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导读

太宗在阅读史书时发现前朝史书多看重靡丽文章，不务政事。因而鼓励臣子上书论政，要“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同时他认为“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此外，太宗还特别关注记载自己言行的起居注，他认为“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因而他对玄武门事变的记载，要求史官秉笔直书，使“雅合至公之道”，从而反映出作者自己提倡秉笔直书、反对曲笔的观点。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1。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2，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

1 著作佐郎：著作局属官。《新唐书·百官志二》云：“著作局。郎二人，从五品上；著作佐郎二人，从六品上。”著作郎掌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专掌史任。邓隆：相州（今河南安阳）人。贞观初，召授国子主簿，与崔仁师、慕容善行、刘、庾安礼、敬播均为修史学士。后改著作佐郎，历卫尉丞。

2 梁武帝父子：指南朝的梁武帝萧衍和其子萧统。梁武帝（四六四至五四九），名萧衍，字叔达，富有政治、军事才能；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更有突出成就。陈后主：即陈叔宝（五五三至六〇四），南朝陈皇帝。在位时频建宫室，生活奢华无度。祯明三年（五八九），隋兵入建康（今江苏南京），兵败被俘。后病死于洛阳，追封为长城县公。

译文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上表请求将太宗的文章编辑成文集。太宗对他说：“我制定的政策、发出的诏令，如果对人民有好处的，史书已经记载了，足以流传不朽。如果处理的事务不师法古人，扰乱国家、对百姓有害，虽然文章辞藻华丽，终究会被后代耻笑，这不是我需要的。像梁武帝父子和陈后主、隋炀帝，也都有文集，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多不合法度，国家在短时间内就灭亡了。凡是做君主的只需着重于道德品行的修养，何必从事文章的写作呢？”太宗最终没有允许编辑文集的事。

赏析与点评

“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对太宗而言，以隋亡为鉴是贞观君臣亟欲阐述的历史教训，若不懂得学习前人经验，只会乱了政局，伤害人民。那时，虽有辞藻华丽的文章，也只是文过饰非，毫无意义。结果，只会贻笑后世，这并不是为政者所需要的。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1！』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2，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3，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心皆记之矣！』

1 却观：再看一遍。

2 左、右史：周代史官分左史、右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负责记录天子、国君的一切言行。

3 载笔：从事记录。

译文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任谏议大夫兼任起居郎。太宗问他说：“你近来负责起居注的工作，记录了哪些事？大概对皇帝来说可不可以看？我想看这些记录的原因，不过是再看看所作所为的得失，用来警愓和告诫自己。”褚遂良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史和右史，用来记录皇帝的言行，好坏都记下来，希望皇帝不做非法的事，未听说皇帝要亲自阅读起居注。”太宗说：“我有不好的事，你一定记吗？”褚遂良说：“我听说遵守君臣道义不如忠于自己的职责，我的责任是从事记录，为什么不记呢？”黄门侍郎刘洎进言说：“皇帝有过失，就像日月的亏损一样，众人都看见。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都记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