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基本上还是统一的。产生最深刻分歧的问题——即应向西方学习多少以抗拒西方的问题——并未使一些人产生推翻传统制度的认真打算，甚至没有产生这种倾向。人们普遍设想，学习国外技术是为了保卫中国文化。这一共同的想法绰绰有余地弥缝了所有的不同意见。

在九十年代的中叶，这种共同的意见被第一次革命的刺耳之声打开了缺口。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一个小组织成立了起来，它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为职志。它促成了1895年的起事，虽然遭到失败，却标志着武装革命的开始。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从传统阵营内部泛起的另一股思潮也汇合到革命运动中来。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使许多维新之士相信：自强运动已告失败，需要进行更加深远的努力。1898年的维新运动失败之后，有一翼变得更加激进，而且自此以后，主要在梁启超领导下，它摇摆于革命和改良之间。

共和派革命分子与激进维新派这两个集团都在海外留学生中间寻找支持。从1902到1905年，留学生人数增至约八千人，足以引起政府及其政敌的注意，足以在一切中国革命者中间构成人数最多、喊声最高和行动最活跃的一支力量。

这二者都不是组织完善的，或紧密结合的集团，但它们共同地都希望唤起和保卫中华民族，使它富强，即令为此目的而要大大地牺牲传统的文明也在所不惜。偶尔他们也想合作共事一番。但大部分时间他们却是各走各的道路，同时清政府却保持着政治主动权。因此，革命运动在它的头十年只是一棵幼苗，对事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孙中山与兴中会，1894—1903年

孙中山是创建中国最早一个公开以革命为宗旨的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他1866年生于澳门附近的广东香山县，1879年去檀香山，而在檀香山和香港的华侨中间和西洋学堂中度过了他的性格形成的年代。海外环境给了他决定性的影响。相比之下，他在乡下的儿童时代对他性格的形成影响较小。他是一位西方化了的中国人：说英语；信基督教；得了医学学位；他生平多半或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边缘区——即住在香港或上海等通商口岸，或者住在外国的中国人边缘区——如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孙中山自十三岁到四十五岁期间只有约四年是在中国。在他最亲密的伙伴和支持者中有外国人士。孙中山很早就赞羡西方和日本，特别赞羡它们政府的力量和效率、它们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以及洋溢在它们社会之中的干劲和活动意识。

基于他与外国生活的接触和对十九世纪中国维新派思想的了解，孙中山起草了一个改革的建议，企图在1894年给李鸿章上书。建议书的内容只不过是当时的老生常谈。他强调需要发展西式教育，促进商业，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要想法使科学技术用到农业上去。孙中山这时所写的内容大多是中国改良派三十年或三十多年来所说的东西，并无一项可以称得上有革命性。但它令人感兴趣的是：首先，孙中山1894年年中的这一温和的常人之见不久就变成了革命的想法；其次，他认为那位在中国最当权的官员应该亲自倾听一下一个刚毕业两年的青年医生的呼声。对孙中山思想的急剧转变尚未见有清晰的解释，但他试图把他的思想直接捅到最上层去，这表明不管他的思想多么温和，他无意在行动上也温良恭俭让。当一次诉诸极峰当局的努力宣告失败，孙中山就下定决心再搞一次。不管他在1894年的急剧转变有什么原因，这一事件表明他意识到了他个人的使命，而这正是他整个一生的特点。

孙中山未能使李鸿章听一听他的陈述，经过这一挫折之后他决定返回檀香山。他在那里组织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两个月以后，即1895年1月，他去香港，纠集几位旧友和老相识建立了兴中会分会。这个分会代表着孙中山和杨衢云之间的联盟；杨衢云也是一位革命者，他甚至比孙中山更洋化，此时是香港分会名义上的会长。根据现有的材料，不能证明兴中会从一开始就马上公开宣布以反对清王朝和拥护共和为己任；但是有力的材料证明，孙中山和檀香山二十几个入会者中的至少几位受过较高教育的人，立志要搞共和革命。［1］ 可是，这个组织的章程当时只是强调了外国对中国的威胁，以及清廷的软弱腐败使它不能抵御帝国主义。这一爱国主义的呼声至少在未来的九、十年内一直是他们革命观点的核心。

檀香山和香港的这两个组织又小又弱。经费不足常使它们大伤脑筋。原来的会员总计不过几十或百把个人，从未超过几百人。除了很少的例外，会员都是广州地区的人，而且几乎三分之二是住在中国本部以外的地方，他们与四亿同胞的联系差不多只限于亲属关系和跟秘密会社的一些松散联系。它们的组织松弛，彼此之间也只是偶有联系。它们不是训练有素和组织完善的精英集团，并不象我们在现代革命中所见到的那样。但他们是中国政治中的新元素。会员几乎都是穷苦而未受过教育的人。差不多半数是商人，约四分之一是劳工。那少数几位有影响有文化的人中大多受过现代教育。有几个人（包括孙中山在内）学过中国的经典书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被认为是传统的文人。反之，兴中会代表了仍然被普遍认为是下层阶级人民中的典型人物。

在甲午战争仍在进行的1895年3月，就有人开始拟订一次起义的计划了。虽然和约已在4月间签署，但几个月后形势仍然有利于搞暴乱。和约条款对中国非常不利，所以在广州地区，人们特别为之愤懑不平。大量遣散的士兵在乡里游荡，有些人就流为盗寇。从绅士到农民，社会各阶层人民都心怀不满。入秘密会社的人数增加了，小规模起事变得更加频繁了。

