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本现代化的贡献尽管不是有意识的，但仍适合作为本文讨论的开端。贡献是几方面的。从中国传来的危机新闻以及在中国的直接观察和经历都是重要的。日本人对西方的感受本身又引起他们与中国人的竞争意识。从西方著作的中译文中得到的教益虽然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
学者们都同意十九世纪中期日本因接近西方世界而产生的恐惧感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从中国传来的消息显然对那种意识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船只莫里森号出现于日本水域一事引起了种种明显失实的传闻，说什么这位在广州地区有着普遍影响的英国人，现在正准备对付德川政府。1838年，大领主德川齐昭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中国太大，琉球群岛和朝鲜又太小，都吸引不了炮舰的注意。在中国战败的消息传来从而证明他的预言错了以后，影响是巨大的。幕府的大臣水野忠邦写信给他的一个僚属说：“这是一件外国的事，但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警告。”［1］ 不久，荷兰和中国的商人把中国的出版物带到了长崎。
魏源的著作在日本广为流传，那里的一切知识分子都能得到这些作品。他的《海国图志》有许多日本的版本。魏源的关于在物质和技术方面宜于向西方学习的论点，以及他关于学习步骤可以与对道德和政治的正统学说的关心结合起来的主张，是投合许多日本读者的心意的。佐久间象山在向其君主条陈有关海防的问题以后读了魏源的著作，对他与魏源两人的思想如此相似而感到惊奇。他写道：“正当英夷侵犯清国之时，我奏陈了一项计划。后来我看到中国作家魏源写的《圣武记》……魏源与我出生两地，素昧平生。但我们都在同一年撰文哀叹世局，而且我们既未谋面而见解一致，这岂非无独有偶？我们真可以称为异地的同志了。”［2］
当来自中国的新闻在量和质的方面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日本日益增长提高时，这些新闻就成了使蔓延于该国的危机感加剧的重要因素。从魏源得到的材料使吉田松阴有可能把鸦片战争后解散乡勇之事与广东省的混乱局势联系起来。这种新闻对权贵们的影响很深。但它的全部重要意义则因关于中国叛乱的报道的混乱而没有立刻显示出来。报道来自不同的来源，有的从朝鲜通过对马大领主转述而来，有的通过商船从中国传来，有的通过荷兰人的消息从长崎传来，有的来自一个在中国沿海活动了几年的日本人，有的则来自与倍理一起乘船来日本的一名广东人带来的出版物。日本人关于太平军叛乱的报道最初谈的是恢复明室和英国支持复明战士的情节。逐渐地，比较准确的中国官方报道使读者们了解到基督教、叛乱与所造成的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的关系。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的日本人有直接报道，但一些虚构的传说（如说复明战士与清军进行大战）绘声绘色，因而混乱不堪。许多这样的报告取材于有关国姓爷（郑成功）的老传说，以美化报道中的英雄，但是愈来愈多的报道，却把中国的灾难与外国的干涉和征服联系了起来。［3］
日本人观察中国灾难后最重要的结果是决心不重蹈中国人的覆辙。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往上海的日本人开始收集有关中国人灾难性经历的第一手观察材料。派往上海的第一艘轮船为千岁号，它于1862年出发；由于所有乘客——包括幕府、长州、佐贺、尾张和大村的武士以及商人——都负有他们政治当局委托的使命，所以他们的旅行记载经过其他经上海前往欧洲的人员的记载补充后，就提供了关于中国沿海事态直接影响日本的重要的文献资料。［4］
对大批日本人来说，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樯如林的外国船只令人信服地证明，要再继续搞闭关锁国的老一套是不可能的。［5］ 西方人在布置上海防务时所表现的优越感和傲慢气焰以及中国人在对待西方人士时明显地流露出的恐惧心理，同样给许多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许多日本人愈来愈相信，必须获取西洋武器以准备抗拒西方。中国的沿海，特别是上海，还成了给幕府及其敌人提供武器与装备的贸易中心。中国沿海口岸的洋行（如怡和洋行）设在日本的分行（特别在长崎）为萨摩族、长州族和土佐族购买轮船和轻型武器。许多重要的中兴领袖——其中有高杉晋作、五代友厚和后藤象次郎——都直接在上海取得军用物资。
