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为人颇省啬，同时又颇慷慨，省啬者处己，慷慨者待人。

宗棠家世寒素(参阅第二节)，食无求美，衣无求华，诚已习之。然至出山督师，居处较崇，仍仅限定岁以银二百两供家用，在家书中屡以为言。如咸丰十年(1860)十月与长子孝威云：

……家中用度，及延师之费，每年由营中付二百金归，省啬用之，足矣。此外断不准多用，断不能多寄，致损我介节。……

十一年(1861)五月，又与孝威云：

……每岁我于薪水中，存二百金，为宁家课子之费，上年曾见之公牍，不可多取欺人。家中一切，均从简省，断不可浪用，致失寒素之风，启汰侈之渐。……

是年，家中教师欲他就，十月，又与孝威云：

……先生加束脩留之，每年百金为度，如必欲就江西三百金之馆，亦可听便。我每年只取二百金薪水付家，不能请三百金先生也。……

其维持每年二百金寄家费用之坚决如此。然此二百金之数，总属不敷，如以一百金奉师，则所余仅一百金矣。故同治元年(1862)九月，又与孝威云：

……我在外每年以二百两寄家，不敷家用，今拟明岁以后，多寄二百两归可耳。……注1041

其后虽官至兼圻，而对于家人费用，仍斤斤计较。孝威中式湖南本省乡试举人，仅允刊发朱卷数十本。后知孝威印一千五百本，以为未免太多。其谒祠扫墓之费，仅限用钱数十缗。筠心夫人殁后，不许发讣，严责诸子治丧所费太奢，以为“恐家中已有官气矣”。宗棠年六十，次子孝宽在家建屋，拟为治觞，宗棠与孝威书，大加申斥：

……家中加盖后栋，已觉劳费，现又改作轿厅，合买地基及工料等费，又须六百余两。孝宽竟不禀命，妄自举动，托言尔伯父所命。无论旧屋改作非宜，且当此西事未宁，廉项将竭之时，兴此可已不已之工，但求观美，不顾事理，殊非我意料所及。据称欲为我作六十生辰，似亦古人洗腆之义，但不知孝宽果能一日仰承亲训，默体亲心否？养口体，不如养心志，况数千里外张筵受祝，亦忆及黄沙远塞，长征未归之苦况否？贫寒家儿，忽染脑满肠肥习气，令人笑骂，惹我恼恨。计尔到家，工已成矣。成事不说，可出此谕，与尔诸弟共读之。今年满甲之日，不准宴客开筵，亲好中有来祝者，照常款以酒面，不准下帖，至要至要！注1042

四子孝同尝奉母挈侄，省宗棠兰州省城，宗棠与书为约：

……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可沾染官场气习，少爷排场，一切简约为主。署中大厨房，只准改两灶，一煮饭，一熬菜，厨子一，打杂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一人。注1043

其间刘典告宗棠，家中尚有债负，且家用委实支绌，宗棠答以书曰：

……舍下亏欠积项，或系二儿前次修造住屋所致，因弟责其不禀命而行，妄费多金，于是儿辈不敢复以还债为请。又值连年眷口丧残，丧葬一切，耗费过多，不但无可弥补，遂致难于结束，未可知也。承示宽为寄付，极承厚谊。但恐无底之橐，年复一年，他时投老还乡，一贫如故，只赢得身后萧条四字耳。注1044

宗棠处己之省啬，大抵如此。

宗棠任恤之心，虽在寒微，已甚浓厚。如初度会试北上，旅费无着，筠心夫人出奁资银一百两治行。会归朱氏姐贫不能举火，竟悉以遗之。又如伯兄宗棫早逝，尽以家传遗产畀其孤。又如仲兄宗植在日，岁奉银二百两为甘旨。又如道光末，湖南连年水旱，就馆谷所入，在柳庄施粥施药(参阅二节)，注1045皆其例也。从仕后，禄入加丰，于公益事业，益悉力以赴。如同治二年(1863)，以银八百两在长沙省城购旧祠。越三年，复以银一千六百两，建成左氏通族试馆，此对于本族者也。五年(1866)，以银六千两，捐充湘阴义举，此对于本乡者也。八年(1869)，以银一万两，捐办湖南灾赈，此对于本省者也。注1046此外于师友故旧亲戚邻里，生前贫困，身后萧条者，无不或给以赡养，或资其丧葬，少则十金百金，多则千金数千金，绝无所吝。宗棠待人之慷慨，又大抵如此。

