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猷
迩来报章常谈“大学的特色”，三月二十四日《民众日报》社论有三段称誉张伯苓先生的话，近乎传奇。四月五日乃张先生一百十一岁的诞辰，笔者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一年间，在南开中学四年、大学四年，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二年，这十年决定了我这一生的为人和工作，故我想写一短文，略讲南开大学的“特色”和对张先生的怀思。〔关于南开和张氏，可参阅《张伯苓与南开》（一九六八年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及《国立南开大学》（一九八一年南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南开大学的创立
南开大学是天津严范孙、范静生、张伯苓所创的一所私立大学，一九一九年成立时约有一百人，到一九二三年，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二十一人，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第十五届毕业生六十余人，学生总数亦只四百二十余人，所以它是一所很小的大学。开办时由社会人士捐助八万元；李纯的遗嘱捐基金五十万元（实收到十万元）；理科得袁述之氏捐七万元；美国罗氏基金会先后捐十四万五千元；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捐十六万五千元；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得李组绅氏捐办矿科款十五万元；图书馆得卢木斋氏捐十万元，书二万册；李典臣氏赠藏中文典籍七百册。这差不多是南开大学首十余年全部所得。
校舍由开办时在南开中学旁的一座小楼，至一九二四年迁入在八里台由捐、购、租的地七百余亩，在抗战前夕的大建筑思源堂（科学馆）、秀山堂、芝琴楼、木斋图书馆、男生二宿舍楼等。南开的经费，校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六十元，宿费两学期三十元，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十元较，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这样的学宿费，四百个学生所缴的学宿费，只够十来个教授的薪金，笔者没有该时教授总数的资据，估计或四十余人。学校的经费是如何筹措来的，不甚清楚，可能得助于中基会给予理科的补助（具上文）。抗战前，国内（北平、上海）有许多的私立大学，是藉学生的学费维持的（如北平的民国大学，容纳投考国立大学落榜的学生，人数颇多）。南开虽经费困难，但从来未有多收学生之意。
教授及授课
南开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九年期中，学生由数十人至二三百人，设有文、理、商三“科”（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间曾设矿科），各科有各部门的教授及课程（但不分“系”），例如理科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部门。（一九二九年遵教育部令，始将“科”改为“院”。）每“系”教授只有二至三人，助教一至三人，学生三数人至十余人不等。每教授授课三至四门，每二年将课程轮调，使二、三年级同习某些课，三、四年级同习某些课。每一课程上课时间部分排在星期一、三、五或二、四、六。教学的读参考书及习题要求均甚严，例如每一数学课，必有习题；星期一课的习题，学生务须于星期三的课前交卷，而教授则必于该星期五课时（由助教）阅毕发还，余类推。物理课程的实验，皆须做详细的报告。这样的训练，学生当时从未以为苦，后来且多感念。
一九一九年南开大学创立时，国内已有大学多所，其最著者如北京有北京大学及师范大学的前身“高师”，天津之北洋大学，南京之中央大学的前身东南高师，唐山及上海之交通大学，上海之圣约翰大学等。南开以无何财力的私立学校而思与这些学校争一席之地，若不是张校长对教育的信心，是不敢尝试的。
张校长先聘南开中学早年的学生、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凌冰为大学主任，旋即在美聘梅光迪、余日宣、司徒如坤（文科）、李道南、史泽宣、孙垒（商科）、邱宗岳（化学）、应尚德（生物）、姜立夫（数学）、饶毓泰（物理）、司徒月兰（英文）、蒋廷黻（历史）、薛桂轮（矿）、李济（人类学）、杨石先（化学）、徐谟（政治）等诸教授；就笔者记忆所及，随聘萧公权（政治）、黄钰生（心理）、何廉（经济统计）、汤用彤（哲学）、陈礼（物理）、徐允钟（化学）、萧蘧（经济）、李继侗（生物）、钱宝琮（数学）、唐文恺（商）、冯柳漪（哲学）、张忠绂（政治）、刘晋年（数学）、张克忠（化工）、段茂澜（德、法文）；稍后有熊大仕（生物）、张洪沅（化工）、方显庭（经济）、陈序经、李卓敏、陈振汉、吴大业（经济）、谢明山（化工）等多人。这些人中，有在校时即是极优异的教授的，更有许多后来在学术上成“大师”的，在社会上成大名的。兹举一例。在南开大学创始初年，邱宗岳师讲授化学课时，适美国罗氏基金会某君来参观，听邱师讲课，惊赞不已，该基金会旋捐十万元为建科学馆之用，又二万五千元为购置设备之用。一九二五年八里台新校址之科学馆（思源堂）落成，该基金会复赠一美籍物理教授来校，协助建立物理实验室。理科承邱、姜、饶、陈、应、徐、杨诸师的经营，建立甚高之课程水准，乃先后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补助十六万五千元。各科教学仪器设备及外国期刊，该时或仅次于清华而已。
