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皇帝

外郡寇贼

庆历三年五月癸巳[1]，京东安抚使司言：本路捉贼虎翼卒王伦等杀沂州巡检使、御前忠佐朱进以叛。遣东头供奉官李沔、左班殿直曹元喆、韩周往捕系之[2]。

六月癸丑，知谏院欧阳修言：『今沂州军直王伦所过楚、泰等州，连骑扬旗，如履无人之境，而巡检、县尉返赴贼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归之。假如王伦周游江海之上，南掠闽、广而断大岭，西入巴、峡而窥两蜀，杀官吏，据城邑，谁为捍御者?此可谓腹心之大忧。为今计者，必先峻法令，法令峻则人知所畏，自趋击贼。请自今贼所经州县，夺衣甲官吏并追官勒停，巡检、县尉仍除名。且如知州，本号郡将，都监、监押专领兵在城，若贼入而不能捕，知州亦勒停，都监、监押仍除名。若贼发而朝廷别差捕获，其本界巡检、县尉仍坐全火不不获之罪。贼多于所领兵士弓手者差减之。县尉比多新进少年，皆不能捉贼，虚陷罪罚，宜下流内铨别议选择之格，重赏罚以诱之。自来所差巡检下兵士不肯捉贼，又多为州县之患。欲请先选能捉贼使臣，令其自募兵卒，不拘厢、禁军。欲指名抽射者亦听。凡都监、监押、巡检因贼除名者，仍勒从军自效，俟破贼日，则许叙之。』诏送枢密院施行。

甲子，右正言余靖言：『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3]，执赏罚之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细民聚而力盗，贼不能禁止者，盖赏罚不行也。若非大设堤防，以矫前弊，则臣忧国家之患不在外裔，而起于封邑之内矣。南京者，天子之别都也，贼入城斩关；而入解州、池州之贼不过十人，公然入城劫掠人户；邓州之贼不满二十人，而数年不能获。又清平军贼入城，失主泣告，而军使反闭门不肯出。所闻如此，而官吏皆未尝重有责罚。欲望盗贼衰息，何由可得?今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桂阳监贼仅二百人；建昌军贼四百余人，处处蜂起，而巡检、县尉未知处以何罪?当职大臣尚规规守常，不立法禁，深可为国家忧。且以常情言之，若与贼斗，动有死亡之忧，避不击贼，止于罚铜及罚俸。谁惜数觔之铜，以冒死伤之患哉?乞朝廷严为督责捕贼赏罚，及立被贼劫赀、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从之。

七月乙亥，江淮制置发运司言：捕杀军贼王伦于和州。伦初起沂州，欲寇青州，不得入，遂转掠淮南，所向莫敢当。京东安抚使陈执中遣都巡检傅永吉追之，制置发运使徐的督诸道兵合击。伦至历阳，兵败被杀，历阳县丁壮张矩等得其首级，的具以闻。

八月辛亥，赏捕杀王伦之功，和州通判、都官员外郎李熙古等迁擢有差。谏官欧阳修言：『自和州奏破王伦之后，更不讲求御贼之策[4]。』又曰：『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贼虽灭，后贼更多。』又曰：『臣近曾求对便殿，伏蒙陛下语及贼事，忧形于色。及退，见宰辅闲暇从容天下之事，深可忧矣。今建昌、桂阳贼数不少，想其为害，必甚王伦。』辛酉，诏：『陕西比有贼张海、郭邈山，群行剽劫，州县不能制。其令左班殿直曹元喆、张宏、三班借职黎遂领禁兵往捕之。』