基督教传教士及其中国信徒，是孙中山的支持者中间表现很突出的人们。在几个小规模的公开组织（一个广州的“农学会”和一个长老会会堂）的掩护下，兴中会置办武器，在散兵游勇中招募兵员，与秘密会社及地方民团的人员接关系。孙中山至少早在1886年就与秘密会社串联过，它们大规模反政府行动的潜力一直吸引着他的注意。它们的吸引力恐怕多半得力于它们拥有广泛的分支网络，同时也由于这样的事实：象孙中山自己的追随者一样，那些人主要代表了中国社会中的“局外人”或“无权无势的一群”。秘密会党的会员包括流浪的劳工、丧失了土地的农民、被遣散了的士兵以及丧失生计的人们，另外加上土匪、海盗、小偷、走私贩子和其他一些更不体面或更易铤而走险的人。但特别在困难年代，他们还吸引着科场失意的士子，甚至还吸引着某些绅商人物及其他个别家道殷实或体面的人士。这些人往往当上了秘密会社的头子。恰恰是这些头头们参加了兴中会。因此，孙中山与秘密会社的联系使他能接触形形色色社会背景的人们，虽然他并未罗致到大量的追随者。

孙中山的追随者人数太少，并且他们缺乏组织，在中国的根基又太浅，但这些都没有使孙中山感到苦恼。他认为反清思想是如此强烈和普遍，以致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他的战略是想在大陆赢得一个立足点，建立一块飞地，使革命志士能由此点燃一个地区性的或全国范围的熊熊起义烈焰。但是，国内的盟友人数太少而不可靠，同时，把人员和物资供应从香港等邻近地区运进国内的问题也不能解决。1895年的准备工作落后于形势，举事被推迟下来，一艘运军火的船只被拦截，计划被广州当局察觉，香港来的军队被拘捕，因此，未发一弹（至少在革命党人方面是如此），起事计划就偃旗息鼓了。

孙中山幸免一死，最初藏匿在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家里，后来取道香港，最后到了日本。他在那里割掉了辫子以示与满人的中国决裂，并装扮成一个日本人。（这一行动只是象征性的，这点他虽有所认识，但并不深刻。他长期在国外的经验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他先人的传统，孙中山以后十六年中再没有踏足过中国的土地，只有一次例外，即他在1907年12月某日曾视察过东京—广西边境的一次叛乱。）孙中山和他的两位助手——陈少白与郑士良——一起在横滨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兴中会分会。孙中山让陈少白负责日本的事务（在日本，他得到一位他在檀香山结识的日本基督徒的帮助），让郑士良回香港发展与秘密会社的联系，然后他自己出发去檀香山、美国和欧洲。由于他在中国受挫，他希望在海外发动革命。

1896年在伦敦发生了一件奇遇，它足以显示孙中山向外国人求助的本领和他适宜于做惊天动地大事业的品质。孙中山走进了中国驻伦敦公使馆，其原因至今没有完全弄清楚，不过有足够的理由假定，他是经反复权衡才冒此风险的。他被监禁了十二天，已经准备好把他解送回中国，要使他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在危急时刻，两个当过孙中山的老师的英国人来搭救了他，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获释。孙中山马上抓住这个机会，接见如饥似渴的新闻记者，然后写信给英国的主要报纸，对它们以及英国公众和政府感谢。他给新闻界写的信显示了他一生事业的特点，即他相信应诉诸西方人士的纯良秉性，应努力说服西方人士知道他正在尽力为他的国家做好事，如果那些好心的西方人士与他易地而处，也会这样做的。他写道，这整个事件又一次证明了“盛行于英国的慷慨的热心为公的精神，证明了它的人民卓然不群地表现的对正义的热爱……我现在更加强烈地知道和感到一个宪政政府和一个文明的民族意味着什么，这使我以后要更积极地为我自己可爱而备受压迫的国家寻求走上进步、教育和文明的道路。”1

孙中山还写了一篇短短的自传和一本小册子《伦敦被难记》，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但他后来又不予承认。它在1912年才用中文发表。［2］ 孙中山对外国公众的重视再也没有比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得更加清楚了。他几乎立刻成了国际闻人，尽量利用由此产生的每一点每一滴公开的名声。他不论做什么，哪怕是上教堂，也尽可能着眼于影响舆论。他发展了很广泛的个人联系，从俄国的革命者到英国的传教士，他都有交往。他发表了好多文章（其中的一篇发表在《双周论坛》），呼吁必须“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汉人的贤良政府和清明吏治，最初可用欧洲人的建议，在若干年内还希望得到欧洲人的行政帮助。”［3］ 在他从中国驻伦敦使馆轰动一时的获释之后的八个月期间，他俨然以一位世俗传教士或运动领袖这类人物自居——这一运动会使中国身受现代西方政治文明之益，也能铺平走向西方商业发展的道路。