南开的学生
南开大学的规模，已如上述，但享有的声誉与它的规模不成比例。卢沟桥事起，政府（教育部）即决定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南迁至长沙（北平其他大学迁陕之城固等处）。以学校的历史、规模、师资阵容、在社会上的声望言，南开实不能与北大、清华比拟，政府之重视南开，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无疑的，我以为是它的教授和课程的高水准。它在早期的十数年中，毕业生之于学术、事业有成，闻名于社会的，就记忆所及，有张平群（外交）、张克忠（化工）、郦堃厚（化学）、郑通和（教育）、查良鉴（法律）、汪丰（外交）、刘晋年、江泽涵、申又振（数学）、宋作楠（会计）、殷宏章（生物）、吴大猷（物理）、崔书琴、成蓬一（政治）、陈省身、吴大任（数学）、吴大业（经济）等。上节所述的教师阵容和这些学生，是南开声誉之所由来也。
抗战中断了南开的发展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起，七月二十九日，日机对南开大学做低空轰炸，除思源堂及教员住宅（平房）外，其他建筑物皆夷为平地，两大荷花池及水道后皆为敌伪以土填平，诚伟大的工程也。初，一九二七年，张校长感到日本觊觎我东北日亟，于赴东北四省视察后，回校组“东北研究会”，由教授组团赴东北调查实况，搜集资据。此事深招日人仇视，故日人占据天津后，即图将他们视为“抗日中心”之“南开”从地皮上完全地“灭迹”。张校长甚有远见，先于一九三六年在重庆沙坪坝建一南开中学分校，称“南渝中学”。及抗战军兴，南开大学奉教育部命，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集迁长沙，旋迁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抗战时期我国学术重心之一。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一九四六年，南开大学在天津八里台复校，改为国立。是年春，我返校一游，除思源堂仍在外，只有敌伪后建一楼，黄土荒凉，昔日之水木楼馆，均荡然无存。近年来，大陆将南开大加扩充，然抗战前经营十八载的“南开大学”已不可复存矣。
南开的回忆
笔者自十四岁至二十四岁在南开中学、大学至任教的十年，是性格、习惯的成形，求学基础的训练的重要时期。现在回溯这段时期，情感的因素自所难免，但近年来目睹台湾的大学情形，有时不由己地做些和自己所受的教育情形的比较，现在试着以隔了六七十年的时间距离，尽可能地撇开情感的因素，客观地看看南开和张伯苓校长。
（一）南开起自一八九八年，天津严范孙氏（一八六〇年至一九二九年）聘张伯苓氏（一八七六年至一九五一年）为家庭教师，经一九〇四年改名“私立中学堂”“敬业中学堂”“私立第一中学堂”，至一九〇八年改称南开中学，至一九一一年学生增至五百人，一九一七年学生增至一千人。南开大学创办于一九一九年，南开女中部始于一九二三年。至此，全部学生达二千人。一九二八年增设小学部。一九三二年，全校学生达三千人。一九三六年，设分校“南渝中学”于重庆沙坪坝，一九三八年更名“南开中学”，学生增至一千五百人。
上述的学生人数，较目前台湾学校以万数计者，是小不足道的，但在抗战前的大陆，南开中学是属于“大型”的了。一个孩子在南开中学，一年的学、宿、膳、书籍、衣物所需，至少是二百五十元，在大学则至少三百元。这不是农村家庭所易负担的，但这比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大学等的费用低得多。南开学生的家庭，连带着学生自身，是朴实型的多。加上南开中学着重严格的管理，大学着重学业，以及学校一般的“保守”风气，乃反映于南开学生在社会上的表现——在学术、技术、公务工作上者多，在政治上的少。
（二）南开大学在学术上的成就，或可由下举事见之。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首由各大学校院、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四百余人，继由评议会审定候选人一百五十人，最后由评议会选出院士八十一人。此八十一人中，有南开师生九人：姜立夫（数学）、陈省身（数学）、吴大猷（物理）、饶毓泰（物理）、殷宏章（生物）、汤用彤（哲学）、李济（人类考古）、萧公权（政治）、陶孟和（社会）。后在台湾，更有南开师生被选为“院士”者有蒋廷黻（历史）、何廉（经济）、钱思亮（化学）、梅贻琦（教育）四人。《联合报》王震邦先生曾指出，“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长”，有两位是受南开教育的人云。
