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0年，即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和他的党羽陈宁和涂节以及几千名忠实的追随者都一起被处死。［1］ 中书省被废除，同时被废除的还有御史台和大都督府。权力和责任都集中到了皇帝手里：他现在既是首辅，又是主要的军官了。胡惟庸的所谓的政变企图的细节仍然是不清楚的，因为围绕着这事件的故事和神秘传说是不可信的和矛盾百出的。皇帝本人承认，在处死胡惟庸以后所发生的可怕的清洗中总共处死了约15000人。

除了说胡惟庸想搞政变之外，有人举出了各种不同的理由来解释这次大清洗。一个理由是经济方面的。在1380年后的14年中，有40000多人可能丧失了生命。大多数人是有产者，他们的田地可被国家轻易地没收。大清洗还使皇帝削弱了南方人在政府中所施加的影响。［2］ 但是，搞这种大清洗的主要原因似乎是皇帝的脾性所致。从空印案可知，他深深地厌恶哪怕是不忠和贪污的表现；胡惟庸一案在这方面显示得更清楚不过了。

在17世纪所编的“官方”版明王朝的历史中概括了明初的这样一种观点，即胡惟庸等人意在弑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派遣明州（今宁波）卫指挥与日本人勾结。与此同时，有个名叫封绩的人——学者们对于到底有无此人甚表怀疑——据说曾被派到元朝统治者脱忽思帖木儿处传递消息，要求元君出兵支持政变。可是，正是由于胡惟庸本人傲慢自大，阴谋败露。有一天，胡惟庸的儿子在南京坠马，死于路过的马车轮下。胡惟庸杀了马车夫以泄愤。当此事上闻于皇帝时，他大怒，命胡惟庸赔偿马车夫的家属。可是，当胡惟庸请求向马车夫的家属赔偿黄金和绸缎时，皇帝又不许他这样做。这使得胡惟庸害怕起来，因此他和御史大夫陈宁以及中丞涂节阴谋发动兵变。

1379年末，占城国派使来南京进贡。但是胡惟庸没有将使节的到来奏闻，作为丞相这是失职行为。当皇帝最后终于得知占城国使团抵达南京时，他被激怒了，训斥了胡惟庸及其同僚左都御史汪广洋。胡惟庸和汪广洋诿过于中书省。皇帝此时大为震怒，命令处死汪广洋，并囚系了其他有责任的官员。1380年初，涂节把胡惟庸的阴谋上报给皇帝。经过了一番调查，皇帝命令处死胡惟庸、陈宁和涂节，哪怕涂节曾禀奏了这个阴谋案件也未被免于一死。这一调查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十来年；最后，甚至连皇帝最信任的安徽籍顾问李善长也被牵连了进去。

还有一些材料说，胡惟庸以观赏他家中的醴泉为借口，曾约请皇帝驾临他家。胡惟庸准备刺杀君主，但是他的计划受挫，因为宦者云奇跳出来挡阻皇帝临幸与皇宫相距不远的胡惟庸的第宅。这名宦官风闻这个阴谋，以致他激动得讲不出话来。皇帝发了脾气，命人当场痛加责打，但是纵然他被打得几乎臂折，他也拼死地指着胡家住处。这使得洪武帝警觉起来，他登上宫墙看望胡家的地面。他隐隐地看见了胡惟庸暗藏的准备行刺的军队，于是他认识到几乎踏进了陷阱。在这以后不久，胡惟庸便被公开处死了。

尽管这些故事矛盾百出，但似乎可能的是，胡惟庸曾经利用权力把自己的党羽安插进官僚体制中，而且实际上已从内部接管了行政大权。［3］ 胡惟庸究竟是否超越了他的合法权力而要纠集一个听命于他的文官死党集团并实际上想谋逆，像日益猜疑的皇帝所指称的那样，这一点至今还是不清楚的。皇帝对这一觉察到的威胁的反应是撤消了曾经是胡惟庸权力基地的中书省，同时岂撤消了其他一些最高行政机构。这些机构包括大都督府和御史台。所剩下的就是它们下面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行政统治机构。军事方面现在改归较低级的五军都督府领导，它们均直接向皇帝负责。御史制度在1382年设立都察院以前一直缺乏统一领导。另外，皇帝在1380年一度撤消过按察司。经过这些改动之后，监察工作中有些未动部分便由新设立的谏院担当起来，但是我们对这个机构知之甚少；它在1382年又被取消了。［4］

