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滋溪文稿三十卷，元苏天爵着。

苏天爵（一二九四—一三五二），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其先世当金末曾一度徙河南，金亡后返里，「居久之，遂以赀雄其乡」。曾祖苏诚，继承先业，「时郡邑新立，无知学者，独能教其子，为乡人先」。祖苏荣祖，「家藏书数百卷，手录校书不倦」。藏书之屋名滋溪书堂，「盖滋水道其南也」。这也正是本书名称的由来。荣祖曾一度监真定税务，不久即辞去。父苏志道（一二六一—一三二○），以吏起家，有能名，曾参与处理江南白云宗狱及岭北行省赈济饥民事件，颇有声誉。官至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从五品）。他「既为时循吏，又好读书」，对书堂加以修葺，「且渐市书益之，又尝因公事至江之南，获万余卷以归」。虞集：真定苏氏先茔碑，见道园学古录卷十四；苏公墓碑，同上书卷十五。宋本：滋溪草堂记，国朝文类卷三十一。苏氏为真定大族，天爵祖先世代为学，藏书万卷，又两代出仕，这样的家庭环境，对他的生活道路有极大的影响。

苏天爵少年时受到其父苏志道的严格教育，并一度师事理学家安熙（一二七○—一三一一），「从学实有年」。袁桷：安先生墓表，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后入国子学读书。他「初为冑子时，科目未行」。[二]元代科举制的实行，始于仁宗延佑二年（一三一五）。苏天爵入国子学，应在延佑元年（一三一四）或稍早，也就是在他二十一岁或更早一些时候。值得指出的是，国子学是元代汉族儒生入仕的一个重要途径。元代国子学招收的对象是贵族、官僚子弟，但是事实上贵族和高级官僚子弟入学者极少，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怯薛怯薛，突厥—蒙古语。原义为轮番宿卫，后成为蒙古大汗禁卫军的专有名称。入元朝后，怯薛成为皇帝身边的执事人员，世代相袭，朝廷大官多由此出身。或荫叙谋取高官，用不着费心苦读。国子学的学生主要是中下级官员的子弟。苏天爵显然就是以父亲的地位得以入学的。国子生要定期考试，国子学内部的考试称为私试，合格者打分。积分达一定标准可以参加贡举考试。元代中期，「岁贡六人。蒙古二，官从六品；色目二，官从七品；汉人二，官从七品」。苏天爵：齐文懿公神道碑，见本书卷九。贡举考试由朝廷派人主持，称为公试。苏天爵在国子学期间，勤奋努力，得到著名学者虞集等人的赏识。延佑四年（一三一七），天爵参加国子学生贡举公试，所作碣石赋「雅驯美丽，考究详实」，为主考官马祖常所激赏，拔为第一。见马祖常文，本书目录后附。因此得以释褐出仕，授大都路蓟州判官（从七品）。时年二十四岁。

苏天爵由国学贡举出仕，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起点，对他后来的发展，关系至大。元代官员的选拔，主要有怯薛、荫叙、吏员出职、国学贡举等途径，后来又有科举。列名怯薛，限于蒙古、色目的贵族、官僚子弟，苏天爵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通过荫叙，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但其父苏志道尚任职，而且其品阶（从五品）荫子，不过从九品，属于最低的品级，往上升迁不易。由吏入官，是当时多数汉族知识分子入仕的主要途径，也正是苏志道走过的道路。但是，这是一条漫长而又坎坷不平的道路，能上升到高品阶的极少。元制吏员为官止于四品。苏志道是有名的能吏，数十年辛勤，南北奔走，终于五品，便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在科举实行前，经由国子学出仕，是汉族知识分子的最好出路。当然，在国子学中也充满了竞争。国子学生员定额四百人，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每年得以出贡的汉族学生不过二人。尽管如此，它仍然提供了可以凭个人努力争取入仕的机会。苏天爵凭入学前的基础，以及入学后的勤奋努力，终于脱颖而出。二十四岁即为七品官，这在元代汉族儒生中是极罕见的，而这也就为他进一步的升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延佑七年（一三二○），苏志道病死，不久其妻亦去世。苏天爵丁内外艰，离职家居守丧。服除，调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一三二四），改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应奉翰林文字。自此历迁翰林修撰、监察御史、肃政廉访使、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集贤侍讲学士、两浙都转运使等二十余职。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农民战争爆发，天完红巾军起自湖北，沿江而下，攻取江东、江西、两浙之地，东南为之震动。次年，元朝政府调苏天爵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从二品），总兵于饶（路治今江西鄱阳）、信（路治今江西上饶）一带。不久，病卒于军中，年五十九。其生平事迹略见元史本传（本书附录已收）。

