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廉君

我认识傅孟真（斯年）先生，是从一九三四年开始；正式跟他做事，从一九三九年在南京起，连续了十二个年头。在这十二年当中，前一大段是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后一年零十一个月是在台湾大学（以下简称台大）。虽然我跟孟真先生做事的机构，只有上面所说的两个，可是由于孟真先生是属于多方面的，所以我受命办理的工作，并不限于史语所和台大，也不限于我在两个机构职称以内的事情，但孟真先生不仅是治学的高才，更是治事的好手，因此我有机会能多方面地体验学习。自然，我对孟真先生的治学方面，不敢妄加论断，但有些小事，也许外边不知道，或是有人知道而未经写出来的，我愿意记述两三件在下面——可作为逸事观，并不是这些事情便足以代表孟真先生整个的人生。

孟真先生是一位很“坦率”也可以说是“天真”的长者，他不讳言心里面的话，更喜欢说“老实话”。刚刚认识他的人，也许觉得他脾气不好，“工架”太大，但和他接触得比较久了，就会感到他乃是易于亲近的天真而不拘形迹的人。

记得抗战期间，史语所迁到四川的李庄山坳里，为了同仁“食米”的关系，常常要和当时当地的“专员公署”（设在宜宾）有所接头，当时的专员好像是王梦熊先生，孟真先生曾经用当地出产的竹纸亲笔写过一封白话长信给王专员，其中有几句话是：“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从“以研究为职业”这句话来玩味，足以佩服孟真先生并不标榜“研究”的“清高”，而说的完全是老实话。因为做研究，必须要穿衣吃饭，要穿衣吃饭，必须要拿薪水，既拿薪水，便属于职业范围，这是很合逻辑的。以上所举，是孟真先生“坦率”的一个例子。还有，孟真先生有时对某一人刚刚发完脾气，第二个人不知这个“前因”，跟着来找他，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以后第三第四个人相继而来，相继被斥而退。孟真先生在这种情形之下，常常和我说：“叫我不二过可以，叫我不迁怒，我实在做不到！”孟真先生有自知之明，自己知道自己的“短处”，而又勇于把自己的“短处”明白地讲出来，这是孟真先生“坦率”的第二个例子。至于孟真先生的不拘形迹，理智与情感并重，非和他相处得时间比较长些，无由体会得到。有人批评他是“大炮”，但他的炮口都是对“事”，并非对“人”！记得孟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这虽是由于讨论学术问题而发，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平素做人的态度！

孟真先生一生未离开书本，关于他和“书”的关系，我在孟真先生逝世周年台大所印的纪念刊中写过一篇短文。孟真先生和“书”，好像不可须臾离开，也好像是有不解之缘；喜欢读，喜欢买，更喜欢收藏。在史语所的时候，从在上海收购“群碧楼”的藏书开始，以后在北平、南京，以及抗战期间所迁到的地方，如湖南、云南、四川，均随时随地在替史语所就近或设法向其他地方访购书籍，尤其是史语所在四川的时候，收集四川的地方志，收到很好的效果。

孟真先生自己收藏的书，很少善本，一般常用的书差不多都有，小至“一折八扣”的《枣林杂俎》，也都好好地保存着（因为他对明史特感兴趣）。一九三九年史语所迁到昆明，没有地方把图书馆的书籍开箱，于是大家便利用孟真先生私人的藏书使用。那时候我正在管理图书馆，一时兴起，检了孟真先生的一个图章，文为“独嘉草堂”，正在开始把每一本书上加盖这个图章的时候，孟真先生看了，哈哈大笑，他说：“这个图章是我没有结婚的时候，朋友们笑我是个光杆，开玩笑替我刻的，最好不要再盖下去吧！”于是这件工作便行结束。

记得史语所复员回到南京的第二年，孟真先生极有先见之明地感到北平的局面在当时有些不妙，于是把抗战胜利复员后接收自日本人的“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的大批书籍，选择其中比较珍贵的陆续地运到南京，这些书籍为数不少，运到南京的时候，经我登录收藏。史语所迁台的时节，也随同史语所原收藏的书籍一同运到了台湾。