取消了中书省之后，皇帝变成了他自己的宰相。这就使他自己肩上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这种情况对充满干劲的洪武帝来说也许是合意的，但对以后那些更冷漠的诸帝来说则并非如此。皇帝被这种所谓的阴谋所震动，于是命令他的儿子燕王朱棣住在从前元朝的京师（今北京）。朱棣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因此皇帝希望这样安排可以保证帝国北部边疆的安全。为了减少官员和地主之间可能的互相勾结，他采用了一项政策，即让南方人在北方做官，又让北方人去当南方的官。［5］

后来他显然是对以前的历次清洗感到内咎，就发布大赦诏令，同时为以前使用过坏人、最后别无选择而不得不处死他们的事承担责任。［6］ 可是不久以后，他又编撰了一系列皇谕钦训，以使官员对他的愤怒知所畏惧。它们包括：《臣戒录》，它记录了212名违背君命的亲王、高官、皇族和宦者的名氏；［7］ 《相鉴》，上面有82名历史上的“贤”相和26名“奸”相。［8］ 这两部书在1380年印出并颁行全国。在后来的年代中，皇帝又费了很大的劲出版他关于1380年事件的看法的著作。1388年出的《昭示奸党录》公布了皇帝对付据说与胡惟庸有牵连的官员的真情。《清教录》则公布了他对付64名与这一阴谋有牵扯的和尚的真情。［9］

为了取代被清洗的官员，皇帝在1380年下令要地方官员推荐硕德重望之人来供职。到了这一年的年底，860名人员被推举和委以官职。与此同时，在官僚的最上层皇帝任命了几名官员特别组成他所谓的“四辅官”。［10］

这个“四”字指四季，这是古代《周礼》上的组织成规，即每一季得任用三名官员。但是，他只为春官和夏官任命了六名官员；这六个人同时兼管余下的秋官和冬官之责。按照皇帝的说法，他们的职责是“协调四时[的工作]”。但是，他们也帮助处理他作为国家首脑的司法工作，并处理一般行政上的文牍事务。当设立这些职位的两年所任命的9名官员中，除一人外都是些年长而无任何重要政治和行政经验的学者；有几个人出身于卑微的农家。这使日益感到不安全的皇帝无受威胁之感。此外，关于司法的奏章都直接上达宸听而不必经过此六名官员之手。因此在这个重要方面，这个特别的“内阁”并无多大实权；它决不能等同于中书省。

总而言之，这六名官员权力只限于给刑事判决翻案，在儒家所讲究的治国平天下方面向皇帝提出建议，对政府各机关所荐举的人的前程作出评价。在一件案子中，当官员们真的推翻了司法判决时，其中四个人迅速被迫辞职，这四个人的某一个人还最终被处了死刑。［11］ 1380年取消中书省之后的大改组完全是急不暇择之举，它是通过颁发未考虑行政细节的诏令逐步实行的。满足平时行政需要的取代办法只能逐步地找到，而且这些办法从来没有完全而合理地形成过。

虽然明朝中央政府有这些实际的问题，但在14世纪80年代之初皇帝还是能够胜利地结束西南的多次战役。1372年，皇帝派学者王祎（1323—1374年）［12］ 出使云南招降统治云南的蒙古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死于1382年）。这个地区主要住的是非汉人的土著——说藏缅语系的诸民族，现在仍是忠于元朝的一个行省。王祎1374年在这里被杀，这种想用和平手段兼并此地区的外交努力后来被用另一种方式来取代，但它在1375年也同样没有取得成功。因此在1381年皇帝改组了政府之后，他想诉诸兵力来降服云南诸民族，消灭蒙古人在他们西南根据地区的控制。那时，云南的主要城市一为昆明，即梁王宫廷所在地，一为大理，即古代大理王国遗址。虽然它名义上是一个行省并且有血族梁王坐镇于此，但云南地区不是像元朝其他行省那样由元朝统一的文武官署统治，而是由梁王松散地统一起来的一些部落组织治理。除了梁王自己的一套统治机构外，还有一个以大理段氏为首的土著的统治机构。这两套组织都必得战而胜之，才能使云南归并于明帝国。

1381年9月，傅友德被任命为征南将军，蓝玉和沐英两人为副将军。和北伐之战一样，这一次也是皇帝指授征讨的大政方略，而把细节留给将军们自己处理。讨伐军人数达30万。皇帝命令主力军应通过湖广省之辰州和沅州（分别为今湖南之沅陵和芷江）接近云南，并指向普定（在贵州省安顺附近）。他们从普定准备直下“云南咽喉”而趋曲靖，此地在云南省昆明之东北约125公里。另一支小部队则要从永宁（今四川叙永县附近）前往乌撒（今贵州西部之威宁）。据皇帝计算，当北面的小部队在吸引防军的注意力时，主力军会轻易地攻克昆明。昆明拿下以后，主力军应派兵立即驰援乌撒方面的小部队，但主力军的主体仍应直趋西北150英里处的大理。［13］