上举之饶、汤、李、萧、蒋数人，皆先在南开大学任教，而后为他校所罗致，这更表示一极重要点，即南开在声望、规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学的情形下，借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研教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志，这是较一所学校借已建立之声望、设备及高薪延聘已有声望的人为“难能可贵”得多了。前者是培育人才，后者是延揽现成的人才。我以为一所优良的大学，其必需条件之一自然系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从这一观点看，南开大学实有极高的成就。第二节所略举的教授，聘来时多初由外返国，然不数年即以教导后学，或从事研究，蔚成大师者名，如邱、姜、饶、蒋、杨、萧、何、汤、李、张等（就早年的教授言）。萧公权一代政治学家；汤用彤佛学大师；何廉可能是在国内引入市场指数调查者，后在南开办经济研究所；蒋廷黻在南开以领先研究我国（鸦片战争始）外交史闻名；李继侗在国内实验研究未昌时，在南开从事植物光合作用的研究。这些都是曾在南开成长的。
（三）一九二九年，南开大学十周年，正值盛年。时清华大学成立了四年，在其积极发展中，由南开聘去蒋廷黻、萧蘧、李继侗三人。同年，饶毓泰师得中基会研究奖助金赴德；陈礼师就工业工程师职；萧公权、汤用彤亦就它校聘。初，在北洋政府时期，内战外侮频繁，北平学生运动风气甚盛，北京大学且有欠薪若干个月或只发薪数成之事。南开从不欠薪，又偏处天津郊外，受政治、战争的影响较轻，故能在动荡环境中维持其学术安定成长。及国民政府成立，社会大定，国立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皆有改进发展，在学校规模、经费上皆强于南开。又一九二八年冬，张校长赴美，翌年秋始返校，微闻一九二九年春他离校期间，校方在调整薪金上略有不周，引致不愉快的事，为少数教授离去原因之一云云。此可以道听途说视之，但南开大学则确有如遭大劫之感。
一所大学之解聘不胜任的教授，和延聘优异教授同样重要，其理甚明，无须申述。南开之解聘人员，皆在学年结束前知照当事者，俾得早做新职洽商。该时各校解聘方式皆略同，从来未闻有抗议或诉诸报章，如在台湾的。解聘教授，自应有正当理由，但“职业保障”不能构成反对解聘的理由。台湾几乎没有解聘教授的情形，加上平头制度，是台湾高等学术薄弱、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欲改善此情形，学术界必须建立较高之水准及权威，以大魄力推建评审的制度。
（四）南开是我国教育史上罕有的一个例子：它由家塾而中学、大学、女中、小学，而分校，好像一个大家庭，家长只有一个人——张伯苓。我们有几所著名的大学，亦有些许大名的教育家，比如北京大学，它有过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校长，但他们中任何一人都不“代表”北大，如“张伯苓”之“代表”南开然。张氏不仅创办了整个南开，还坚守“教育救国”的目的，全部献身于学校五十多年。我们可以说，南开的师生对社会、学术的贡献，间接地都是来自张校长。张校长的小传、年谱，以及学生、朋友们对他的怀念，可以参读首段所举两书，我在这里只说一点实而不华的话。
张校长在早岁即有一个明晰目的，即是终生从事教育，救甲午之战揭露出的弱国。他虽然在哥伦比亚大学随杜威学教育，但他从未以教育家自居。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实行者，从来不说空泛的话。他对校务，完全赖几位忠心耿耿的同人：南开的财务为华午睛；南开中学的教务为喻廛涧；南开中学的庶务为孟琴襄；南开大学的注册干事及机要秘书为伉乃如；大学教授的延邀，最早期委之于凌冰，后乃各院系的推荐。
教务方面的事，早期（国民政府成立前）政府似未有划一的规定制度，课程及毕业所需学分等，皆由学校自行制定。在南开，每学期注册时，注册课印就由各院系拟定必修、预修、选修的课程及授课时间。南开的教授，绝无兼任兼课的；学生除球队及运动会外，甚少如目前台湾的所谓社团活动。学校无“训导”或军事教官，亦从未有学生与校方争执或对抗之事。
校风简朴安宁，原因之一，乃教师学生人数不多，偏颇之见不易滋长也。另一原因，乃来自张校长。校长不大问校内事，盖他劳心的是为学校筹款。又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平津乃战争频仍之地，应付当权军政首长，殊费心力也。偶有学生问题，则多化解。校长的坚定信念、经历和人格，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尊严，在学生面前呈现的是魁梧的身躯、严肃而带慈祥的脸色，许多问题都自然地化解了。
校长从无借教育以进身仕禄之思，家庭度着极简朴的生活，奔走南开中学与八里台南大间，一人力车而已。在南开只支象征性的月薪约百元，盖有天津电车公司致送的“董事”月薪三百元也。抗战事起，南开中学之能到后方者，纳入重庆沙坪坝之南渝中学；大学师生则由长沙至昆明，并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校长感于蒋介石的号召，任国民参政会的副议长。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八年，蒋公提任张校长为考试院院长。时国共战事日逼，校长体力渐衰，翌年辞考试院院长职，以病未能来台，旋于一九五一年脑溢血逝于天津，享寿七十六。一九七九年，南开大学六十周年，出一小纪念册，竟无张伯苓的名字。一九八六年之南开大学简介小册，张伯苓之名及小照始复现，是张氏创办南开及他的功绩，终不可抑没也。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卷第五期（一九八七年五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