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日寇侵略，收复失地，驱逐日帝国主义一切势力出中国，保障我中华民族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是我们抗战的任务。外交政策的决定，应当根据这个基本任务来确立抗战时期的外交路线。

『弱国无外交』，这是过去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以后，每遇外交，总不免屈膝投降，因此流行着这么一句自嘲自解的说法。假如我们不甘受人侵略，要实行抵抗，决不自暴自弃，向侵略者乞怜，以图苟安幸存。我们虽然是弱国，更需要我们有正确的外交。也正因为我们是弱国，动员国内全民力量抵抗暴敌的军事侵略外，需要有正确的外交政策，孤立暴敌，争取外援，助我抗战胜利。假如我们今天的外交目的是向敌人乞怜，甘愿『屈膝』，只图苟安幸存，自然无外交可言！如因我们事实上有大批外交官在各国继续其外交活动，各国外交使节对我外部亦有日常外交关系；不仅如此，我们尚有外交大使驻留敌国境内，敌国外交使节亦仍在我国继续其外交活动，故不能不说我们『有外交』，可是外交的结果是『屈膝』下场，我想这种外交只应该称之为『屈膝外交』！

『八一三』抗战以来，屈膝外交之理论与实际活动，是相当的被否定了，然而正确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外交政策，亦没有明朗的宣示与执行，因此尚有一批并非外交官，企图暗渡陈仓的进行屈膝外交活动，什么中国只要承认『满洲国』，日寇军队可以退出关外，什么中国对日减低关税，可以制止日寇走私，什么中国取缔排日教育，可以恢复中日亲善……这一类汉奸宣传。日来引起上海居民极大不安。为甚么这一类汉奸宣传会搅扰了上海居民？主要原因是我外交当局迄未宣布明确的外交路线，以致引起人民无谓之疑惧。

根据中国目前抗战的客观形势与主观的要求，我们正确的外交路线，应该是联合对我无领土主权侵略野心，且利害一致，势必共同对付一敌人的国家，及其他一切不反对我们抗战的国家。

谁是我们利害一致，势必共同对付同一敌人，而且在政治上他确无领土主权侵略的野心？环顾世界与我关系各国，只有苏联。谁是不反对我们抗战到底呢？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法国。至于英美及其他各国，目前虽然在道义的宣传上对我们被日寇残暴侵略已表示同情，能否实际给以援助，尚待我们自己抗战决心的确立，与正确的外交政策之运用。

因此，在外交上我们应该以联合苏法为主要方向，采取中苏法某种程度的同盟方式，向太平洋其他各国，主要是英美，建设太平洋集体安全制。这一个建设运动，在今天未见得立刻有全部成就，可是在坚定我们决心反侵略到底的立场之后，向苏联订立军事同盟及加入法苏协定，将有具体实现之可能。因为英美对我们帮助的犹豫不决，并不是同情暴日，甘心袖手旁观，实在由于西欧外交纠纷之严重，英国应付德意虽非筋疲力尽，至少不愿因为在远东制裁德意的良友——暴日，更加深在西欧外交的困难。然而又不是甘心将在华利益，全部奉送给暴日，于是不得不希望暴日取得整个华北，自动的适可而止。这几天土肥原在山东的活动，日本军部有意无意的放出空气：日军占领沧州、石家庄后，战事可暂告段落，将努力于华北特殊化之工作；这些无烛火药的宣传，更动摇英国立刻积极帮助中国的决心，犹在幻想暴日与他在幕后讲价，以冀保留华南华中的英国利权。可是我们当然认识暴日目前对英的一切诺言，多是动摇英国决心干涉远东的诡计。尼翁协定成立，英国仅仅得着几天暂安无事，接着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两个法西巨头会谈，又立刻叫英国的外交视线向西方转移，暴日会放弃这个在东方可以乘虚一击的好机会吗？既然英国在华利益有继续被侵害的危险，它自己又无余勇应付远东，如我们在外交上允许英美在华利益毫无减损之有保障的原则下，来进行进一步的联苏联法，首先是与苏联订立互助公约，我想是有绝对的可能的事。

根据这一个基本方针，我们在日内瓦国联的活动，就不简单是争取宣传地位，或者仅仅申诉日寇暴行，乞怜式的要求制裁，而应当是为着完成具体联合苏法之外交方针，疏通英美对我谅解，以具体实际材料声斥暴日诬我联苏为赤化之阴谋。在日内瓦活动以外，必须注意到在全世界各国民众间的宣传，我们要争取各国广大人民对我们的同情与援助，他们的行动，他们的呼声，将有力的推动各国政府对我施行具体实际的援助。——特别是美国。

假如我们的外交方针，不把主要联合苏法为中心，而采取要求英美出面干涉为主题，势必失败，不仅收复失地的持久战不能彻底，即抗御暴日继续侵略亦为不可能！

所以，在目前不论是对内对外，迅速确立自动的，为着抗战彻底胜利的外交路线，是实际动员全国力量，与争取适当外援，以求抗战最后胜利的迫切要求。

九月二十九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