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

五四运动宣言　出自志希之手

说到罗志希先生，不能不谈起五四运动。在座的毛子水先生和查良钊先生，都是“五四”时候的人，我那时是法科一年级，志希比我早两年，他在学生中间的名望已经很高了。那正是文学革命转入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其时正值欧战结束，有几位先生在天安门的广场上搭棚子演说“公理战胜强权”，鼓吹民主与科学。然而到了巴黎和会，却依然是强权政治，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渡给日本，载之于《凡尔赛条约》。这时有些同学如易克嶷等在校舍里演讲，抗议巴黎和会侵犯中国主权，反对日本接收胶州湾和胶济路的权益。我也时常去听。五月三日（星期六）中午我在译学馆的大饭厅吃饭，廖书仓和几位同学走进饭厅，简单地报告巴黎和会的经过以及和约的把山东的权益让渡给日本之事，请大家当天晚上到大礼堂开会。廖书仓先生善书法，马神庙一带很多店铺的招牌是他写的，大家都知道他或认得他。这天晚上，大家都去大礼堂开大会，决议各校同学明天在天安门集合，发表宣言，游行抗议。第二天即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各校学生一队一队进天安门广场，结成大队，要进东交民巷使馆区，被阻不得通过，于是派代表到英、美、法和日本的公使馆呈递抗议书。学生大众在天安门广场上站立了好几个钟头，然后排成行列，从西长安街，经西单牌楼，走西单大街，转入赵家楼，进曹汝霖的公馆，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然后退出赵家楼。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五四运动。当时大会主席是段锡朋（书诒），而国务总理是段祺瑞。北京市民称为“二段”。天安门大会宣言寥寥百余字，简短而有力，出自志希先生之手，这是罗家伦为学生界所周知和推重之始。当时我只知罗家伦其人而并不相识。段书诒先生的确是一位领导人才（当时并没有“领导”的口头语）。他主持大会，对于一个议案，经过辩论之后，把正反两方的意见简明扼要地引述一番，交付表决，大家几乎都以他的意见为依归。当时学生的运动，都是自动自发的，并没有政党参加其中。在报刊方面，《北京晨报》是极力鼓吹，杂志则大都是后来才流行。五四这个时候是志希先生名望事业的发轫时期。这一段历史毛子水先生亲身参与，比较熟悉，应该请毛先生来讲。

因五四运动出头的几位同学

我们的同学因五四运动出头的不少，我离开学校后遇到过好几位。我在一九二二年北大法科毕业后，到安庆的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教书，就遇到方豪（字俶新，浙江人），他是安徽省立第一中学的校长，这是我离开北大后头一个碰到的“五四”的朋友。“五四”时期，他是北京学生代表。一九二四年我到上海去，又遇到一位朋友，也是“五四”时学生联合会的主干之一，就是李伯嘉先生，他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法制经济部主任，所长是王云五先生。其时傅孟真先生归自欧洲，到了上海，他在五四时代已享大名。那年（不记得是何年）阴历腊月三十除夕，李伯嘉先生找我，说孟真在他那里，要我去和他谈谈。那时我家也在上海闸北，我到伯嘉家里，和孟真先生长谈，一谈谈至深夜一两点才回家，这个年就在李家过了，我的太太和小孩子们等我回家等不到，只得各自就寝。

党校教务副主任负实际责任

从“五四”以后到一九二八年，这中间差不多有八九年的光景，志希先生的经历我不知道。一直到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我从武汉逃出，在南昌停留一段时间，再走上海，进南京，在中央党务学校才见到志希。他是中央党校的教务副主任，教务主任是戴季陶先生，负实际行政责任的是副主任。我那时在中央军校做总政治教官，又在中央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做科主任，有时到中央党校去，与志希相见。我一身兼两职，总是白天睡觉，夜里写文章，不大喜欢上班。我家仍在上海，每逢周末，我便回上海去。还有个故事：中央党校有训育员十人，都是党中同志最好的人选，当日出了一个缺，有人推荐我担任，谷叔常（正纲）先生是训育副主任，不接受。他说这个人不行，他白天睡觉，他在中央党部科主任的薪水每月都是别人代领的，他自己没亲自领过一回。中央党校的训育员我就没做到。后来我问谷先生，他坚决否认有此事。

那个时候，段书诒先生也在中央党校讲学。他跟志希是北大老同学，他爱同志希开玩笑，志希有涵养，也有风趣，从来不为老朋友的玩笑发火。

志希执笔写的大文章

中央党校校长是蒋总司令兼任。蒋总司令有关时局的大文章，由志希先生执笔的不少。自此时以后，志希先生写的大文章，开始我只是听说，后来我确实知道经过的更是不少，今天可略为谈谈。刚才说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天安门学生大会宣言是志希写的，到一九三一年五月南京国民会议，蒋主席的开会词是他写的。这是一篇很大的文章。志希写这篇文章是在汤山。据说，他打电话向戴季陶先生要资料，戴先生挂断电话，发脾气说：“志希居然要我替他找资料！”但又不能不替他找出若干文件亲自送去！这篇大文章轰动一时，并永传不朽。国民会议的宣言则不是志希先生的手笔。

