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皇帝

富范条奏十事本末

庆历三年三月，上令内侍宣谕韩琦、范仲淹、庞籍等：『候边事稍宁，当用卿等在两地。已诏中书札记。此特出朕意，非臣僚荐。』又令琦等密奏可代处边任者。琦等言：『元昊虽约和，诚伪未可知。愿尽力塞下，不敢拟它人为代。』

四月甲辰，以陕西四路马军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韩琦、范仲淹并为枢密副使，知永兴军、资政殿学士、给事中郑戬为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招讨安抚等使，驻军泾州。琦、仲淹凡五言，不许，乃就道。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富弼言：『伏闻近降勅命，韩琦、范仲淹并授枢密副使。仰认圣意，只从公论，不听谗毁，擢用孤远，天下之人，皆谓朝廷进用大臣常如此日，则太平不难致矣。』又曰：『臣愿陛下无信异说，专采公论。一名召来使处于内，一名就授枢副之职，且令在边。或二人一岁一更，均其劳逸，亦甚稳便。内外协济，无善于此。如闻韩琦、范仲淹已有奏报，以西事未了恳辞恩命，朝廷乘此处分，深合事宜，臣不胜恳切之至！』是月，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石介作《庆历圣德诗》。

七月丁丑，以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富弼为枢密副使。先是，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咸言：『参知政事王举正懦默不任职，枢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辅才，不宜局在兵府。愿罢举正，以仲淹代之。』举正亦自求罢，遂罢为礼部侍郎、知许州，以仲淹代之。仲淹曰：『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辞不拜。弼直携诰命纳于帝前，亦不拜（弼辞枢密详见《富弼》）。甲申，以范仲淹为陕西安抚使。仲淹既辞参知政事，愿与韩琦迭出行边。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留京师，第先移文陕西云。

八月丁未，以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范仲淹复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富弼复为枢密副使。癸丑，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韩琦为陕西宣抚使。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师分路宣抚，逾月皆未行。琦言于上曰：『贼请和无它，则二人遥领宣抚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盗边。当速遣仲淹河东，则臣方壮，可备奔走。中师宿旧大臣，无劳往也。』乃诏琦代仲淹宣抚陕西，而中师卒不行。

九月丁卯，上既擢任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急务。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赐手诏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暂往陕西，仲淹、弼宜与宰相章得象尽心国事，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曰：『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外裔骄盛，盗贼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约前代帝王之道，求本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条奏。愿陛下顺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几法制有立，纲纪再振，则宗社灵长，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选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

仲淹正传删取十事，太略。又改《覃恩信》为第八，《重命令》为第九[1]，《减徭役》为第十。

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诸事画一次第颁行，独府兵，辅臣共以为不可耳。

十事据仲淹正传及政府奏议，其附传并《实录》皆无之。《实录》于十日丙子，载仲淹、弼答手诏条上七事，其四曰《择官长》，即附见丙午。又壬戌日载历勘年限，盖其一曰《明黜陟》也。十一月癸未，载试馆职法；丁亥，载任子法。二事皆其二曰《抑侥幸》也。壬子载均公田，乃第五议。又明年三月乙亥，载贡举新制，实十事之三。其八曰《减徭役》，见五月己丑。余六、七、九、十并未详。

十月，谏官欧阳修言：『臣伏闻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诏之后，已有条陈事件，必须裁择施行。臣闻自古帝王致治，须待同心协力之人相与维持，谓之千载一遇。今仲淹等遇陛下圣明，可谓难逢之会。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谓难得之臣。陛下既已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尽心思报，上下如此，臣谓其无不济，但顾行之如何尔。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圣意自选之人，初用之时，天下皆已相贺，然犹窃谓陛下既能选之，未知如何用之。及见近日特开天章，从容访问，亲写手诏，督责丁宁，然后中外喧然，既惊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报京师，暮传四海，皆谓自来未曾如此责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2]，以待陛下用此二人，果有何能[3]，此二臣所报陛下，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举，生民休戚系此一时。以此而言，则仲淹等不可不尽心展效，陛下亦宜立主张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专心锐志，不自懈怠，而中外大臣忧国同心，必不相忌。然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臣谓当此事初，尤须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待其久而渐定，自可日见成功。伏望陛下圣慈留意，终始成之，则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此疏不得其时，今附见。