苏天爵入仕以后，迁转二十余职。其中最受人称道的，是在监察系统中任职时的作为。他曾前后八次在监察系统任职，受人称道的有三次。至顺二年（一三三一）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次年奉命虑囚湖北。元代江南湖北道所辖范围包括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北部，「所统地大以远，其西南诸郡民獠错居，俗素犷悍喜斗争，狱事为最繁」。苏天爵「不畏山溪之阻，瘴毒之所侵加，徧履其地，虽盛暑犹夜篝灯阅文书无少倦」。「事无巨细，必尽心焉」。在当地平反寃狱多起。这次经历后来由黄溍写成苏御史治狱记一文，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五。在士大夫中间博得了普遍的赞誉。在此以前，人们对他的印象是：「泯泯默默，惟沉潜载籍，若他无所能者。」这时才知道他精明干练，长于吏事。陈旅：送苏伯修治书西台诗序，安雅堂集卷五。这次录囚不过数月，同年七月即离任。元统元年（一三三三），苏天爵改监察御史，在官四月，章四十五上。「所劾五人，皆权要所举。所举百有九人，则世臣耆德与一时之名流，而于外官下吏草泽之士有弗遗也」。黄溍：读苏御史奏稿，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二。元朝不设谏官，监察御史兼有匡谏之责，「然居是官者往往致详六察，于匡谏之道则或未尽」。这是由当时的政治状况造成的。监察御史主要由汉人充任，而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汉人在政治上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苏天爵所上章疏，除了劾举之外，还「言当畏天变，奉宗庙，保圣躬，辅圣德，止畋猎，大臣不当增广居第」；陈旅：跋松厅章疏，安雅堂集卷十三；又见本书卷首。「自圣躬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礼文，闾阎幽隐，苟有关乎大体，系乎得失，知无不言」。黄溍：读苏御史奏稿，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二。他能于监察、匡谏两个方面都有所表现，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注意。所上奏疏曾由他自己编为松厅章疏五卷，已佚，但部分已收入本书。

至正五年（一三四五），苏天爵被派充京畿奉使宣抚，出巡京畿（大都周围）地区。奉使宣抚从性质来说也是一项监察工作，但系元朝政府的临时派遣。元顺帝即位后，政治更形混乱，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吏弊未祛，民瘼滋甚」。于是便「遣官分道奉使宣抚」，「询民疾苦，疏涤寃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元史卷四十一顺帝纪四。总的来说这一措施是失败的，奉使者大都不过虚应故事而已，「使者所至，持诉牒遮马首号呼者千百余辈，皆漫不加省，不过即官署一布德音而去」。赵汸：书苏奉使本末后，东山存稿卷五。当时民间歌谣唱道：「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其中也有极少数例外，苏天爵便是一个。他在京畿各地宣抚，「其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这样做反而引起了当权者的猜忌，「竟坐不称职罢归」。元史本传。按，书苏奉使本末后所引兴除、纠劾数不同。

除了上述三次以外，苏天爵还曾任御史台都事、元史本传记天爵于后至元二年（一三三六）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三年迁礼部侍郎。郎中从五品，侍郎正四品，而御史台都事为首领官，正七品。疑有误。淮东道肃政廉访使、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山东道肃政廉访使等职。他还在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和文化教育部门担任过各种职务，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表现。

苏天爵在政治上有一定抱负。他受过理学的严格熏陶，追求的是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平日论治道，必本三代，所谓明道术，正人心，育贤才，兴教化，盖拳拳焉」。赵汸：送江浙参政苏公赴大都路总管序，东山存稿卷二。但他有实际的从政经验，深知法制刑政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提出：「礼乐教化固为治之本，而法制禁令实辅治之具。」乞续编通制，滋溪文稿卷二十六。「国之重者，莫先乎刑」。乞详定鬬殴杀人罪，滋溪文稿卷二十七。本书共收章疏十九篇，其中有半数以上涉及法制刑政问题，可见他的注意所在。元末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苏天爵已经敏锐地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多次指出，苛政暴敛，百姓饥寒，是「盗贼」滋多的原因。「盖犯法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为盗则饥。饥饿之与受刑，均为一死，赊死之与忍饥，祸有迟速，则民之相率而为盗，是岂得已。长民者可不为之深念乎！」所以，既要加强法制刑政，又要选官恤民，减轻赋役。「大抵安民之术，不夺其时，不伤其财，惟禁其为非，而去其为害，则民皆安堵矣」。山东建言三事，滋溪文稿卷二十七。「不夺其时」，是要人民能从事简单的再生产；「不伤其财」，是使人民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祇有在这样的前提下，禁止其「为非」「为害」才能有效，社会才能安定。他还反复强调刑狱寃滥的严重性，指出，「州县官吏辄敢恣意杀人」，「愤怒蕴于人心」，促使社会矛盾激化。因此，必须「恤刑」、「录囚」，使「有不敢生事扰民，罪囚不致寃滥死损」。禁治死损罪囚，滋溪文稿卷二十七。「刑政肃清」，「草窃有不知畏乎！禁治死损罪囚，滋溪文稿卷二十七。他曾多次向统治者提出建议，并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努力把上述想法付诸实现。但是，统治者并不曾认真考虑他的意见（事实上在一个腐朽的官僚统治体系内部也不可能按这些意见去办），他自己的努力犹如杯水车薪，根本不能阻挡元朝政权日益腐化的没落趋势。

