，占驗家固無其文也。《左氏》載禍福，其後始爭以意推之。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禍福，要當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氣候之雜，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則人有是事，此古聖賢所不道。

劉向為《五行傳》，歸于劘切當世。然《洪範》之說，由此隳裂。

箕子陳《洪範》，曰天所以錫禹，今尋《典》、《謨》，不載被錫之由。若禹不自言所得于先，而箕子獨明其所傳于後，以是為三代之祕文，此後世學者之虛論也。禹以六府、三事為九功，戒之董之。六府即五行，三事則庶政群事也。戒之董之，福極之分也。九功九疇，名異而實同也。禹言略，箕言詳，天之所錫，非有甚異不可知，蓋勸武王修禹舊法，乃學者以為祕傳，迷妄臆測相與串習。以吾一身視聽言貌之正否，而驗之于外物，則雨、暘、寒、燠皆為之應，任人之責，而當天之心，出治之效，無大于此。今必一一配合牽引已事往證，分剔附著，而使《洪範》經世之成法，降為災異陰陽之書，可為痛哭。

漢武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仲舒前以災異禁之，後以勉彊開之。所禁者為難信無用之迂說，所開者為可喜旋至之立效，則堯、舜、禹、湯之所為兢惕畏慎者終于不存，而唐、虞、商、周、之所以歆羨矜侈者四面而至矣，是于武帝之病方將豢而深之，豈能治哉！

以樂論治可也，求治而以樂為先，鐘鼓管弦之存，何救于德之敗乎﹖而仲舒亦以樂為先，躬行之實廢矣。又終于祥瑞，尤躬行者之諱也。

漢武動民于干戈，習俗于姦詐，仲舒雖能泛然諷導其外，未能戚然救止其內。

居君子位，為庶人行，誠後世通患。然師友議論以此自責則可，以此教人主、責士大夫則不可。蓋人主當化小人以有恥，不當疑君子以無恥也。疑君子以無恥，則人才掃地，不可振矣。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

凡正言之理無不具，而隱顯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為經也。旁言之必酌于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後人所以為文也。若夫窮慮殫詞，以無為有，自處于妄而後反之正，此違于經而謬于文，《上林》、《大人》諸賦是也。

漢世以術數操縱為吏，趙廣漢尤為民所稱。彊家巨姓，盜奪縱橫，自古皆有，必待有以勝之而後能使小民得職，則周公教康叔，成王命君陳，皆無用矣。若後世吏術不明，妄以廉明自許，但欲其下重足斂跡而善惡顛倒者，又廣漢之徒所不為。

王嘉有云：「慎己之所獨向，察眾人之所共疑。」可謂名言。

光武、明帝以儒學飾吏事，心誠好之，而本質克治不盡。其臣佐，才有所止，未能迪德，過不專在人主也。

鄭玄雖曰「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然不過能折衷眾俗儒之是非耳，何曾望見聖賢藩牆！

鍾離意《疏》：「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有味哉，其言之也！推其所行，措之三代不難。

古之人才，必在分限之內，上自禹、稷，下至方、召，能成天地不及之功，然未有踰分越限者，雖春秋時尚然。及蘇、張資揣摩之學，韓、彭起飄揚之思，張騫、陳湯鑿空外國，乃有分外人材。而班超以三十六人開西域，其後愈降，分內者枯竭不繼，如濟水之絕，分外者誕漫不，如幻人之奏，俱無用矣。

樂恢誚杜安「干人主以窺踰」，孟子所謂龍斷、穿窬者也。孟子以後至西漢，未有達此理者。西漢末，節士始漸知之。王良之友所謂「屑屑不憚煩」，所以成東漢之俗。

仲長統二詩，放棄規檢，以適己情，自是風雅壞，而建安、黃初之體出。

崔實《政論》絕無義，其大意不過病季世寬弛，欲以威刑肅之，不知亂亡之證不在此。

黃叔度為後世顏子。觀孔子所以許顏子者，皆言其學，不專以質。漢人不知學，而叔度以質為道，遂使老、莊之說與孔、顏並行。

以善形惡，自是義理中偏側之累，故孟子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東漢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于敝法之上，以勝天下之不肖，宜其累發而累挫也。

