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公见宋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义熙（晋安帝年号）以前，明书晋年号，自永初宋武帝年号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此犹汉陈咸不臣王莽，仍用汉腊之意。忠臣节士，无可如何，乃用此以表志，夫亦大可怜矣。
陶公所作《桃花源记》，当晋亡之后乎！不然，何其厌世之深也，文曰：
晋太元中（太元晋武帝年号），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晋书》刘驎，字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俗本作亲）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庐山之秀，甲于人寰，避世之士，多匿迹焉。陶公栗里，既在兹山之麓，而同时复有刘遗民（名程之，彭城人）、周道祖（名续之，雁门广武人）者，并高不事之节。陶公亦时与诸人往还赠答，世称浔阳三隐。惠远者，庐山之僧，世称之曰远公，止于东林寺，立莲社，众至百二十有三人，刘遗民、周道祖皆入社，慕陶公高旷，欲罗致之，远公手书相招，陶公报曰：“许我饮酒则诺。”许之，遂造焉，无何，攒眉而去。
六朝人尚老佛，高明之士，皆爱逃禅，举世不以为非也。独陶公则不尔，故不入远公之社，以酒而去者伪也。其生平理想，见之于《形影相赠诗》《神释诗》，大意以世情惑于惜生，故极陈形影之苦，而释以神之自然。形赠影曰：“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影答形曰：“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形累于养而欲饮，影役于名而求善，皆惜生之辞也，故神释之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所以辨养之累曰：“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所以解名之役，虽得之矣，然所致意者，仅在促龄与无誉，不知饮酒而得寿，为善而见知，则神亦将汲汲而从之乎，似未能尽了也。是以极其释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此乃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泰然委顺，乃得神之自然，此诚能达生而遗世者也。
【批评】
后代诗人以陶公有《桃花源记》，多赋桃源行，皆以桃源为仙境，而称赞仙家之乐。惟韩昌黎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世俗那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亦不及陶公所以作记之意，今观桃源之事，以避秦为言，至云无论魏晋，乃寓意于刘裕，而托之秦耳。
明乎此，则陶公作记之意，昭然若揭。后世注家，乃以桃源县（巢湖南）南十里之桃源山当之，谓其西北乃沅水曲流，南有障山，东带钞锣溪，周回三十二里，即桃花源。又谓渔人姓黄，名道真，太守即刘歆（晋有刘歆与汉时刘向之子同姓名），必求其地与人以实之，穿凿附会，抑何可笑。
《宋书》《南史》《文选注》皆言陶公入宋所作，但题甲子。今考公详有题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事。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也。中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作，此年秋，乃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而解印绶。后十六年庚申，晋禅，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岂容晋未禅宋前二十年，辄耻事二姓，所作诗但题甲子以自取异哉。沈约、李延寿、李善诸人，盖未深考也。周续之时称为高隐，然高祖北讨，世子居守，迎续之馆于安乐寺，讲礼月余。高祖践阼，召之，开馆东郭外，是犹未能谢绝势分也，安得云高？刘程之尝为柴桑令，陶公集中所称刘柴桑者是也。谢安、刘裕嘉其贤，相推荐之，皆力辞，裕以其不屈，乃旌其门曰遗民，人品固高于周，惜耽于佛耳。
（虽然）陶渊明看见宋朝的霸业日渐兴盛，也不愿意再出来做官。他写的文章，在晋安帝在位以前，明确标注晋的年号，自从宋武帝在位开始，只是标注甲子干支来纪年。这就像汉代的陈咸不向王莽称臣，仍然沿用汉朝的历法一样。忠臣和有名节的人，不管怎么样，都是这样表明自己志向的，这也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
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应该是在晋朝灭亡之后吧！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会这么悲观消极呢，文章写道：
东晋太元年间（太元是晋武帝的年号），武陵有个人以打渔为生。（一天）他沿着溪水划船，忘记了路程的远近。忽然遇到一片桃林，在小溪两岸几百步之内，中间没有别的树，芳香的花草十分美丽，地上落了很多的花。渔人对此感到十分奇怪，便继续往前走，想要走到林子的尽头。桃林的尽头就是溪水的源头，渔人发现了一座小山，山上有个小洞口，洞里隐隐约约有点光亮。（渔人）便舍弃了小船，从洞口进去。开始，山洞十分狭窄，只能容得下一个人通过，又走了几十步，突然变得开阔明亮了。（眼前）一片平坦宽阔的土地，一排排整齐的房屋，还有肥沃的田地、美丽的池塘，有桑树、竹林这类的植物。田间小路交错相通，鸡鸣狗叫的声音此起彼伏。在田野里来来往往耕种劳作的人们，男女的穿着打扮和外面的人都一样。老人和小孩都非常快乐。
