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河图”二字先见于《尚书·顾命》之后，至北宋刘牧之前人们皆以“河图”为祥瑞，视其内容为文字或地图。到了刘牧之时，则以孔子“天何言哉”为由，否定“河图”原本传说的内容，以黑白点数画出了《河图》与《洛书》。两宋间人朱震于《周易图》（即《汉上易传卦图》）中列出了刘牧的《河图》与经李觏合二为一的《洛书》，杨甲亦于《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中抄录了朱震所列的《河图》与《洛书》。此间凡引用黑白点数图书解说《易传·系辞》“天地十数”或“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者，皆以九数为《河图》，十数为《洛书》。既是朱熹之前，无有以十数为《河图》，九数为《洛书》者。

朱熹、蔡元定著《易学启蒙》，书中易置了李觏删定的刘牧图书，以十数为《河图》，九数为《洛书》。辩说《河图》原本就是十数，《洛书》原本就是九数，责怪刘牧“臆见”，易置了图书“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其实，刘牧的《洛书》有“生数”与“成数”两幅图，是经李觏合为一幅。显而易见，是朱熹、蔡元定易置了刘牧及李觏的图书。

《易学启蒙》有“旧图”与“新图”之分。今见《四库全书·御纂周易折中·易学启蒙》中的易图是“新图”，而其“旧图”则被朱熹弟子列于《原本周易本义》之首。“旧图”与“新图”中皆列有《河图》与《洛书》。下图即今见列于《周易本义》卷首的《河图》、《洛书》。

朱熹以十数为《河图》的根本理由，是因为《易传·系辞》中有“天地十数”之说，“此一节，夫子所以发明《河图》之数也”。而《系辞》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是“泛言圣人作《易》作《范》，其原皆出于天之意”，不能否定《河图》、《洛书》与《周易》的关系。

前人一般以为“河图”出于伏羲之世，而“洛书”是大禹治水时“神龟负书出于洛水”。刘牧则说图书皆并时出于伏羲之世。朱熹、蔡元定则说“伏羲但据《河图》以作《易》，则不必豫见《洛书》，而已逆与之合矣。大禹但据《洛书》以作《范》，则不必追考《河图》，而已暗与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诚以此理之外，无复他理故也。”可见，朱熹易置图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其“理学”服务。要使得“河图”与“易大传”联系起来，就必然以天地十数为“河图”，如此方是“天之意”，方会“此理之外，无复他理”。

然而，朱熹考证十数为“河图”的证据，却多是站不住脚或自相矛盾的。一是引伪《孔传》伏羲则“河图”之文以画八卦说及《汉书》刘歆“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之，八卦是也”之说，汉人以“河图”为“文”，无有以其为黑白点数者，与朱熹十数黑白点《河图》无关；一是引伪《关子明易传》说，而朱熹已说“《关子明易》、《麻衣易》皆是伪书”（《朱子语类》，以下引用同出本书）；一是引《大戴礼》“郑玄注云法龟文也”，然而郑玄并没有注《大戴礼》，其注为北周卢辨为之；一是引邵雍“图圆书方”之说，然而张行成已说“河图无十”为圆，“洛书有十”为方。

《易学启蒙》推“圣人则之”图书画卦，曰：“河图之虚五与十者，太极也。奇数二十，偶数二十者，两仪也。以一二三四为天，六七八九为地，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离坎，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巽艮者，八卦也。……洛书而虚其中，则亦太极也。奇偶各居二十，则亦两仪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纵横十五而互为七八九六，则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为乾坤离坎，四隅之偏，以为兑震巽艮，则亦八卦也。”

然而，从朱熹“伏羲画卦皆是自然，不曾用些子心思智虑”、“方伏羲画卦时只有奇偶之画，何尝有许多说话”、“伏羲当时偶然见得一是阳，二是阴，从而画放那里”之说中可知，他的一贯主张是：圣人据一奇一偶而画八卦。至于信有河洛图书，则是“所谓仰观俯察近取远取，安知河图非其中之一事耶”、“则虽未必便是真图，然于象数本原亦当略见意味，有欢喜处”、“不敢不信者，正以其义理不悖而证验不差尔”。

待到朱熹晚年似有所反省，曰：“河图洛书于八卦九章无相著，不知如何？”又曰：“而自今观之，如论河图洛书，亦未免有剩语。”由此可见，《易学启蒙》并非一部严肃的易学著作。虽曰“近又尝编一小书，略论象数梗概。窃自谓学易而有意于象数之说者，于此不可不知，外此则不必知也”，然其所论亦自与平日所谈相互矛盾，“外此”则须知也。

自朱熹把十数《河图》与九数《洛书》列入《周易本义》与《易学启蒙》之后，特别是于明清两代，因其立于学官的地位影响，学易说“河洛”图书者大都宗之，而很少有人再提起刘牧的“河洛”图书。

前几年，有几位大学里的学者声称“破译了河图洛书的千古之谜”。他们所指的“河图”与“洛书”，却都是朱熹于书中所列出的《河图》与《洛书》，仅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尽管说“不知者不怪”，然而由此事可以看出，对易图的基础研究的确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思考题：

1朱熹为什么要易置刘牧和李觏的“河洛”图书？

2《易学启蒙》“本图书”一篇为何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