大英百科全书一段中日战史

以后志希先生的事迹我又不大清楚，到了抗战胜利之后，一九四六年八月，蒋委员长在庐山，我有事从上海往牯岭报告，报告完毕之后，我以为就没事可以回家了。委员长要我多住几天，我住在九十四号仙严饭店，这一下就住了一个多月。凡是委员长所在之地，必有许多记者前来采访新闻，这些记者都跟我熟识，时常到我住的地方闲谈。有一天，志希上牯岭来了。记者们问我，罗家伦先生来此何事？我就告诉他们，大英百科全书请委员长写一段关于中日战争的历史，委员长要罗先生执笔。我对记者们说，你们去看罗先生时，不要提这件事。后来有些记者去看志希，问这问那，谈东说西，后来还是志希自己忍不住，说了出来。这篇文章只有一万多字，却将抗战八年的经过与委员长的指导与主张、战略与战术，概括详尽，理路明晰，的确写得非常好。

合写最短的宣言呼吁党团团结

一九四七年九月，在南京，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与党团联席会议，大会的宣言是志希同我两人写的，我们两人对席而坐。宣言不到一千字，是历次大会许多宣言最短的一个。这次党团联席会议，现在也无妨谈谈。当时会议的气氛似乎不怎么好，我那时胆子很大，在《中央日报》写了一篇社论，援引北宋范纯仁的故事，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在仁宗庆历年间参知政事，有名的天章阁十事之奏，力行改革，尤其是延揽儒者，在太学讲学，造就了一批人才，如欧阳修、司马光，这批人才就是这样子出来。后来熙宁变法引起党争，而范纯仁力主调停。我引这段故事呼吁党团团结。这可以说是一篇很大胆的文章。到了大会开会我和志希奉命草拟宣言，我们立意要写一篇最短的宣言，发出团结御侮的呼声。

志希写文章如韩幹画马

其后迁台，“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大会宣言还是志希同我对席而坐草拟初稿，总裁蒋公两三次修改，然后提出大会通过的。

说到写文章，文学家说要有灵感，我从来不知什么是灵感，我的文章是打硬仗，打出来的。我写的东西，只有骨头，尤其不会转弯接笋，志希则善于润色，有时在生硬之处加上几句或改几个字，焕然可观。志希写文章，犹如韩幹画马，体态丰腴而骨气内蕴。最后还是总裁增删改动，才方分寸切合，气力充沛，形成名如其实的大文章。

每做一事必有一番建设

关于志希的生平，我只能说得这么多，关于志希的事业，我也只能说得大纲，有目无书。志希长于建设，更勇于担当。他每到一个地方，必着手一番建设，开创一番事业来。北伐之后，他做清华大学校长，虽然时间很短，只有短短两年，但他将清华改变为名实相符的第一流的大学。清华原是留美预备学校创办起来的，到了志希做校长之前，已经颇具规模，志希接长之后，把清华改隶教育部，使清华成为一所正规的大学。他又为清华建了一个大图书馆，清华原来的图书馆，注重西文书，尤其是英文书籍，志希特为搜罗中国典籍，使清华图书馆可以和北大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鼎足而三。这个图书馆楼上的地板是玻璃的，至今我记忆犹新。

抗战前夕，志希担任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抗战发生，他把中大由南京迁到重庆。到台湾来之后，他是党史会的主任委员，在草屯的党史会址原是一座祠堂，他扩大建筑，才有今日的规模。

另外，志希的生平有三段事情我不太清楚，第一是他留学欧洲的情形；第二是他以监察使出巡新疆，此事他跟我谈过不少，我都忘了，不过他留有记录，他有两本诗集描述塞外之事，他也和我谈到在盛督办的独裁统治之下，他所经历的危险。第三是他出任驻印度大使这一段，马星野和吴俊才两位先生能够详细叙述。那时就是尼赫鲁做印度总理，志希告诉过我，有一回在一个会上，印方所悬挂的地图，把西藏和西康部分地方划入印度，即所谓“麦克马洪线”，他曾提出抗议。他为了中印边界的争议，搜集了古今中外多种舆图。

关于志希的生平事迹，头一段五四运动，我只知道一点点，后来有几篇关于时局的大文章，我略为知道一点，至于晚年他在台湾的事迹，大家都很清楚，也不必多说了。我所知道他的事，实在非常少，今天只能够做一个开场白，希望引出各位的话来。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卷第一期（一九七七年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