九月，群盗张海等方炽。庚午，以监察御史蔡禀为京西安抚，往督捕之。诏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及诸州长吏举所部兵马都监及监临场务使臣有材勇堪任巡检者以名闻。若捕贼有功，不次迁擢之。丁丑，群盗晨入金州，劫府库兵仗，散钱帛与其党及贫民。知州、比部员外郎王茂先将兵二十四人御之，既不敌，遂走城外，群盗恣行掠夺，日暮乃出城去。茂先具以闻。枢密副使富弼言：『臣前日曾具札子，奏乞于京西路择要害数州屯聚兵马，以为诸处声援，此最急务，宜速施行。臣又思京西诸州长吏皆非其人，如襄、邓、唐、汝、光、随、均、房、金、商、安、郢等十余州，尽是贼盗。见今往来之处，长吏尤须得人。伏乞先选转运两人，径令往彼体量诸州长吏，不才及赃滥老病者急罢之，令于辖下通判或知县中保举人权充知州[5]，如不足，则朝廷下审官院选差人填补。知州得人，则就令选部内知县、县令。昔前汉宣帝时，渤海群盗起，帝选能治之者，丞相举龚遂，至郡，盗贼悉平。后汉安帝时，朝歌县盗贼屯聚，连年未获，乃以虞诩为朝歌长，贼遂骇散。此是两汉时，一郡一县有贼，只得龚遂、虞诩两人为守、宰，自然破灭之验也。今且以襄、邓十余州论之，其知州、知县、县令皆庸谬懦怯寻常之人，盗贼所到，如入无人之境。巡检、县尉又一一不堪使，贼不猖狂自恣，复何为哉?』又曰：『臣所乞选差京西之转运、知州、知县不可稽缓，盖扰攘之际，全藉有才谋转运使往来按察经营，又藉逐处知州、知县谨守城池，安集百姓，及设方略驱除寇盗，其余有朝廷意所不到、指挥不及者，其良守宰必自能就便处置，不至失事。州县既各得一人，又得要郡所屯之兵掎角救应，则盗贼不难擒捕矣。』欧阳修言：『昨自军贼王伦败后，曾极言论列，恐相次盗贼渐多，乞朝廷早为备御。凡为国家忧盗贼者，非独臣一人，前后献言者甚众。为大臣者又无擘画，果致近日诸处盗贼纵横。自淮南新遭王伦之变，今京以西州县又遭张海、郭邈山等劫掠焚烧。桂阳监昨奏蛮贼数百人，夔峡、荆湖各奏蛮贼皆数百人，解州又奏见有未获贼十数人，滑州又闻强贼三十余人烧劫沙弥镇，许州又闻有贼三四十人劫椹涧镇，此臣所闻目下盗起之处如此纵横也。』又曰：『今见在贼已如此，后来贼必更多。若不早图，恐贻后悔。臣计方今御盗者不过四事，一曰州郡置兵为备，二曰选捕盗之官，三曰明赏罚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使不起为盗。此四者，大臣所忽，以为常谈者也。然臣视今朝廷于此四者，未有一事合宜。伏望圣慈严勅两府大臣，问其舍此四事别有可为，苟无他术，则此四者宜可施行。』

十月丙申，诏利州路转运司如闻群盗入金州劫居民，其令梁、洋二州出兵邀击之。枢密院言：『诸路知州带提举兵甲盗贼处，若素无材力及弛慢昏耄者，请择两省以上或尝历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代之，仍令体量所属都监、巡检、县尉等不任事者，以名闻。』从之。知光化军韩纲性苛急，不能拊循士卒，戊戌，军士邵兴率众盗库兵欲杀纲，纲踰城逃，载其家小舟，沿汉而下，官吏亦皆逃去。兴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挥使李美及军士三百余人趣蜀道。李美老不能行，自缢死。

十一月。初，光化军贼邵兴帅其党趣蜀道，遇华、商、虢等州提举捉贼上官珙，杀之，又败兴元府兵于饶风岭。本府军校赵明以众降，乃自州北循山而西，捉贼使臣陈曙领兵追击，兴于壻水及其党皆就擒。壬午，诏并凌迟处斩。

