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痛鸦片战争失败，对于鸦片，素主贯彻禁止。顾自出山以后，仅于军中禁吸，虽亲戚有嗜好者，亦不惜逐回，独于地方未有若何举动。至其在西北十四年中，则所目营心注者，禁烟亦为一要政也。注959

陕西与甘肃诚所谓荒徼之区，一切文化，较之内地，均未免见绌。独罂粟遍地，蔚为大观，竟占人先。罂粟既盛产，吸烟者比户皆然。依宗棠当日调查，如陕西之三原一县，烟户多至乡居其五，城居其七。且凡吸烟之徒，无不虺瘠异于常人，陕甘刚强之民气，一变而为暗懦不可名状，坐令回族纵横，莫能抵抗。而土地既满种罂粟，谷类之生产减少，平日已不敷民食，一遇地方荒歉，无不饿莩载道，浸至死亡累累。故宗棠尝言：

……论关陇治法，必以禁鸦片为第一义。欲禁断鸦片，必先令州县少吸烟之人，欲吸烟之人少，必先禁种罂粟，欲禁种罂粟，必先思一种可夺其利，然后民知种罂粟之无甚得利，而后贪心可塞也。……

宗棠所思可夺罂粟之利者，为草棉，因先积极提倡种棉(参阅六十一节)，然后积极禁种罂粟。注960

同治八年(1869)宗棠发布《禁种罂粟四字谕》，是为在西北禁烟之第一声：

谕尔农民，勿种罂粟。外洋奸谋，害我华俗。借言疗病，实以纵欲。吁我华民，甘彼鸩毒。广土南土，吸食不足。蔓连秦晋，施于陇蜀。土敝不长，荣必肥沃。恶卉繁滋，废我嘉谷。红花白花，间以紫绿。劙果取浆，兼金一束。欹枕燃灯，俾夜作昼。可衣无棉，可食无肉。盎可无粮，栈可无豆。惟腥是闻，惟臭是逐。农辍耒耜，士休卷轴。工商游嬉，男妇瑟缩。小贩零沽，蜷聚破屋。家败人亡，财倾命促。乱后年荒，民生愈蹙。俵赈督耕，散种给犊。移粟移民，役车接毂。言念时艰，有泪含目。勉搜颗粒，聊实尔腹。尔不谋长，自求饘粥。乃植恶卉，奸利是鹜。我行其野，异华芳郁。五谷美种，仍忧不熟。亦越生菜，家尝野蔌。葱韮葵苋，菘芥菜菔。宜食宜饲，如彼苜蓿。鉏种壅溉，饔飧可续。胡此不勤，而忘旨蓄。饥与馑臻，天靳尔禄。大命曷延，生聚曷卜。尚耽鸦片，槁死荒谷。乃如之人，宁可赦宥。自今以往，是用大告。罂粟拔除，祸根永劚。张示邮亭，刊发村塾。起死肉骨，匪诅伊祝。听我藐藐，则有大戮。发言成韵，其曰可读。

然在军事倥偬中，尚未遑积极。同治十年、十一年(1871—1872)间，清廷严禁种植罂粟。光绪二年(1876)，陕甘全定，又奉旨重申烟禁，明定官吏考成。始复檄饬布政、按察两使，遴委妥员四出，会同印官，周历乡村。本管道府督同厅县营汛，随时轻骑赴乡搜查，月凡数至，遇整段地亩种罂粟者，一律翻犁灌水，其杂植豆麦间者，亦且锄且拔，俾无遗蘖。光绪三年(1877)，陕甘旱荒，赈粮不济，死亡甚众。宗棠归咎于境内种植罂粟太多，致谷产锐减，吸户激增，而烟瘾愈深，又身体愈弱，不耐饿寒，易沦沟壑，始更采严厉手段。及新疆平定，见天山南北路亦有种植罂粟者，土人谓之花花子，禁之一如在陕甘，然仍以致力于甘肃者为多。注961

宁夏府辖境，土质肥沃，最宜罂粟。河东每亩竟可出烟土七八十两，河西稍次，每亩亦可出烟土三四十两，致广泛种植，无所底止。责令拔除，则诿称积重难返，或以农户将拒纳田赋为词。宗棠大怒，宁夏府知府，先已因案撤任，至是更革职查办。宁夏县知县先已奏请升补阶州直隶州知州，至是撤任，并注销升补原案。平罗县知县、灵州知州、中卫县知县，先以另案撤任，均仍并案查办。宁朔县知县，本与宗棠有深切关系，而宗棠致书帮办甘肃新疆军务刘典曰：

