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

我最初认识梅先生，是在一九三〇年五月上旬。那时候他是中华民国在美国的留学生的监督，我则初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因前此八年的任务系主持编译，对于管理及业务经营向无经验，故于接受新职以前，征得商务的董事会同意，就职后立即出国考察工商管理。此行历国八九，而美国即为所经历的第二个国家。

在参观访问之余，特来华盛顿，入其国会图书馆参考图籍十余日，中间只以半日从事于游览名胜。同游者有沿途偕行之程弢甫、刘式庵二君及梅先生与其时在国会图书馆研究之江亢虎君，而由我国使馆某君驾车导游。余偶在阿灵顿国家坟场附近发见一个小型的飞机场，系供当地上空游览之用。我突然兴发，询同游者孰愿试飞，盖彼时飞行事业甫萌芽，一般人有飞行经验者殊鲜。程、刘二君质言不敢尝试，江君则侈言曾经长程飞行，对此短程试飞不感兴趣。唯我坚持欲试飞，即无相伴者，亦将独自为之。梅先生微笑不语，余试邀之，点首应允。

询明试飞办法，需费美币五元，可在华盛顿附近上空飞行十分钟。及谛视飞机，体甚小，且无上盖。机师语以登机后，腰部紧束皮带，座位左右各附着铁环，如飞行骤遇气流转变，机身动荡甚至倾侧，既有束腰之带，又得紧握铁环，绝无可虞。及缴费时，机场管理员邀余等各签署一志愿飞行文证，大意谓“设遭意外，可通知住在某处之家属或亲友”。余以出于自愿，梅先生却属被动，余签字后，梅先生方在握管待签时，余力劝梅先生重行考虑，不必冒非必要之危险。梅先生仍微笑不语，唯此时一变顷间之点首而为摇头，盖表示不必重行考虑也。于是相偕登机，同游诸人亦群趋机旁，与余及梅先生殷殷握手，片刻之小别，竟如久别者然，殆亦由于心理上之紧张也。

机身冉冉上升，达五六千尺之高度，俯瞰城市房舍，有如画图。是日天朗气清，飞机在空气中行动，既鲜摩擦，较彼时驰行于大路上之汽车尚舒适，只于下降时，机身突然倾侧，虽无机顶隐蔽，以有两铁环及腰带，绝无危险。着陆后，诸人咸趋前相迓，梅先生独紧握余手，笑谓顷间为患难朋友，现在则为安乐朋友矣！

余于是重有所感，盖就余推测，梅先生登机前未尝多言，独首肯与余同飞，实未必出于自愿，仅对独行之远客表同情。及睹机身简陋，又须签署有如遗嘱之文件，觇其神色，似甚严重，余故临时劝阻，则又以重然诺，摇首婉谢。下机后，心绪之紧张解除，故有患难与安乐之幽默语。足见此时之安乐的表示正反映顷间患难的含蓄，即此一小事，可见其伟大处。余则于出国辞别两老之际，承切嘱遇事谨慎，不可冒险。是日出游以前，梅先生等来逆旅相邀，适写家书，未竟遂搁置。及过机场，偶起好奇之感，尽忘父母切嘱。游罢归来，曾写一短诗，中有“未完家报当遗嘱”之句，即记此也。

此事距今三十有七年，余未尝公开发表。日前“清华大学”月涵堂落成，余应邀讲话，偶及此事，事后《传记文学》编者刘绍唐兄坚请写出，为书此以畀之。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卷第六期（一九六七年六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