庆历四年四月，《朋党论》（见《富范等以朋党见谗》）。

五月壬戌朔，枢密副使韩琦已自陕西还，参知政事范仲淹并对于崇政殿，上四策（见《经略西夏》）。是日，琦与仲淹指陈于上前，数刻乃罢。

六月，琦、仲淹又奏陕西、河北画一利害事。富范等以朋党见谗

庆历四年四月戊戌，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明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初，吕夷简罢相，夏竦受枢密使，复夺之，代以杜衍，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二府，欧阳修等为谏官。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进贤退奸之不易。奸，盖斥夏竦也。竦衔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修乃作《朋党论》上之，曰：『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时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谓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为聪明之圣主，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于是为党论者恶修，擅语其情状，至使内侍蓝元振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时歌詠之德。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几至重，何由察知?』上终不之信也。

此一节恐在修进论前，更详之。

己亥，命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往河东议废麟州利害及晋州钱矾事。

六月壬子[4]，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始，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思望其功业，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

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

正传谓仲淹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此当时之论，小人谤仲淹及弼，故云尔。李清臣、蒲宗孟因而著之，未可信也。今略加删润，庶不失事实。正传但云：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漫闻于上，会塞下有警，仲淹因与弼请行边，于是以仲淹宣抚陕西、河东。今据弼自叙云尔。西界会兵讨呆儿族，亦据弼奏议。国史及仲淹墓志、神道碑皆不明言也。苏辙《龙州别志》云：范文正公笃于忠亮，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早岁排吕申公，勇于立事，其徒因之矫励过真，公亦不喜也。自睦州还朝，出领西事，恐申公不为之地，无以成功，乃为书自咎，解仇而去。后以参知政事宣抚陕西。申公既老居郑，相遇于途，文正身历中书，知事之难，有悔过之语，于是申公欣然相与语终日。申公问：『何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经制西事耳。』申公曰：『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公为之愕然。故欧阳公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欣然相得，由此故也。后生不知，皆咎欧阳公。予见张公言，乃信之。按：辙所言未必尽可据，如言『经制西事莫若在朝廷之便。』仲淹岂不知此?但当时自以谗谤可畏，不得不少避之，故仲淹及富弼皆求出使。其出使，故知必不久安于朝，非缘夷简之言仲淹乃觉也。魏泰《东轩杂记》亦云，今并不取。

是月辛丑，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

八月甲午，枢密副使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其实弼不自安于朝，欲出避谗谤也。

十月，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石介通判濮州。富弼等出使，谗谤益甚，人

多指目介。介入不自安，遂求出也。

十一月己巳，诏曰：『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君明臣良，垂荣亡极，何其德之盛也。朕昃食厉志，庶几治古。而承平之敝[5]，浇竞相蒙，人务交游，家为激讦，更相附离，以沽声誉。至或阴招贿赂，阳托荐贤。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构织罪端，奏鞫纵横，以重多辟。至于属文之人，类亡体要，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自今委中书、御史采察以闻。』范仲淹上表，乞罢政事、知邠州，诏不许。

介去太学，《实录》不记其时，今据尹洙与田况书，云蔡、石相次补外，因附见十月未，更考也。

庆历五年正月乙酉，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范仲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富弼为资政殿学士、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仲淹、弼既出使，谗者益甚，两人在朝所施为亦稍沮止，独杜衍左右之，上颇惑焉。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罢政事。上欲听其请，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虚名，今一请遽罢，恐天下谓陛下轻绌贤臣。不若且赐诏不允，若仲淹即有谢表，则是挟诈要君，乃可罢也。』上从之。仲淹果奉表谢，上愈信得象言，于是弼自河北还，将及国门，右正言钱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心所爱者，尽意主张；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倾朝共畏，与仲淹同。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抚河东、陕西，闻有诏戒励朋党，心惧彰露，称疾乞医，才见朝廷别无行遣，遂拜章乞罢政事、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诈之迹甚明，乞早废绌，以安天下之心，使奸邪不敢效尤，忠实得以自立。』明逸疏奏，即降诏罢仲淹、弼。