苏天爵对元朝统治是极端忠诚的。他不断为元朝统治者歌功颂德，「深仁厚泽，涵育众生」之类言语，在他的文章中反复出现。他认为「中统、至元之治比隆前古」。论不可数赦，滋溪文稿卷二十六。元顺帝统治时期，政治黑暗，人民困苦，苏天爵完全了解这些情况，而且在奏疏中一再言及。但他认为上述严重情况是官吏贪污枉法所致，而天子圣明，「恩泽汪濊，诞洽臣民」。恭书圣德颂后，见本书卷三十。在他看来，元朝是「正统」所在，它取代金、宋，统一全国，是天命所归，完全合理的。苏天爵持这样的政治态度，并非偶然。北方汉族士大夫先后经历金、元两代统治，他们的政治理想，不是强调「夷夏大防」，而是「用夏变夷」；不是反对元朝统治，而是积极劝说、促使元朝统治者接受并推行「汉法」。苏天爵是元代后期位列显要的少数北方汉族士大夫之一，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也有很高的地位。他是北方汉族地主的政治代表人物，在思想上也有代表性。

（二）

苏天爵在国学读书时即以「力学善文」知名，王守诚：国朝文类跋。释褐入仕后仍然「嗜学不厌」。宋本：滋溪书堂记，国朝文类卷三十一。著名学者马祖常赞扬他「读经稽古，文皆有法度，当负斯文之任于十年之后也」。见本书卷首。果然，元朝末年，「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虽老不倦」，元史本传。成为学术界的领袖人物。

从学术渊源来说，苏天爵入国学前受业于安熙，而安熙则是元初北方著名理学家刘因的私淑弟子。安熙教授学生，「入学以居敬为本，读书以经术为先」。默庵先生安君行状，见本书卷二十二。他的言行对苏天爵有很大的影响。入国学后，受业于理学大师吴澄。吴澄是元代南方理学的代表人物。因此，苏天爵笃信理学，时时以倡明理学自命。他曾先后刊印朱熹编伊洛渊源录和辑录许衡「褒封之制、奏对之书及其哀诔之文」为内容的正学编，目的都是为了使学者「知夫学术源流之正」，「知求圣贤之学而学焉，则真儒善治之效可得而致矣」。伊洛渊源录序，见本书卷五；正学编序，见本书卷六。应该指出的是，元代理学门户之见颇盛，陆九渊心学一派受朱学排挤，趋向衰微；在朱学内部，北方许衡、刘因两人门下势同水火，互相攻讦；而南方吴澄也受到许氏弟子的非议，以致不能在国学立足。苏天爵则不为此所囿，他调和许、刘，尊崇吴澄，对陆学亦加肯定，这在当时是难得的。但在理学方面，他并无专门著作，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理学家。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历史学上。

苏天爵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苏天爵从青年时起即有志于著述，并以保存文献为己任。他自就读国子学就「手抄近世诸名公及当代闻人逸士述作，日无倦容」。王守诚：国朝文类跋。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先后编成国朝名臣事略和国朝文类二书。前者以人物为中心，选辑各种资料，所录四十七人，除刘因外，都是元初（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功绩卓著的名臣。刘因得以列名其间，则与苏天爵推崇理学有关。此书仿照南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的体例，但又有所创新。全书采用各种文献达一百三十余种，有不少原书已散佚，赖此书得以保存片段。后来明人修元史，其列传部份，从体例到取材都受名臣事略一书的影响。韩儒林：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事略序，载穹庐集；萧启庆：苏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载元代史新探。后者按文体编录，「乃搜集国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着、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苏天爵选编此书的原则是：「必其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陈旅：国朝文类序。显然，他选编的着眼点是经世致用，以政治标准为主，目的是为编纂当代的历史积累数据。这两种书在元代后期刊行后已博得普遍的赞誉，有人说：「山林晚进得窥国朝文献之盛者，赖此二书而已。」赵汸：书苏参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后，东山存稿卷五。在今天，更是研究有元一代历史者必读的基本典籍。