吳祐、延篤，進不求名，自行其志。凡人所願于世者，能淡薄而以厚自處，則寡怨而遠罪矣。如祐與篤，未嘗不正其言行，而卒免于亂世，率是道也。

黨錮之禍，實由太學，蓋是時諸生三萬餘矣。唐、虞、三代之為學，其君皆聖賢，以身所行，與士相長，取材任官，又與相治。後世不然，如賈、董之流，尚不知人主當自化，而徒欲立學以化人，如明帝始終以學為重，然褊察無宏裕之益，其意謂不遷怒、不貳過，惟用之諸生而已，此知勸學而不知明義之過也。況翟酺、左雄，止要蓋千百閒好屋，使四方遊士自來自去，于人主好尚，國家教養，了無干涉，師門徒者踵陋習，希辟召者養虛聲，賢否相蒙，名實相冒，激成大難，皆太學為之。至鴻都，以詞賦小技掩蓋經術，不逞趨利者爭從之，士心益蠹，而漢亡矣。群聚天下學者，使之極盛，而人主庸騃，視為贅疣身外之物，其勢固必至此。故予以為，群萃州處，非管仲語。若人主不自為學，徒設學以教之，欣厭不同，忿心欻起，小則為然明之毀，大則為東漢之禁。

彭城王據《璽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于此。」「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此作詔者，非能解釋義理，而言與之合。

和洽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所謂不以格物者也。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瘁。」「疲瘁」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

末世所謂度內者，皆愚儒；所謂度外者，皆群不逞。安得度內而非愚，度外而非不逞者！

魏明帝不能從楊阜、高堂隆之諫節減宮室，而欲傳蘇林、秦靜之業課試學者，緩其實而急其華，漢武帝誤之也。

亨國久近，在其人之心量廣狹。孫權殘民以逞，故身死而不振。司馬德操謂：「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自末世，揣時變者負算略，語世事者極縱橫，而儒生稽古以俗士廢焉。德操所謂俊傑，幸有亮在，然猶未免于縱橫。法正之流，勿數可也。

諸葛亮、龐統以詐取劉璋，所謂識時務者歟﹖如此俊傑，比之古人，更當吉蠲以薦明德。

諸葛亮曰：「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此所以能服一世也。然以上當更有事。

「司馬徽釆桑樹上坐，龐統樹下共語，自畫至夜」。微行懿筐之閒，乃有王霸之略，足以樂而忘憂，貧賤誠不能為士累也。

「晉永寧元年，自正月至閏月，五星互經天」。當是時，天下之亂固大。然《左傳》叔興既占齊、魯、宋事無不驗，又言「君失問，吉凶由人」。蓋先王舊學，天不勝人，叔興尚有聞也。然自此占驗終勝，而人道不立，故予以為五星互經天，雖變異最大，苟人道有以消復，猶不當豫占也。

上古君臣之職，君之所得為，必以命于相，相之所得為，必以歸于君，此古今通義也。舜以股肱耳目命禹，禹復戒舜而終以明良之歌。考其大意，似舜盡欲以其職委禹，禹戒以亦自聽覽，無專畀臣下，安于縱逸也。然陶以為，「元首叢脞，股肱惰，萬事墮」，則是君終不當自為也。靖郭君勸齊宣王：「五官之政，日聽數覽。」既而厭之，靖郭君由是得專齊權。夫六卿各自以職倡九牧，相猶無所司，而況于君。收五官而自任，己不能久，又以與人，君相之職兼失矣。始皇程書決事，蓋不足論。漢高、惠事盡出蕭、曹、文、景雖稍自親，然陳平猶謂「有主者」，則是時公卿各自分職，丞相至欲斬鄧通、錯，尚循古義也。孝武初年，更用一項文士，中我相應以分外朝之勢。及趙禹、張湯更進，宰相束手，自是君相之職渙然離異，君所欲為，不復以命相，相一切聽其君所為矣。其後尚書權益重，領錄出宰相上。魏初，別置祕書，仍典尚書所奏，尋改中書。劉放、孫資、傾動中外，侍中給事黃門，通掌門下，最為禁密。則尚書更是外朝，而中書門下乃天子之私人。其後又有內尚書，由外達尚，轉尚入中，所行可否，皆自內決，人主之職，十倍宰相，已增者不可損，已成者不可改也。