明逸疏据《墨史》本传。仲淹遽上谢表据《记闻》。然司马光盖得之庞籍，恐未可信，更须考详。仲淹谢受邠州表，诏旨弗从，留居丞弼之位。表章再露，愿陈寇敌之机。疑仲淹再表必是请对，故得象之谗得行也。

王拱辰等劾苏舜钦

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监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苏舜钦并除名勒停；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落侍讲、检讨，知濠州；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刁约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贤校理江休复监蔡州税；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监复州税，并落校理。降太常博士周延隽为秘书丞，太常丞、集贤校理章岷通判江州，著作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臻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让监宿州税，校书郎、馆阁校勘宋敏求签书集庆军节度判官事，将作监丞徐缓监汝州叶县税。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执政，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而舜钦仲淹所荐，其妻又衍女也，少年能文章，议论稍侵权贵。会进奏院祠神，舜钦循前例，用鬻故纸公钱召妓女，开席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因欲摇动衍。事下开封府治，于是舜钦及巽俱坐自盗，洙等与妓女杂坐，而休复、约、延隽、延让又服惨未除，益柔并以谤讪周、孔坐之，同时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

王拱辰行状云：或作《傲歌》，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盖益柔所作也。延隽、延让，皆起子。

狱事起，枢密副使韩琦言于上曰：『昨闻宦者操文符，捕馆职甚急，众听纷骇。舜钦等一醉饱之过，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圣德素仁厚，独自为是，何也?』上悔见于色。自仲淹等出使，谗者益深，而益柔亦仲淹所荐。拱辰既劾奏，宋祁、张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无所可否，贾昌朝阴主拱辰等议。及辅臣进白，琦独言：『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国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上悟，稍宽之。时两府合班奏事，琦必尽言，事虽属中书，琦亦对上陈其实，同列尤不悦，上独识之，曰：『韩琦性直！』

据正史《苏舜钦传》，御史不载刘元瑜姓名，《元瑜传》亦不云尝奏舜钦，独魏泰《杂记》载『一网打尽』乃元瑜语，今并出其姓名于周询下。然周询七月为知杂，九月为外吏，十月为省副，不属御史台矣，当考。宋祁、张方平同奏王益柔，此据韩琦《家传》，李清臣行状但云『近臣』，盖讳之也。令仍出二人姓名。魏泰云：发舜钦等祠神会者，太子中舍李定也。梅尧臣为作『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诗。按：舜钦坐责乃御史劾奏，又当时借此以倾杜衍，与李定无与，今不取。

陈执中排杜衍

庆历四年十一月，御史王拱辰等劾奏苏舜钦，因欲摇动杜衍。

五年正月甲戊，右正言、秘阁校理孙甫为右司谏、知郑州。帝尝问丁度用人以资与才，用人孰先。度对曰：『承平宜用资，边事未平宜用才。』甫又劾奏度因对求大用，请属吏。上谕辅臣曰：『度在侍从十五年，数论天下事，顾未尝及私，甫安从得是语?』度知甫所奏误，力求与甫辨。宰相杜衍以甫方使契丹，寝其奏。度深衔衍，且指甫为衍门人。及甫自契丹还，亟命出守。乙酉，参知政事范仲淹罢知邠州，枢密副使富弼罢知郓州。是夕，并锁学士院草制罢衍，而衍不知也。自苏舜钦等斥逐，衍迹危矣。陈执中在中书，又数与衍异议。蔡襄、孙甫之乞出也，事下中书。甫本衍所举用，于是中书共为奏，言谏院今阙人，乞且留甫等供职。既奏，上颔之。衍退归，即召吏出劄子，令甫等供职如故。衍及得象既署，吏执札子诣执中。执中不肯署，曰：『向者上无明旨当复奏，何得遽尔?』吏白衍取札子坏焚之，执中因谗衍曰：『衍党锢二人，苟欲其在谏院，欺罔擅权，及臣觉其情，遂坏焚札子以灭迹，怀奸不忠。』上入其言，故与仲淹、弼俱罢。衍为宰相才百二十日也。丙戌，工部侍郎、平章事兼枢密使杜衍罢为尚书左丞、知兖州。制辞略曰：『自居鼎辅，靡协严瞻。颇张朋比之风，难处咨谋之地。顾群议之难遏，岂旧劳之敢私?』学士承旨丁度之笔也。