因此孙中山的要求只是英国准许他返回香港，而列强应保持“善意的中立”。他的要求被拒绝了。英国仍然认为，它的利益所在最好是坚持香港总督在孙中山1895年密谋举事之后不久所颁发的五年驱逐令。孙中山丝毫没有表示气馁，因为伦敦的经验和正在赢得的有利的公众影响使他兴奋异常，这只会使他感到乐观。为了使他能担负未来的重任，他把以后五个月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在英国博物馆读书。孙中山可能是在这几个月接触了大部分西方思想，后来他就想把这些思想融合到他的中国革命纲领中去。特别是他强烈地被亨利·乔治的思想所吸引，因为亨利·乔治的思想在英国知识分子——例如费边社会主义者——中间风靡一时。同时，他在伦敦的历险使他在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潜在盟友之中出了名。孙中山的声誉日隆，这有助于他在1897年夏回日本途中在加拿大的华侨中间筹集款项。当他到达日本的时候，他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最有利的同情；这一次同情是来自一批日本的扩张主义分子冒险家。他通过他们会见了日本重要的政界人物，从此他就认为日本可以成为中国的“天然盟友”。孙氏取了一个日本名字“中山”，其音读为nakayama。他致力于学习日文，广泛交结新朋友。由于欧洲未能给他以帮助，他就只好求助于另一个外国紧邻了（见第六章）。

孙、康、梁之间合作的企图

孙中山和他的新同志们一起投入了极其广泛的活动。由于有日本人做居间人，他想通过恢复和康有为、梁启超及其他维新人士的合作来开始他的活动。这些努力早在1895年初就已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约一年半时间。未能合作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康有为已经青云直上，而且康有为相信，一位效法彼得大帝和明治时代日本的中国维新皇帝所能取得的成就，将要比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人的成就更大。可是到了1898年，孙中山似是人望稍崇，而康有为则大不如昔。由于康有为现在已被清廷褫夺公民权，似乎在戊戌变法结束之后又有新的合作的可能性了。

变法运动把许多观点不同的人纠合在一起，并且使传统的思想发挥到了它的极限。有一派，也许可以谭嗣同为最好的代表，主张“全盘西化”，冲决了传统思想的一切樊篱。1895年几乎只有谭嗣同持“全盘西化”这类思想，但那一年他遇难后不久，其他维新分子都逐渐接受了他的遗志。有一个科第出身的毕永年马上加入了孙中山一派。梁启超在1898年以前已经声言，称许可以通过代议制度实现“人民政治权威”和“民治”。直到戊戌变法失败以前，他一直相信能自上而下地实现这种民主改革。到1898年底，他在日本东京办了一种报纸。他马上用人民“权利”的字眼代替了仅仅是人民“权威”的字眼，他认为“权利”不能等待着朝廷赐予，“权利只能由每个公民寸步不让地奋力争取到手”。［4］ 梁启超已变成了一位革命家，他是那些年轻士绅的主要代言人；这此青年人因戊戌变法失败而亡命海外，所以他们开始相信传统是一潭死水，必须搞剧烈的政治变革。

孙中山认清了有扩大革命运动的机会，并热切期待它的来临。孙中山与梁启超在1899年底合作办了一个反满的报刊，当那一年12月梁启超去檀香山的时候，孙中山给了他一封介绍信，把他介绍给他的哥哥。对孙中山来说，不幸的是，梁启超去檀香山是带了康有为的指示，衔命去执行康有为已于7月建立的保皇会的任务。梁启超被弄得左右两难，一方面是他与康有为及其一切教导的亲密关系和他本人对孙中山潜势力的疑虑，另一方面是他的激进的思想倾向。他试图向孙中山表白：尽管他相信排满思想，但当前最好是追求有皇帝名义的民众政府的目标；他说，一旦除掉了慈禧太后，皇帝就可以当共和国的总统。

现在尚无材料表明孙中山曾答复过他的这一建议。梁启超继续走着摇摆的道路。他写了许许多多东西，参加了檀香山的一个秘密会社以便设法更好地启迪海外华侨的民智，1900年发表演说赞成暗杀行为，甚至迟至1904年10月还称誉俄国的恐怖分子说：“大哉刀剑！圣哉炸弹！”［5］ 当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时候，保皇会决定乘机救出被囚禁的君主。他们狂热地开始准备一次起事，企图拥立光绪帝在南方成立政府。对孙中山来说，这形势似乎再一次给了他以联合反满力量的机会，而且尽管他对梁启超的幻想已经破灭，他又一次寻求与康有为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康有为表现得很冷淡，致使孙中山的努力不见成效。8月份在汉口爆发了一次起事，由唐才常领导，有康有为的支持，但它也被镇压了下去。保皇会此后在流亡状态下继续它的工作，大大地侵害了孙中山在海外华侨中所得到的支持。

孙中山重新开始了他的努力。他仍然保有毕永年和史坚如等原来的绅士改革派的支持，他还尽量同下述这样一些人合作共事：例如广州的绅士、华中和华南的秘密会党、李鸿章及其他大员，以及象香港总督，甚至象菲律宾的叛乱分子这些外国人。虽然所有这些努力都远不足以达到他们的目标，而且有些努力很不切实际，迹近幻想，但它们仍使北京当局感到震惊。孙中山全力以赴的努力，是与义和团起事、外国的入侵以及康梁所支持的汉口举事同时交错着进行的。清政府被所有它的敌人可能结成联盟的前景所震惊，更因它的上层阶级正开始同情叛乱分子而感到苦恼，所以被迫实行一些比先前设想的更剧烈得多的改革。因此，孙中山旋风似的革命活动的间接结果要远远大于它的直接结果。

