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秋和1912年春这期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人们称之为辛亥革命。它最突出的特点是清王朝被推翻，帝制改成了共和。虽然分析家们对许多问题有见仁见智之不同，［1］ 但是直到最近这次革命的重要性才引起人们的怀疑。一位蜚声坛坫的学者曾经认为它没有实现什么社会改革，所以这次革命是一场“假革命”；［2］ 另一位学者认为，旧的统治阶级仍象在过去易代之际那样保存了下来，所以辛亥革命只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式的革命”。［3］ 由于对旧说提出了这样一些挑战性言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就成了一个热烈辩论的题目。

在近年争论中不断涌现的大量新观点中，有两种是我们这一章的出发点。［4］ 第一，辛亥革命不仅完成了从王朝到共和国的政治变革，它也完成了种种社会变革，例如出现了新的社会集团和改变了旧的社会集团。［5］ 因此，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为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中的1900—1913年阶段，不应仅仅看做是整个政治变化的1911—1912年阶段。其次，根据这种广义的概念，革命者的重要性远远不是象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6］ 这是一场大于它所有的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7］ 根据这种看法，辛亥革命运动对1900—1913年事件所作的贡献，不如它所创造的革命传统那样重要。总之，我们目前的解说倾向于两个与以往不同的论点：辛亥革命是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大的一个非常事件，但它的实际成就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最近，学术界提出的问题是要探明：它是多大程度的一种革命？谁应对所发生的事负责？这段时期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中占什么地位？有一种尝试性的答案以下面这种认识开始：即在1911—1912年，种种抗议运动临时凑合在一起了。其中有些是革命的，有些则不是革命的，但综合我们试图加以阐释的种种理由，不妨认为：在那个时候，所有这一切抗议运动都认为，在当时应该拥护以共和国取代清王朝，或者至少对此应该表示接受。由志趣各异、利益和社会背景各不相同的成员所组成的一个脆弱的联合，产生于一个处于大变动状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些旧纽带已经断裂，另一些纽带反而有所加强；有些新的方式方法正象盛开的花朵，另一些方式方法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在萌芽和成长。换言之，到了1911年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了。那些彼此龃龉的意见可能模糊了这一事实：在中国的某些部分是有社会革命的，但在另外一些部分则又看到传统的权威和阶级关系恢复了力量，而且在这两者之间又有许多程度不等的情况。事实不仅仅是每一种说法都具有一部分真理，而且是中国社会在1900—1913年时期已经分裂，并且开始沿着新路线重新组合起来。1911年不是象某些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是现代民主运动史上的主要转折点，它是中国将近二十年大动荡的顶点；这二十年中国发生的变化比以往许多世纪的任何二十年都要急剧。可是，这种变化的发展很不平衡，其部分原因是因为革命者只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1913年之间许多活动力量中的一股力量。革命运动促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维新派和反维新派绅士之间早已存在的比较温和的分裂变成势不两立的鸿沟，结果使前者发现自己与革命派之间的共同点多于同反维新的绅士之间的共同点。至少暂时看来，绅士地位与其说是表示一种团结统一的力量，倒不如说是表示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的标志。新的鸿沟分裂了主要已经西洋化的都市中国和传统的大部分农村中国，并且它促进了开始超越旧有亲属、阶级和乡土纽带的新结合和新结盟；商会和政党就是这种组合的例子。这些革命运动形成的分裂、组合、利害关系和思想感情，又形成了中国以后几十年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00—1913年时期代表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1］ 关于中国学者对辛亥革命的这些争论，见谢文孙：《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目选》。关于1961年10月武昌学术讨论会的一篇报道及其论文集，见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

［2］ 陈志让：《袁世凯》，第92页。

［3］ 市古宙三：《试论绅士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的中国》，第297—313页。

［4］ 关于这些观点及近年的争论，可看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的《导言：新兴的变革潮流》。黄宗智的有关论丛，载《现代中国》，第2卷第2期（1976年4月）第139—226页。

［5］ 《革命中的中国》，特别是第1—3、24—44页。

［6］ 《革命中的中国》，第45—48页。

［7］ 《革命中的中国》，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