余尝推论宗棠此种处己省啬，待人慷慨之心情，当发生于下列五种因素：

(一)宗棠之先世，皆好行其德(参阅二节)。宗棠或秉有遗传性，或欲无忝家风，故恒以为善，最乐自期，而家人亦以是化之。即如道光二十八、九年(1848—1849)，柳庄办赈时，筠心夫人及张夫人均躬与其役，且典质衣物为助，可谓刑于寡妻。又同治九年(1870)，孝威借谷四百石俵散，以救乡里之饥荒，赴义如恐不及，可谓善继善述。注1047

(二)宗棠念父母在日，仅获勉度清苦之生活，故不忍自身与家人享受过分。当同治元年(1862)孝威中式举人时，宗棠与书述先世苦况相戒勉：

……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尔母归我时，我已举于乡，境遇较前稍异，然我与汝母言及先世艰窘之状，未尝不泣下沾襟也。我二十九初度时，在小淹馆中，曾作诗八首，中一首述及我父母贫苦之状，有四句云：“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飧。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至今每一讽咏及之，犹悲怆不能自已。自入军以来，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缊袍，冀与士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丰，恐先世所贻余福，至我身而折尽耳。古人训子弟以“咬得菜根，百事可作”。若我家则更宜有进于此者。菜根视糠屑，则已为可口矣，尔曹念之，忍效纨绔所为乎。……

三年(1864)，孝威得子，又与书曰：

……新得一孙，足慰老怀，乳足则无须雇用乳母，不可过于爱之。我家本寒素，尔父生而吮米汁，日夜啼声不绝，脐为突出，至今腹大而脐不深。我母尝言育我之艰，嚼米为汁之苦，至今每一念及，犹如闻其声也。尔生时，我家已小康，亦未雇乳媪，我盖有念于此。……

又光绪四年(1878)，因孝威夫妇病中及殁后耗费太甚，为家训致孝宽等三子曰：

……我本寒生，骤致通显，四十年前，艰苦窘迫之状，今犹往来胸中。汝祖母病剧时，求珍药不得，购西洋参、高丽参数钱，蒸勺许以进。丧葬一切，竭诚经理，不过二百数十两，所举之债，直至壬辰(1832)乡闱获隽，乃克还款。今汝兄嫂医药丧葬之费，不啻十倍过之。(按孝威妇医药棺敛一切费用，至二千数百两，参价已一千数百两。)尔曹以为如此，庶几理得而心安，自我视之，则昔时不得十一以奉我亲者，今什倍以赔我子若妇，于心何以为安，徒怛痛耳。自今以后，均宜从俭，不得援照尔兄嫂往事为例。此纸可装订成册，以示后人。……

宗棠此种情绪，至为深刻，故尝寓书彭玉麟，以为：“不知者谓其矫，爱我者称其廉，要皆不得弟之心耳。”注1048

(三)宗棠本人饱尝贫乏之痛苦，故对于处境相似者，不禁发生同情心，不惜予以援助，俾不再如己之饱尝痛苦。宗棠平生所受痛苦，最深切者，殆莫如三次会试北上，及报罢南旋。故以后对寒生赴试，辄佽以资斧。如在甘肃时，同治十二年(1873)尝以养廉银二千两，光绪元、二年(1875—1876)各以三千两，分赠本省入都会试、朝考之士子。同治十三年(1874)，于本省会试士子，亦每人赠银二十两，更以八百两分赠朝考拔贡，以为“四十余年前，金尽裘敝，人困驴嘶景况，犹在目前也”。又光绪二年(1876)，甘肃乡试，宗棠方督师肃州，对于本州及安西士子之赴兰州省城与试者，每人赠与试费票银八两，六十二人共四百九十六两。而孝威会试时，斥金助同试者，宗棠亦作书嘉之：