「六卿」，天官事最繁，而公、孤職任甚簡，故學者多云冢宰即宰相，或云公、孤兼行，非也。冢宰，乃有司之長，職治其事以佐上者有司，明其道以弼上者宰相。

皇甫謐能道自分界中言語，非耀文華者所能至。

銷兵本欲休息百姓，而學者尤其弛備。然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裨冕搢笏，明堂耕藉，此成周銷兵節次也。則銷兵未必非，視其君思治進德何如耳。不然，後世忘戰者豈少邪！

李暠言：「經史道德如釆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此語當記。然所謂勤者，非漁獵搜取、課勞計獲而後能也。

晉有正始微言，勝會韻士，至于江左，雖安民之道不足，而扶世之志未衰，學者未宜略也。

伊尹謂「肇修人紀」，後世雖不足議此，然周之諸侯，大者秦、楚，小者魯、衛，傳世數十。蓋其為國，尚皆有本末，更僕迭起，而維持制服之具與之並行，所以久而猶存，不止富貴自身也。李斯首破壞此事，君臣俱得富貴，然亦相隨而亡。西漢雖皆李斯餘本，但時作一二，有所憑藉，故享國麤久，此後無有知者。諸葛亮以管、樂自比，恐未必能及。其餘君臣上下，自富貴娛樂，一身之外，更無他說，以致國祚短促，皆其自取。

沈約敘祓除事，約固非知經。然近世學者以浴沂舞雩為知道一大節目，意料浮想，遂為師傳，執虛承誤，無與進德，則其陋有甚于昔之傳註者。

「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薰蒸」，「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桂懷蠹，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文士中顏延之頗存義理。

西南夷、訶羅、阿羅單、婆達、師子、天竺、迦毗黎所通表文，皆與佛書之行于中國者不異。然則今釋氏諸書，是其國俗之常文，中國人不曉，相崇尚以為經耳。微言妙義與夫鬼神之貫通，誠無閒于夷夏。然彼可以施之于我，而我不得以革之于彼，其淺深之不同，雅俗之不合，孟子所謂「未聞變于夷」者也。

玄之陋，非有益于道也，然當時貴之，預在此學者不為凡流，則是猶能以人守學。後世以性命之學為至貴，而其人不足以守學，百餘年閒，視玄愈下矣。

張融《自序》言：「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言誠太狂，然人具一性，性具一源，求盡人職，必以聖人為師，師聖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見己之所當得者。若隨世見聞，轉相師習，枝纏葉繞，不能自脫，錮人之才，窒人之德者也。

王戒諸子以儒家、道家、釋氏「雖為教等差，而義歸汲引」。自南北分裂，學者以周、孔與佛並行，其言乘異，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司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學已出于漢，則太史公亦更增入一家。譬若區種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復何在。然則如韓愈知識，乃是數百年而一有，豪傑之士，何其難也！

中國之學，自不當變于夷。既變而從之，而又以其道貶之，顛倒流轉，不復自知。

祖望謹案：此蓋指當時之染于禪而又排之者。

徐遵明指其心，謂「真師正在于此」。古者師無誤，師即心也，心即師也。非師無心，非心無師。以《左氏》考之，周衰設學而教者，師已有誤，故其義理漸差。及至後世，積眾師之誤，以成一家之學，學者惟師之信而心不復求。遵明此語，殆千載所未發。雖然，師誤猶可改，心誤不可為，此既遵明所不及，而以心為陷者方滔滔矣。

高洋敬禮陸法和，蓋畏冥禍。予嘗論世人舍仁義忠信常道而趨于神怪，必謂亡可為存，敗可為成，然神怪終坐視成敗存亡，而不能加一毫知巧于其閒，而亡果能存，敗果能成，必仁義忠信常道而後可。蓋人力之所能為，決非神怪之所能知，而天數所不可免，又非神怪所能豫也。

士不先定其所存，正使探極原本，追配《雅》、《頌》，只是馳騁于末流，無益。

三代既衰，佐命之才不世出，惟管仲、樂毅、蕭何、諸葛亮、王猛、蘇綽。亮地勢不足自立，猛無堅凝之功，而綽由晉以後，南北判離，棄華從戎，至是自北而南，變夷為夏，使孔子復出，微管之歎不付餘人矣。六條平實無華，自董仲舒，蕭望之、劉向、崔寔、王符、仲長統之流，皆論治道，而無一言之幾。然則，如綽者亦未易也。