陈执中谗衍据《记闻》，然蔡襄以去年十月十七日出知邓州，恐中书所奏但乞留甫，不及襄也。或襄虽已有除命，犹未至京师，故中书并乞留二人。更须考。

三月，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欧阳修上疏，言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详见《欧韩石责罢》）。

六年正月戊子，尚书左丞、知兖州杜衍为太子少师致仕。衍年七十，方正旦日上表，愿还印绶。宰相贾昌朝素不喜，从其请。议者谓衍故宰相，一上表即得谢，且位三少，皆非故事。盖昌朝抑之也。蔡襄等言陈执中

庆历四年九月甲申，资政殿学士、工部侍郎、知青州陈执中为参知政事。先是，傅永吉以诛王伦故骤迁，得入见，上面奖之。永吉谢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陈执中授臣节度，臣奉之，幸有成尔。』因极言执中之美。上益嘉永吉之让，且贤执中，因问永吉曰：『执中在青州凡几岁?』对曰：『再岁矣。』未几，谓宰相曰：『执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诏执中参知政事。于是谏官蔡襄、孙甫等争言执中刚愎不学，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听。谏官诤不止，上乃命中使赍敕告，即青州赐之，且谕意曰：『朕用卿，举朝皆以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尔。』明日谏官上殿，上作色迎谓之曰：『岂非论陈执中耶?朕已召之矣！』谏官乃不敢言。

十月，秘书丞、直史馆、同修起居注、知谏院蔡襄以亲老乞乡郡。己酉，授右正言、知福州。襄与孙甫俱论陈执中不可执政，既不从，于是两人俱求出，而襄先有是请。时甫使契丹未还也。

五年正月甲戌，右正言、秘阁校理孙甫为右司谏、知邓州。先是，甫知言陈执中不效，数请郡，不许。自契丹还，以丁度故，亟命出守。

八年三月甲寅，幸龙图、天章阁，又出手诏赐辅臣曰：『朕承祖宗大业，赖文武荩臣夙夜兢兢，期至于治。间者西陲备御，天下绎骚，趣慕兵师，急调军食，虽常赋有增，而经用不给，累岁于兹，公私匮乏。加以承平寝久，仕进多门，人浮政滥，员多阙少。又牧宰之职以惠绥我民，而罕闻奏最；将帅之任以威制四方，而艰于称职。岂制度未立，不能变通于时耶?简擢靡臻，不能劝厉于下耶?西北多故，寇态难常。献奇谲空言者多，陈悠久实效者少。备豫不虞，理当先物。思济此务，罔知所从，悉为朕条画之。』又诏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曰：『欲闻朕躬阙失，左右朋邪，中外险诈，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机务，其悉以陈。』皆给笔札，令即坐上对，而宰相陈执中固辞，上复敦谕，至于三四，乃听两府归而上之。时枢密使夏竦知执中不学少文，故为帝谋，以策访大臣而使条对。竦意实欲困执中也。执中方力辞未许，参知政事宋庠进曰：『两汉对策，本延岩穴草莱之士。今备位政府而自比诸生，非所以尊朝廷。请至中书合议上对。』许之。论者以庠为知体。