元朝效法前代的制度，在每位皇帝死后都要修纂实录，此事通常由翰林国史院负责。苏天爵前后二度任职史馆。泰定元年（一三二四）为翰林国史院典籍官，不久迁应奉翰林文字（仍为从七品）。到至顺二年（一三三○）升翰林修撰（从六品），同年迁南台监察御史。这一次在翰林国史院前后长达七年左右。第二次是元统二年（一三三四），由监察御史迁翰林待制（正五品），但不久改中书右司都事。在两次任职翰林国史院期间，他曾先后参预纂修英宗实录和文宗实录。元朝对于实录纂修人选十分重视，与其事者除蒙古重臣外，例选当时有声望的汉人士大夫担任。这既是一种荣誉，又是升迁的机会。苏天爵两度参与其事，足以说明他在当时享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而每次实录的完成，都使他得以晋升官职。

元朝诸帝实录，为明代编纂元史的本纪部分，提供了最基本的素材。实录的编纂，无疑是对历史学作出了贡献。在这里需要对某些史实加以说明。据元史本传，苏天爵在「至顺元年预修武宗实录」，元统二年「预修文宗实录」，历来论述苏氏史学者，均以此为据。如孙克宽：滋溪文稿别记，收在元代汉文化之活动（台湾中华书局一九六八年版）中。萧启庆教授则认为天爵先后预修武宗、文宗、英宗三朝实录，后者不见于本传，但天爵所撰黄清老墓碑中曾提及。萧氏前引文。黄清老墓碑见滋溪文稿卷十三。按，萧氏指出天爵预修英宗实录，为前人所未发，至为可贵。但预修三朝实录之说，仍可商榷。问题出在武宗实录上。至大四年（一三一一），武宗死，仁宗嗣位，即「命翰林国史院纂修先帝实录」。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纪一。主其事者为程巨夫、袁桷、元明善等。元史程巨夫传和元明善传都说皇庆元年（一三一二）修武宗实录。元史卷一百七十二、卷一百八十一。程巨夫的进三朝实录表作于皇庆元年十月，所进三朝实录是顺宗实录一卷、成宗实录五十六卷、武宗实录五十卷。国朝文类卷十六。这一年苏天爵方十九岁，尚未入国学，所以是根本不可能参预修武宗实录的。后来有的记载如赵翼廿二史札记以为武宗实录系元明善和苏天爵合修，所根据的即是元史本传，不足为凭。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九元史条。另据元史本纪中的记载，英宗实录的纂修始于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到文宗至顺元年（一三三○）五月，「翰林国史院修英宗实录成」。足征元史苏天爵传中所说至顺元年预修的不可能是武宗实录而应是英宗实录。苏天爵在黄清老墓碑中说：「英宗一朝大典撰述未终，国有大故，命公与天爵修撰，为成书四十卷。」所谓「国有大故」，系指泰定帝死后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帝位以致兵戎相见而言，这条记载更可以说明天爵确曾预修英宗实录。

实录是元代「国史」修纂的一个部分。「国史」修纂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则是后妃功臣传。此事始于仁宗即位之初（一三一一），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纪一。但问题甚多，进展缓慢，时断时续。顺帝即位（一三三三）初，苏天爵上疏，请修功臣列传。他指出，「史有二体」，即编年与纪传。「近代作为实录，大抵类乎编年，又于诸臣薨卒之下，复为传以系之，所以备二者之体也」。但实录中诸臣列传「事实不见」，需要另修。他强调「网罗」各种数据对修史的重要性；指出作史不能以贵贱为差，主要应看是否有事迹可传，不能止取嘉言嘉行，应该善恶并载，这样才能「为将来之劝」，「无虚美隐恶之讥矣」。见本书卷二十六。这篇奏疏篇幅不长，但集中表达了苏天爵对于修史的一些想法，是很可贵的。在他上疏后不久，后妃功臣传的修撰工作全面展开，显然他的意见是起了作用的。