……贺少农(升运)与弟有世谊、年谊、姻谊，弟亦何忍恝然。顾在官言官，伊在任已久，竟无觉察，于宁夏广种罂粟一事，始终无只字启告，则咎有应得，岂可以私废公。……

于是亦被撤任。盖宁夏一府六厅州县，仅宁灵厅通判幸免于处分。自此一番整顿，宁夏将军、副都统，其始不无借武力庇纵者，咸告敛迹。于是阖境罂粟根株，一律锄拔净尽。各地方官出力者，亦优加奖叙。宗棠又发银二万两，以供耕垦之用。注962

河西四郡土质亦宜罂粟，种植甚广。甘州所产，号曰西土，与广土、云土齐名。因四郡首长，能认真查禁，故如高台等县，均渐著成效。惟抚彝厅通判，先报亲身下乡遍查，后因办理不严撤任。古浪县知县，先则一味颟顸，逮烟苗长发时，转又具禀请示，遂革职永不叙用。注963

甘南各属，于栽种罂粟一事，并不禁于未种之先，临花色结成时，乃派差役下乡勒拔，借此索贿，得贿即放。政府禁令，转成为官吏胥役讹索之具。宗棠闻之，曾严切纠正。久之，积习相沿，仍未能悉革。其后如成县，既未禁止，但借词罚修庙宇。宁远县虽派员查勘，仍许罚钱免拔。伏羌县派员下乡，竟收受规费。于是宗棠将三知县均革职永不叙用。西和县知县派员，亦有科敛情事，降为佐杂。嗣谭继洵为巩秦阶道，通饬各属，先禁冬种，后禁春种，又于二三月间，命各州县官亲率乡总，历行查勘，始渐肃清。注964

至对于偷种罂粟者，宗棠命人杖责枷号，地则充公。然如其人后能勤种棉谷，其地仍可发还。宗棠又指示地方官曰：“法在必行，不宽绅富。”注965

然则宗棠在西北禁种罂粟之成绩，果何如耶？宗棠自言：

……甘之查拔罂粟，最为切实，陕西政令虽严，奉行未能一律，除大道两旁，尚无偷种，余则不免，而南山郡县尤多。……

缘陕西虽为陕甘总督辖境，而别有陕西巡抚主政，故不免参差也。至新疆方面，宗棠以为南八城烟禁尚严，罂粟不拔自断。若北路能一律办理，而奸贩屏迹。缘南八城大部为宗棠直系部属所统治，而北路犹有其他统属，故亦参差不齐也。更由南八城缠回为多，而伊斯兰教规素戒吸鸦片也。注966

我人今皆知西北与西南各省，民间种罂粟，官厅公然按亩收税。不意当宗棠时代，陕西、甘肃，早有其事，惟宗棠以为罂粟既在禁种，断无再行收税之理，概予停止。注967

宗棠在西北禁烟之第二声，为对于输入陕甘境内之四川土、云南土等国产鸦片，不准收厘，一律焚毁。对于外国烟土，当时所谓洋药，则不准入境。亦有人对于此项办法，认为操切，陈之清廷。宗棠乃改于甘省入境首站出示，如有烟贩入境，勒令折回，其已落行栈者，由官封存，由烟贩自行看守，如敢偷越腹地销售，即概予焚毁。注968

宗棠在西北禁烟之第三声，为传布戒烟药方，劝导吸户，自行配服，亦鼓励有钱者，广为配制赠送，视为善举，其为数较多者，并按捐赈章程，给予奖励。其后果戒吸者多，而烟价亦落。注969

然宗棠在西北禁烟，虽甚严，对于吸户，却并未予以若何制裁。盖以为吸户可在深房密室，稽查难周，必欲深入搜寻，流弊无穷。故宗棠独着意于消灭其来源，一方对境内罂粟，禁止种植，一方对境外烟土，禁止输入，以为鸦片之来源既少，鸦片之价值自高，而人民无力再吸，将不禁而自除也。注970

惟所谓洋药进口，既格于国际条约，无法禁绝。土药如一任其流通各地，不加阻遏，则欲求烟禁增大效力，确甚困难。且洋药税厘并征，已列入与英国所订《烟台条约》。故宗棠于入赞枢要后，建议采取一种寓禁于征之政策：

