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史料的论文，但总是没有着笔。月前复旦大学文学院约我作一次学术讲演，我就讲《史料与历史科学》这个问题。惟讲演时，为时间所限，不能作较详之发挥。近因书店之约，要我写一本关于史料学方面的小册子，我就开始把这次的讲演稿加以整理，计有三篇：一、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二、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三、与收集整理史料有关的各种学问。现在我还只写成《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一篇；其余两篇，假如我的生活不发生变动，也想继续写出来。

翦伯赞

1945年8月2日

一　导言

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真是浩如烟海，学者往往穷毕生之力，而莫测涯际。即以一部廿四史而论，就有三千二百四十二卷，其卷帙之浩繁，已足令人望洋兴叹。而况廿四史尚不过是史部[1]诸史中之所谓正史。在史部中，除正史以外，尚有编年史、纪事本末、别史、杂史、实录、典制、方志、谱牒及笔记等，其数量更百倍千倍于所谓正史[2]。

又况用历史学的眼光看，不仅史部诸书才是史料，一切史部以外的文献，都含有史料。章实斋曰：“六经皆史”，此说甚是；但仍不足以概括史料的范围。我们若更广义地说，则何止“六经皆史”，“诸子亦史”，“诸诗集、文集、词选、曲录、传奇、小说亦史”，乃至政府档案、私人信札、碑铭、墓志、道书、佛典、契约账簿、杂志报纸、传单广告以及一切文字的记录，无一不是史料。若并此等史料而合计之，其数量又百倍千倍于史部的文献。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之丰富，正如一座无尽的矿山，其中蕴藏着不可以数计的宝物。这座“史料的矿山”，在过去，虽曾有不少的人开采过，但都是用的手工业方法，器械不利，发掘不深，因而并没有触到史料之主要的矿脉。例如史部以外之群书上的史料，特别是历代以来文艺作品中的史料，并没有系统地发掘出来，应用于历史的说明。至于四部以外的文字记录，则更不曾把我们当作史料而引用。

但是，就史料的价值而论，则史部以外之群书上的史料，其可靠性高于史部诸史上的史料。因为史部诸史，是有意当作史料而写的，其写作的动机，则抱着一种主观的目的。例如对某一史实或人物执行褒贬，所谓《春秋》书法。就是主观意识之发挥。这种主观意识之渗入，当然要使史实受到程度不同的歪曲，乃至涂改，以致减少了史料的真实性[3]。至于史部以外的群书，则并非有意为了保存某种史料而写的，而是无意中保留了或反映出若干的史料，这样无意中保留着或反映出的史实，当然要比较真切。固然，在史部以外的群书中，其行文记事，也夹杂着主观的意识，特别是各种文艺作品，如诗词、诗赋、小说之类，甚至还具有比史部诸书更多的主观意识。但是在这一类书籍中所表现的主观意识之本身，就是客观现实之反映；因而他不但不破坏史料的真实，反而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更真实的史料。

再就史部诸书而论，则正史上的史料，较之正史以外之诸史，如别史、杂史等中的史料，其可靠性更少。其中原因甚多，而最主要的原因，则因为所谓正史，都是官撰的史书。中国之设史官，由来已久[4]。但自东汉以前，史书撰著，皆出自一家。如司马迁之著《史记》，班固之著《汉书》，虽以史官而著史，尚属一家之言。自东汉开东观，大集群儒，遂开集体官撰之始。自唐以降，历代政府，皆设置史馆，派贵臣为监修；史官记住，皆取禀监修，始能着笔。自是以后，修史者在政治的限制之下，完全丧失了记录史实的自由，而所谓正史，几乎都是历代政府监督之下写成的，至少也是经过政府的审查，认为合法的。虽然大部分正史，都是后代编前代之事，但其资为根据的史料，则系前代的实录及官书，此种实录及官书，皆成于当代人之手。以当代之人，记录当代之事，当然不允许暴露当时社会的黑暗，特别是统治阶级的罪恶。否则就要遇到危险，如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仇贵族；而吴之韦曜，魏之崔浩，且以触犯时讳而丧失生命。所以历代史官，大抵变乱是非，曲笔阿时。见皇帝则曰“神圣”，见反对皇帝者则曰“盗贼”，简直变成了统治阶级的纪功录。像这样专捧统治阶级而以人民为敌的历史，当然不可信。至于正史以外之别史、杂史等，则系私家著述，这一类的著述，并不向政府送审，他能尽量地写出所见所闻，所以较为真实。

总之，就史料的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正史以外之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为了要使中国的历史获得更具体更正确之说明，我们就必须从中国的文献中，进行史料之广泛地搜求，从正史中，从正史以外之诸史中，从史部以外之群书中，去发掘史料，提炼史料。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

二　正史

首先说到廿四史，即中国史部群书中之所谓正史。

这部书，既非成于一时，更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是历代积累起来的一部官史。其中成于汉者二，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是也。成于晋者一，陈寿《三国志》是也。成于南北朝者四，宋范晔《后汉书》、梁沈约《宋书》、梁萧子显《南齐书》、北齐魏收《魏书》是也。成于唐者八，房玄龄《晋书》、姚思廉《梁书》、《陈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征《隋书》、李延寿《南史》、《北史》是也。成于五代者一，后晋刘桒《旧唐书》是也。成于宋者三，薛居正《旧五代史》、欧阳修《新唐书》、《新五代史》是也。成于元者三，脱脱《宋史》、《辽史》、《金史》是也。成于明者一，宋濂《元史》是也。成于清者一，张廷玉《明史》是也。

以成书的年代而论，大抵皆系后代撰前代之史。但其中亦有例外，如刘宋撰《后汉书》，唐撰《晋书》，则朝代隔越。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上溯殷周，远至传说时代之五帝，更系以后代之人而追溯远古。

即因这部书是历史积累起来的，所以在唐代只有三史，即《史记》、《汉书》、《三国志》，而成于南北朝的诸史，尚未列入正史。到宋代，始将宋及其以前所成的诸史列于正史，合为十七史，而《旧唐书》、《旧五代史》，尚不在正史之内。至于明，又加入宋、辽、金、元四史，而有廿一史。到清代，再加入《明史》及《旧唐书》、《旧五代史》，始足成今日之所谓廿四史。晚近又以柯劭忞《新元史》列入正史，增为廿五史。他日再加入《清史》，就有廿六史了。

廿四史，中国历来皆称为正史。但在我看来，与其称之曰史，不如称之曰“史料集成”。

第一，以体裁而论，虽皆为纪传体，而且其中最大多数皆系纪传体的断代史，但其中亦有纪传体的通史。如司马迁的《史记》，则上起五帝，下迄汉武；李延寿的《南史》，则系宋、齐、梁、陈四朝的通史；《北史》，则系北魏、北齐、北周、隋代四朝的通史。通史与断代史杂凑，以致体裁不一。

第二，即以纪传体而论，亦不尽合于规律。所谓纪传体，即以本纪、世家、列传、书志、年表合而成书。但《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皆无书志，《隋书》本亦无志，今志乃合梁、陈、齐、周、隋并撰者。而《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皆无表。

第三，以史实的系列而论，则重复互见。其中有全部重复者，如《南史》之于宋、齐、梁、陈书，《北史》之于魏、齐、周、隋书，《新唐书》之于《旧唐书》，《新五代史》之于《旧五代史》是也。亦有局部重复者，如《汉书》纪汉武以前的史实，完全抄录《史记》原文是也。又如于朝代交替之间的史实，前史已书，而后史必录。如东汉末群雄，《后汉书》有列传，《三国志》亦有列传。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之事迹，已见于《魏志》，而《晋书》又重为之纪。此外，当割据或偏安之际，同时并世的诸王朝，各有史书，而同一史实既见此史，又出彼史。如宋、齐、梁、陈书之于魏、北齐、周、隋书，《南史》之于《北史》，《宋史》之于辽、金、元史，其中重出互见之史实，不可胜举。至于论“夷狄”，则必追其本系，于是北貊起自淳维、南蛮出于槃瓠；高句骊以鱼桥复济，吐谷浑因马斗徙居等语，前史已载，后史再抄，重床叠被，千篇一律。因而以时间系列而论，亦未能前后紧密相含。