宋、辽、金三朝的历史，对于元人来说，是近代史。苏天爵一贯注意收集三朝的历史文献，「家藏书万卷，于辽、金逸事，宋代遗文，犹拳拳收购不倦」。赵汸：书赵郡苏公所藏经史遗事后，东山存稿卷五。进入史馆后，「阅近代史籍」，对宋代国史的情况，有详细的了解。曹先生文稿序，见本书卷六。同时还「多知辽、金故事」。王守诚：国朝文类跋。大约就在编纂国朝名臣事略的同时，他还完成了辽金纪年一书。据元史本传说，辽金纪年一书「未及脱稿云」。但此说似非事实。苏天爵的友人吴师道说，辽金纪年和国朝文类、国朝名臣事略二书一起，「遂大行于时」。滋溪书堂诗序，吴师道文集卷一。又宋本说，辽金纪年与国朝名臣事略「皆脱稿」。滋溪书堂记，国朝文类卷三十一。辽金纪年无疑已成书。此外，苏氏的另一位友人赵汸说，天爵「早岁入冑监，登禁林，接诸老儒先生绪言，最为有意斯事（指编撰宋、辽、金三朝历史——引者）。尝取三国史志文集，总其编目于前，而合其编年于后。事之关于治乱存亡者，则疏而间之。题曰：宋辽金三史目录。所以寓公正之准的，肇纂修之权舆也。后虽出入中外，不克他有撰录，而所至访求遗文，考论逸事，未尝少忘。」题三史目录纪年后，东山存稿卷五。按，文中言书名宋辽金三史目录，但标题则作宋辽金三史目录纪年。宋辽金三史目录一书，不见于元史苏天爵传。按照赵汸所说，此书作于苏天爵就读国子学及入翰林国史院时，则与辽金纪年的成书年代相近；而此书的体例，亦采用编年的办法。因此，似可认为，三史目录应在辽金纪年基础上扩编而成；也有可能，纪年就是三史目录的一部分。由于纪年与目录均已散佚，我们祇能作如上的推论。由此可见，苏天爵对宋、辽、金三朝历史，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并有所著述。

与此相关，苏天爵还与友人谢端合作正统论，「辨金、宋正统甚悉，世多传之」。元史卷一百八十二谢端传。此文亦已佚。赵汸曾在虞集处见到苏天爵的「文字一帙」，其中一篇「论帝王统绪之正」，虞集给予很高评价，以为：「论兹事于前代，先儒具有成言。若夫世变不齐，异论蠭起，自非高见远识公万世以为心者，安能明决如是乎！」书苏参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后，东山存稿卷五。这篇针对「世变不齐，异论蠭起」而发的文章，无疑就是正统论。可见当时确曾流传过。萧启庆教授以为国朝文类卷四十五「有谢端撰辽宋金正统一文，大概就是他们合着的正统论」。见前引萧文。按，国朝文类一文作者修端，并非谢端。又，此文已见于王恽玉堂嘉话卷八（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一百），系元初作品，不可能出于谢、苏之手。

纂修辽、金、宋三史，是元朝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屡次提出建议，但因统治者未予重视，一直未能实现。一直到元顺帝时，才得进行。至正三年（一三四三），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时距金亡已一百余年，距宋亡亦已六十多年了。受命主持其事的有名学者欧阳玄、揭傒斯、张起岩等。苏天爵时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未能参预这一学术界的盛事，这对于他来说，一定是觉得十分遗憾的，而当时「论者每为惜之」。赵汸：书赵郡苏公所藏经史遗事后，东山存稿卷五。为此，苏天爵写下了三史质疑一文，寄给欧阳玄作参考。文中对修三朝史必须依据的数据加以评论，对一些重要史实提出自己的看法，还提出修三史时应注意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反映了苏天爵对辽、宋、金史的丰富知识，文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今天的研究者仍有参考价值。

这里顺便谈一下苏天爵与经世大典的关系。元文宗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命奎章阁学士院与翰林国史院「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编成一书。经世大典序录，见国朝文类卷四十。书成后赐名经世大典。这部篇幅浩大的著作，是元代前半期典章制度的总汇，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纂修经世大典的实际负责人是名学者、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前面已说过，虞集是苏天爵在国学的老师，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虞集受命后，立即推荐马祖常等「可共领典」，谢端、苏天爵等「可助撰录」。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传。不少研究者以此为据，断言天爵曾参与大典的纂修工作，如苏振申的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一九八四年版。其实并非如此。首先，据元史本传载，虞集上书后，「帝以尝命修辽、金、宋三史，未见成绩，大典命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赵汸所撰虞公行状亦云，集「移文阁中言：……议未定，而上命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东山存稿卷六。虞集所举均非奎章阁人员。文宗下令「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就是否定了他的建议。当时苏天爵的职务是翰林应奉，当然也就不可能参与其事。其次，如果苏天爵参与修经世大典的话，这是一件大事，其重要性决不下于修实录，元史本传记修实录而不记与修经世大典，是讲不过去的。本传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正好说明他未参与此事。