《韩琦家传》云：琦遣秦州将官王子方邀杀。今不取。

韩琦既至陕西，属岁大饥，群盗啸聚，商、虢之郊，张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者为之渠，率众相合，涉西京界，劫掠州县，环绕虢州庐氏之东、洛阳长水之西，胁从者仅千余人。继而光化军宣毅叛卒五百余人，邵兴为之长，至商於滾口，众已千余人，与上官珙战，珙死之，余军以失主将，悉溃散于蓝田，藏匿山谷间。邵兴又距百里揭榜，招诱本州铸钱监兵约二千人，皆鄜延、泾原失陷主将正军及鼎、澧、岳、鄂累作过配隶籍中者。商、虢、蓝田驰急报于延、雍，而帅臣未有所处。琦寻遣属官乘传往商於料简钱监役兵，其旧系缘边禁军，即令却归元配州军，仍隶籍，鼎、澧、鄂、岳州壮健役兵，并押赴陕府，填龙猛、龙骑壮勇阙额。邵兴诱致之谋遂不得行。又遣内侍黄琮、范迁赍宣抚司榜收集上官珙下散军，谕以免罪归所属，仍召谢云行等将沿边土兵入山捕张海等。邵兴以无援，窜入兴、洋界被杀；张海等相继歼衂，擒捕余党殆尽，关辅遂安堵矣。

四年二月壬寅，以东头供奉官陈曙等迁职有差，赏诛贼之功也。

西边属羌之乱

天圣三年六月丙寅[6]，令泾原路置保塞五井川以捍西寇，仍自今有内附者，非先陷蕃军民边吏毋得受[7]，及环、原州属羌内寇。癸酉，命工部郎中、龙图阁待制范雍为陕西缘边量度安抚使，客省使曹仪副之。先是，知环州翟继恩擅配州界熟户买粮草，因纵人入诸族帐催督。羌性愚鄙，初不知粮草数目，催督者恣为奸欺，诛求倍常，小不如意则鞭挞随之。首领厮铎论有过，逃去复归，泾原蹈都钤辖周文质与部署王谦、钤辖史崇信共议斩厮铎论，且加凌迟。诸族帐皆惊疑，遂传箭相结，抄掠堡栅。文质等与知渭州史洵美议放还质子招抚之，更缮治兵器为攻讨计，贼益恐。别部首领撒逋渴又率其族千余以叛，环州诸族咸起应之，大为边患。

翟继恩事据赵珣《聚米图经》，《实录》、《会要》、国史并不载。珣以厮铎论为撒陁龙，今从《实录》、《会要》。国史赵振传以散谒为薛适歌，与博文传不同，今从博文传。盖博文传亦见于《实录》，而赵振则《实录》无传也。凌持厮铎论修治兵器，据《会要》，《实录》但载厮铎论及放还质子，国史俱不载。王傅文传所称曹玮曰敏治边平寇事，皆不合，当考。

七月戊子，环庆路钤辖王怀信言：蕃部嵬逋等九百三十五户内附。辛卯，以环州洪德寨主、左侍禁、閤门祗侯赵振为内殿崇班。羌乱始作，王怀信分兵数千属振游奕，振屡捷，从数十骑诣怀信，遇贼十倍，射殪数十，余悉退走，而怀信与泾原都钤辖周文质拥重兵逗留大板寨，不即掩捕。既逾月，贼数万众复围平远及定边、合道、石昌等寨，都监内殿崇班閤门祗侯开封赵士隆、龙卫右第三军都指挥使梧州刺史杜澄死焉。振引兵由别道力战，抵平远寨，夺取井泉，七日夜，率敢死士破围，斩首数千级，而诸将救他寨亦尽力，贼势不敌，乞兵于赵德明，德明守境不应，乃请和，西边以平。振，归信人也。

赵振本传载振事差详，诸将救他寨及贼求援于夏人并略。今取振子珣所为《聚米图经》注附益之，庶知羌乱始末。振本传及《图经》并称救平远寨，而《实录》乃云救洪德寨。《王博文传》：『属羌撒逋渴以族帐数叛，既又寇原州柳泉镇、环州鸽泉寨，梧州刺史杜澄、内殿崇班赵世隆战没。』寨名又与此不同，当考。

辛丑，诏：『环州蕃部内附前后以万计，宜给土田处之，仍戒边吏自今毋得妄纳降者。』丙午，诏陕西边户为羌所扰者蠲秋租，复役二年，从安抚使范雍之请也。丙辰，赐泾原、环庆路曾经战守诸军缗钱有差。