第四，因为廿四史都是用纪传体的方法写的，所谓纪传体，即以事系人的体裁。这种体裁用以保存史料，不失为方法之一。若用以写著历史，则纪一史实，必至前后隔越，彼此错陈。因为一人不仅作一事，一事又非一人所作，若以事系人，势必将一个史实分列于与此事有关之诸人的传纪中，这样，所有的史实都要被切为碎片。所以我们在廿四史中，只能看到许多孤立的历史人物，看不到人与人的联系。只能看到无数历史的碎片，看不到一个史实的发展过程。既无时间的系列，又无相互的关系。所以我说廿四史不能称为历史，只是一部史料的集成。

当作历史，则班、马之书，亦不敢妄许。即当作史料，而廿四史中有一部分史料，也只能当作代数学上的x。是否正确，尚有待于新史料的证明。其不可靠的原因，一般地说来，不外如次的几点：

第一，循环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史记》中，已经彰明其义。《历书》曰：“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高祖本纪》太史公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天官书》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又说天变则依五星周转，应于世变则为五行轮回。所谓五行者，即土、木、金、水、火，亦曰五德。中国的历史，就是三五往复，五德终始，循环古今。所以历代受命之君，必于五德中有其一德而王，如某也以土德王，某也以木德王等等。五行又配以五色，如苍、赤、黄、白、黑，故以某德王者，则必尚某色。如汉以火德王，色尚赤。像这一类循环论的说法，充满廿四史，并以此而演化为天命论。如历史家以秦之祖先为金德，色尚白，汉为火德，色尚赤，于是把汉高祖斩白蛇之事，附会为赤帝子斩白帝子。又如刘秀继西汉而王，其德不改，其色亦不改，故当其即位之际，有《赤伏符》自天而降。又如公孙述，他根据王莽的新五德系统（五行相生）以为土生金。（王莽自谓以土德王，色尚黄），他继王莽之后，应为金德，金德王者色尚白，故自称白帝。这一类的鬼话，当然不可信。

第二，正统主义的立场。廿四史，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帝王本纪，是全部历史的纲领。所以在任何时代，都必须要找到一个皇帝，而尊之曰“神圣”，替这个皇帝作本纪，替属于这个皇帝的贵族作世家，官僚、地主、商人作列传。任何人，不管他的理由如何，只要反对这个“神圣”，他就被指为叛逆，为盗贼。“神圣”可以反道败德，荒淫无耻，乃至杀人放火，史书上不过说他“略有逊德”，甚至美之曰“为民除暴”。反之，反对“神圣”的人民，如果杀了几个贪官污吏，史书上便大书特书，说他们不仅是杀人魔王，而且是吃人大王。但是他们有时也自相矛盾，即当他们找不到“神圣”的时候，则他们认为是盗贼、叛逆乃至夷狄，皆可以奉之为“神圣”。如朱温在《唐书》为盗贼，在《五代史》遂为“神圣”。燕王棣在同一《明史》，前为叛逆而后为“神圣”。北魏、北齐、北周之君，《南史》指为索虏，而《北史》则尊为“神圣”。五代之李存勗、石敬瑭、刘知远皆沙陀之裔，在《五代史》上皆尊为“神圣”。辽、金、元初诸帝，《宋史》称之曰贼、曰虏、曰寇，而在辽、金、元史中，则皆为某祖、某宗、某皇帝了。赵尔巽主编之《清史稿》，对于清朝诸帝，亦无不称为祖、宗，尊为神圣；对于太平天国，则曰发匪，对于帮助清朝屠杀中国人民的汉奸曾国藩，反而恭维备至。至于某一时代神圣太多，则于诸神圣中，择一神圣，而曰此乃正统之神圣，其余则指为僭伪。如《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而以吴、蜀为僭伪[5]；新旧《五代史》以梁、唐、晋、汉、周为正统，而以其余为僭伪[6]。像这样今日叛逆，明日帝王；今日盗贼，明日神圣；今日夷狄，明日祖、宗，以及甲为正统、乙为僭伪的胡说，充满廿四史。而且由此而展开“成王败寇”的书法。如楚汉之际，项羽实曾分裂天下而王诸侯，但以结局失败，而史家遂谓司马迁不应列项羽于本纪。如西汉之末，刘玄实曾为更始皇帝，亦以结局失败，而《后汉书》遂不列刘玄于本纪。此外，如李世民之与窦建德、王世充，朱元璋之与张士诚、陈友谅，清顺治之与李自成、张献忠，其相去实不可以寸计；徒以成败之故，而或为太祖、太宗，或为盗贼、流寇。按之史实，岂为正论？所以我以为读廿四史者，万勿为正统主义以及由此而演绎的“成王败寇”的书法所迷惑。我们应该从假神圣中去找真盗贼，从假盗贼中去找真神圣。

第三，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内诸夏而外夷狄”，是春秋以来发生的一种狭义的民族思想。这种思想，也充满了廿四史。一部廿四史，都是以大汉族为中心，对于国内其他诸种族的历史活动，或列于四夷列传，或完全没有记录，如《三国志》之《蜀志》、《吴志》，以及《陈书》、《北齐书》，皆无四夷列传。其有四夷列传者，记录亦极疏略，必其民族与中原王朝发生战争或重大交涉，始能一现。至于对各民族之渊源及其自己的发展，则无有系统之记载；有之，则不是把各民族拉扯为汉族的支裔，以图否定其民族，便是对其他民族加以侮辱。前者如谓匈奴为夏桀之后，朝鲜为箕子之裔；后者如谓北狄为犬羊之族，南蛮为虫豸之属。又如述汉族之侵略四国，则曰王化广被，声教远播；反之，若其他民族向中原发展，如匈奴只要越过长城，西羌只要转入甘肃，东胡只要西向辽东，南蛮只要走出崇山峻岭，便指为叛变，为入寇。又如汉族明明向外族献美女，纳岁贡，乃至称臣称侄，而美其名曰“怀柔”；反之，其他诸民族，明明是来至中原进行贸易，而必曰“四夷来王”。诸如此类的偏见不可胜举，假使真能坚持到底也好，但又不然，只要其他民族，一旦走进黄河流域或入主中国，如北魏、北齐、北周及辽、金、元等，则又歌德颂圣，充分表现其媚外求荣之奴性。当清顺治三年，议历代帝王祀典，而礼部上言，竟谓辽对宋曾纳贡，金对宋曾称侄，均应庙祀，侵侵乎几欲正辽、金而伪宋。其所以尊辽、金者，即所以逢迎清统治者。结果不但辽、金诸帝与宋朝诸帝并坐祭坛，而魏、元诸帝亦同享庙祀。这种入主出奴的心理，应用于历史的记录，必然要混淆事实。或曰：廿四史中，有《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辽史》、《金史》、《元史》，皆系纪录少数民族或以少数民族为中心之史书，故廿四史，不能说是以汉族为中心。但是这些史书，虽不以汉族为中心，而仍以某一支配民族为中心，因而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我们之所以反对大汉族主义，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狭义的民族主义，它把汉族当作中国这块领域内的天生的支配民族，而敌视其邻人，以致使历史的中心偏向一个支配民族；而其他中国境内诸民族的历史，遂疏漏简略，歪曲不明。同样，以任何一个支配民族为中心的历史，都是大民族主义，其作用，同于大汉族主义。

第四，主观主义的思想。一部廿四史充满了主观主义的成分；而其主要的表现方式，则在每篇终末的评语之中。这种评语的命名各书不同，如《史记》则曰“太史公曰”，《汉书》则曰“赞”，《后汉书》则曰“论”，《三国志》则曰“评”，其他或曰议，或曰述，或曰史臣，或自称姓名，其名不一，其实皆史家发挥主观主义之地盘。此外，在史实叙述中，亦夹杂批判。更有一种，则系歪曲史实，以适应其主观的观念，只有这一种，最足以变乱史实的真相而又最难辨识。在廿四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任意褒贬之处，如《汉书》贬王莽。但我们读《王莽传》，观其行事，虽亦有奸伪可贬之处，而其托古改制，知道当时的政治非变不可，尚不失为一个开明的贵族。《宋书》、《南史》贬范晔，但我们读陈澧《东塾读书记》中的《申范篇》，而后知范晔之被诬。《宋史》贬王安石，但我们读陆象山《王荆公祠记》、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梁启超《王荆公传》，而后知王安石之被谤。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此外曲笔阿时，以取媚权贵者，更颠倒是非，任意屈伸。他若贪污者，则更无论矣。刘知几曰：“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7]班、陈尚如此，等而下之，当更有甚焉。