直接结果是微不足道的。1900年年中，孙中山弄到了足够的支持，使他敢于发动另一次起事。他再次想夺取广州，但这次他决定首先在东面开始进行这场战役，即在惠州建立行动基地，然后向广州前进。在其他方面，这次举事倒很象1895年的那一次：参加者主要是秘密会党的成员，也有许多中国基督教徒（可能有百分之三十是孙中山原来的人马），以及一小批日本人和西洋人；战略是用一支小部队发动一场大起义；最大的障碍是如何获得武器并把它们运进内地交给战士；一再推延起义日期和更改起义计划使行动走漏了风声，从而使政府有时间从容准备对付这次起义。在10月份开始打响的战斗后的两个星期内，清政府就已占了上风。几天以后孙中山下令解散革命部队，再一次首途赴日，在那里检讨第二次失败的原因。

孙中山感到可以增强信心，因为他的战略的主要之点似乎是很正确的。惠州之役表明，一小股起义战士能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大规模的部队。广东的居民在开始时只是不支持政府，但他们的中立马上变成了给予叛乱者以积极的支持。成千人参加了战斗，同时由于农民壮大了革命队伍，所以能容易地弄到粮食和军需供应并获取情报，并更易伏击打援和打败大得多而装备精良的敌人部队。可是，这还是尚待加以发展的萌芽状态的游击战术。地方上给予革命军的支持大部分是为了地方上的问题，孙中山的人马只是进行了最低限度的、短期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努力。他们没有反反复复地试图详细说明地方问题的原委，没有培养潜在的反满或反帝意识，没有传布新的政治思想，也没有开始成立独立于或不同于现存秘密会社之类的新组织。据说，孙中山在1897年在英国的研究中大量吸收的政治思想，在1900年尚没有明显的表现。革命在这个阶段中只是一种传统的扎克雷起义或盲动主义式的暴动，还不是二十世纪的革命。

因此，对一个比孙中山更加客观的观察家来说，他的运动在1900年的失利以后，前景看来是颇为暗淡的。回顾一下，暴乱给人们深刻印象的是它勃然而兴，忽然而亡。考虑到1900年的局势不稳，同时应注意到这种不稳乃是国内一百多年动乱和外国数十年来对中国剥削的结果，那么，革命党人的成就比起他们拥有的广泛机会来说就相形见绌了。要么就是学者们夸大了清王朝衰落的程度，要么就是1900年的革命确是一场很软弱的运动。

孙中山的名望这时一落千丈，致使其余革命党人给他谥以种种恶名，例如称他为“不学无术的亡命之徒”，“胆大妄为的寇盗”，或胸无点墨的“莽汉”，等等。年轻的领袖湖南人宋教仁说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孙中山只能大声嚷嚷而已。可是，孙中山自己却回忆说，1900年失败以后，人们不再这样贬损我了；“进步分子实际上同情我的不幸遭遇”。［6］

孙中山有几年很少改变他的战略。他仍和从前一样，非常喜欢把他的运动的基础放在讨好秘密会社、海外华侨、日本人和西洋人士方面。直到1903年9月以前，孙中山把他的总部设在日本，但他本人却从一个华侨社会旅游到另一个华侨社会去筹款，去征募追随者和探索外国支持的可能性。他在河内创办了一个小小的兴中会支部，而且会见了法国当局以研究是否有可能获得法国的援助。法国人曾对孙中山一度感到兴趣。惠州举事之前四个月，他会见了法国驻日本东京的公使，请求后者协助他弄到武器和军官。按照这位法国公使的说法，孙中山答应“给予我们所可能要求的一切”作为报答。据说，孙中山在1900年6月曾经说过：“我们不是外国人的敌人。远远不是。相反，我们呼吁他们理解我们祖国的新生和变化。”［7］ 法国人继续密切注视孙中山的活动。1903年他们又一次会见了他，并且他们向法国殖民部长报告说，孙中山曾答应给予法国以“最诱人的经济利益和一种保护国的地位，以对他梦想建立的新国家实行保护”。［8］ 但是，法国仍未给予援助。

到了1903年后期，孙中山甚至未能组成一个象1900年举事时所拥有的那种软弱的组织。秘密会党、海外华侨和外国人合在一起只能结成脆弱的联盟，当然不足以构成一次革命的坚实基础。孙中山注意到了农村中可能存在群众的支持；但他的模模糊糊的政纲不能引起农村人民的兴趣，他除了和不甚可靠的秘密会社有联系之外，和乡下居民并未建立联系。孙中山的几次失败，再加上几位亲密合作者的死亡或变节，使他平日昂扬的精神受到暂时的打击。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道：“时〔1903年7月〕我在日本，财力甚窘，运掉不灵。”［9］ 他在东京逗留了几个星期，在灰心之余启程去檀香山，重新周游海外去寻求华侨的支持。

1901—1905年的学生运动

到1901年，除了蓄谋未遂的叛乱和1900年的外国入侵之外，清廷又面临着中国上层阶级迅速扩展的离心离德的倾向。自1895年以来，对传统思想的忠诚心已大大动摇，致使某些向往西化的人甚至准备接受西方的殖民化统治，以期促进中国的变化。与对清政府的严厉批评和官员明目张胆地不遵从北京诏旨的情况相比，这种失望和听天由命的情绪还不是那么普遍的。清廷在1900年动员战争的号召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未被理睬。与此同时，甚至在1898—1900年的反动年代，某些省份的当局还悄悄地继续搞维新，如派留学生出国等。