八月乙亥，贬泾原路左钤辖、左骐骥使、惠州团练使、入内副都知周文质为右率府率、衡州安置，泾原路部署王谦、钤辖史崇信并免劾差替，知渭州马洵美罚铜三十斤，移别州。先是，遣太常博士张仲宣、右侍禁閤门祗侯丁保衡就陕州鞫文质等，狱具，有司断文质当徒二年半，公罚当减，赎铜四十斤，特命窜责之。

九月，马军都虞候、端州防御使康继英为泾原路副都部署，兼知渭州。继英以戎人虽内附而终蓄奸谋，乃大索其尝反覆者，悉荡除之，由是名震西边。范雍还自陕西，言：『蕃部因罪罚羊者，旧皆输五百，比责使出羊，而蕃部苦之。自今请复令输钱。其罪轻者，约以汉法赎铜。』从之。庚寅，右率府率、衡州安置周文质除名、白州编管，环庆路钤辖、内园使、荣州刺史、内殿押班王怀信除名、连州编管。文质既远贬，而内侍张怀德又以大板寨拥兵玩寇之状闻，故与怀信再加窜绌。

桂阳蛮猺之叛

庆历三年九月丁丑，湖南转运言：桂阳监蛮猺内寇。蛮猺者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行千余里[8]，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猺人。初，有吉州人黄捉鬼，与其兄弟数人皆习蛮法，往来常宁，出入溪洞，诱蛮众数千人盗贩盐，杀官军，逃匿峒中。既招出而杀之，又徙山下它处。至是，其党遂合五千人出桂阳蓝山县华阴峒，害巡检李延祚、潭州都监张克明，诏发兵捕击之。

按：欧阳修明年三月疏，余靖明年五月疏。杀黄捉鬼，乃提刑邵饰、知衡州陈执方也。

十月乙未朔，右谏议大夫、知江宁府刘沆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潭州，经制蛮事。戊申，知岳州杨畋提点荆湖南路刑狱。时方攻讨蛮猺，命畋督之。

十二月乙巳，桂阳监言：猺贼九百余人复寇边。湖南攻讨蛮猺，久之不克。己酉，诏转运司郭辅之等，如未能以兵剪除，即便招抚之。杨畋至湖南，乃募才勇深入峒讨击。然南方久不识兵。士卒多畏慑，及战孤浆峒，前军却[9]，大兵悉溃。畋踣岩下，藉浅草得不死，卒厉众平六峒。

杨畋兵败孤浆峒，不得其时，此见本传附见。招抚后或因畋兵败，遂命辅之招抚也。当考。卒厉众平六峒，当是四年冬末五年春初事。

四年正月丁亥，金部员外郎周陵为司勋员外郎、荆湖南路转运按察使[10]。蛮猺未平，更命陵往治也。

三月乙丑，以殿中侍御史会稽王丝为荊湖南路体量安抚、提举捉贼。

甲戌，赐湖南路捕击山猺军士缗钱，仍遣内侍赍手诏体量捉杀次第以闻。谏官欧阳修言：『臣风闻湖南蛮贼近日渐炽，杀戮官吏，锋不可当，虽差杨畋锐于讨击，与郭辅之异议，不肯招降。又王丝去时，朝廷亦别无处分，虑丝到彼，与畋同谋。盖蛮贼止可招携，卒难剪扑，而畋等急于展效，恐失事机。今深入而攻，则山林险恶，巢穴深远，议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击之，则未见其利。盖以蛮所在依山，在衡、永、道州、桂阳监之间，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军守于东，则彼出于西；若官军守于南，则彼出于北；四面尽守，则用兵太多；分而邀之，则兵寡易败。此进退未有可击之便也。今正蛮已为邓和尚、黄捉鬼兄弟所诱，其余山民莫猺之类，亦皆自起而为盗窃。闻常宁一县殆无平民，大小之盗一二百火。推其致死之因，莫猺之俗，衣服、言语，一类正蛮。黄、郑初起之时，捕贼官吏急于讨击，逢蛮便杀，屡杀平人，遂致莫猺惊惶。以此言之，则本无为盗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诸盗肯降，必须先得黄、邓。昨邵饰等初招黄捉鬼之时，失其恩信，致彼惊逃，寻捕获之，断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邓和尚等若指前事为戒，计其未必肯降。如云且招，终恐难得，必须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动之恩。若得黄、邓先降，其余指挥可定。』修又言：『臣风闻杨畋近与蛮贼斗敌，杀得七八十人首级。仍闻入彼巢穴，夺其粮储，挫贼之锋，增我士气。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谋虑事机，宜思久远。窃恐上下之心急于平贼，闻此小捷，便谓兵胜，不能镇静，外示轻脱。其间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赏，一曰谓其可杀更不肯招。苟如此，则计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云云。今于未了之间便行厚赏，则诸处巡检、捕盗官等见畋获赏，争杀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战得功，坚执不招之议，朝廷亦恃畋小胜，更无招辑之心，上下失谋，必成大患。其杨畋等，伏乞且降勅书奖谕，授与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赏。』