最后，便是政治的限制，忌讳多端。即因如此，对于皇帝的记录，特别是开国皇帝的记录，最不可信。例如刘邦本是一个好美姬、贪财货的流氓；而《史记·高祖本纪》谓其一入咸阳，便变成了“财货无所取，妇女无所幸”的圣人。汉成帝尝白衣袒帻，从私奴客，奸淫人民的妻女；而《汉书·成帝纪》谓其“临朝渊嘿，尊严若神”。曹髦之死，实司马昭派贾充刺杀；而《三国志·魏书》但书“高贵乡公卒”。苍梧王之死，实萧道成派杨玉夫刺杀；而《南齐书》但书“玉夫弑帝”。杨广实弑其父，而《隋书·炀帝纪》但书“高祖崩”。李世民实弑其兄，而《唐书·高祖纪》反书建成谋害其弟。赵光义实弑其兄，而《宋史》不书。燕王棣实逐其侄，而《明史》不罪。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其他对于皇帝以及权贵之一切无耻的罪行，大抵皆因忌讳而不许记录；其间有记录者，则为万人皆知不可隐蔽之史实。这种忌讳，当然要变乱并湮没许多史实。不但如此，而且在忌讳的反面，又产生逢迎，如史书上替那些开国皇帝大半都制造一些神话。这些神话，完全是凭空扯谎，决不可信。

此外或因后人窜乱，真伪相杂，如《史记》自褚少孙始，窜乱者不下十余辈。或因根据不同，同一史实，而两书互异。如《史》、《汉》之于武帝以前的史实，《南史》与《宋》、《齐》、《梁》、《陈书》之于南朝的史实，《北史》与《魏》、《北齐》、《周》、《隋书》之于北朝的史实，《宋史》与《辽》、《金史》之于同时的史实，多有歧异。或因仓卒成书，讹误不免，如沈约《宋书》纪、志、列传共一百卷，而撰书时间不过数月。元撰《宋》、《辽》、《金》三史，不及三年，即告完成。明撰《元史》，六月成书。或因文字不通，随便照抄官书档案。如元撰《宋》、《辽》、《金》，明撰《元史》，其中人名地名，译音不确，竟至一人化为二人，二人并为一人，其于地名亦然。他若由于撰史者的疏忽，以至同一书中，前后自相矛盾者，各史皆有。以是之故，所以我说廿四史上的史料，只能当作代数上的x。

虽然，只要我们知道了它的毛病，廿四史中，还是有很多宝贵的史料，可以用于历史的说明。例如人皆谓《魏书》为秽史，但除去偏见，仍为史料。人皆谓《宋史》繁芜，但当作史料，则患其不繁。人皆谓《元史》猥杂，但其中所录官牍鄙俚一仍原文，更为实录。反之，如陈寿《三国志》字字锤炼，过求简净，若无裴松之的注解，史实几至不明。如欧阳修《新唐书》、《新五代史》，下笔行文，褒贬随之，同样是满纸偏见；而且由于过分模仿《春秋》，以至变乱史实。如《新唐书》本纪书安史之乱，必书逆首；但在事实上，有若干行动，并非逆首所为，而系逆党所为。故吾于《唐书》及《五代史》，宁取薛著之繁琐直叙，而不取欧著之总核简严。又如宇文氏本为少数民族，文字言语、生活习惯，异于汉族；以汉字记少数民族历史，已属隔靴搔痒；而《周书》又行文必《尚书》，出语必《左传》，则史实真相，一误于翻译，再误于文字玩弄，结果，必然走样。故吾于记录少数民族之史，宁取《元史》之猥杂存真，而不取《周书》之古雅失实。总之，当作史料看，则宁取其繁琐、存真、直叙，而不取其简括、典雅与褒贬之辞。明乎此，然后才能读廿四史，用廿四史。

三　正史以外的诸史

其次，说到正史以外的诸史。正史以外的诸史，种类繁多，如前所述，有编年史、纪事本末，及通典、通考等。这些书，或以事系年，通诸代而为史；或标事为题，列诸事以名篇；或以事为类，分部类以成书。他们在写作的方法上，都能自成一体；但在史料方面，则并不多于正史，而且大半皆由正史中网罗搜括而来。因此我们如果为寻找新的史料，以补充和订正正史，就必须求之于史流之杂著。

史流杂著，由来甚古，早在所谓正史出现之前，即已有之。如《山海经》、《世本》、《国语》、《国策》、《楚汉春秋》之类的古史，论其体裁，皆系杂史；论其著书之时代，皆在史、汉之前；且为史、汉之所取材。自汉、魏以降，此类著作，仍与所谓正史，殊途并鹜，平行发展。南北朝初，已蔚为大观。仅就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之杂史，即有一百五十余种。至于宋代，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私家著作得以刊行，而史部杂著，亦日益繁富。降至明清，则此类著作，洋洋乎浩如烟海了。

史部杂著，种类甚多，体裁不一，要之，皆与正史有别。论其体裁，既不一律皆为纪传体；论其性质，亦不如《史记》、《南史》、《北史》通诸代而为史，又不如《汉书》、《后汉书》等断一代以成书，而皆系各自为体之随手的记录，故其为书，皆零碎断烂，非如正史之有系统。关于史部杂著，刘知几曾为之别为十类：“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8]这样的分类，虽过于琐碎，但却可以显出史部杂著的诸流别。徇此流别以观史部杂著，则纷乱一团之史部杂著，亦能类聚流别而形成其自己的系统。

刘知几所谓偏纪，即其书所记录的史实，并非始终一代；换言之，非断代的专史，只是记录某一朝代中的一个段落，或即当时耳闻目见之事。这种史实，或不见正史，或即见正史而记载并不详尽，于是有偏纪之作。刘知几曰：“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山阳公，即汉献帝禅魏后之封号）、王韶《晋安帝纪》、姚最《梁昭后略》，此之谓偏纪者也。”[9]这一类的著作，以后最为发展，或截录一时，或专记一事。前者如五代王仁裕之《开元天宝遗事》，宋李纲之《建炎时政记》、《靖康传信录》，明李逊之《三朝野记》、钱甹只《甲申传信录》之类皆是。后者如宋曹勋《北狩见闻录》、蔡钘《北狩行录》、洪皓《松漠纪闻》、辛弃疾《南渡录》、明归有光《备倭事略》、吴应箕《东林本末》、清吴伟业《复社记事》、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李秉信《庚子传信录》、王炳耀《中日甲午战辑》等，不可胜举。

小录所以记人物，但并不如正史总一代之人物而分别为之纪传，而是仅就作者自己所熟知的人物为之传纪。小录上传纪的人物，或不见正史，或即见正史而于其平生事迹不详，故有小录之作。刘知几曰：“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梁元帝）《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此之谓小录者也。”[10]这类著作，后来亦继有撰著，如明朱国桢《皇明逊国臣传》、张芹《建文忠节录》、黄佐《革朝遗臣录》、清陆心源《元祐党人传》、陈鼎《东林列传》、李清臣《东林同难录》、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彭孙贻《甲申以后亡臣表》等皆是也。

逸事记事亦记言，但不是重复正史，而是补正史之所遗逸，故其所载之事或言，皆为正史所无。刘知几曰：“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璅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11]这类著作，后来向三个方向发展：其一为辑逸，即从现存的文献中，搜集古书的逸文，辑而为书。其二为补逸，即根据其他书类增补史籍上的遗漏，或就原书注释，另为史补一书。其三则为存逸，即作者预知此事，若不及时记录，后来必然湮没，故因其见闻而随时记录之。辑逸与补逸，其性质已属于逸史之收集与补充，惟存逸而属于逸史之创造。此种存逸之书，明、清之际最多，如明应喜臣《青燐屑》、史惇《恸余杂录》、无名氏《江南闻见录》、《天南逸史》、黄宗羲《海外恸哭记》、夏允彝《幸存录》、夏完淳《续幸存录》、清陈维安《海滨外史》、邹漪《明季遗闻》、罗谦《也是录》以及搜集于《荆驼逸史》及明季《稗史》中之各种野史，都可以列入逸史之类。