1901年以后清廷搞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产生了那些在后来将有助于推翻清王朝的社会集团和组织。这些集团和组织包括新近纷纷成立了商会的新兴商人阶级、一个新的军人集团和一个新的知识阶层。这个新的知识阶层首先形成并逐渐活跃起来。它是1895年出现的维新派绅士的旁支。和这些绅士一样，新兴知识分子阶层主要也出身于上层阶级，至少也曾经受过一定的传统教育。这两种知识分子都把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官僚当做他们的敌人。这两者都深切地关怀中国的命运，都决心引导中国走上复兴的道路。但是，这个新知识阶层还比较年轻，又因游学外国而怀有新的世界观。

二十世纪头十年初期的一个短时期内，有一个人在发展维新派绅士和发展新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同时起着重要的作用。脚踏两只船的梁启超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表明改良派知识分子和激进知识分子是靠得多么拢。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逃往东京，他办的一种报纸开始介绍各种新思想。梁启超一方面贪馋地吞嚼着西方和日本的各种各样著作，一方面马上用一种生动活泼而吸引人的文体把它们传达给读者。他还办了几所学校。他的著作燃起了整整一代人的希望。到1903年，梁启超提倡实行最激烈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变革，使知识青年大大受到他的影响。

其他年轻的中国人也起而仿效梁启超的榜样。早在1900年，与梁启超的报纸相似的刊物中就已译载了西方和日本的著作，并且开始登载关于中国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的社论。中国学生心目中的英雄是美国和法国革命中的人物——华盛顿、丹东、罗伯斯庇尔、拿破仑，但他们也把革命的思想追本求源到了卢梭和孟德斯鸠那里；他们有时甚至上溯到希腊人那里，但不久就主要转向卢梭和十九世纪的著作家，如达尔文、穆勒，最后转向了斯宾塞。“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思想开始统治着学生们的头脑。

日本的变革和发展的气氛也有助于越来越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集团的出现。日本的榜样告诉人们，摆脱外国的统治和赢得列强的尊敬是能够办得到的。1902年，英国甚至接受日本为盟国。中国学生在一个战争狂热日益高涨的时期纷纷涌入日本。学生们被日俄战争的景象弄得异常激动，因为战争是为了决定哪个帝国主义强国将统治这部分特定的中国土地而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而中国政府只好坐观胜败，毫无办法。由于日本打赢了甲午战争和对中国在庚子之役的屈辱记忆犹新，学生们对日本的成功的敬佩和对中国的无能及耻辱的愤怒交织在一起。学生的各种刊物充满了攻击帝国主义和攻击满人屈从帝国主义的言论，充满了提倡尚武和爱国精神的言论：他们认为日本人在这方面是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他们谴责本国人民的懒散、自私和愚昧无知，所以他们呼吁万众一心，呼吁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把所有外国人赶出中国领土而牺牲个人。

在学生这些要求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新的、又有些自相矛盾的民族意识。它把对中国过去的骄傲感和这样一种信念揉合在一起：中国人民应该根本地加以改造，以便肇造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因此，梁启超的论“新民族”的一系列论文是当时最风靡一时的文章，因为他的这些文章中的基调是给过去以适当的评价，但也应该向前看，展望一个新的未来。这样便巧妙地作了外国人对中国作过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是以保存中国人自尊心的方式作出的。

梁启超发现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它确是民族性的根本。他说，中国的特殊品质是伟大、崇高而完美的，迥然不同于其他民族，它应以能够自新的方式予以保存。他又说，它象一棵树：除非每年抽出某些新芽，其枯萎将指日可待。进一步使民族返老还童的办法，在于从其他变成独立的民族所遵循的方法中挑选我们本来缺少的品质。梁启超自居于十九世纪改良家之外，因为后者只袭取西方文明表面的东西。他们只想嫁接树枝到我们的枯树干上来，而不理会其根本，如人民的品质、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活力。根本之根本的东西就是梁启超所称的“公德”，此即凡有利于群者即为善，反乎群之利益者为恶的原则。中国最大的缺点即是“在吾国民中竟无人视国事为己事者”。［10］

梁启超在论述了他那一代人的思想矛盾——即他们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和他们决定激烈地改变中国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以后，他还指出了第二个矛盾。使中国人对国事不感兴趣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对本乡本土有特殊感情。学生们也不例外地存在这一矛盾，但他们力求解决这个矛盾。

去日本的中国学生或者由他们的省府出资，或者由中央政府出钱，或者由私人担负。其中最常见的是省政府出资。当学生到达日本后，他们分别组成各该省同乡会，而且主要也是与同省的乡亲们交往。他们住在一起，出刊物，如《浙江潮》、《湖北学生界》和《江苏》等。有些集团甚至组织该省的独立运动或“自治”运动（见第六章）。

学生们的同乡观念虽然仍很强烈，可是，他们也认为他们的同乡会组织是建设新中国的积木。学生们悲叹，中国之所以缺乏团结统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国际的“物竞天择”的环境中，湖北学生就是这样说的。江苏的青年则认为，在现代国家中，“主要的不是依靠个人的才智和勇敢，而是靠整个国家的才智和勇敢……所以中国人没有赢得战争和商战，一直处于贫困，这是毫不奇怪的”。中国的积弱是由于缺少举国一致的大合作，所以一份湖北学生杂志在创刊上就写道，全国的合作必须逐步予以实现，必须建立在较小单位的合作的基础上。因此，爱国必须从爱本省开始。［11］ 湖南的学生们一致认为，如果要规划中国，必须先规划湖南。［12］