五月，余靖言：『闻蛮贼黄捉鬼等诣衡州请降，知州陈执方既已纳之，寻差役官就驿勘问，贼惊走，因捕杀之。至于余党，虽欲归降，怀疑不信，此皆中外措置乖错之所致也云云。亦当追罪执方，乃能招抚。』

六月丁酉，降勅榜下知潭州刘沆招谕桂阳监蛮贼，有来首身者，并与等第推恩。

九月丙子，殿中侍御史、荆湖南路体量安抚王丝为侍御史、广南东路转运按察使兼本路安抚。丝在湖南凡十月，蛮既衰息，乃徙广东。

十月，知潭州刘沆大发兵，以勅榜至桂阳监，招降叛蛮二千余人，使散居所部。癸丑，以蛮首邓文志、黄文晟、黄士元并为三班借职。

十一月，谏官余靖言：『臣窃闻湖南贼人首领黄四、邓和尚等各已归降，又闻奏蛮首千余人打劫宜章县，放火杀掠者。臣初以湖南州军山险之处即是蛮獠，譬如蜂蚁，若就巢穴安其棲息，不生惊扰，必不肆毒于人。其间蛮人亦有不曾作过，一例遭官军就居处杀戮，必然怀恨，未肯归降。伏缘自古招抚山贼，必先恩信，如治乱绳，缓乃可解。今杨畋锐于杀伐，蛮人必不相信。臣累曾奏陈，乞抽回杨畋，乃能令蛮贼尽类归降，未蒙朝廷指挥，必是大臣曾与保任，所以不肯移易。虽畋曾经边任[11]，身耐劳苦，与招抚蛮贼事体了不相同，但移杨畋却与近边差遣，别以恩招抚蛮贼，使其降附，不可恐畋之怨而不忧贼之疑而不降也（邓文志、黄文晟、黄士元当是黄四、邓和尚）。

五年二月己亥，提点荆湖南路刑狱、殿中丞杨畋为太常博士，赐五品服，前转运使、司勋员外郎周陵、同提点刑狱、内殿承制、閤门祗侯王翌降勅书奖谕，并以招降蛮寇有劳也。癸丑，桂阳监言：黄捉鬼余党唐和尚复内寇。

三月癸未，诏荆湖南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司应蛮事申覆不及者，听便宜从事。

八月，唐、邓等州都巡检使、礼宾副使宋吉为荆湖南路捉杀蛮贼。

九月丁酉，湖南安抚使刘沆言：『与提点刑狱杨畋等八路人讨蛮猺，破荡挑、油平、能家等处巢穴。广勇副都头夏吉等四十八人、诸军十将至长行兵八百八人，各捕首级有差，请递迁一资，仍加支赐。』从之。其应募进士区有邻等十四人，并录以官。

十月戊寅，诏：『如闻湖南猺贼余党欲降，其令本路罢出兵攻讨，及告谕逃者复归旧处，仍令州县抚存之。』时唐和尚等犹未就执也。

十二月。先是，桂阳监蛮猺唐和尚等复入寇，与礼宾副使胡元、右侍禁赵鼎、三班差使殿侍王孝先战于蓝山县华阴洞口，元等死之。庚申，以右谏议大夫刘夔为龙图阁直学士、荆湖南路安抚使、知潭州。壬戌，降知潭州、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刘沆知鄂州，提点刑狱、太常博士杨畋知太平州。癸酉，新知潭州刘夔言：『唐和尚等比经胡元败后，益聚众生，疑恐转为边患。乞降空头宣命十道，欲招安，与捕逐处溪洞首领。』从之。戊寅，开封府判官、祠部员外郎益都周沆为荆湖南路转运使，代周陵也。