（三）

滋溪文稿是苏天爵的文集，共收各体诗文三百二十五篇，分三十卷。其中词、赞、铭、诗合为一卷，共十九篇。其余二十九卷是记、序、碑志、行状、制诰、祝文、表笺、祭文、策问、书、读书札记、章疏、题跋等。碑志、行状共十七卷，占全书篇幅一半以上，这样的比重在传世的元代文集中是罕见的。十七卷碑铭、行状共一百八篇，所记人物有大臣、中下级官吏、儒生、妇女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个别例外，他为之作碑传文字的对象全都是汉人和南人。

虞集曾称赞说：「伯修之文，简洁严重，如其为人。」赵汸：书苏参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后。王祎则说苏天爵长于「纪事之文」，为当代其它学者所不及。上苏大参书，王忠文公集卷十三。苏氏的碑传文字，特点是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可以看出作者对当代典章制度的熟习和深厚的史学修养。对于研究有元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来说，苏天爵的碑传文字是必须参考的。以政治方面来说，赵秉温行状中记述了建设大都和立朝仪的经过，吴元珪行状中关于军政的记载，赵伯成碑中有关元初江南人民起义的记录，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史料。以经济方面来说，诸如郭明德碑中关于边境屯田和运输军粮的议论，李守中墓铭中关于河东、两浙盐政的记载，李羽与和洽两人墓碑中有关民间饲养官驼马的记述，等等，都有助于对这些制度的认识。文化方面的内容特别丰富。砚坚、刘因、萧■〈奭斗〉等人的碑传文字，是关于元代北方理学传播的珍贵文献。齐履谦、耶律有尚、孛术鲁翀三碑，留下了元代国学制度的重要数据。马祖常、黄清老、宋褧、傅若金的碑铭，则是这几位代中期著名文学家的翔实的传记，其中记录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也记述了他们的仕途生涯。李衎、李遵道父子是元代享有盛名的画家，他们两人的生平，只有在滋溪文稿中可以找到详尽的记载。还值得提出的是，苏天爵为韩公麟、窦行冲、王彦泽等医学名家所作的碑传，对于了解元代医学的成就和元朝政府对医学的态度很有帮助。总的说来，苏天爵笔下的碑传人物，以元代中、后期居多。他们的言论、行为，很多均是苏天爵亲身见闻，所以记述自然翔实可信。

滋溪文稿中的其它体裁的文字，如奏疏、记、序、读书札记、题跋等，都有程度不等的史料和学术价值。其中奏疏二卷，涉及顺帝朝初期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灾异建白十事、山东建言三事等文，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从而显示了元末全国农民战争爆发的必然性；乞续编通制、建言刑狱五事、乞详定斗殴杀人罪、乞差官录囚等篇，提供了许多有关元代法制和刑狱的资料；而修功臣列传一文，使我们对元代国史的修撰情况有所了解。记、序、题跋中也有许多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内容。例如，新升徐州路记叙述了徐州升路的背景：适应镇压羣众武装暴动的需要；跋延佑二年廷对拟进贴黄后、书泰定廷试策题稿后二文，有助于了解科举制度的实施情况。文稿中的读书札记祇有两篇，一篇是三史质疑，系苏天爵为纂修辽、金、宋三史而作，已见前述。另一篇是读诗疑问，系苏天爵三十四岁时读朱熹诗集传、吕祖谦读诗记有所疑而作，对于研究诗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清人修四库全书总目，在介绍滋溪文稿时说：「其波澜意度，往往出入于欧、苏，突过其师（指安熙——引者）远甚。至其序事之作，详明典核，尤有法度。集中碑版几至百有余篇，于元代制度人物，史传阙略者，多可藉以考见。元史本传称其身任一代文献之寄，亦非溢美。」见该书卷一百六十七集部别集类二十。完全可以说，滋溪文稿是研究元代历史的必读的基本文献之一。在元代众多的私家文集中，它是公认的比较重要的一种。