孟真先生接长台大以后，在万端待理的情形之下，并没有忽略充实台大的图书馆，因为当时台大图书馆所收藏的图书，除了日文和德文以外，中文书籍实在不多，于是他东凑西凑（经费），尽量添置不少经常应用的中文书籍。记得有一个晚上，孟真先生一个人跑到南昌路的鸿儒堂选购了不少书籍，自己抱回来，那时候我住在孟真先生家里，他叫我点收这些刚刚买来的书籍，并且叫我暂且垫款付账，我说：“既是熟铺子，明天再请事务组去付好了！”孟真先生听了我的话笑了笑，他说：“看来现在是月底，你的荷包大概也干了吧！”

孟真先生喜欢买书，与书为伍，凡是认识孟真先生的，大概都知道，可是他并不是乱买，他对买书是非常审慎的。譬如说，抗战胜利之后，史语所迁回南京，史语所用了一笔不少的钱，买了傅增湘氏所藏的北宋刊南宋补刊本《史记》，孟真先生在购买这部书的过程中，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考虑、研究，在决定买下之前，特别叫我到上海去向精于版本的徐森玉（鸿宝）先生请教，想从徐先生口中知道“藏园”所收藏的这部《史记》的来龙去脉，结果徐先生叫我转告孟真先生可以放心收买，这才做了最后的决定。这部书买妥之后，存在胡适之先生家里，后来又由孟真先生拜托胡适之先生趁由北平坐飞机到南京之便，由胡先生亲自带到南京，史语所事前已买好了一座大型的保险柜，书一到达，立刻入柜。自然，这个保险柜里面，不仅装这一部《史记》而已，另外还有零星买来的敦煌卷子《佛国记》（当时流传在市上的敦煌卷子大都是佛经，“传记”方面的很少，所以史语所把这一卷《佛国记》也放在里面），尚有“蝴蝶装”的《文苑英华》等等，都是孟真先生亲手买来的。

那时候我正在担任管理图书的职务，鸡鸣寺下的史语所大楼，一、二、四层都有我的书库，本来已够奔波，这部《史记》买来之后，更增加了我的责任，而孟真先生又对这部书特别喜爱，一有空闲，即叫我开柜取出拿到办公室来翻阅，有时候客人要看，也同样地叫我取出来。我为了责任的关系，每次拿这部书，总是亲自捧上楼来，捧下楼去，而在孟真先生翻阅的时候，我一定要在旁边“守候”，因为我很注意孟真先生的烟斗或雪茄。有时候孟真先生在他办公室的大型吊电扇之下翻阅，电扇吹得书页嘶嘶作响，每页之间，原来夹着的一片烟叶（避潮用）几乎飞舞起来，我立刻把电扇关闭，孟真先生体胖怕热，至此也无可奈何，有时叹口气向客人说：“你们看，我也受到了限制！”

史语所成立不久，孟真先生便有校勘《明实录》的计划，后来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也曾参加过一段时间（这是在我开始管理图书馆之前），在我参加这项工作的时候，曾经数次从南京取道苏州到湖州的南浔取刘承干氏（翰怡）嘉业堂所藏的明实录校勘，因此有机会参观当时在南浔镇刊刻《四明丛书》的实地情况，也参观了《适园丛书》的原板（收藏在南浔的“适园”里面）和欣赏了小时候“临帖”时候所临的“宜园记”石刻（宜园也在南浔）。同时也有机会在此饱尝张季鹰所回忆的家乡的三样东西：菰、鲈鱼和莼菜。后来孟真先生有鉴于嘉业堂所藏的这一部抄本明列朝实录和其他零星本子（如天一阁原藏者）有收购之必要，因为当时传说嘉业堂的书将全部出卖，所以叫我和另外一位张先生再到南浔向他们洽购。经过一番周折，把这部《明实录》买来之后，于是校勘《明实录》所用的本子由六种而增加到七种。抗战胜利复员之后，听说嘉业堂的书籍已不知下落，而《明实录》幸喜早已由史语所买来，这又是孟真先生的先见之明。三十年来，校勘工作，未因抗战播迁而中止，现在这部书的校勘工作，经过黄彰健先生的努力，业已完成，并由李济之所长毅然设法把它印出来，完成了史语所历史组的一项大的集体工作。