……窃维鸦片产自泰西印度地方，由英国商人转贩而来，流毒中国，名为洋药。其患先中于市廛、衙署，凡中人温饱之家，佚游燕僻，子弟聚处而嬉，用以遣日，比吸食有癖，积渐成瘾。瘾重而形神交瘁，于是资倾家破，而身命随之。内地罢民抛宜谷、宜蔬、宜瓜果腴地，以种罂粟，劙果取浆，名为土药。其患先中于镇集、乡村，凡食贫力作之人，游人无聊之辈，久且视为寻常日用所需，不知禁令为何事。于是吸食者多，更成积重之势。华民之吸烟者多，洋药之销路亦日益畅。……臣前督陕甘，先以禁种罂粟为务，饬各属随时查拔，以清其源，遇有洋药入境，则标识封存行栈，勒由原路折回，不准在地销售。其故违者，查出焚之通衢，已著成效。惟此法行之一方为宜。若统筹全局，则令其由原路折回，殢于此者，或销于彼，仍为不了之局。详察事宜，断非加洋药土烟税捐不可。税捐加则洋土药之价必贵，价贵则瘾轻者必戒，瘾重者必减，由减吸以至断瘾，当有可期。若徒恃空文禁制，则丁役之弊索，官吏之欺隐，由此而生，案牍纷繁，讼狱纠绕。窃恐政令不行，而闾里骚然，未睹禁烟之效，而先受其弊也。自古整齐世宙，不能无借乎政刑，政刑之用穷，不能不济之以罚。周课田功，有里布夫家之罚。汉重酒禁，有误酎免侯之罚，其明征也。近如海国土产出口，辄按其成本而征之，英人于嗜好之物，更加征两倍，亦与赎刑遗意相近。况加征洋药土烟税捐，意在加价减瘾，以期坊民正俗，复厥本初，多取亦不为虑。且议加者，中国吸食之价，非取之出产之地，与外国兴贩之徒，权自吾操，谁能过问。稽经诹律，理有同然，而措正施行，又无烦再计决也。臣奉命与闻各国事务，责无可辞，曾于接晤英使威妥玛时，论及鸦片宜加征税厘，冀可减瘾，威妥玛亦无以难之。适李鸿章至，臣偕赴总署，与威妥玛会商二次。李鸿章又独与威妥玛晤商一次，威妥玛意见不同，语多反复，而于加价一节，犹龂龂然若重有所惜者。……加数甚微，不但瘾无由断，适足为兴贩洋药者广其销路。而内地种罂粟、贩土烟者，得以借口，并加征捐厘，亦多窒碍。是与拟增税捐，期收实效本谋，大相剌谬，而其事且有若难行。……若内地私种罂粟，所造土烟，行销浸广，应即照洋药税则，加捐示罚。惟土烟味淡气薄，吸者弗尚，其价值亦较洋药为轻，税厘之加，未宜与洋药一律，须按其斤重价值，准洋药推销议加，乃与罚捐之意允协。而贫难之民，因惜费而减瘾，其实效亦复相同。区区之意，窃谓严禁吸食鸦片，本坊民正俗要图，近因市价日减，吸者日多，为患亦愈积而愈甚。于此而思禁制之方，实非加洋药土烟税捐不可。其所议加税捐者，非仅为聚敛丰财起见。古者取民有制，征敛固宜从其轻，而由今之道，思变古之俗，道在禁民为非，则税捐示罚，有不得不从其重者。迨疵俗涤除，民无夭折，弊尽而利自生，其效将有可睹，奚取于富强之术，功利之谋也……注971

此议由清廷先交各省关将军、督抚、监督研讨，及各省关覆到，复交宗棠阅看。宗棠归纳为数点，而其中最主要者，为洋药征税厘，究为多少，事关外交，非片面所能决定。据宗棠调查，洋药输入，每年本仅三万余箱，嗣增为五万余箱，其时又增至七万余箱。而每箱之价格，从前需银七百余两，其时则减至五百余两。惟其价格既降，斯销路益畅。故宗棠务欲加重税厘，抬高其价。按洋药税厘，入口时，每一百斤征税银三十两，运销各省时，再征厘约及入口税之半。同治七年(1868)，曾议增税二十两，为印度商会所格。宗棠议于入口税，仍按每一百斤征银三十两外，运销内地加征厘银一百二十两，即每洋药一百斤，运入中国销售，共收税厘银一百五十两。其土烟厘捐，拟于各省就地征收。无论本地所产，与外来烟土，总以每百斤征银五十两为率。在威妥玛，则以税厘过重，价格骤高，有碍洋药在中国之销路，仅允每一百斤共缴税厘银八十两，相差悬殊。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迭与交涉，总无结果。注972其后此案乃移伦敦交涉。曾纪泽为中国驻英使臣，深知宗棠原议，非专为税收起见，欲借提高价值，使民间吸食渐少。当与英国外交部力争，卒定为一百十两，于光绪十三年(1887)起实行。时为光绪十二年(1886)之六月，先宗棠之薨一月也。其实当初宗棠之倡议，确为意在禁烟，然附议者，只认为筹款之一途，故遽愿以每百斤抽厘八十两定议。按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五年(1879)，海关贸易总册，每年入口洋药，约有九万箱，每箱税厘并课一百十两，总收数且达一千万两，不失为晚清收入之大宗。注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