计划实现了。他亲自给将军们在京师城外的龙江送行。傅友德的军队在10月份开抵湖广。12月，他派遣一支小部队前往永宁和乌撒，他本人则亲统大军按计划开进云南。把匝剌瓦尔密以10万人守曲靖，但傅友德和沐英生擒敌将，俘获其众2万人。傅友德于是马上率领一支偏师去乌撒，同时，蓝玉和沐英急趋昆明。1382年1月6日，把匝剌瓦尔密已逃离昆明城，焚毁了他的龙衣’把他的妻子赶入湖中淹死，他自己也和大臣们都自杀身亡。蓝玉和沐英再移师大理，此城于1382年4月归降。段氏王朝的头目和他的亲属均被押解至南京。

与此同时，麓川（今云南西南部腾冲附近）掸邦土著酋长思伦发（死于1399年或1400年）被立为平缅宣威司土司。［14］ “土司”是元、明两代在中国南部和西部任命的本地酋长，他们在那些汉民农业人口尚少而不足以为地方政府提供税收基础的地区实施土著人的行政权力。思伦发于1386年叛变，因此必须用武力平叛。云南历洪武朝一直是一个军事难题。事实上，沐英以其余年不断举兵征伐掸族和那里的其他少数民族，特别是征讨汉-藏人种的罗罗族（即彝族的旧称——译者）。1383年4月，傅友德和蓝玉从云南被召还，只留沐英在那里镇守，让他做世袭的军事长官，以监督与其他地方省级政府平行的文职行政机构。

1382年，皇帝显然偏施恩宠于佛教，但受到高级官员李仕鲁［15］ 的攻击。李仕鲁，山东人，是一位朱熹（1130—1200年）学派的学者。1382年他被任命为大理寺卿；大理寺自1368年以来第一次又开始办公。李仕鲁强烈地认为，皇帝对佛教僧徒尊崇过当。许多和尚被授以政府中的重要职位，还有一些和尚则享有宫中特权。1382年，皇帝改组了监督全国佛教和道教活动的帝国的这两个机构，给它们命以不那么刺眼的新名称——僧录司和道录司。

1382年，皇帝命令全帝国崇祀孔子——或许他是把这当做对付儒士批评的一个打狗的肉包子。1369年的政策是只准山东曲阜孔府族长祭孔，现在皇帝一改前辙，要全帝国的一切孔庙都在秋、春两季祀孔。［16］ 1382年6月，在他向孔子致敬以后，他据说又亲往国子监讲《尚书》三篇。［17］ 后来在9月份，他又重开在前10年已经停止举行的科举。［18］

不仅是李仕鲁一个人反对皇帝偏爱佛教。他的大理寺下属、学者陈文辉也正式上疏责备皇帝把佛教徒提升到关键职位上。皇帝没有听从他的批评，陈文辉本人因害怕皇帝震怒，就在南京一个桥头跳水自杀了。［19］ 李仕鲁攻击皇帝弃“圣贤之学而崇外夷之教”。他当着皇帝的面指责他亲近佛教道教；目中无人地掷笏于殿阶的地下，请求退隐。皇帝果然大怒，立命军官们徒手把李仕鲁捶打致死。李仕鲁死于殿陛之下。

李仕鲁和陈文辉的观点是对的；皇帝确实是偏宠佛教僧徒。但是，皇帝之所以出此是因为他有一个把三教（释、道、儒三教）合为一个伦理教义的观点。1382年，福建学者沈世荣被召来南京。他给皇帝讲了许多关于三教合一的道理。［20］ 1375年，沈世荣曾经请皇帝给《道德经》作注疏，现在做了翰林待诏；皇帝在撤消中书省之后因为急需一些文人学士备顾问，所以翰林院重新充实了起来。

洪武帝的马皇后于1382年9月17日去世。她死之后，皇帝和诸王子更加依赖和尚们参加意见。这些亲骨肉王子都奉旨来南京奔丧。葬礼在10月31日举行，这时她的遗体被埋葬在孝陵，即皇帝命令在京师东郊兴建的陵墓。皇帝指示每一个王子须选择一个和尚做宗教事务上的顾问，并在返回各自王国时把和尚随身带走。刚从西藏回京的宗泐和尚就皇后葬礼的细节给皇帝出了些主意，并介绍一些有学问的高僧来唪经。其中有陪伴燕王朱棣的道衍参加这些活动。［21］ 当燕王在丧礼过后返回北京时，道衍作为宗教顾问也跟着来到北京。他卜居在一个庙内，不管在燕王夺权以前或以后，他都在各种问题上出谋献计。［22］ 朱棣后来在叫他还俗和从政时给他赐名为“广孝”。