樂遜陳時宜五條，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宇文父子，雖大要不過彊兵，亦其國是所定，立論常向上一著，故遜輩能言之。

侯氣之術，「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氣即應，或中下旬氣始應，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夫氣之必應，灰之必飛，陰陽之情，天地之理當然也。早晚多少，差忒而不能盡齊者，人道之厚薄，時政之寬猛使之也。古人所以貴于和陰陽，合天地也。隋文徒出旁議，而不知身為人道之主，牛宏志在規諷，而未極理事之精，彼技術者，焉能測之﹖叩之愈急，其說愈謬。

天地陰陽之密理，最患于以空言窺測。

昔之言月者，謂「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後人相承，遂謂「月無光，因日有光」。月果無光，安能與日並明﹖萬物無不因日而成色，惟月星不然，近日則光奪，為日所臨，則奄而不明。數術之士，昧理而迷源，遂至乖異。

自戰國、秦、漢已言天子氣。唐、虞、三代言其德不言其氣。有氣而無德，將為不祥，以禍天下，而何述焉﹖

《隋》《天文》、《五行志》，五代事皆具。寶誌、陶弘景，號達者，陸法和已下矣，然皆驗。予謂人主自修不至，遂以形跡象數之末，竟墮術士之口，若聖人御世，彼惡得而讖之！

由唐及今，皆本《隋律》。隋本于齊。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吾以救世。」信矣。然自秦、漢以後，稍號平時者，法無不寬，其君之薄德者，無不苛。則叔向所云「不為刑辟」，固非高遠不切之論也。世道之衰，雖緣人材日下，然其病根正以做下樣子，不敢轉，如子產者是也。

「河出《圖》，洛出《書》」，孔子之前已有此論，而其後遂有讖緯之說，起于畏天，而成于誣天。學者之陋，一至于此！故隋文雖焚纖，而妄稱祥瑞，又甚于讖。

立言非專為文，言之支流派別散而為文，則言已亡，言亡而大義息矣。歐陽公乃通以後世文字為言，而以立言為不如有德之默，不知文之不可以為言矣。

祖望謹案：此說與溫公語異而同。

為國不患無材，若人主失道，自致亡滅，材雖多，不能救。

《儒林》稱「南北所治章句，或得英華，或窮枝葉，」此甚不然。英華即枝葉也。使其是，則溯枝葉即可以得本根矣。

知道然後知言，知言則無章句。近世雖無章句之陋，其所以為患者，不知道又不知言，與昔日章句無異也。

唐高祖，隋甥也，位遇不卑。隋之罪雖足以亡，而自高祖父子分義言之，只謂之反，今乃美其名曰「義兵」！唐人義之可也，後世亦從而義之，可乎﹖范氏謂「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獨創業不正，無以示後。夫濟世撥亂，必不志于利。今朝為匹夫，暮為帝王，利之而已。

高祖受禪，不受九錫，範氏謂其「雖不能如三代，而優于魏、晉」，此亦後世大議論也。夫天命不可知，必視其德，天下雖共起而亡隋，高祖敢自謂其德可代隋乎！隋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李氏。群盜可以取隋，高祖父子不可以取隋。尊煬立代，君臣再定矣。高祖明奪而不慚，是又在魏、晉下。

堯、舜、三代之統既絕，不得不推漢、唐，然其德固難論，而功亦未易言也。湯、武不忍桀、紂之亂，起而滅之、猶以不免用兵有慚德，謂之功則可矣。光武宗室子，志復舊物，猶是一理。漢高祖、唐太宗與群盜爭攘競殺，勝者得之，皆為己富貴，何嘗有志于民！以人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猶可以為功乎﹖今但當論其得志後不至于淫荒暴虐，可與為百姓之主刑賞足矣。若便說向湯、武，大義一差，無所準程，萬世之大患也。

長孫無忌、褚遂良轉導無法，方武氏從感業寺再入，不能引禮廷諍以絕其萌，至于奪嫡，然後言其託體先帝，將何及也！

李德裕論韋宏景事，尤不近理。重令自非管子本說，其言「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不從令者死」，令之嚴如此。然「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又卻不以為證據。若不順民心，遽從而殺之，可乎﹖制置職業，雖曰人主之柄，非人所得干議，然須制置得是。若悖于道，乖于事，而禁人不議，豈不危亡！德裕以宰相之才自許，後人亦以其自許者許之。夫宰相者，秉德以服人，明義以率下，若姿其偏私，自作胸臆，又可許乎﹖