八月壬申[6]，殿中侍御史何郯言：『执中昧经国之大体，无适时之长材。当四方多事之秋，陛下欲倚之使致太平，固不可望也。今陛下用执中，则失天下之心；退执中，则慰天下人望。陛下岂可虑伤一执中之意，而不念失天下之心?失天下之心而欲天下之气和，不可得也。伏望圣慈依臣前奏，罢免执中，以慰天下之望。臣于大臣固无嫌隙，不避其威权而言者，盖虑陛下以淫雨未止，忧劳过甚，不责臣下而引咎圣躬，所以欲乞退强戾专恣之人，免致壅蔽，使上下情通，则灾异可除，和平可致。兹事所举，系国家利害甚大。伏惟圣心，断之不疑，速赐裁决。』

皇祐元年八月壬戌，工部侍郎、平章事陈执中罢为兵部尚书、知陈州。先是，河决民流，灾异数见，执中无所建明，但延接卜相术士。言者屡攻之，因论执中越次用李中师为府界提点，及吕昌龄等出入门下，喜进无学匪人，不协众望。而执中亦以足疾辞位，自陈不愿为使相、大学士。诏从其请。翰林学士孙抃当制，遂除尚书左丞。文彦博、宋庠言恩礼太薄，乃命学士院贴麻改命之。

据陈绎《拜罢录》载，执中为言者所攻乃罢，下制云：『间以河道溢决[7]，民版流移，露章祈退，故从其请。』而《实录》、正传、附传但云执中以足疾辞位，不载其尝被言也。疑本传或有缘饰，今从《拜罢录》。

韩欧石以论救范富等责罢

庆历五年三月己未。杜衍、范仲淹、富弼既罢，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韩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罢，必陛下见其过失，非臣敢议。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边，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则所损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陈，虑言事臣僚与搢绅高识之士必有为陛下别白论列者。数日观听，略无一人启口，得非惜身畏祸，人之常情?臣受国重恩，备位枢辅，若事有干国家之大计、惑天下之耳目，岂可偷安固禄，隐而不言?窃见富弼大节难夺，天与忠义。昨契丹领大兵压境，致谩书于朝廷，仓卒之间，命弼为使。弼割老母之爱，蹈不测之祸，以正辨屈强寇，卒复和议。忘身立事，古人所难，故近者李良臣自北来归，盛言北朝自其主而下，皆称重之。陛下两命弼为枢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辞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则不顾毁誉，动思振缉纪纲，其志欲为陛下立万世之业耳。去年秋，北朝点集大兵，声言讨伐元昊。朝廷未测虚实，弼以河朔边备未完，又自请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经久御戎之术，固已蓄于胸中。事毕还朝，甫及都门[8]，未得一陈于陛下之前，而责补闲郡，中外不知得罪之因，臣亦痛弼有何负于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臣义士指弼为戒，孰肯为国家之用，所损岂细故哉?臣固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尚有一策可救其失，愿陛下试加详择。臣窃见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阙管殿前司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难中选。臣谓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职，遣一中使宣谕，令赴阙奏覆河北公事赴任，俟其陛对，慰而遣之。弼素秉忠义，又感此恩，惟思效死，岂敢更以职任为意，别有论列?如此，则朝廷以北事专委富弼，以西事专委范仲淹，使期久经营，防二寇之变，朝廷实有所倚。又北人素知弼威望，亦可以柱其轻发之意，若无事则弃于闲郡，有事则责令捍边，不惟措置失事，亦自国家失体。臣所以不避朋党之疑，思一悟于圣聪者，盖以臣下朋党，本求进身。今臣叨窃宠任，班著已优，不能惜事寡言，随众上下，渐图进用，而救辨得罪之臣，自取祸患为朋党，不亦拙乎?愿陛下察臣此心，则朋党之疑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务攻击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国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报，而董士廉又诣阙讼水洛城事，辅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恳求补外。辛酉，琦罢枢密副使，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是月，欧阳修上疏曰：『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诤。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冒一人难犯之颜，惟赖圣慈，幸加省察。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职虽在外，事不审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良，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指以为朋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则不可以它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人主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富弼与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离间，必有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臣请详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谠论闻于中外，天下贤士争相称慕，当时奸臣诬作朋党，犹难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并在两府，察其临事，可以辨也。盖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韩琦则纯正而切直，富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此数事尤为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公正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争而无私。以此而言，杜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臣闻有国之权，诚非臣下所得专也。臣窃思仲淹等自入两府以来，不见其专权之迹，而但见其善避权也。夫权得，名位则可行，故行权之臣，必贪名位。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陕西，琦等让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学士，两命枢密副使，每一命，未尝不恳让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坚，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见避让太繁，不见其专权贪位也。及陛下坚不许辞，方敢受命，然犹未敢别有所为。陛下欲其作事，乃开天章，召而赐坐，授以纸笔，使其条列，然众人避让，不敢下笔，弼等亦不敢独有所建，因此又烦圣慈出手诏，指定姓名，专责其条列大事而行之，以冀久皆有效。弼性虽锐，亦不敢自出意见，但举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无推避。弼等蒙陛下圣意委任，督责丁宁，而犹迟缓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谗而曰专权者，岂不诬哉?至如两路宣抚，国朝累遣大臣。况自中国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劳困及于天下，北兵乘衅而动，其书辞侮慢，至有责祖宗之言。陛下愤耻虽深，但以边防无备，未可以争，屈志买和，莫大之辱。弼等见累年中国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擢用之恩，故各自请行，力思雪耻，沿山防海，不惮勤劳，欲使武备再修，国威复振。臣见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权以御四方，未见其侵权而作过也。伏惟陛下睿哲聪明，有知人之圣，臣下能否，洞达不遗，故于千官百辟之中亲选得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方相贺于外，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际，恩礼各优。今仲淹西路之任，亦不轻矣。愿陛下拒绝群谤，委信不疑，使尽其所为，犹有裨补。方今西、北二寇交争未已，正是天与陛下经营之时，而弼与琦岂可置之闲处?伏望早辨谗巧，待加图任，则不胜幸甚!臣自前岁召入谏院，十月之内而致身两制，常思荣宠至深，未知报效之所。群邪争进谗巧，而正士继去朝廷，乃臣忘身报国之时，岂可缄言而避罪?』疏入，不报，指修为朋党者益恶焉。