因为孟真先生喜爱书，所以他对史语所图书的管理人选，特别注意。史语所当时有二十一万册图书，大半属于文史方面，另外有一大批金石拓片。他认为管理这些东西，不仅是长于管理“技术”方面而已，至少要对版本学、目录学、年代学以及校雠学等有丰富的知识，所以在抗战前后有人推荐图书馆专科学校的毕业生给他，他都婉谢了，因为他认为管理图书，不只是“技术”的一面。不过，我要在这里声明一下，我之所以在史语所管图书馆，并不是具备上述的条件，而且差得很远，孟真先生之叫我拿出一部分时间管图书，乃是适应抗战时期的环境和需要，因为史语所在当时一再播迁，五年多的时间中，我办理开箱、装箱和上架的工作，前后有十二次之多，所以我管图书，乃是应付这种工作而已，谈不上什么建树。史语所迁到南港以后，图书馆扩大了，今非昔比，自然需要使它纳入一般图书馆的组织，多亏李济之所长的领导和学验俱丰的一位专家蓝乾章先生在此主持，使史语所图书馆大具规模，孟真先生有知，当亦含笑！

孟真先生对史语所同仁的研究水准，估计得很高，所寄望的也高，在我管理图书的时候，虽然有不少同仁向我要词典一类的东西使用，但孟真先生却禁止我把这些书籍陈列在书架上，因为孟真先生心目中的“工具书”，并不是这些书，所以在我刚刚接管图书馆的时候，他曾明白地告诉我：“我们不用这些书！”

因为孟真先生喜欢书，所以不少书店的老板和他成了朋友，譬如说北平修绠堂书店的老板，精于版本，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到了台湾，鸿儒堂和大陆书店的老板，也经常和孟真先生往还。现在衡阳路“大陆书店”的匾额，就是孟真先生替他题的，可惜描来描去，由直变横，早已走了样子。孟真先生还为这家老板张紫树先生写过一张条幅，文为：“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

以上是就孟真先生和“书”的关系，拉杂的说了不少。谈到孟真先生学问的渊博，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我没有资格来描述。他对每一事物的批评，必须先对这一事物有了充分的了解，譬如说，他对平剧有很深的认识，他才批评平剧；他对中医有丰富的常识，他才来批评中医。我最佩服孟真先生的另外一件事是孟真先生开口成章，提笔成文，脑筋反应之快，更为常人所不及。孟真先生接长台大以后，因为眼睛不好，常常用手盖着左眼写字，所以后来所写出的不少文章或演讲词，都是由他口述而由我笔录的，自然，我笔录之后，尚须经过他的整理始能成为定稿。当时我住在孟真先生家里，他常常在晚饭以后和我商量：“咱们dictate一点东西好不好？”我不好意思也不敢拒绝，这一工作，可能到了深夜。记得我最后替他笔录的文字有两篇，一篇短的是《台湾大学国文选拟议》，另一篇很长的是《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发表于《大陆杂志》，分两期刊出，后一半刊出的时候，孟真先生业已谢世了）。

最后，我要记述孟真先生的又一件不可埋没的功绩；一九四八年年尾，北平的局面万分紧张，孟真先生那时候在南京，不知道费了多少气力，转移在北平的学人。他努力的对象包括当时的交通部部长俞大维先生、青年部部长陈雪屏先生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而替他办事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因为那时候史语所同仁早已到了台湾，整个史语所只剩下我们三四个人，除了另两位先生仍旧料理史语所迁走后的善后工作外，我本身的事情已经很少了，所以我能尽全力受命办理和转移学人出来有关的琐事，也就因为我躬与其事，才能很详细地知道孟真先生为办理这件事所受到的酸、甜、苦、辣。我跟孟真先生东奔西跑，有时候跑到中午，赶不及回去吃饭，照例的是在新街口三六九各吃一笼包子，孟真先生心事重重，彼此对坐闷吃，默默无语。一直到最后一批飞机从北平飞到了南京，我们招待这些学人们住在史语所的大楼里面，这才松了一口气。

早已迁空了的鸡鸣寺下的史语所大楼，这时候灯火辉煌，俨然是一座观光旅馆，而我也就成了旅馆的“账房”。后来这些学人们（包括台大钱校长、毛子水教授、英千里教授等多人）陆续地迁走了，史语所大楼这才又恢复了岑寂。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和孟真先生和他的夫人以及胡适之先生等一行准备搭乘京沪夜卧车赴上海，再转飞台湾。当我们走出了史语所的大门，留守的几位工友，把我们送出来，一向侍候孟真先生的工友老裴，依依不舍地含着眼泪向孟真先生说：“所长，希望您早些回来！”

一九六九年五月八日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四卷第六期（一九六九年六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