忠知者必世而不足，姦昏者一日而有餘。世之賢者，不自量而欲以歲月售功，其君與一時之人亦皆以歲月責之，所以有謗而無名，事不集而弊常在也。士誠知此，惟不求用為庶幾耳。

《宰相世系》言「唐臣以門族相高」。案孟子稱故國世臣，人材之用，必常與其國其民之命相關，治亂興亡所從出，故叔向以欒、卻降在皁隸，憂公室之卑。若夫志不必慮國，行不必及民，但自修飾進取為門戶計，如漢韋、平之流，此叔孫豹所謂「世祿非不朽也」。俛而就下，遂為李德裕秖校臺閣儀範、班行準則而已。

孔子繫《易》，辭不及數，惟《大傳》稱「大衍之數」，其下文有五行生成之數。五行之物，滿天下，觸之即應，求之即得，而謂其生成之數必有次第，蓋歷家立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大傳》以《易》之分揲象之，蓋《易》亦有起法也。《大傳》本以《易》象歷，而一行反以為歷本于《易》。夫論《易》及數，非孔氏本旨，而謂歷由《易》起！揠道以從數，執數以害道，最當先論。

道家澹泊，主于治人，其說以要省勝去離。漢初嘗用之，雖化中國為夷，未至于亡也。浮屠本以壞滅為旨，行其道必亡，雖亡不悔，蓋本說然也。梁武不曉，用之，當身而失；唐憲、懿又出其下，直謂崇事可增福利，悲哉！

訶陵國治太子，與商鞅事同。古人勤心苦力，為民除患致利，遷之善而遠其罪，所以成民也，堯、舜、文、武所為治也。苟操一致而已，又何難焉！故申、商之術命堯、禹曰桎梏。至秦，既已大敗，而後世更為霸、王雜用之說，哀哉！

議論定而利害明，要自士大夫之心術始。

孔子講道無內外，學則內外交相明。荀子言學數有終，義則須臾不可離，全是于陋儒專門上立見識，又隆禮而貶《詩》、《書》，此最為入道之害。揚雄言「學，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亦是與專門者校淺深耳。古人固無以教人為下者，雄習見後世陋儒專門，莫知所以學，而徒守其師傳之妄以教人，以為能勝此而兼行者則上矣。近世又偏墮太甚，謂獨自內出，不由外入，往往以為一念之功，聖賢可招而致，不知此心之稂莠，未可遽以嘉禾自名也。

荀卿所言諸子，苟操無類之說，其是非不足計，乃列攻群辯，至于子思、孟軻，並遭詆斥，謬戾甚矣！又好言子弓與仲尼並稱。安有與仲尼齊聖，獨為荀卿所私，而他書無見者﹖非妄則姑假立名字以自況耳。

謂「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闇」，案穆王命太僕、左右侍御、僕從「無以便嬖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嬖者不吉，吉者不嬖也。

「彊本而節用，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天不能禍」。夫古人備是三者矣，其不貧、不病、不禍則曰「是天也，非我也」。今偃然曰：「是我也，非天也。」奉天者，聖人之事，今曰「我自致之」，是以人滅天也。

「全其天功，則天地官而萬物役」。又曰：「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古聖人曰「則天」，曰「順帝之則」，未嘗敢曰「吾能官，使天地物畜而制之」也。

孟子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而荀卿謂天子如天帝，如大神，蓋與秦皇自稱曰「朕」意同。

「禮者，養也，芻豢五味以養口」等語，則禮者，欲而已矣。

古之聖賢無獨指心者。舜言「人心道心」，不止于治心。孟子始有盡心知性、心官賤耳目之說。蓋辯士索隱之流多論心，而孟、荀為甚。

孔子未嘗以辭明道，內之所安則為仁，外之所明則為學，學即《六經》也，至于內外不得異稱者，于道其庶幾矣。子思之流，始以辭明道，辭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辭也，則道不可以明。《中庸》未必專子思作，其徒所共言也。孟子不止于辭而辯勝矣。荀卿本起稷下，所言皆欲挫辯士之鋒，怒目裂眥，極口切齒，先王大道，至此散薄，無復淳完。或者反謂其才高力彊，易于有行。學者苟知辭辯之未足以盡道，而能推見孔氏之學，以上接賢聖之統，散可復完，薄可復淳矣。不然，斷港絕潢，爭于波靡，于道何有哉！