六年正月丙申，诏道州、桂阳监猺贼未息[12]，权置都巡检使一员。

二月，周沆言：『蛮猺骤胜方骄，未易怀服，宜须秋冬进兵。蛮地险气恶，其人骁悍，善用铤盾，北军不能与之角。请选邕、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习其技艺者三千捣巢穴，余兵络山足，出则猎之。俟其势穷力屈，然后招抚。』朝廷用其策，卒平蛮寇。

三月丙戌，诏：『荆湖南路钤辖、宫苑使蒋偕令特选经制蛮猺事宜，其务宣布恩信，以招怀之。若犹拒命，即出兵掩捕，毋得过行威虐。』

四月壬申，以湖南都监、供备库副使宋守信兼知桂阳监，候猺贼平乃罢。

五月乙酉，知潭州刘夔言：击败唐和尚于银江原。夔初至，遣人谕蛮酋使降，不从，乃出讨之。唐既败，遂进破其巢穴，蛮远遁去。

十月乙巳，户部判官、祠部郎中崔峄为荆湖南路体量安抚。壬戌，湖南转运使周沆言：『指使辛景贤招降道州蛮党五十二户、二百九十五人。』诏其首领以次补授官职，仍令所部常抚存之。辛未，知桂阳监宋守信言：『猺贼啸聚千余众，为盗五六年，卒不能克者，朝廷不许穷讨故也。今衡州监酒黄士元颇知溪峒事，愿得敢战士千人引路，上下二百，优给金帛，使之捕逐，并令钤辖亓赞等合力以进。彼既势穷，必将欵附。』诏用其策，大发兵讨之。

十一月癸未，广南转运司言：『湖南猺贼千余人寇英、韶州界。』朝廷既用宋守信策，大发兵讨猺贼，贼遁入郴州黄奔山，由赵峒转徙英、韶州界，依山自保，时出抄掠。丁亥，上谓辅臣曰：『猺贼侵扰州县，官兵多暴露之苦。其密谕主将，务加安恤。』

七年正月，崔峄言：『太常博士杨畋常战孤浆峒下，人乐为用。今欲殄贼，非畋不可。』乃换东染院使、荆湖南路钤辖。

五月丁亥，广南东、西路转运司傅惟几、高易简等言：『猺贼唐和尚愿贷粮米居保峒中，请勅荊湖南路钤辖杨畋趣赴连、韶州山下，共告谕之，使以兵械输官，质其亲属，仍请补为峒主。先给告下转运司。』皆从其请。己丑，补唐和尚、盘知谅、房承映、承秦、文运等并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充峒主。知谅等，和尚党也。畋曰：『贼剽掠湖广七年，所杀不可胜计。今使抱资粮据洞山穴，其势必不久复乱。欲招贼出峒而赋以田。』与转运使异议，不听。明年，贼果复出阳山，畋即领众趋岭外，涉夏秋，凡十九战，乃溃。十一月壬午，湖南猺賊平。

校勘记

[1]癸巳原本作『辛卯』，据《长编》卷一四一改。

[2]系之原本作『久之』，据《长编》卷一四一改。

[3]朝廷此二字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四二补。

[4]讲求御贼之策原本『讲』字上衍一『御』字，据《长编》卷一四二删。

[5]通判原本脱『判』字，据《长编》卷一四三补。

[6]三年原本作『二年』，据《长编》卷一○三改。

[7]陷蕃原本『蕃』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三补。

[8]贺韶原本作『贺诏』，据《长编》卷一四三改。

[9]前军却原本『却』后有一墨丁，据《长编》卷一四五删。

[10]按察使原本作『按察司』，据《长编》卷一四六改。

[11]畋原本作『略』，据《长编》卷一五三改。

[12]未息原本『息』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五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