琐言所以记言，但并不如正史所载皆系堂皇的诏令章奏及君臣对话，而是小说卮言，街谈巷议，民间言语，流俗嘲谑。故其所记，亦系正史所无。刘知几曰：“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松玠《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12]此类著作，在宋代最为发达，如周密《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朱绪《萍洲可谈》、张知甫《可书》、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刘绩《霏雪录》、洪迈《夷坚志》、曾敏行《独醒杂志》、张师正《倦游杂录》、无名氏《续墨客挥犀》皆是也。

郡书记人物，但不如正史所载，网罗全国；而仅录其乡贤，故其所录人物或不见正史，或即见正史而不详。刘知几曰：“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都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13]此种著作，后来亦续有撰述，如宋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宋句廷庆《锦里耆旧传》、元刘一清《钱塘遗事》、王鹗《汝南遗事》等皆是也。但更后则发展为地方志，如省志、府志、县志之类，史部中独立出来，成为方志之书。

家史记一家或一族之世系，但并不如正史上之世家，仅记贵族之世系；而是作者追溯其自己之家世，或任何不属于贵族者之谱系。刘知几曰：“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14]这种著作，渊源甚古，如司马迁作《三代世表》所根据之《五帝系谍》就是记录氏族世系之书。自魏、晋迄于六朝，学者多仿《史记》“世家”遗意，自为家传。齐、梁之间，日益发展，郡谱、州谍并有专书。《通志·氏族略·序》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订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若晋之贾弼、王宏，齐之王俭，梁之王僧孺等，各有百家谱，又如刘宋何承天撰《姓苑》，后魏《河南宫氏志》，都是谱系之书。谱系之学，至于唐而极盛。唐太宗命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冲撰《大唐姓氏录》二百卷，路淳有《衣冠谱》，韦述有《开元谱》，柳芳有《永泰谱》，柳璨有《韵略》，张九龄有《麴林》，林宝有《姓纂》，邵思有《姓解》。自是以后，迄于今日，民间望族，大抵皆有其自己之谱牒。此外与族谱并行，尚有后人考证古人家系之书，如罗振玉《高昌麴氏年表》，《瓜沙曹氏年表》，以及许多个人的年表，不可胜举。这些，都是属于家史之类。

别传所以传人物，但并不如正史列传，仅录其大事，而是委曲细事，详其平生。亦不如小录，仅传其所熟知之人，而是认为其人有作别传之价值。也不如郡书，仅录其乡贤，而是就全部历史人物中，选择其别传之主人。一言以蔽之，别传是从全部历史人物中，选择一种在历史中占重要地位的人物，为之作专传。这种人物，或不见正史列传，或即见正史列传而不详，或已见于小录、郡书，或不见于小录、郡书。刘知几曰：“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此之谓别传者也。”[15]这种著作，在史部杂流中，也很发达。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李德裕《明皇十七事》、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宋王儞《张邦昌事略》、曹溶《刘豫事迹》、明杨学可《明氏（明玉珍）实录》、吴国伦《陈（友谅）张（士成）事略》、王世德《崇祯遗录》、邵远平《建文帝后记》、清钱名世《吴耿尚孔四王合传》以及美人林白克《孙逸仙传记》等，皆属于别传之列。

杂记所以录鬼怪神仙，但并不如正史五行志专载征祥灾异，符瑞图谶，拉扯天变，附会人事；而是记录闾巷的异闻，民间的迷信。刘知几曰：“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16]杂记之书，后亦续有撰著，然以事涉荒唐，不被重视，故作者较少，然亦常散见于各种笔记、野史之中。更后则发展为神怪小说如《封神》、《西游记》、《聊斋志异》之类。

地理书所以志地理，但并不如正史地理志（或郡国、郡县、州郡、地形、职方诸志）皆千篇一律，总述一代之疆域、郡国、州县、人口、物产。而是有各种各样的体裁，其中有总述一代之疆域者；但其最大的特点，则在专志一地，其所志之地，或为其本乡，或为其曾经游历之异域。而其内容，则侧重于山川形胜、风俗习惯。刘知几曰：“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17]地理书以后向三个方向发展：其一衍为方志，如唐之《元和郡县志》，宋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明、清《一统志》之类是也。其二游记，如晋法显《佛国记》，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元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西游录》、马可·波罗《游记》，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严从简《殊域周咨录》、黄衷《海语》、顾玠《海槎余录》、朱孟震《西南夷风士记》，清徐弘祖《徐霞客游记》、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杨宾《柳边纪略》、洪北江《伊犁日记》、《天山客话》、陆次云《峒溪纤志》、魏祝亭《荆南苗俗记》、《两粤傜俗记》等是也。此外，则为地理之历史的考证，此类地理考证之书，在清代著述最多，不及列举。

都邑簿所以记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按历代都邑，正史无专志，故都邑簿，是所以补正史之所不及。刘知几曰：“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马温之《邺都故事》），此之谓都邑簿者也。”[18]此类著作，以后各代亦有撰述，如宋周密《南宋故都宫殿》、《武林旧事》，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清余怀《板桥杂记》，雪樵居士《秦淮见闻录》，捧花生《秦淮画舫录》，许豫《白门新柳记》，西蜀樵也《燕台花事录》等书，虽其目的，或非专为记述都邑，而皆能保存若干都邑状况之史料。

总上所述，可知中国史部杂著之丰富，其中自记事、记言、记人、以至记山川物产、风俗习惯、宫阙陵庙、街廛郭邑、神仙鬼怪，无所不有。自一国之史以至一地之史，一家之史，一人之史，无所不备。以上十类，虽尚不足以概括史部之杂著，但大体上，已可由此而挈其要领。此等杂史，虽其写作体裁不及正史之有系统，行文用字不及正史之典雅；但因杂史所记，多系耳闻目见之事，而且其所记之事又多系民间琐事，故其所记，较之正史，皆为真切，而且皆足以补正史之遗逸缺略乃至订正正史之讹误。特别是因为杂史不向政府送审，没有政治的限制，能够尽量地暴露史实的真相。所以有时在一本半通不通的杂史或笔记中，我们可以找到比正史更可靠的史料。

例如正史记事，限于政治，不确；限于篇幅，不详；而偏纪之类的书，则能正其不确，补其不详。如《宋史》载徽、钦北狩，不详。读辛弃疾《南渡录》等杂史，由徽、钦二帝北狩的行程及其沿途所受的侮辱，历历如见。《明史》载倭寇之战不确，读采九德《倭变事略》等书，则知当时商人勾引倭寇，明代官兵望敌而逃之实情。清兵入关对中原人民的大屠杀，将来清史，未必全录；但是有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则知清兵入关，其屠杀之惨是严重的。

正史记人，皆根据其政治地位，为之纪传；其于草野之士，虽亦间有别为隐逸列传者，但被录者少而被遗者多。有了小录、郡书、家史、别传之类的书，或记其熟知之人，或记其乡土之贤，或自叙其家族之世系，或详记一人之平生，则正史所遗者因之而传；正史所略者，因之而详。例如《三国志》上的许多人物纪传，大抵皆以此种杂史为蓝本而记录出来。如以小录而论，则有魏文帝《典论》、鱼豢《典略》、孙盛《魏略》、王隐《蜀记》、张勃《吴录》等。以郡书而论，则有《汝南先贤传》、《陈留耆旧传》、《零陵先贤传》、《楚国先贤传》、《益都耆旧传》、《冀州记》、《襄阳记》、《江表传》等。以家史而论，则有《孔氏谱》、《庚氏谱》、《孙氏谱》、《稽氏谱》、《刘氏谱》、《诸葛氏谱》等。以别传而论，则有吴人《曹瞒传》、《陈思王传》、《王朗家传》、《赵云别传》、《华佗别传》等。《三国志》如此，其他各史，大抵皆然。总之，凡正史列传中所不载或不详的人物，我们有时可以从杂史上找到。例如《宋史》载宋江的暴动，合《徽宗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三处所载，不过百余字，简直看不出宋江是怎样一个人，但我们读《宣和遗事》、周密《癸辛杂识》及龚圣与《三十六人赞》，则梁山泊上的三十六个英雄，有名有姓有来历了。