兵農已分，法久而壞，齊民雲布，孰可徵發！以畏動之意，求願從之名，雖至百萬，無不用寡。且井田丘乘，所以人人為兵者，天子不過千里，諸侯不過百里，其勢無獨免也。若以天下奉一君，而人人不免為兵，不復任養兵之責，則聖人固所不為；若以天下奉一君，而養兵至于百萬，獨任其責而不能供，則庸人知其不可。今自守其州縣者，兵須地著，給田力耕；（是一說。）千里之內，番上宿衛，已有諸御前兵，不可輕改，因其地分募，樂耕者以漸歸本；（是一說。）邊關捍禦，盡須耕作，人自為戰，（是一說。）三說參用，由募還農，大費既省，守可以固，戰可以克，不必慨慕府兵屯田，徇空談而忘實用矣。

竭天下以養兵，此受病本根，所以末世之橫斂，有加不已。

立節而不辨義，下者為利，高者為名，而世道愈降矣。

崔蠡「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以近代皈依釋、老，有異皇王之術，習俗因循，並宜停罷」。此開成四年也。唐世禮文，不為知禮者所許，然如此等事猶能釐正，不若後世定著不刊，以為臣子恭順報效之節無踰于此也。

授田之制蕩盡，奈何猶用授田時法稅之﹖後世謂楊炎兩稅變古，全不究始末。

桑弘羊與劉晏無異。所可怒者，晏以用兵故興利，不得已耳。史家無識，妄立論。

孔父、仇牧死，晏嬰不死，以恕揚雄則非矣。

以位當卦，以卦當日，出于漢人。若夫節候晷刻，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禍福死生至《玄》而益詳，蓋農工小人所教以避就趨舍者。揚雄為孔氏之學，將經緯大道，奈何俛首效之﹖

《十翼》非孔子一人之書，司馬遷不能辨，而劉向父子與雄尤篤信之。

漢人皆由賦入，揚雄方知以上更有事，故謂「孔氏之門用賦，則賈誼升堂，司馬相如入室，如其不用何」！乃雄轉關捩處，所以于道有功。

祖望謹案：董仲舒、劉向亦不由賦入。

雄所謂「遐言」，為《太玄》發也。以言為學，孔子沒後事。

「君子避礙則通諸理」，不知何所指。人有礙而我通之，未嘗自礙而又自通也。

《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而後世信之為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

秦、漢書，孔、孟之論未行，學士以管子之書為教，視《六經》無有也。賈誼短世，錯殺死，是書不極其用。

留令罪死之論，處士無故創奇語，後人遂倚為口實。

古人之于命令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上之所欲未必是，逆而行之不可也。民之所欲未必是，順而行之不可也。理必有行而行之，先之以開其所知，後之以熟其所信，申重諄悉，終于無不知，斯行矣。命令之設，所以為民，非為君也，焉有未能生之而已殺之者乎﹖數術家闇于先王之大義，私其國以自與，以為命令，特為我發，而操制之術先焉，始于欲尊君而甚至無所不用。孔子贊《易》，《巽》曰「君子申命行事」，《姤》曰「后施命誥四方，皆非《巽》莫行。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數術家以令為令，而孔子以不令為令也。數術家以言而不違為興國，而孔子以言而不違為亡國也。不以《易》、《論語》之言出令，而皆欲以《管子》之言出令，是刑名常為主，而申、商之禍無時可息也。

「赦者，奔馬之委轡；毋赦者，痤疽之藥石」。又曰「惠者多赦」，「民之仇讎，法者毋赦民之父母」。當時論不可赦如此，豈如司馬遷所記陶朱公子之類，或者君臣之閒售私以長惡邪﹖「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而魯肆大眚，無貶詞，此有國舊典也。處士發語偏陂，遂與帝王之道離絕。劉備謂「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言治道未嘗及赦」！漢以後為此等見識不為無助。

「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君門遠于萬里」。然矣！古之聖賢，所以昭明大德，盪滌疑阻，《周官》一書，通達壅塞之理居半，凡欲去此患也。如數術家猜慮積心，忿忮形色，左右前後，無非蔽欺，鉤鉅設而告密用，群情惴惴，所以來讒賊而長作偽。