（村里的人）看见渔人，感到非常惊讶，问他是从哪儿来的。（渔人）把自己知道的事都详细地作了回答。村中人就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去，摆酒、杀鸡来款待他。村子里的人听说来了这样一个人，都来打听消息。他们说自己的祖先为了躲避秦时的战乱，带着妻子儿女和乡邻们来到这个与世人隔绝的地方，不再出去过，所以跟桃花源外面的人断绝了来往。（这里的人）问如今是什么朝代，他们竟然不知道有过汉朝，更不用说魏、晋两朝了。渔人把自己所知道的事一一告诉了他们。听完，他们都很感叹惋惜。其余的人各自又把渔人邀请到自己家中，拿出酒菜来款待他。渔人住了几天后，向村里人告别。村里的人告诉他：“（这里的情况）不值得对外面的人说啊。”
（渔人）出来以后，找到了他的船，就顺着来时的路回去，处处都做了记号。他到了郡城，去拜见太守，说了这番经历。太守立即派人跟着他去，寻找先前所做的记号，最终迷路了，再也找不到通往桃花源的路了。
南阳有个名叫刘子骥的人（《晋书》中刘驎，字子骥），是位高尚的读书人，他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地计划着前往桃花源（“规”通俗版作“亲”）。但是没有实现，他不久就病死了。后来就再也没有探访桃花源的人了。
庐山的秀美，是人间第一的，逃避尘世的人往往都隐居在这。陶渊明的家乡栗里，就在这座山的山脚下。与陶渊明同一时期的刘遗民（名程之，彭城人）、周道祖（名续之，雁门广武人）两人，都因不愿为官而出名。陶渊明常与他们写诗互赠，世人称他们为“浔阳三隐士”。惠远是庐山的和尚，世人称他为远公，他住在东林寺，建立了净土宗最初的结社，人数最多达到一百二十三人。刘遗民和周道祖都加入了莲社。惠远仰慕陶渊明豁达开朗的性格，想让他参加莲社。他写了一封信邀请陶渊明，陶渊明回信说：
“如果给我酒喝，那么我就答应。”惠远答应了，于是陶渊明便去了莲社。去了之后却没有酒，陶渊明便皱着眉头离开了。
六朝时，人们崇尚道教和佛教，清高的人都喜欢逃离尘世参禅，世人也不认为那样做有什么不对。只有陶渊明不这么认为，因此他没有加入惠远的莲社，以没有酒而借口离开。陶渊明一生的理想，从他写的《形影赠答诗》和《神释诗》中可以看出，他因世人都顾惜自己的生命而感到很困惑，所以极力陈述以形和影二者为名为寿操劳的辛苦，并借神话来解释顺应自然的道理。形对影说：“希望你能听我的话，得到了美酒千万不要推辞。”影回答形说：“立了大功就可以得后人的喜爱，为什么不竭尽你的能力去做呢？”形不怕辛苦地养活身体而想要喝酒，影被驱使着去追求名利而想要善良。这些都是珍惜生命的理由，因此神解释说：“每天喝点酒或许可以暂时缓解不能长生的苦恼，但是时间长了说不定不但不能长生，反而减寿了！”所以在议论追求长生过程中的苦累时说：“多做善事确实是件好事，可又有谁会一直赞美你呢？”因此虽然明白了要摆脱名声的束缚，然而世人还是只知道它们会让身体减少寿命和不能得到长久的名誉，却不知道喝酒也能延长寿命，做好事也能被大家知道，那么神也将会匆匆跟随着形体而不能长久地存在。因此最后他极力解释说：“放纵而不受拘束地生活在大自然中，不因长生而欢喜，也不因短寿而悲伤。等到老天安排人生到了尽头，那就到了，不要因为这些去自寻烦恼了！”这是不因为生、死、祸、福去改变自己心中的想法，心情安定，顺其自然，于是就会得到神所说的自然，这确实能够获得长生并且流传美名。
【评论】
后世的诗人因为陶渊明写了《桃花源记》，很多人便写了《桃源行》，都把桃源看作仙境，而且称赞它是神仙的乐园。只有韩愈说：“有没有神仙这是很难说的，桃花源的说法真的很荒谬。世人哪里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到现在还在传说着武陵人的故事。”他们都不知道陶渊明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用意，现在来看关于桃源的记载，（表面上）以躲避秦朝为理由，更不用说魏晋时期的朝代了，这其实目的在暗指刘裕的宋朝，只是以秦朝为借口罢了。
明白这个道理，那么陶渊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十分明了了。后来注解的人便把桃源县（巢湖的南边）南十里的桃源山当作桃花源，并说桃花源的西北是沅水，南面有障山，东面环绕着钞锣溪，周围三十二里的地方就是桃花源。又说那个渔人姓黄，名道真，太守就是刘歆（晋朝有人叫刘歆，与汉代刘向的儿子名字一样），他们一定要考证出每个地方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生拉硬扯，解释牵强，实在太可笑了。
《宋书》《南史》和《文选注》都说陶渊明在宋建立之后写的文章，只书写甲子年。现在考证陶渊明作品中明确记载为甲子年的，主要是从庚子年到丙辰年的作品，在这十七年内只有九首诗，都是他在晋安帝在位的时侯写的。其中有的诗是在乙巳年三月，陶渊明做为建威参军奉命去京城的时候，经过钱溪写的。这年秋天，陶渊明做了彭泽县令，一共做了八十多天就辞官了。之后过了十六年，到了庚申年的时候，晋朝皇帝退位了，也就是宋恭帝元熙二年的时候，怎么能在晋朝皇帝还没有退位的前二十年的时候，就说自己以作为后一朝代的百姓而感到耻辱呢，他写的诗只落款为甲子年是为了与众不同罢了。沈约、李延寿、李善等人，大概没有深入考查这些吧。周续之在当时被称为隐士，然而高祖讨伐北方时，太子留在朝廷处理事务，迎接周续之到安乐寺，讲授了一个多月的礼仪知识。高祖登上皇位时，召见了周续之，在东城给他建了私塾讲堂，他并没有能拒绝权势和地位的诱惑，哪里能说得上是隐士呢？刘程之曾经做了柴桑县令，就是陶渊明的文集中称为刘柴桑的那个人。谢安和刘裕夸奖他很有才能，要向朝廷推荐他，都被他拒绝了，刘裕认为他不向世俗屈服，于是便在他的门上题写了“遗民”两个字来表扬他，他的品行本来是比周续之要高的，可惜他身心都归向了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