……下第公车，多寒苦之士，又值道途不靖，车马难雇，思之恻然。我当三次下第时，策蹇归来，尚值清平无事之际，而饥渴窘迫，劳顿疲乏之状，至今每一忆及，如在目前。儿体我意，分送五百余金，可见儿之志趣，异于寻常纨绔。……

后总督两江，以江宁府七属公车费款少人多，沾溉无几，捐廉银五千两，发商生息，永资补助。注1049而宗棠生平又一最苦痛之境遇，尝写以告郭崑焘：

……道光二十八年(1848)，柳庄耕田，遭淫雨之害，谷尽发芽，典质罄尽，而一家十二口，无不患病者，尝吟杜老《同谷歌》“男呻女吟四壁静”之句，戏语孺人曰：“我欲改静为空，始与此时情事相合也。”……

然宗棠与筠心夫人于斯时，固犹竭力施赈也。同治八年(1869)，湖南又大水为灾，宗棠以家书述捐廉助赈之意：

……今岁湖南水灾过重，灾象叠见，我捐廉万两，并不入奏。回思道光二十八、九年(1848—1849)，柳庄散米散药，情景如昨。彼时，我以寒士为此，人以为义可也。至今时位至总督，掌握钦符，养廉岁得二万两，区区之赈，为德于乡，亦何足云，有道及此，谨谢之。我常言，士人居乡里，能救一命，即一功德，以其无活人之权也。若居然高官厚禄，则所托命者，奚止数万，数百万，数千万，纵能时存活人之心，时作活人之事，未知所活几何。其求活未能，求救不得者，皆罪过也，况敢以之为功乎。是以入关陇以来，首以赈抚为急，总不致令我目中见一饿毙之人，我耳中闻一饿毙之事。……注1050

观此两事，可知宗棠之同情心，实系推己及人，故尤为恳挚。

(四)宗棠感觉国家多难，不欲以室家自肥。如同治元年(1862)六月，与孝威书云：

……今年秋初，吴都司归，曾寄薪水银二百两，此次未免又增一番用度。除却应用各项，不宜太省，此外衣服等事，概宜节之又节，免我远地牵挂。如实不敷，亦只准再寄百两。兵已缺饷七月，我岂可多寄银归耶。……

宗棠治军，常与士卒同苦，亦犹此意。注1051

(五)宗棠欲子弟习于节约，能受劳苦，不以富厚生活，损短志气。如同治八年(1869)家书与孝威云：

……我一介寒儒，忝窃方面，功名事业，兼而有之，岂不能增置田产，以为子孙之计。然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做起，尔为家督，须与诸弟及弟妇，加意刻省，菲衣薄食，早作夜思，各勤职业。撙节有余，除奉母外，润赡宗族，再有余，则济穷乏孤苦，其自奉也至薄，其待人也必厚。……

又十二年(1873)一书云：

……古人教子，必有义方，以鄙吝为务者，仅足供子孙浪费而已。我之不以廉俸多寄尔曹者，未为无见。尔曹能谨慎持家，不致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沉溺为欢娱，则我积多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

而曾国藩记宗棠语云：

……凡人须从吃苦中来，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云云，多见道之语。……

皆可显示宗棠旨趣所在。注1052

省啬与慷慨，本属相背，宗棠则同时并举。一般人处己多慷慨，所谓千金一掷；待人恒省啬，所谓一毛不拔。宗棠则一反其道。且在宗棠，固以为省啬与慷慨，可以相因，即上述所谓“其自奉也至薄，其待人也必厚”。又同治二年(1863)，家书与孝威云：

……家用虽不饶，却比我当初十几岁时好多些，但不可乱用一文，有余则散诸宗亲之贫者，惟崇俭乃广惠也。……注1053

崇俭犹之自奉至薄，广惠犹之待人必厚，此数语，实为千古不刊之论。夫人之好善，谁不如我，凡遇可以悲悯之事，而漠然恝置者，究占极少数，只以平日素无余蓄，乃致力不从心，或一念及私人生活之负担，为善之勇气，亦辄少馁，此皆人情之常，不庸深责。故我人欲充分发挥待人慷慨之精神，必自处己十分省啬始，宗棠之言行，可为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