所以為《管子》者，在《三匡》二卷，雜亂重復，敘事頗與《左氏》不異。而《國語》又削除其雜，複以就簡。知此書之出在《左氏》後，《國語》成在此書後。

「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乎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案孟子稱「耳目之官、心之官」，予論之已詳。然則執心既甚，形質塊然，視聽廢而不行。蓋辯士之言心也，其為心之害大矣。《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各守身之一職，與視聽同謂之聖者，以其經緯乎道德仁義之理，流通于事物變化之用，暢淪浹，卷舒不窮而已。惡有守獨失類，超忽惝恍，狂通妄解，自矜鬼神也哉！

桓公封杞、刑事，管子之語不如《左氏》所言，予嘗謂《左氏》中管仲語，已降古人數十等，蓋不復見「葛伯仇餉」，「朕哉自亳」，「有罪無罪，惟我在」之風矣。然侯伯救災討罪，所引文王之詩正合禮體，亦未可遽引湯、武責之。今辨士之詞，又降《左氏》數十等，使人君任法為道，要始于管子，其說以為佚樂馳聘宮中之歡，無所禁圉，利身便形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而堯及黃帝皆然，淺鄙無稽，遂成戰國亡秦之禍。

為管氏書者，變詐百出不窮，其盛在于鹽鐵，其用著于寶龜，畜泄廢居，豪奪商賈，至于決瓁、洛之水，沐路旁之樹，傾魯、梁之綈，搜荊楚之鹿，戲詞誤論，今不舉者眾矣，獨鹽鐵為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案其書，計食鹽之人，月為錢三十，中歲之彀，糶不十錢，而月食穀四石，是糶穀市鹽，其費略不甚遠，雖今之貴鹽不至若是。《左氏》晏子言「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是時衰微苛斂，始有禁榷，晏子憂之，而齊卒以此亡。然則豈管仲所行，而齊所以霸乎﹖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為市人不為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者，無甚于《輕重》諸篇。

《左氏》無孫武。同時伍員、宰嚭一一詮次，乃獨不及武邪﹖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其言得用于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

穰苴、孫武，皆辯士妄相標指，無事實。穰苴斬寵臣，孫武戮愛姬，所謂知兵者何用此。天下有道，征伐自上出，而行陳部伍，皆有定法，以教天下。天下無道，匹夫賤人以意言兵，行陳部伍，無復常經，其流及上，而為國者顧聽命焉，豈小故邪﹖

「兵，詭道也」。案子罕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今「詭道」二字于兵外立義，遂為千古不刊之說。古人之言兵者盡廢矣。禹、湯、文、武之兵，正道也，非詭道也。孫子不學，所知者，詭而已。

孫子盡用兵之害，而于守與不戰持之最堅，學者未之詳。

祖望謹案：此可以見水心非浪用兵者也。

揚雄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不知所指何司馬也。

吳起較孫子卻近。

祖望謹案：水心又曰：「未知李靖何以謂吳不如孫。」

《司馬法》多不成語。「夏賞而不罰，殷罰而不賞」，尤不成語。

司馬遷謂「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即此法邪﹖抑別有指也﹖穰苴事，予固言其非。夫非知德者不足以知兵，遷之所云閎廓深遠纔如此，悲夫！」

《六韜》陰譎狹陋。

《龍韜》以後四十三篇，似為《孫子》義疏。其書言避殿，乃戰國後事，固當後于《孫子》。其《勵軍）所言，又本于吳起。然莊周亦稱九徵，則真以為太公所言，豈足據哉！

《周官》：「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所貴于禮者，謂能有所別異，而軍禮獨言同。《三略》所云「將禮」，不可謂不得古人之意。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不知當時所言禮指何事。後世不言禮，而言威，故子玉治兵，「終朝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薦賈以為「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其有能弔死哀喪，同士卒甘苦，則又以為恩而不復言禮矣。夫禮者，將之本；威者，將之末；恩者，威之餘也。

祖望謹案：以恩為威之餘，尚未圓，然大意甚佳。

《尉繚子》「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而孫子「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視尉繚此論，何其狹也。

李靖謂陳法必黃帝所制，太公繕之，管仲復修之，諸葛亮八陳即握奇法，此皆山林隱約夸望相承。《周官》司馬蒐、苗、獮、狩，其陳即戰陳，當時上自王公，下至卒伍，皆知之。楚之乘廣，晉之毀車，雖臨時，或亂常制，終不能變大法，乃後世以為奇術。《握奇》遂為祕文。前人未嘗學《周官》，自不足怪。今之學者已學《周官》，乃相與別畫陳法無休時，可歎矣！