正史载言，多录诏令章奏，至于街谈巷议，则很少收入；而诏令之类的文字，又最不可信。《史通·载文》曰：“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词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是以每发玺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反道败德，惟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这就是说，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完；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例如《宋史》载宋、金战争，只记胜败，读周密《齐东野语》，其中载宣和中，童贯败于燕蓟，伶人饰一婢作三十六髻，另一伶人问之，对曰：“走为上计（髻）。”由此而知宋代官军，只知向后转进。又张知甫《可书》有云：“金人自侵中国，雅以敲棒击人脑而毙。绍兴间有伶人作杂剧戏云：‘若欲胜金人，须是我中国一件件相敌乃可，且如金国有粘罕，我国有韩少保，金国有柳叶枪，我国有凤凰弓，金国有凿子箭，我国有锁子甲，金国有敲棒，我国有天灵盖。’”由此又知当时南宋政府对付金人，只有凭着天灵盖去领略金人的敲棒。此外如曾敏行《独醒杂志》讽刺宋朝政府滥发货币，洪迈《夷坚志》讽刺宋朝宰相的贪污，岳珂《桯史》讽刺南宋的统治阶级把徽、钦二帝抛在脑后等等，都是以琐语而暴露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内容；而被暴露的事实，又都是正史上所没有的。

正史记事，多有遗逸、逸事之类的书，即所以补正史之遗逸。如武王伐纣，《尚书》、《史记》只说武王伐罪吊民，读《逸周书·克殷》、《世俘》诸篇，始知“血流漂杵”的内容。又如《三国志》记诸葛亮南征只有二十字，读《华阳国志·南中志》（有七百余字记载此事）才知道这一战争的经过始末。此外，若无夏允彝父子之《幸存录》、《续幸存录》，我们便不知亡国前夕的明朝政府之贪污腐败与荒淫无耻。若无邓凯《求野录》、罗谦《也是录》，便不知明桂王亡国君臣在缅甸之流亡情形及其最后的下落。

正史载四裔及外国皆甚简略模糊，地理书即可以补其不及。如《晋书》无外国志，但我们读法显《佛国记》，则自当时甘肃、新疆、中亚以至印度之山川形势、气候物产、艺术建筑、风俗信仰，便如身临其境；而且又知当时自印度经海道至中国的航线和海船的大小。读玄奘《大唐西域记》，则唐代的西域和印度的情形，即了如指掌。读范成大《吴船录》，便知宋时印度之王舍城已有汉寺。读马可·波罗《游记》，便知自地中海以至中国之间这一广大领域在元时的状况。读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等书，便知明代中国商人在南洋之活动，以及当时南洋各地之风土。此外，如清人所著关于苗谣之书类，又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之最好的参考书。

正史对都市，特别是都市生活不详；都邑簿之类的书，即可补其不足。例如北魏时的洛阳是怎样的情形，从《魏书》上看不出来；我们读《洛阳伽蓝记》，便知当时的洛阳有多少城门，街道如何，而且城内城外有一千多个佛寺。宋代的汴梁是怎样的情形，从《宋史》上也看不出来；但我们读吴自牧《梦粱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书，不但宫殿的所在，街道的名称，可以复按；而且当时的都市生活、商店、茶楼、酒馆、书场、妓院的地址，以及过年、过节、庙会等风俗，亦琐细如见。明末的南京，是怎样的情形，从明史上，也看不出来；但我们读《板桥杂记》等书，则知亡国前夕的南京“灯火樊楼似汴京”；莫愁湖上的茶社，秦淮河中的游艇，都挤满了贫穷的妓女和腐化贪污的官僚。

刘知几曰：“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欲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19]

四　史部以外的群书——经、子、集

再次，说到史部以外的群书，即群经、诸子和集部诸书。这些书，虽不如史部诸书专记史实，但其中皆有意无意保存了一些史料，甚至比之史部诸书上所载更为可靠的史料。

首先说到群经。提起群经，就会使人头痛，今日流行的一部《十三经》，古往今来不知消磨了多少学者的精力。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一种令人不能接近的怪物。

实际上，所谓群经，并不是什么神奇的天书，只是几部七拼八凑、残缺不全的古书。固然，由于其中文字的古奥、讹误、脱漏，致使义理不明，但这是一般古书的通病。这几部古书之所以令人头痛，一般的说来，是由于他们在经的尊称之下，被神秘化了。

因为一尊为经，则其中一言一句，皆被认为圣人垂世立教的微言大义。于是自汉以降，历代的经师皆以“说三字至二十万言”的著作来注释这几部古书。因而注疏之书，盈千累万。即一部《十三经注疏》而言，就有四百一十六卷，而其中所收之注疏，每经尚仅一家；又唐宋以后之注疏，且不在内。

这些著作，或注释名物，或训诂音义，或疏通经说，其中固有不少佳作。但亦有若干著作，繁辞缛说，节外生枝，以致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甚至“饰经术以文讦言”者，亦往往而有。因之，愈注愈疏，就愈繁重，愈玄妙，愈使人头痛；此古人所以皓首穷经而至死不通也。

经书令人头痛之最主要的原因尚不在此，而是今古文之争。本来在汉初，中国的经书，只有一种用当时流行的文字写定的本子，即所谓今文经。至哀、平之际，又出现了一种所谓古文经。这种古文经，系当时学者刘歆等伪撰而托为“孔壁遗书”。自是以后，今古文并行，以致真伪相乱，时代不明。于是而门户之见，流派之别，纷然杂起。今古文之争，纠缠了两千余年，难解难分。直以清代，才算作了一个结束。

当时史料看，我们对于今古文问题，似乎可以不管；但这个问题攸关群经的真伪，和它的时代，所以仍然不许我们逃避。在下面，我们对于今日流行之所谓《十三经》，分别给予以说明：

（一）《易经》，本是古代的一部卜筮之书，其著作年代，说者不一。顾颉刚氏谓在西周，郭沫若氏谓在春秋以后，孔子所不及见。这部书，原来只有卦爻辞，后来儒家学者加入了《易传》，于是变成了儒家宣传教义的圣经。

在西汉中期，《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是为今文三派。其中又出现费氏（直）的古文，京（房）、高（相）的别派，自魏王弼之注盛行江左，唐人因之以作正义，自是汉《易》诸家俱废。今《十三经注疏》所收者，王弼之《易》。

《易》自汉儒即加入了燕、齐方士之说。至王弼注《易》，《易》学遂与老、庄之道家言混合。五代、北宋间，道士陈抟又以道教中丹鼎之术，附会《易经》。至邵康节、周濂溪，于是而有先天、太极诸图，《易经》至此，达到了神秘的顶点。

自程伊川作传，少谈天道，多言人事，始稍净化。其后朱熹综周、程之说，作《易本义》，明、清宗之。首先反对道士《易》的是黄宗羲，他著《易学象数论》，攻击周、邵，跟着其弟宗炎又著《图书辨惑》，指出太极图说出于道士陈抟的无极图之秘密。同时，毛奇龄又著《河图洛书原舛》，与二黄之说相应，道士《易》便开始动摇。至胡朏明著《易图明辨》，于是蒙罩在《易经》上的神秘云雾，遂一扫而空。

（二）《尚书》，本是一部残缺不完的殷、周杂史。其产生的时代，各篇不同，有殷代之文，有西周之文。相传最古的《尚书》有三千余篇，孔子删为百篇，百篇《尚书》有序，其序见于《史记》，但仅传二十八篇。其后，河内女子献《泰誓》一篇，为二十九篇。《泰誓》旋佚，仍为二十八篇，是为今文《尚书》，亦即西汉中期的欧阳、大夏后（胜）、小夏后（建）三派所传之《尚书》。

平帝时，出现了伪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十六篇，是为汉伪古文《尚书》。

东汉末，汉伪古文《尚书》亡佚。至东晋时复出，但比汉古文多九篇，为二十五篇，还附有一部伪孔安国传，是为晋伪古文《尚书》。自是以后伪《孔传》流行，今日《十三经》中的《尚书》，就杂有晋伪古文《尚书》。

东晋的伪古文《尚书》，自宋以来，就有人反对，朱熹就是第一个反对者。以后元吴澄、明梅鹭、清姚际恒继起响应。至清初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八卷，便宣告了东晋伪古文《尚书》的死刑。

（三）《诗经》，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一部诗歌集。西汉前期，今文经只有鲁（申培公）、齐（辕固生）、韩（婴）三家，但西汉末又出现了毛氏的古文经。自郑康成依《毛诗》作笺，以后《毛诗》孤行，而三家俱废。（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仅存《外传》）今《十三经》中之诗，即郑笺之古文《毛诗》。