由于要投身于民族统一的大业，并且认识到传统的乡土观念会产生分裂情绪，学生们便迅速着手组成一些全国性的团体，实行各省组织之间的大联合。早在1900年，励志会等社团就成立了，其目的是促进各省组织之间的联系。另外一些社团象青年会等，则致力于“民族主义”或恢复“国权”的活动。其中有些组织几乎完全是某一个省的人组成的，但到了1903年，学生中间企图建立跨省的全国性组织的情绪却日益高涨起来。

在以后两年内，这种情绪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结果。例如1903年春在抗议俄国侵占满洲的时候，青年会会员组成了拒俄义勇队。上海的革命志士出版了《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以抗议俄国的政策，批评清廷无力抵抗。在一位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义勇队队员的主持下，两百名队员每天进行操练；同时，有两位领袖前往天津请求直隶总督袁世凯抗御俄国，并且请求接受他们在抗拒俄国方面的帮助。当这些路子都走不通了时，最激进的学生便转入地下，继续企图推动一种有战斗精神的爱国主义。新出版物采用了诸如《二十世纪之支那》和《汉帜》的刊头，而不用原来的省份名称。老刊物则彻底改换门庭，例如《湖北学生界》改成了《汉声》。新社团取了华兴会或爱国会等名称，表明它们全国团结的大方向，而且它们的纲领也提出了全国性的目标。

在日本呆了一年刚刚返回中国的湖南人黄兴建立了华兴会，它是试图冲破省界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革命组织。华兴会的大多数会员虽然是湖南人，而且其目标按照黄兴的话说是以夺取湖南省作为革命的基地，但他着重指出，一省不能与全国其余部分相敌对。因此只要可能的话，他准备寻求与其他省份人士的合作，以便在时机成熟时能够发动举国一致的行动。［13］ 除湖南省以外，会员还来自至少其他八个省，而且华兴会还同五个省（广西、四川、湖北、江西及浙江）及两大市（上海与南京）的一些组织取得了联系。它最初的会员几乎全部是学生，但是经过紧张的努力，它也着手吸收驻扎在湖南及其邻省的一些士兵。它还赞助建立一个辅助性组织，其明确的目的是要迅速与哥老会等秘密会社接上头。有意思的是，这个辅助性组织取名为同仇会；华兴会除了反满以外，没有什么纲领给予它的秘密会党盟友。黄兴和几位友人办了一所日语学校以掩护他们的活动（这活动在1904年大部分时间里不断取得势头）。

中国其他地区也同时在进行这种努力。在湖北，一位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革命家吴禄贞，回湖北后在政府的新军中服役。他便利用他的势力在陆军中安插了几位同志，并且在士兵中搞宣传鼓动工作。他的朋友们在湖北省各地方的学校举行集会，宣传革命，并散发激进的刊物和传单。到1904年夏，他们有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组织，取名为科学补习所，以此冒充一个学术团体。这个组织获悉黄兴正计划在1904年秋发动叛乱，就在湖北作了安排以配合黄兴在湖南的行动。

他们计划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方案，打算同时在湖南的六个城市起事，还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响应。现在不能确切知道这个计划搞到了什么程度，不过他们至少是已确定了起事的日期（慈禧太后的七十岁生日，即1904年11月16日）；但在10月后期政府的耳目侦破了这一密谋，迅即予以扑灭。在几次小规模起事的零星尝试和幸免一死的厄运之后，黄兴和其他几位领袖四散逃命，他们多数人逃到了日本。这时，黄兴等人只有准备考虑另图良策来实现中国的革命了。

在1903到1905年之间，其他许多革命团体也有兴旺起来的，也有衰落下去的。某些留日学生回到了中国。在上海，一批学生参加了罢课，并且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它的秘密宣言的宗旨表现出这样的耽心：如果清廷继续统治下去，中国人“会亡国灭种”。在表达当时盛行于学生作品中的绝望情绪和行动主义时，这宣言说道：宁可奋斗而死，不可一事莫为。［14］ 军国民教育会忠于自己的宗旨，于是组织暗杀队，开始制造炸弹，派出会员去与秘密会党及其他组织——例如华兴会——挂钩。

经过这些努力，在这些为数不多的组织中产生了一个幸存到1912年的组织，这就是光复会。和别的组织一样，它也想联合知识分子和秘密会党分子一起反满，而且它也是想打破自己省界的一个省的组织。光复会虽由浙江的学生和几位老名流知识分子所创办，但它也招收安徽和江苏籍的会员，并把最初的基地设在上海。它受无政府思想的影响很深，所以它组织不善，领导不力。学生想动员一个可靠的秘密会社的战斗部队，其努力迄无多大成效；而光复会之所以获致声誉主要是因为它蛮干，它至少搞了两次轰动一时的暗杀计划和几次流产的起事。