洪武帝的第一次内阁制试验在1382年8月结束，那时他废除了四辅官。但是，他马上设立了另外的组织来更加专业化地实施内阁的职责。11月，在废除了统一的御史台之后，紧接着他又废除了他在1380年7月建立起来的谏院。然后又设立了都察院，有监察御史8人，分巡12道。第一批监察御史中有一个学者名詹徽（1393年死），安徽婺源人，是安徽著名文人詹同之子。［23］ 在几个月以前的1382年10月，南京吏部曾举行特科考试，詹徽被推荐来应试。通过这次考试，约3700名秀才进政府做了官。许多人被任以极其重要的行政职务，其中也有人做了尚书。这次特科选拔的士子论其才干有以下6个方面：（1）经明而行修者；（2）擅长书法者；（3）对经书意义有深入了解者；（4）人品俊秀者；（5）有治国才具者；（6）语言有条理者。

但是在关于日常行政的谘询方面，洪武帝没有切实可行的其他途径，而不得不又来依靠特殊的学者-顾问集团——这些人最终组成了非正式的内阁。1382年12月，他设置了大学士之职，其职责是提出建议和批阅国家的公文。大学士们被任命为紫禁城内各宫殿中随时应召的官员：最典型的一个职称便是文华殿大学士。1382年，皇帝从翰林学士中提升了四名大学士。由于大学士分散在各宫各殿，不聚集在一处，因此不能向皇帝的旨意提出统一的挑战。［24］

［1］ 关于此案文献的研究，见吴晗：《胡惟庸党案考》[588]，载《燕京学报》，15（1934年6月），第163—205页。

［2］ 檀上宽：《明王朝成立期之轨迹》[132]，第6页。

［3］ 明太祖：《御制文集》[392]（明版日期不详；重印于《中国史学丛书》，台北，1965年），2，第13页；山根幸夫：《“元末之反乱”与明朝支配之确立》[601]，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2（东京，1971年），第50页。

［4］ 关于这些变化的讨论，见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第42—43页；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1（1958年），第27—29、48—49、57—58页；以及他在《剑桥中国史》第8卷中的一章，即将出书。

［5］ 《明通鉴》[210]，1，第373页。

［6］ 《国榷》[498]，7，第588页。

［7］ 《国榷》[498]，7，第591页；《明通鉴》[210]，1，第378页。见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哈佛-燕京国学引得从书补编》，3（北平，1932年），第12页。《臣诫录》[382]原为10卷。不全的5卷本照相平版印刷本见于明太祖：《明朝开国文献》[388]（明初本；重印本见《中国史学丛书》，34，吴相湘编，台北，1966年），1，第415—524页。

［8］ 见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12；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387]（1535年编），15，第13—15页，见有关序言；以及明太祖：《明朝开国文献》[388]，2，第585—1218页和3，第1219—1278页，见洪武版重印本。

［9］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40页；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第12页。

［10］ 关于四辅官，见《明纪》[53]，4，第18页；黄章健：《论明初的四辅官》[239]，重印于他的《明清史研究丛稿》[242]（台北，1977年），第57—119页。

［11］ 四辅官于1382年8月取消。见《明纪》[53]，4，第22页。

［12］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44—1447页；《明史》[41]，289，第7414—7415页。

［13］ 见《明通鉴》[210]，1，第396页。

［14］ 关于思伦发，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他儿子思任发（1400—1445年）的传记，第1208—1214页。

［15］ 本传见《明史》[41]，139，第3988—3989页。

［16］ 《明通鉴》[210]，1，第396页。

［17］ 《国榷》[498]，7，第620页。

［18］ 《明通鉴》[210]，1，第402页。

［19］ 《明通鉴》[210]，1，第398页。

［20］ 《明通鉴》[210]，1，第405—406页。关于沈世荣，见明太祖：《谕翰林待诏沈世荣》，载《御制文集》[392]（台北重印本，1965年），8，第17—18页。沈世荣著有《续原教论》[467]，其序为1385年（出版地点不详，1875年木刻本）。

［21］ 道衍的传记可见之于《明人传记辞典》[191]中的姚广孝条，第1561—1565页：《明史》[41]，145，第4079—4082页。

［22］ 《明纪》[53]，4，第23页；《明通鉴》[210]，1，第405页。

［23］ 关于詹同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3—44页，及《明史》[41]，136，第3927—3929页；詹徽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第35—36页，及《明史》，136，第3929页。

［24］ 《国榷》[498]，7，第6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