文稿赵汸序云：「滋溪文稿三十卷，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赵郡苏公之文，前进士永嘉高明、临川葛元哲为属掾时所类次也。」赵汸字子常，徽州休宁人，元末著名经学家。他的文集东山存稿中有多篇文字提到了苏天爵，说明二人有较密切的交往。高明，字则诚，温州瑞安人。温州古称永嘉，故赵汸以永嘉为其籍贯。至正五年进士，南戱琵琶记的作者。葛元哲，字廷哲，江西抚州金溪人。抚州古称临川。至正八年进士。按苏天爵曾两度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一在至正八、九年，一在至正十二年。葛元哲任江浙省掾是至正八年的事，赵汸：书苏奉使本末后，东山存稿卷五。赵汸作序的时间是至正十一年十一月，因而文集的编定祇能在苏天爵第一次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时，即至正八、九年间，而不能在第二次出任时。但需要指出的是，文稿收录了苏天爵在至正九年以后写的文章，时间最晚是辛卯（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秋七月，距赵汸作序不过四个月。跋丘侯送行序后，滋溪文稿卷三十。据此，我们可以说，滋溪文稿三十卷在至正八、九年间，由高明、葛元哲大体编成，后来有所增补，大概在至正十一年十一月赵汸作序前，才最后定稿。

在滋溪文稿目录后有文四篇。前两篇分别为马祖常、陈旅作，无题。第三篇是祝蕃所作像赞，第四篇是商企翁所作画像赞。关于马、陈二文应作一点说明。马祖常文一开始说：「右苏君伯修杂着。」显然是为苏天爵文集所作的跋。但马文作于至顺元年（一三三○），距滋溪文稿成书还有二十年，元代有不少文人立意著作，随时请一些名家为自己的部分诗文作序跋，待最后成书时一并收入，这是习见不鲜的事。例如，名诗人乃贤的金台集所收诗篇以至正四年到至正十年所作居多，成书应在至正十一年以后，但所收序跋有好几篇均作于至正四年以前。严格地说，马祖常此文是为苏天爵部分诗文所作跋，当时可能连文集的名称都没有定下来，故祇称「杂着」。陈旅文又见于他的文集安雅堂集卷十三，题为跋松厅章疏。松厅章疏是苏天爵任监察御史时所上章疏的汇编，部分内容收入文稿卷二十六、二十七。故文稿编定时将陈旅的有关跋文一并收入。

滋溪文稿成书后曾于元末刻印，现存有元刻本卷二十五至卷三十。原系缪氏艺风堂藏书，藏园羣书经眼录卷十五集部四。后归北京图书馆。明、清二代一直没有重刻，祇有钞本流传。进入民国以后，张钧衡辑适园丛书，将滋溪文稿收入第六集，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出版。徐世昌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也将文稿刊印出版。这就是比较通行的适园丛书本和徐氏退耕堂刻本。

适园丛书本以钞本为底本，其中部分曾用元刻残本校过。据张钧衡跋，所用校本系「元大字本后六卷残帙」。应即缪氏艺风堂藏本。但北京图书馆所藏残本祇有五卷，即卷二十六至三十。书中许多蒙古色目人名、氏族名、职官名经过窜改，如「达噜噶齐拉拜」（原作「达鲁花赤老孛」）赵文昭公行状，见滋溪文稿卷二十二。，「哈喇娄准台氏」（原作「哈儿柳温台氏」、「哈巴尔图」（原作「哈八秃）、「玛穆特」（原作「马马其」）长葛县君张氏墓志铭，见滋溪文稿卷二十一。。文稿卷二十三王宪穆公行状还出现了一人二名的情况。前面作「哈达布哈」，隔了两行，却出现了「哈塔不花」，查勘其它钞本、刻本，前面的「哈达布哈」亦作「哈塔不花」，适园丛书本显然是窜改时过于粗心，以致同一人名一改一未改，给读者增添了疑惑。同卷中书左丞王公行状也有同样的情况，前面作「阿噜威氏」，一行以后则作「阿鲁浑氏」。「阿鲁浑氏」是元代通行的译名，而「阿噜威氏」则是清人窜改的结果。这种任意窜改人名、氏族名和职官名的做法，是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所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查勘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中的滋溪文稿，适园丛书本中的窜改多数可以找到，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例如，前面所举「哈达布哈」、「哈塔不花」一名异译，在四库全书本中都作哈陶布哈；又「阿噜威」、「阿鲁浑」一名异译，在四库全书本中都作「谔尔根」。总的来看，适园丛书本源自四库本，是没有问题的。其中某些译名不一致，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四库全书曾不止一次修改，适园丛书所据是其中某次修改本，与文渊阁本有出入。另一种可能，则是适园丛书所据底本从四库全书钞出，但又作过某些修改。