分裂的运动与排满主义的增长

在日本游学的留学生从1901年的约一百人增加到1905年的约八千人。一小组一小组的学生在中国很活跃，特别是在比较安全的大城市中更是如此，因为象上海这样的城市更有外国租界为他们提供了额外的保护。还有另外一些人则有欧洲和美国。虽然学生的几十个小规模组织互相之间有联系，而且学生们也彼此互相阅读出版物，但没有什么成功的协调活动。他们想冲出各该省组织的界限并把革命推向全国，可是未获成果。清政府的警惕性和力量，比他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象孙中山那样，他们也已认识到需要盟友，或至少需要比现有追随者能提供的更多得多的人数，而且他们也确曾想法利用秘密会党似乎能够提供的潜力来满足这种需要；但是也象孙中山那样，他们的努力尽付东流。学生们只能在远处进行辱骂，在自己队伍内部闹不团结，并把自己同别的革命组织和全国人民隔离开来。由于遭受挫折，他们更加乞灵于印发印刷品而不是真枪实弹地披挂上阵，但是他们的著作则呼吁应恢复并立即投入暴力行动。例如，在一份当时最脍炙人口的小册子中，陈天华写道：

杀呀！杀呀！杀呀！……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15］

中国政府的反应迫使狂热的反帝学生们考虑做出某些困难的抉择。北京希望用乞灵于民族主义和内政改革的办法，来诱使革命意识离开它的轨道。清廷又一次采取比它1900年支持义和团时更富于幻想的形式，试图把国内的不满引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不使它反对自己。政府通过创办一些武备学堂和派遣更多的学生去日本接受进一步军事训练（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新军）的办法，来支持反帝的恢复利权运动。1904年1月的一道上谕批准成立商会，它的目的显然是在抗拒外国的经济统治。［16］ 批评政府的人要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了。梁启超1903年在美国旅行时已开始认为，革命和共和政制未必能治愈中国的痼疾。他深深地有感于清廷改革的气势，在1905年断言说：中国人民只有经过一个“开明专制”的时期之后才能实行自治。康梁二人现在认定，帝国主义是中国最直接的威胁，所有的人必须团结起来支持清廷的政策，以反对帝国主义。

虽然，所有这一切对学生究竟有何影响现在还不能确切知道，但显而易见，学生们的意见是分裂的，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人赞成排满的革命。对大多数人来说，反帝是首要任务，而如果他们反对清廷，那可能是因为它姑息西方和日本。可是在1903至1905年之间，学生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靠近孙中山的立场：反帝的口号声减弱了；西方式的改革被强调起来；排满情绪愈来愈强烈。

年轻人的排满文章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十九岁的四川青年邹容写的《革命军》，它由著名的国学大师章炳麟作序（章氏对满人的仇恨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忠于明室的思想）。邹容和章炳麟的合作，表明了革命运动怎样使人们结成了出乎意外的联盟。

邹容小册子的内容包括了对清朝统治的广泛的指控，并且用最富煽动性的语言号召进行革命，以“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虽然他明言中国备受列强和满人的“双重奴役”，但他的愤怒几乎全部倾注在后者身上。除此之外，邹容的小册子还充满了对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以及对华盛顿和马志尼等领袖人物及卢梭等思想家表示敬佩的言论。在结论中他给中国的未来开了处方，他坦白地承认：“嗟予小子，……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17］

邹容言词激烈的散文和章炳麟的序，触怒了清朝当局。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他们未能说服上海公共租界的官员们引渡作者们，因为邹容的文章是在公共租界发表的。在清廷的盛怒之下被外国人包庇起来的章炳麟和邹容最后受中西混合法庭的审理，而使满人受到剧烈挫折的是，1904年5月该庭判决章炳麟三年监禁，但只判了邹容两年的监禁。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场徒有虚名的胜利，它本来是想从严惩处作者的，却不料被外国的干涉所羞辱，但是，这场官司也暂时使上海革命运动受到挫折。

日本东京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此地马上变成了革命宣传的中心。这里宣传排满比宣传反帝要安全一些，所以学生们的写作逐渐改变了重点。学生们不是集中力量于反帝，或重点攻击清廷姑息外洋的政策，或致力于倡议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尚武的中华民族，而是不惮其烦地缕述满人的缺点。中国百孔千疮的弊端都被大部分归咎于这个异族王朝的统治。排满宣传正是在不团结成为学生的主要问题的时候加紧进行的。从策略上看，这种宣传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需要有一个广泛的革命运动，使之包括秘密会党成员和华侨，以及年轻的知识分子、士兵、劳工和人数虽少但在日益增多的商人——特别是通商口岸的商人。问题在于怎样能使一个主要是政治性的革命运动适应这一惊人的事实，即中国也正在开始一场社会革命。新的社会集团和阶级正在产生，旧的社会集团和阶级正在演变。排满是一种大家都能够基本上或毫无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思想，而对于反帝，有人持首鼠两端态度，有人则根本漠不关心。这种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渗透是不平衡的。在通商口岸身受外国歧视政策之害的商人和被传教士或外国士兵破坏了其生活的农村居民，自然比秘密会党的会员更热衷于反帝，因为会党成员有长期的反满传统，而很少或完全不接触外国人；我们曾经以为秘密会党是反西方的，其实它们基本上是排外的，有时甚至被中国的基督教徒怂恿着去反对满人。华侨对西方帝国主义有所认识，但同样至少也感到满人无能，不能保护他们免受香港、新加坡、河内和旧金山的歧视政策之害；无论如何，他们喊出排满的口号比批评英国人、法国人或美国人要更加安全。

总之，许多人多半责怪中国的困境是由于满人的软弱无能，而不大归咎于外国的侵略。所有中国人都能够看到满人的颟顸无能，而且所有人都身受其害。反帝激情不能取得这种举国一致的支持，特别是不能取得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商人的支持，因为这两种人对帝国主义的敌视心理中还掺和着敬佩和嫉妒的心情，而他们对满人的敌视感情则是纯而又纯的。