自戰國以來，能教其人而用之，惟諸葛亮非驅市人之比，所以其國不勞，其兵不困，雖敗而可戰。夫教者，豈八陳、六花之謂﹖特其色別耳。撫循安集，上下相應，使皆曉然，旅泊不悲，死亡不痛，猶在其家室也。然則孫子之術，李靖與太宗所講，正亮所棄也。《莊》、《列》諸書，向前多少聰明豪傑之士，向渠虀甕裏淹殺，可憐！可憐！

文中子說經史，前代儒者所未有，理雖不背馳，而模榻形似，無卓特見識，此為大病。至于房、魏禮樂，或信或疑，要是淺者，未足論也。

古詩作者，無不以一物立義，物之所在，道則在焉，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于物，不使散流，此聖賢經世之業，非習文辭者所能知也。《詩》既亡，後世存其禮可也。韓愈便謂古人未肯多讓，或者不知量乎！

（梓材謹案：謝山所補，以下有四條，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百源學案》三條。

克己，治己也，成己也，立己也。己克而仁至，言己之重也，己不能克，非禮害之也。

（梓材謹案：以下有五條，移入《泰山學案》一條，，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華陽學案》一條，移入《呂范諸儒》一條。）

古者賦祿制田，其權在上，貧賤富貴無大踰越，而為之宗以維之，故長者不傲，幼者不侮，而和親雍睦之教可行。後世崛起自致，貧賤富貴各極其欲，榮悴異門，交相為病，于是賢者謝宗以自遠，不肖者挾長以行私，蓋■鬩之不暇，而安能善其俗哉！夫宗者，貴而賢者也，富而義者也，非是二者，而擁虛器以臨之，教令之所不行也。故貴而賢，富而義，則上禮異之，命為其宗，爵不必親而疏者可畀也，田不必子而貧者可共也。施舍賙惠，族人依倚，特為宗主，無犯義，無干刑，相趨于實而不惟其名之徇，此今日立宗之要也。

（梓材謹案：以下一條移入《蜀學略》。）

使知義理者常為主司，學者不得以悖理之文希合於一時，雖因今之時文不改，亦自足以得士。不然，雖累變其法，而學者之趨向亦終不能一。

王曾中第，以為「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歐陽修執政，以為「惟不求而得，與既得而不患失」，然予病其侵尋于官職矣，而東萊呂氏嫌予此論太高，自天下治體大變，雖君子無策以振起之。賢愚同軌，邪正並轍，苟免其身，而復以其弊遺後人，則雖不思得，不患失，而卒與庸眾同歸于溫飽者無異。嗚呼！此有志者之所當深思也。（以上謝山補。）

祖望謹案：論果太高，然有益于學者。

（梓材謹案：以下七條，移入《廬陵學案》四條，移入《百源學案》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

宗羲案：黃溍言「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于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凡所論述，無一合于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蓋直目水心為文士。以余論之，水心異識超曠，不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彖》、《象》，夫子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子能嗣孔子，未為過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則于本統離矣」。其意欲廢後儒之浮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疵則有之，若云其概無所聞，則亦墮于浮論矣。

百家謹案：《習學記言》存於今者，《序目》而已。內說經共十四卷：《易》四卷，《書》一卷，《詩》一卷，《周禮》、《儀禮》合一卷，《禮記》一卷，《春秋》一卷，《左氏傳》二卷，《國語》一卷，《孟子》一卷，若《記言》原本不知若干卷，惜乎不得見矣！是書前有山陰孫之宏序，葉氏門人。（梓材案：此條錄自朱氏《經義考》，蓋係《學案》原本，而竹垞錄之者。竹垞嘗寓吾郡二老閣，與鄭南溪稱後二老，故得見《學案》原■。又案：是書凡經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鑑》四卷，合為五十卷，名《習學記言序目》，非別有全書也。）

（雲濠謹案：陳直齋《書錄解題》謂《習學記言》五十卷：「大抵務為新奇，無所蹈襲，其文刻削精工，而義理未得為純明正大。」然如梨洲及謝山所錄，又何嘗不純明正大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