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祗能說是由於興趣的關係，對於文獻叢刊的每一本書，至少我都通讀過三遍以上；有時，甚而至於整日伏案校對。在我前此所校讀過的文獻叢刊中間，這本藍鼎元著的東征集，可說是我最為「欣賞」的。因此，不惜「畫蛇添足」來寫這篇後記。

按東征集一書，是清康熙六十年臺灣朱一貴事變時藍鼎元從統帥藍廷珍運籌帷幄時所著；書中的言論見解，與其說是藍廷珍的，毋寧視為藍鼎元的。因此，我的後記，有些地方，亦即視藍鼎元作藍廷珍。

我「欣賞」東征集並非因為這本書在「文獻」上有何特殊價值，這是歷史或考據方面的事情。我是佩服二百三十餘年前著者識見的遠大，使二百三十餘年後的讀者看來，猶有親切之感。至其文字的曉暢明達，絕無斗方名士舞文弄墨的積習，猶其餘事。王者輔謂：『古人原未嘗有意為文，說理談事如家常告語，其胸中有惻隱羞惡，真性情流露行墨間，則為至文。今人雕肝琢腎，句造字錘，有藻繪而無義理，有浮華而無神氣……』；藍著則『詞不尚浮夸，而論切乎人情物理』。乃屬至論。

以下試按原書次序，就其內容擇要一言我的「讀後感」。

（一）朱一貴事變一經發生，著者聞變上書滿制府，主張『當即命將出師，星夜進討』，毋俟『奏報請旨』；同時又請制府『疾驅南下，駐劄廈門』，督師籌餉。且謂『棨戟一臨』，『群疑自息』；『願執事假某水陸萬軍、舳艫三四百艘，請乘長風破千里浪，為執事一鼓平之』。成竹在胸，氣象萬千；『七日平臺』，豈偶然哉！制府原令『統兵向南路打狗港攻入臺灣』，他則『以為宜聚兵中路，直攻鹿耳門』；又他一到臺灣，未得施提軍之許可，即已『大書文告』，『止殲巨魁數人，餘反側皆令自新，勿有所問』。凡此，在軍事行動上，其人如無相當的見識與擔當，都是不易做到的。

（二）一言其料事的正確。其『檄外委守備陳章撫擒逸賊』謂：陳福壽、劉國基、薛菊等『大抵在九姜、阿猴林左右，不然則在大崑麓以下，極遠不過郎嬌』；『遣諜蹤跡，無不得者』。『果在郎嬌招撫劉國基、薛菊，又在觀音山招撫陳福壽，不出兩月，先後俱到』。其『檄南路營進兵阿猴林』謂：『接訪事差弁密報，阿猴林有賊數百人，在彼豎旗作孽，系偽國公江國論為首』；但他認為『安所得數百人而附之』？『當日發兵勦捕，果無見賊，止是繫旗林木中，而江國論……遁回北路，亦即就撫』。諸如此類，隨處可見，未遑枚舉。最可稱道的，是『料三林逸賊逃歸內地請移廣省擒捕』一事。蓋有『內山餘孽，從三林港焚汛奪舟，逸入於海』；『經遣水師弁兵飛駕哨船分南北二洋追捕，杳無蹤跡。茲聞其逃入內地，在青水溝劫坐商船，至銅山洋面又奪坐小漁舟，舍商船去』。他乃斷定『銅洋換舟，賊不在遠；其歸宿必於潮界，大抵於樟林、東隴、鴻溝、澄海之間棄舟登岸，決然而無疑者』。故『請移檄廣東督撫會潮州鎮道府縣密行各鄉社查緝』；而果『於各家臥榻內逐一繫來』，計『獲劉國華、邱阿路等五十七人』。『此等心思，豈人所及。古稱料敵如神，不是過也』。