《毛诗》自唐中叶以后，即浸生异议，韩愈对《毛诗》序即表示怀疑。至于宋，学者群起反对，如郑樵作《诗辨妄》，王质作《诗总闻》，朱熹作《诗集传》，程大昌作《诗论》，王柏作《诗疑》，于是《毛诗》遂被攻击得体无完肤。元、明以降，学者宗朱说，而《毛诗》不行。到清代，姚际恒作《诗经通论》，崔述作《读风偶识》，方玉润作《诗经原始》，而《毛诗》遂受最后之清算。

（四）所谓《礼经》，在西汉初只有高堂生、徐生两家，其后武帝至宣帝时，有后苍氏、大戴氏（德）、小戴氏（圣）、庆（普）氏之《礼》，是为《礼经》的今文。但以后又出现了《仪礼》、《周礼》、《礼记》，是为“三礼”。“三礼”自郑康成作注，唐人因以正义以后，亦俨然成为圣经，而汉初《礼经》遂废。

《周礼》，多数学者皆以为刘歆伪作，为西汉末之著作。但亦有谓为晚周人所作者，如何休谓《周礼》为“六国阴谋之书”。郭沫若谓为“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

《礼记》，《汉书·艺文志》已经注明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郑玄《六艺论》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说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然则《礼记》即《小戴礼》也。但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由此而知《礼记》之成，盖在东汉时。

《仪礼》为晚周之书，毛奇龄、顾栋高、崔述、牟庭皆有此说。姚际恒《仪礼通论》有云：“《仪礼》是春秋以后儒者所作，如《聘礼》皆述春秋时事，又多用《左传》事，尤可见。”又云：“《祝词》多用《诗》语，便知《仪礼》为春秋后人所作。”又云：“前后多观摹乡党之文，而有意别为简练刻画以异之。”

（五）《春秋》，可以说是一部编年的“春秋”史，但这部书，过于简单。如果没有传，就令人看不懂。所以后来有《公羊》、《穀梁》、《左氏》三传，但这三传并不是同时产生的，在西汉初，只有《公羊传》一种。不久《穀梁》出来，《春秋》遂有两传，是为今文《春秋》。（一说《穀梁》亦系伪古文）西汉末，古文《左传》出现，于是《春秋》才有三传。东汉时，三传同行，《公羊》为盛。六朝后，《公羊》、《穀梁》同废，《左传》孤行。至于唐代，啖助、赵匡之徒，力诋三传，于是“《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以后，学者多撰新传，而宋人胡安国之传，在明代立于学官，至是三传皆废。至清代，学者始再复三传，但以《公羊》为盛，而《左氏》、《穀梁》不振。今《十三经》中的《春秋》三传并录。

《公羊》为今文，似无可疑，《穀梁》暗袭《公羊》、《左氏》，杂取《周礼》、《毛诗》，义理乖戾，文辞不通。近人张西堂以此而疑其为汉人伪作。至于《左传》之为西汉末的伪书，刘逢禄在其《左氏春秋考证》一书中，辨之甚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亦谓《左传》乃刘歆分《国语》之大半，再缀拾杂书而成。故《国语》之所略者，即《左传》之所详；反之，《左传》之所详者，亦即《国语》之所略。此外，《左传》中，常杂有战国时代的辞句。如“不更”、“庶长”、“腊祭”等战国的官名或制度，由而知《左传》之成书，乃在西汉之末。

（六）《论语》，是孔门弟子所记之孔子的语录。西汉初有齐、鲁二家，《齐论》二十二篇，《鲁论》二十篇，是为今文。西汉末，又出现古文《论语》。古文《论语》与今文没有什么分别，只是把《鲁论》的二十篇变为二十一篇，即将《鲁论》之末一篇“尧曰”分为“尧曰”与“子张”二篇。自张禹合《齐》于《鲁》而《齐》、《鲁》相混，郑康成复合《齐》、《鲁》于古文《论语》，于是真伪不辨。今《十三经》中之《论语》，即今古文混合以后的《论语》。

（七）《孝经》本是汉人所撰的一部修身教科书，但亦有古文。古文经与今文不同者，即今文为十八章，古文则分为二十二章。《孝经》之伪中出伪，不仅一次，而是至再至三。第一次，出于西汉末叶，第二次出于隋之刘炫，第三次出于日本之太宰纯（刻入《知不足斋丛书》第二集中）。郑玄注《孝经》是用的今文本，但是唐注出而郑注微；至宋初，郑注遂亡。今《十三经》中的《孝经》，是唐注本。

（八）《尔雅》，本是秦汉时代的一部名物辞典，与圣道并不相干。其出现在平帝时，又有与《毛诗》、《周礼》训诂相合者，故近人亦有谓此书为刘歆伪撰者，但我以为刘歆没有理由伪撰此书。

总上所述，我们知道，今日流行的《十三经》，其中除《尔雅》、《孟子》以外，都有伪古文。此种伪古文经，大多数出于西汉之末，但亦有出于东晋者，如《尚书》；更有于出隋代者，如《孝经》。然而皆谓为圣人的真经，这样，就真伪相乱，时代不明了。

以上我简略的说明了群经的今、古文之分，产生的时代及其演变的源流。从这里，我们知道在今日流行的《十三经》中，除《尔雅》、《孟子》外，其余或全为古文，或今、古文并出。我们既从群经中辨别了今文和古文，是不是凡今文皆真，古文皆伪呢？不然。这里所谓真伪，只是今文经对古文经而言。因为古文经对今文经作伪，所以说古文经是假的，今文经是真的。实际上今文经中也有伪文，古文经中也有真史。

例如今日被证实为今文经之《诗》三百零五篇、《书》二十九篇、《礼》十七篇、《易》十二篇、《春秋》十一篇、《论语》（鲁论）二十篇、《孝经》一篇十八章，并非古人自己的记录，而皆为周、秦间学者所纂集，其中固有不少真为古代的实录，亦有儒家托古的伪作。有西汉时加入之篇，如《书》之《泰誓》，《易》之《说卦》等。此外甚至有全为汉人伪撰之书，如《孝经》。他如《尚书》中之《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近人亦有疑《洪范》、《梓材》、《胤征》、《康诰》者）、《论语》中之后五篇（《季氏》、《阳货》、《微子》、《尧曰》、《子张》），都是后人的伪作，固不能因其为今文而即认为真史也。

古文经对今文经而言，虽为伪经，但亦并非凭空杜撰，而为西汉末许多学者根据今文经及其他古典文献纂集而成。近来疑古学者往往站在今文家的立场，把古文经的纂集归之于刘歆一人的伪造，而且完全为了一种政治目的，即辩护王莽改制。这种说法，未免过火。假如刘歆真能一手伪造群经，则他不仅可以称圣人，而且可以称为超圣人了。

实际上，古文经中，还是含有真实的史料。例如，《左传》，虽为《春秋》古文，但其所记，为《春秋》的史实，而且纠正了今文《公羊》上的若干错误，只要我们不为它的八股式的“书法”所蔽，仍然是研究春秋社会历史的最好史料。《毛诗》是古文，但其所录，为西周、春秋的诗歌。只要我们不为那种武断诗的时代、歪曲诗的本义之《毛诗序》所蔽，则《毛诗》仍然是研究西周、春秋社会的最好的史料。《周礼》虽伪，但其中有一部分仍可以认为战国史料。《孝经》虽伪，但由此可以看出汉人的伦理观念。古文《尚书》虽伪，但由此可以看出西汉末叶对古史的传说。关于这些，我们又不能因其为古文而遂认为伪史也。

至于群经中间关于没有文字时代的纪录，如虞、夏之文，不论其为今文，为古文，为西汉人所伪，抑为东晋人所伪，说是真的，都是真的，因为都是记录传说；说是假的，都是假的，因为都不是古人自己留下来的记录。故关于虞、夏之文，只要有考古资料做根据，无论今文和古文，都可以引为旁证。

其次说到诸子。当作史料看，诸子之书，是研究先秦学术思想最主要的史料。而且其中亦有记述前代史实及反映或暗示当时社会内容的记录，故又为研究先秦社会史最好的资料。

诸子和群经相反，不但没有被尊为圣经，而且在儒家学说的教义独裁之下，被指为“异端”，为“邪说”，为“奸言”，为“愚诬之学”、“杂反之辞”。即因如此，所以也就没有蒙上神秘的云雾。虽然如此，诸子之书，派别分歧，真伪杂出，所以一提到诸子，也令人有目迷五色之感。