适园丛书本除了任意改窜人名、氏族名和职官名外，脱漏错讹之多，令人吃惊。经我们查勘，几近六百处。脱漏最多的是赵忠敏公神道碑（卷十），计三百九十七字。其它如高文贞公神道碑（卷十一），脱十九字；程府君墓碑（卷十八），脱十六字；治书侍御史韩公神道碑，铭文脱十六字。至于脱一、二字者，则比比皆是。因错讹造成文义相反或不可解之处，也有多起。如灾异建白十事（卷二十六）中云：「今朝廷设官罔有上下之别」，便令人无法理解。元朝和其它朝代一样，等级森严，设官怎么能没有（「罔」）上下之别呢？查元刊本残卷，原来「罔」系「固」之误。一字之差，意义全然不同。又如，李侯墓碑（卷十八）中云：「民有亲丧久不葬者，盖始则疑阴阳休咎之说，土俗因而不改。」既「疑」为何「久不葬」？查其它诸本，「疑」系「泥」之误，意义也正好相反。至于人名、地名、年月之误，为数更多，就不再举例了。

徐刻本的底本，是张之洞家旧藏的明钞本，并用「他家写本，及元刻残本、四库全书本」加以校勘而成的。见徐世昌所作序。徐世昌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统，他之所以有兴趣刊印此书，大概是受了新元史作者柯绍忞的影响。徐、柯二人系同年进士，徐曾为新元史作序并为之刊行，此明写本也是因柯绍忞的关系从张之洞家买得的。从刻本来看，徐氏依据的底本是不错的。例如上面所说适园丛书本几处大的文字脱漏，在徐刻本中都没有出现。但为徐氏任校勘之责的人似乎并不认真，此本错误亦复不少。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曾以李木斋（李盛铎）所藏明钞本加以校勘，凡订正九百八十字。傅氏校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徐刻本的错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明文义任意改动。如常州路新修庙学记（卷三）云：「中唐左墄，悉用玉石。」徐本改「唐」为「堂」。按，「唐」有道路之义，尔雅释宫：「庙中路谓之唐。」将「唐」改为「堂」，是改错了。（适园丛书本亦作「堂」）。又如，萧贞敏公墓铭（卷八）中引萧■〈奭斗〉云：「某蚤事文墨，见一时高才绝足趋事功者，效之不能，是以安于田亩，读书为事。」适园丛书本改「绝足」为「捷足」。按，「绝足」指千里马，用作譬喻杰出的人才，与「高才」同义。改为「捷足」，反而不可解了。徐刻本则作「绝足」，但改「事功」为「事公」，同样是错误的。「事功」指事业、功绩。萧■〈奭斗〉的意思是说，当时的才智之士都追求做一番事业，自己不能效法他们，安于田亩读书为事。如果改为「事公」——事奉公上，意思就讲不通了。同一墓碑云：「考讳瑜，才而略，金季转徙陕、洛之郊，屡佐戎幕，活人有功，终京兆路总管府经历。」徐刻本改「金季」为「宋季」，误。「陕、洛之郊」原是金朝的辖地。另一种是疏忽造成的错字和别字，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总的来说，徐刻本比适园丛书本的错讹要少一些。

上面介绍的是刻本的情况。除刻本之外，传世的钞本颇多，分藏于各图书馆。就我们所见，钞本中以上面所说李木斋藏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台湾刊行的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台湾中央图书馆印行。滋溪文稿出版于一九七○年。中所收钞本（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为佳。经比较，两本应同出于一祖本，或即元刻本。现在我们即以元代珍本文集汇刊中所收钞本作为底本进行整理，校以李木斋藏本（简称李氏钞本）、适园丛书本（简称适园本）、徐世昌刻本（简称徐刻本）和元刊残本。

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滋溪文稿前有刘兆佑所作序录，介绍天爵生平及文稿一书版本源流。其中云：「清季曾两刻，皆在同治年间。」按，适园丛书本与徐氏刻本均刻于入民国以后，不知何故有此误。又云：「后至元戊寅（四年）曹复亨编次其父曹文贞诗集，天爵序之，见曹氏诗集吴全节跋，今则佚而不见。」按，曹复亨之父曹伯启，其诗集名曹文贞诗集，又名汉泉漫稿。苏天爵所作序文题汉泉漫稿序，见文稿卷五，「佚而不见」云云，并非事实。

元史本传称天爵有诗稿七卷、文稿三十卷，其诗稿已佚。又，本传记松厅章疏五卷，今文稿中章疏仅二卷。可见天爵诗文颇有遗佚。今从各书辑得诗文七篇，作为本书附录。又从元代诗文集中辑得有关苏氏诗文，以及后代有关滋溪文稿的序跋著录，亦均收作附录，以便读者研究苏氏生平及文稿时参考。

本书点校得到姚景安同志指正，谨此致谢。限于学力，难免有不当之处，衷心欢迎指正。

陈高华孟繁清

一九八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