另外，西方帝国主义在1904—1905年似乎也有所收敛。英法两国忙于欧洲事务，俄国则正在被日本弄得威风扫地。日本帝国主义此时已构成了比西方的统治更大的威胁，但是自从日本变成了学生们的主要避难所以来，他们也不能把日本当做一个问题来展开争论。在东京的革命者们会尽量缩小外国对于中国内部起义事件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宁可讨论共和政府的优点，而姑置帝国主义的劣迹于不论。他们希望用突出排满而不是用突出反帝的办法来避免激怒列强，甚至希望尽可能地赢得它们的同情，——这种态度是与孙中山的态度不谋而合的。

到1905年时，革命运动同时面临着两种情况：又是前景光明，又是危机四伏。革命派仍然害怕外国的侵略，但使他们更担忧的仍是清政府日益增强的活力。虽然北京的所作所为是瑕瑜互见，但总的说来它表现的活力大大出乎任何人在1900年的预料，而且毫无衰退的迹象。清廷有时对帝国主义者也小心翼翼地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同时它的国内改革甚至超出了它在1898年拒不容忍的那些事物之外。清王朝正在取得新支持，甚至得到了象梁启超这样一些有现代头脑的爱国人士的支持。

这种趋势是危及革命运动的生存的，但另一些趋势则为它提供了希望。幸亏有了清廷的维新，学生运动才得以发展，才有新的机会使得受教育的人们能在创功立业的同时去推动革命；例如，他们可以一方面在维新派官僚和新军中工作，一方面又搞颠覆活动。出现了从事教育和新闻这样的职业，这在几年以前是几乎不存在的。教育改革需要具有某些外国知识的教师。在日本的学生杂志上初露头角的年轻作者们回到中国之后参加了迅速发展的中国新闻业。他们在许多城市发现，在内政改革上群情日益激昂，比如开展禁烟和禁赌运动，开办新学堂，进行市政实验，举行排外的游行示威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当上了教师和新闻记者并宣传激进思想，而且发现在商会中，在地方官员、警察和士兵中有志同道合的人。总之，学生们能够找到许多潜在的朋友。他们过去未能在自己中间实现联合，也未能团结内地的秘密会社和其他组织，这个教训使他们懂得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运动。就象一位学生领袖在1905年所说的那样，革命思潮就象已经变成大江大河的一条支渠。最初由人力开凿的支渠已变成一条自然的江河。现在正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要劈山开岭，到达泉源，取出水来。［18］ 他们仍然保持着乐观态度和决心。

［1］ 关于这一辩论的情况，请看希夫林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第26—35页和42—44页的讨论。关于兴中会建立日期及其他情况的研究，具载于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152—165页；关于会员情况的详尽分析，见第180—205页。又见鲍罗克：《略论秘密会社在孙中山共和国运动中的早期作用》，载谢诺：《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138—139页。

［2］ 谢文孙：《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目选》，第16页。

［3］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31页。

［4］ 黄宗智：《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第26、28—30、60页。

［5］ 唐·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第134页。

［6］ 李剑农：《1840—1928年中国政治史》，英译本第183页。对孙中山性格的种种描述，见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24页。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35—36页。

［7］ 法国殖民部编：《印度支那的对外关系》，b—11（36）第33盒（1906－1909年），第2号文件。法国外交部长1900年7月28日给殖民部长的信，报道了1900年6月7日的一次谈话。

［8］ 法国殖民部编：《印度支那的对外关系》，b—11（36）第33盒（1906－1909年），第4号文件。印支总督致法国殖民部长的信，1903年2月26日。关于孙中山与法国人的关系，又见蒙荷兰德：《法国与孙中山，1900—1908年》，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第1期（1972年11月）第77—95页。

［9］ 《孙文自传》，载《国父全集》，卷1第36页。

［10］ 见德巴莱等编：《中国传统资料集》，第757—759页。关于梁启超的影响的例子，见汪一驹：《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年》，第223—224页；毛泽东给斯诺讲述的自传，见《西行漫记》，第137、139—140页；许芥煜：《周恩来》，第12页。

［11］ 上面所述，均引自波多野善大：《论新军》，载《革命中的中国》，第366页。

［12］ 引自查尔顿·刘易斯：《湖南的维新与革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5年）第165页。又见刘易斯：《湖南省的思想与制度的变革，1891—1907年》。参照爱德华·罗兹：《从广东看中国的共和运动》，第47—48页。

［13］ 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18页。关于这些团体的活动的概述，见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251—256页。关于这些活动和1905年以前其他革命活动的材料，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1—3册。关于学生的刊物，见同上，第2册第499—763页。张枬与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集（1901—1904年）、第2集（1905－1907年）。《俄事警闻》的全宗（75期，1903年12月15日至1904年2月25日）和《警钟日报》338期的大部分（1904年2月29日至1905年1月30日），均存台湾国民党档案馆。

［14］ 玛丽·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29—30页。关于光复会的主要材料，见陶成章：《浙案纪略》，载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第3册第3—111页。关于此事的分析，见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289—300、403—528页（其中有271名已知会员的名单）。

［15］ 周锡瑞：《湖南和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8页（陈天华：《警世钟》）。

［16］ 引自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62、68页。

［17］ 见邹容：《革命军》，由约翰·勒斯特作序并翻译加注，英译本（第123页）。中文原文又载于《辛亥革命》，第331—364页。

［18］ 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