关于诸子的学术思想的流派，战国时即有著录。

《庄子·天下篇》所举者有九家：曰墨翟、禽滑釐（附相里勤、五侯、苦获、已齿、邓陵子），曰宋钘、尹文，曰彭蒙、田骈、慎到，曰关尹、老聃，曰庄周，曰惠施（附桓图、公孙龙）。

《尸子·广泽篇》所举者有六家：曰墨子（即墨翟），曰孔子，曰皇子，曰田子（即田骈），曰列子，曰料子。

《荀子·非十二子篇》所举十二家：曰它嚣、魏牟，曰陈仲、史，曰墨翟、宋钘，曰慎到、田骈，曰惠施、邓析，曰子思、孟轲。《天论篇》所举者四家：曰慎子、曰老子、曰墨子、曰宋子。《解蔽篇》所举者六家：曰墨子、曰宋子、曰慎子、曰申子、曰惠子、曰庄子。

《韩非子·显学篇》所举者两家：曰儒，曰墨。“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又于儒分八派，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于墨分为三派，曰：“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此外并附有宋荣子曰：“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

《吕氏春秋·不二篇》所举者十家：曰老耽（聃），曰孔子，曰墨翟，曰关尹，曰子列子，曰陈骈（即田骈），曰阳生（即杨朱），曰孙膑，曰王廖，曰儿良。

以上诸书，皆系战国时代的著作，其所著录，当系时有其人（惟皇子、料子、它嚣无可考），实有其学。关于上述诸家，据近人考证，除孔子、史、邓析为春秋末年人外，余均为战国时人。即孔子的学说，经其门徒纂集，其成书，当亦在战国时。在这里，只有老子的时代，近来成为问题。以前，皆以老子为孔子的前辈，晚近梁启超著《论老子书成于战国之末》一文，辩证《老子》是战国末年的著作，我同意这种说法。所以诸子之书，大概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关于诸子的学术思想，在上述诸书中，我们只能看到个别的叙述。虽其中亦隐约可以见其流派，但并无整然之划分。自刘歆《七略》，创为九流出于王官之议，班固因之以作《汉书·艺文志》，于是诸子之书别为十家：曰儒家、曰道家、曰阴阳家、曰法家、曰名家、曰墨家、曰纵横家、曰杂家、曰农家、曰小说家。本为十家，而又曰：“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盖以此而符合于刘歆之所谓九流也。

按九流出于王官之说，显系后起之义。不但在战国诸子的著作中，看不见此说之踪影；即汉初《淮南子·要略》论诸子的学说之起源，亦无此说。《要略》之言曰：

有殷周之争，而太公之谋生；有周公之遗风，而儒者之学兴；有儒学之敝（礼文之烦扰），而后墨者之教起；有齐国之地势，桓公之霸业，而后管子之书作；有战国之兵祸，而后纵横修短之术出，有韩国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后相谬），而后申子刑名之书生；有秦孝公之图治，而后商鞅之法兴焉。

《要略》所论，虽不必尽对，但在原则上，他认为诸子学说的兴起，都是时代的产物，这是很正确的。

关于诸子学说的渊源，这里不及多说；这里要说的是诸子的著述之存佚和真伪问题。

据《汉志·诸子略》所录，诸子十家，凡作者一百八十九家，书四三二四篇，其著述之繁富，可以想见。惟《汉志》所录，不限于先秦诸子，汉人的许多著作，也著录在内。而且其中伪托之书，占最大多数。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汉志》中竟录有黄帝、神农、风后、力牧等神话人物之著作，可以推知。

不论《汉志》所录，是真是伪，而其所录各书，大都皆以亡佚；今所存者，不过十之一二而已。而且这十之一二的存书中，还有很多伪书。先秦的著作，实在屈指可数。

据梁启超《〈汉志诸子略〉各书存佚真伪表》所列，《汉志》所录，儒家之书五十三家，已佚者四十五，仅存者八家，即晏子、孟子、孙卿子、贾谊、董仲舒（即《春秋繁露》）、《盐铁论》、刘向所序四种之三（《新序》、《说苑》、《列女传》）、杨雄所序四种之三（《太玄》、《法言》、《州箴》）。道家之书三十七家，已佚者三十四，仅存者三家，即《老子》、《庄子》、《管子》。法家之书十家，已佚者八，仅存者二家，即《韩非子》、《商君书》。名家之书七家，已佚者五，仅存者二家，即《公孙龙子》、《尹文子》。墨家之书六家，已佚者五，仅存者一家，即《墨子》。杂家之书二十家，已佚者十八，仅存者二家，即《吕氏春秋》、《淮南子》。此外，阴阳家之书二十一家，纵横家之书十二家，农家之书九家，小说家之书十五家，皆已全佚，仅能于他书中见其遗说。

但是传世的子书，却不仅此数，例如儒家中有陆贾《新语》，道家中有《鬻子》、《文子》、《关尹子》、《列子》、《鹖冠子》，法家有《慎子》，名家有《邓析子》。此外并有《汉志》所无之书，如儒家中之《孔丛子》、《六韬》，道家中之《阴符经》、《子华子》、《亢仓子》，纵横家之《鬼谷子》，杂家之《于陵子》等，这些书，近来已经证明是后人伪托的。

关于诸子中的伪书，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曾列举全伪之书三十七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曾于诸子书目之下，一一注明“全伪”、“疑伪”及“疑撰人”等字样。据晚近学者研究，诸子之书，已决定全书皆伪者有《孔子家语》、《孔丛子》（现已公认为魏王肃伪撰）、《阴符经》、《六韬》（汉以后人伪撰）、《鬻子》、《关尹子》、《子华子》、《文子》、《亢仓子》、《鹖冠子》、《鬼谷子》、《尉缭子》（魏、晋至唐陆续伪撰）、于陵子（明人撰）、陆贾《新语》、贾谊《新书》、《老子河上公注》（晋以后人伪撰）、《吴子》、《司马法》、《晏子春秋》（大约西汉人伪撰）、《列子》（疑为晋张湛撰）。至于凡托名神话人物之著作，如《神农本草》、《黄帝素问》、《风后握奇经》等，其为后人伪托，更无可疑。此外如《申子》、《尸子》、《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原书皆佚。今传者或由近人辑出；但原书是否为本人所作，抑为秦汉人依托，也是问题。

又如《管子》、《商子》、《孙子》，其书不伪，但决非管仲、商鞅、孙武所撰，而为战国末年人之书。

《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是真书，但其中亦杂有伪篇。如《老子》中“佳兵者不详”一节，《墨子》中“亲士”、“修身”、“所染”三篇，《庄子》中之外篇及杂篇之一部，《韩非子》中“初见秦”一篇，都是后人窜乱之作。

总之，诸子之书，都是先秦古书。两千年来，由于传抄传写而发生讹误，已属不少，而又不断有人伪托，窜乱，所以几乎没有一部完全的真书。因而我们从诸子采用史料时，就要用一番工夫去判别他们的真伪。但这不是说伪托之书就完全没有史料的价值；伪托之书，只要我们知道他们作伪的时代，他还是那个时代的史料。例如《周髀算经》，当作周公作则错；当作周末汉初人作，则仍然是这一时代的古算书。《秦问》、《难经》，当作黄帝及秦越人作则错；当作秦汉间人作，则仍然是这一时代的古医书。

再次说集部诸书。集部诸书，在四部中问题最少。因为他们既不如经书之被神化，亦不如子书之多伪托，又不如史书之有窜乱。如果说他们也有问题，那就只是间有传刻的错误而已。

集部之书，并非专记史实之书，大抵皆系纯文学的，至少亦为含有文学性的著作，其为研究文学史之主要的资料，尽人皆知。章实斋曰：“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其实，何只文集如此，诗词歌赋、小说剧本，又何尝不是历史资料。而且又何只是一人之史，在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作者对当时社会所涂绘的阴影；不过他们所涂绘的阴影，有浓有淡而已。所以我以为集部之书，当作史料看，它们正是各时代的社会缩写，正是各时代的人民呼声，正是千真万确的历史记录。而且其中的历史记录，往往是正史上找不出来的。