就是这些洋行，沿着同一条航线，把其中的一些人送往欧洲。伊藤、井上、森、五代和寺岛等人通过他们在上海短暂逗留时看到的五光十色的景象，第一次对西方有了感受。他们写回本国的信件报告说，他们高兴地看到欧洲人开始把日本坚决的改革和中国时局的日益不稳定加以区别对待了。欧洲人对日本人的效率和中国人的不争气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而使他们受到鼓舞。从很早时期，人们开始在这些反应中看到一些苗头，即日本人希望与西方而不是与东方站在一起，希望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国家与伴随着“东方”一词而产生的无能和无效率的联想脱离关系。几十年后，在1885年福泽谕吉的一篇论文中对这些希望作了经典式的阐述。他在撰写的一篇论述朝鲜改革失败和法国打败中国的后果的社论中，号召他的同胞们“同亚洲分道扬镳”。此后不久，外务相井上馨在一份备忘录中强调了这个论点，即主张日本除了建立“亚洲边上的西方式帝国”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所有这些论点都基于一个事实，即认为必须避免重复十九世纪中国的灾难性的经历。［6］
中国较早与西方接触而使日本获得的一个最后的、也是很少被人提到的好处也使人很感兴趣，因为它提供了把以后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的事物。西方书籍的早期中文译本含有重要的汉字词组，它们逐渐进入了日本人的“现代”思想中。到十九世纪末，这些汉字词组已在日本广泛流传；后来日本词传入中国时，许多中国人认为要为这些词汇（象为另外一些术语那样）感谢日本。这种传入在出版国际法的译文方面尤其重要，因为需要译好象“right”（权利）和“sovereignty”（主权）这样一些相近的字眼。但这些术语与以后大量涌进中国语言中的日本词相比，数量仍是比较少的。在早期自强运动的任何时期，都没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为学习现代化而留学中国。
［1］ 关于德川齐昭，见天保十年六月二十二日（1839年8月1日）奏折，载《水户藩史料》，别集条，98。关于水野忠邦，见日本史籍协会编：《川路圣谟文书》，8（1934年）第318—319页。材料均引自吉田正：《提倡“东方道德，西方科学”的佐久间象山》，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论文集》，1，日本（1972年），第54页。关于中国战败的第一个报道是在1840年通过一艘荷兰船只传到长崎的。
［2］ 关于《海国图志》的日本版本及其影响，见王家俭：《〈海国图志〉对于日本的影响》，载《大陆杂志》，卷32第8期（1966年4月）第242—349页。各种译文纷纷出现于1854年，并且持续到明治时代初期。关于《海国图志》对其初期版本之一的编者，即有声望的儒家学者盐谷宕阴（1810—1867年）的影响，见范古利克：《日本对鸦片战争的反响》，载《华裔学志》，第4期（1939年）第478—545页。佐久间象山对魏源的敬慕并不包括魏源所持的关于枪炮的论点。他指出：魏源在这方面“大部分是不正确的和站不住脚的。那好象儿童游戏。不亲自进行研究，谁也不能洞悉这个问题的真髓。象魏源那样的有才之士不能了解这个问题，实在不幸”。引自角田龙作（音）、德巴雷和d.基恩编：《日本传统的源泉》，第614页。
［3］ 关于日本取得有关太平军成就的情报的过程和结果，见市古宙三：《幕府末期日本人关于太平天国的知识》，载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明治文化史论集》，第453—495页。
［4］ 《明治文化史论集》，第481—486页。这里详细叙述了早期的使命、乘客和材料来源。
［5］ 因此，撰写井上馨传记的作者指出：“当他到达上海，从轮船甲板上看到约一百艘战舰、轮船和帆船停泊在港口，以及船只繁忙地出入港口时，便大吃一惊。侯爵这时才开始认识发展海军以便实行排外主义的必要性，也开始看清佐久间象山教导的全部意义和单纯排外主义思想的不足。”见井上馨侯爵传记编纂会：《世外井上公传》，第1册第90—91页。
［6］ m.b.詹森：《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