（三）一言其處事的精細。其『檄下加冬李守戎』文，謂『閱諸羅令申文』，『據鄉保長廖督等稟稱：賊廬五間，內積米糧百餘石，……傳令焚燒』；進而追問：『所稱賊廬五間，是否新造？抑系久居於此？每廬深廣幾丈尺？能容人眾幾何？鍋灶幾何？碗箸食飲之具可供幾人？廬中糧食實在屯積多少？是粟是米？果否一盡焚燒？抑或兵丁鄉壯尚有取攜而去？……』，乃著『逐一開明備細，據實報知』。蓋欲『因此以卜賊人多寡出沒之數』，非於部屬有所苛求也。再如『檄淡水謝守戎』文，囑該弁羅致『能通番語』之大雞籠社夥長許略等四人，『待以優禮，資其行李餱種之具，俾往山後採探，有無匪類屯藏巖阿，窮極幽遐，周遊遍歷』；『更選能繪畫者與之偕行，凡所經歷山川疆境』，一一為之圖誌。『自淡水出門，十里至某處，二十里至某處，水陸程途，詳紀圖上，至蛤仔難接卑南覓而止。百里、千里，無得間斷，某處、某社、某山、某番，平原曠野，山窩窟穴，悉皆寫其情狀，註其名色。使臺灣後山千里幅員，一齊收入畫圖中，披覽之下，瞭如身歷』。『重賞酬勳』，『無所吝焉』。由上二事，足見其他。

（四）一言其負責與敢言。其『復制軍論築城書』，制軍命令築城『但住官兵，不用議及民居』，他則復稱：『設兵原以衛民，……似未可但護兵丁，而置其餘于度外』；『雖不能多及民居，亦當合文武衙署、倉庫、監房包裹在內，乃可戰可守，可以言城』。他『與制軍再論築城書』，說得更加透澈：『夫設兵本以衛民，兵在城內，民在城外，彼蚩蚩者不知居重馭輕之意，謂出力築城衛兵，而置室家婦子於外，以當蹂躪，……論理宜包羅民居為是』。『憲諭以挖濠之土，不灰不磚，而成五尺厚、二丈高之牆』；他則認為如此『萬萬不能牢固』。又憲諭『內外兩重植立，以沙土實其中，復用厚板蓋頂』：他則認為：如此『所需之木，何啻山積，雖暫時亦堪守禦，而歷久終歸朽蠹』，惟有『沙灰土三合築牆之寨，此則可行』。他說『不為則已，為則必要于固』，『不可苟且塗飾』。又說：『權宜而用土木，偷安止在目前，勞民傷財，不能經久』。他像這樣頂撞制軍的話，每每有之；尤可注意的，是『復制軍遷民劃界書』。『憲檄臺鳳諸三縣山中居民，盡行驅逐，房屋盡行拆毀，各山口俱用巨木塞斷，不許一人出入。山外以十里為界，凡附山十里內民家，俱令遷移他處；田地俱置荒蕪。自北路起，至南路止，築土牆高五、六尺，深挖濠塹，永為定界。越界者以盜賊論。如此則奸民無窩頓之處，而野番不能出為害矣』。此一『憲諭』，真是『食肉者流』想入非非的『天方夜譚』；他乃『層層剝入，步步逼緊，直令一辭莫措』，洵非易事。如果換一『但知奉命惟謹、不惜從中漁利』之人，執行起來，遺害之深，豈堪設想。其『論舊兵停餉撤回內地書』，憲檄以舊兵『二千餘名，糜餉不貲，且昔日在臺，……不能效死，靦為賊民，宜一切革去名糧，逐回內地。見今冬餉，即為停止』。他竟『封還憲檄』，並請『再為熟思』。其『論征臺壯丁停餉歸農書』，亦『淋漓暢快，足令當局者通身汗下』。其『請班師書』，居然敢請制軍『將前後密差在臺採訪弁員，悉為撤回；一切地方事宜，惟臺道府縣是問』。他說：『彼職司民社，擔負在肩，治亂安危，事關切己，未必皆視隔膜，不如差弁之盡心。且平日讀書明理，閱歷世務，未必俱皆暗昧，不如差弁之聰明。……竊謂鷹犬止可以獵狐兔，不宜他有所用。勿論此輩把持不定，利欲薰心，所言未必皆實；即使矢念不欺，難保其不為人欺』。真是慨乎言之。

總而言之，著者的見解是「高人一等」的。如時方盛議『劃界避番』，他則主張『以殺止殺，以番和番；征之使畏，撫之使順』。即其紀遊諸篇，亦有經濟存乎其間，絕非一般消閒之作。

周憲文於惜餘書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