八月甲戌，降河北都转运按察使[9]、龙图阁直学士、右正言欧阳修为知制诰、知滁州，太常博士、权发遣户部判官苏安世为殿中丞、监泰州监税，入内供奉官王昭明监寿春县酒税。修既上疏论韩琦等不当罢，为党论者益忌之。初，修有妹适张龟正，卒而无子，有女，实前妻所生，甫四岁，以无所归，其母携养于外氏。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会张氏在晟所与奴奸，事下开封府。权知府事杨日严前守益州，修尝论其贪恣，因使狱吏附致其言以及修，谏官钱明逸遂劾修私于张氏，且欺其财。诏安世、昭明杂治，卒无状，乃坐用张氏奁中物买田立欧阳氏券，安世等坐直牒三司，取录问吏人而不先以闻，故皆及于责。安世，开封人也，狱事起，诸怨恶修者必欲倾修，而安世独明其诬，虽忤执政意，与昭明俱得罪，然君子多之。

修论奏日严，据何郯章疏。钱明逸劾修，据修与蒋之奇辨第六疏。《实录》第三有修八疏。

十月，上尝遣中使察视山东盗贼，还，奏盗不足虑，而言兖州杜衍、郓州富弼，山东尤尊爱之，此为可忧。帝欲徙二人淮南，参知政事吴育曰：『盗贼诚无足虑，然小人乘时以倾大臣，非国家之福!』议遂格。

十一月，夏竦言石介为富弼入契丹（见《夏竦事实》）。乙未，诏以边事宁息，盗贼衰止，知郓州富弼、知青州张存并罢安抚使。知邠州范仲淹罢陕西四路安抚使。其实谗者谓石介谋乱，弼将举一路兵应之故也。仲淹先引疾求解边任，是日，改知郑州。

七年二月壬戌，徙知郓州、资政殿学士、给事中富弼为京东路安抚、知青州，知扬州、资政殿学士、给事中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知郓州。

六月，夏竦又谗石介为富弼结金坑恶少（见《夏竦事实》）。

十二月癸丑，知郓州韩琦知成德军。

八年二月戊寅，改新知荆南范仲淹复知邓州。仲淹在邓二年，人爱之，及徙荆南，众遮使者请留。仲淹亦愿留，诏从其请。

富弼范仲淹争论救晁仲约事

庆历三年十一月。初，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盗悦径去，不为暴。事闻，朝廷大怒，枢密副使富弼议欲诛仲约以正法，参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争于上前。弼曰：『盗贼公事，守臣不能战，而使民醵钱遗之，法所当诛也。不诛，则郡县无复肯守者矣。闻高邮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释也。』仲淹曰：『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虽醵出钱物而得免于杀掠，理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传者过也。』上释然从之，仲约由此免死。既而弼愠甚，谓仲淹曰：『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寮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杀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弼终不以为然。其后两人不安于朝，相继出使。弼还自河北，及国门不许入，未测上意（详见《外郡寇贼》），此夜徬徨不能寐，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

范文正作参知政事，富文忠公作枢密副使，时盗起京西，掠商、邓、均、光化军，弃城走。奏至，二公同对上前。富公乞取知军者行军法，范公曰：『光化无城郭，无甲兵，知军所以弃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罢朝，富公怒甚，谓范公曰：『六丈要作佛耶?』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理，少定为君言之。』富公益不乐。范公从容曰：『上春秋鼎盛，奈何教之杀人?至手滑，吾辈首领将不保矣!』富公闻之汗下，起立以谢曰：『非某所及也。』富公素以父事范公云。据邵伯温《见闻录》，所称光化军盖缪也，今从苏氏《龙川别志》。以为张海，亦恐误，今削去贼名。盖庆历间贼王伦起京东，掠淮南，张海起陕西，掠京西，不闻张海尝过淮南也。范仲淹正传亦指王伦，不称张海。所载守令当诛者，不但仲约一人，今但从《别志》。王尧臣《麈史》记此事，亦与邵伯温同，但称王伦，不称张海，伯温盖误也。

吴育贾昌朝张方平争论唐询事

庆历六年六月。初，吴育在翰林，荐唐询为御史，未至，丧母。服除，育方参政，而宰相贾昌朝与询亦有亲，育数为昌朝言：询用故事当罢。昌朝不得已，以询知庐州，时四月乙卯也。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辞，而询独许入见。中丞张方平因奏询材质茂美，宜留备言职。癸丑，诏监察御史唐询更不赴庐州。育争不能得，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方平留询且谗言，世皆以为昌朝意云。

八月癸酉，参知政事吴育为枢密副使，丁度参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与宰相

贾昌朝争议上前，殿中皆失色。育论辩不已，乃请曰：『臣所辩者，职也。顾力不胜，愿罢臣职。』因与度易位。始昌朝与育争，上欲俱罢二人。御史中丞张方平将对，昌朝使人约方平助己，当以方平代育。方平怒斥遣之，曰：『此言何为至于我耶?』既对，极论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罢。世皆以方平元实为昌朝地也。

七年三月乙未，工部侍郎、平章事贾昌朝罢为武胜节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吴育为给事中归班。昌朝与育数争论上前，论者多不直昌朝。时方闵雨，昌朝引汉灾异册命三公故事上表乞罢，而御史中丞高若讷在经筵，帝问以旱故，若讷因言：『阴阳不和。责在宰相。《洪范》：大臣不肃则雨不时若。』帝用其言，即罢昌朝等，寻复命育知许州。

校勘记

[1]第九原本脱『九』字，据《长编》卷一四三补。

[2]之人原本脱『人』字，据《长编》卷一四四补。

[3]果有何能原本作『固有何□』，据《长编》卷一四四改补。

[4]壬子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五○补。

[5]承平原本作『丞明』，据《长编》卷一五三改。

[6]壬申原本此二字为二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五补。

[7]间以原本『间』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七补。

[8]甫及原本『甫』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五五补。

[9]转运按察使原本作『转运使按察使』，前一『使』字衍，据《长编》卷一五七、《欧阳文忠公年谱》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