例如《楚辞》，在集部中是最古的一种，其中《天问》，记录着战国末叶楚国流传的许多神话传说。在《离骚》中，记录着当时楚国的党争。其他各篇，描写战国末年楚国流行的风俗。这些在战国时的史书中是找不到的。

又如在汉赋中，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对于两汉的都市、宫室以及许多琐碎的掌故之记录，是两《汉书》中找不出来的。

在三国时的五言诗中，如王粲的《七哀诗》，描写大混战中之难民逃亡的情形。曹植的《名都篇》，描写当时有闲阶级的生活。而这些，又是《三国志》中找不出来的。

在唐诗中，如杜甫之《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描写安史之乱中唐代政府捆绑壮丁的情形；《哀江头》，描写沦陷以后的长安。白居易的《重赋》，描写唐代农民之被收夺，《轻肥》、《歌舞》、《买花》、《伤宅》，描写唐代统治阶级之骄奢淫逸；《盐商妇》描写唐代商人之豪富。韦庄的《秦妇吟》，描写黄巢入长安的情形。此外，在唐诗中，诗人之记述其所身历的事变和目睹的社会状况的诗歌，尚不知有多少人。其所暴露的事实，又都不是新、旧《唐书》上所能找出来的。

在宋词中，欧阳修的《渔家傲》，描写北宋时一年十二月的节日。秦观咏汴州，谓当时汴州充满了“珠钿翠盖，玉辔红缨”。王与之咏杭州，谓当时杭州“千门绣户笑歌声”。柳永咏钱塘，谓当时钱塘“参差十万人家”。此外如辛弃疾、陆游的作品，都反映出故国山河之感。这些关于风俗、都市和知识分子的情绪，又都不是《宋史》上所能找到的。

在元曲中，如《窦娥冤》、《鸳鸯被》，描写元朝统治者的高利贷，以人抵账。《朱砂担》、《冯玉兰》描写元朝统治者之强奸杀人。《陈州放粮》，描写元朝统治者的贪污腐化。《冻苏秦》、《荐福碑》，描写在元朝统治下知识分子之陷于饥饿。这些，又都是《元史》上找不出来的。

在明代的传奇中，如孔尚任的《桃花扇》，描写南明福王政府之任用宦官党、投降派，放逐忠良，排斥贤士大夫，贪污无耻，内战第一，以及清兵南下时望风而逃的情形，历历如在目前，而这在将来的清史中，对于这一段历史，也未必写得这样生动。

此外，在明、清的章回小说中，也反映出不少的史实。虽然在小说中的人物事实，大半都是假设；但在作者当时，则必须有这一类型的人物和事实。例如《水浒传》中写史进、林冲、鲁达、杨志，都是逼上梁山。不管有无史进等其人，而在明代政府的暴虐政治之下，人民之被迫而暴动，则为事实。又如《儒林外史》写士大夫周进、范进那样热衷可耻，写戏子鲍文卿那样忠厚可爱。不管有无周进、鲍文卿其人，而明代士大夫的风格，不如戏子，则为事实。同书写一个秀才倪老爹，后来竟至修补乐器为生，而且卖了自己的四个儿子。不管有无倪老爹其人，而明代知识分子穷到卖儿卖女的，一定不少，则为事实。又如《金瓶梅》写西门庆的荒淫无耻、武断乡曲、奸淫人民的妇女。不管有无西门庆其人，而明代有这样的豪绅则是事实。又如《红楼梦》写大观园里的秽史。不管有无大观园，而在清代的贵族中有这样豪奢、腐败、淫秽的家庭，则是事实。

总之，自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之传奇小说，乃至现在的许多文艺作品，它们表现出中国文学自己发展之一系列的历史过程；也反映出历史上所不载的社会发展的内容，所以它们是文学，同时也是史料。

五　四部以外的各种文字记录

不仅四部之书皆为史料，即四部以外之任何文字的记录，都有史料的价值。诚如韩愈所云：“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只要我们善于抓梳，废纸堆中，往往可以找到比经史子集中更可宝贵的史料。

例如原藏内阁大库之清代档案，民国以来，人皆视同废纸，以后竟当成废纸，廉价拍卖（以档案四分之三，售与故纸商，数九千袋，得价四千元）。但是这庞大的废纸堆中，却含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例如其中有关于鸦片战争之文件，即有四五十卷。又如其中之康熙年间与俄皇大彼得、法王路易十四往来的文件，更是研究清初的外交宝典。关于档案之整理，只有罗振玉曾就其所得之一部编为《史料丛刊》十册。此外王芷章曾就档案中有关于清代宫廷戏剧者，编为《清昇平署志略》二卷。其有待于我们整理者，其数量至为庞大，其工作亦至为艰巨。

又如碑铭墓志，看起来，似乎与历史无关，但是其中也往往有珍贵的史料。例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建中二年）记基督教始入中国事。开封“挑筋教人所建碑”（明正德六年）记犹太人及犹太教始入中国事。“九姓回鹘可汗碑”（唐刻无年月）记回鹘的历史及与唐朝的关系事。“唐蕃会盟碑”（唐长庆间刻）记唐与吐蕃会盟事。而且在前两块碑文上还保存了古代外国文字。如“大秦景教碑”有古叙利亚文，“九姓回鹘可汗碑”，有古突厥文、粟特文。“唐蕃会盟碑”则有古吐蕃文，因而这些碑铭又是研究古外国文字和古吐蕃文字的资料。此外，私人的墓志，也有时足以补史籍之缺失。如杨家将在宋史中并不重要，但我们读欧阳修所作“供备副使杨君（琪）墓志”，而后知杨业父子，在当世就有“无敌将军”之称。又如七下西洋的郑和，读《明史》，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宦者。但自昆明发现“马哈只墓志”，而后知郑和的父亲是阿拉伯人。他若碑碣的捐款数目，足以推知立碑时的物价和人民的生活程度。

私人的函札，似乎无关大局；但其中也有些足以补史籍之缺失。例如司马迁《史记·自序》，述其遭受腐刑，几不知其故；但读其《报任安书》，则详知其事。又如三国时，中国大疫，《三国志》仅书某年大疫，而不记其程度。但读魏文帝《与吴质书》，而后知“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又如读多尔衮《致史可法书》，而后知清兵在征服明朝的战争中，曾执行诱降的政策。读明桂王《致吴三桂书》，而后者知桂王求为藩封。此外如清朝的曾、左、李、胡诸集所载的信札，都是研究近代史最好的史料。

宗教经典，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迷信的说教，但其中也有史料。例如《释氏要略十诵律》云：“以佛塔物出息，佛听之。”僧祇云：“供养佛华，多听转卖入佛无尽藏中。”这就反映出唐代的僧侣打起佛教的旗帜大放高利贷。此外在各种佛典中都充满了古印度的神话传说。又如基督教的《创世纪》中有“罗得和他女通奸”，“亚伯拉罕和他妹子结婚”等故事，这些都是犹太最古的传说。

又不仅以上的文字纪录中皆有史料，诚如梁启超所云：“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积年流水账簿，以常识论之，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账簿及城间乡间贫富旧家之账簿各数种，用科学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其为瑰宝，宁复可量？盖百年来物价变迁，可从此以得确实资料；而社会生活状况之大概情形，亦历历若睹也。又如各家之族谱家谱，又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苟得其详赡者百数十种，为比较的研究，则最少当能与人口之出生死亡率及其平均寿数，得一稍近真之统计。舍此而外，欲求此类资料，胡可得也？”（《中国历史研究法》）

又岂仅如梁氏所云账簿、家谱可以当作史料，即杂志、报纸、传单，亦无一不是史料。假如我们把抗战以来，各种杂志中主张民主与反对民主的论文汇集起来，就可以写成一部抗战以来的政治思想史。又假如我们将抗战以来报纸上所载的贪污事件汇集起来，就可以写成一厚本贪污列传。将报纸上可载的兵役故事汇集起来，就可以写成若干新《石壕吏》的诗歌。将报上所载之敌人暴行汇集起来，就可以写成无数的新《屠城记》。在相反的方向，假如我们把报上所载的沦陷区域的人民起义事件汇集起来，又可以写成无数的英雄传记。总之，只要我们耐烦去搜集，则无往而非史料。

（收入翦著《史料与史学》，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6年4月出版）

* * *

[1]文字的记录，始于记事。故中国古代，文、史不分，举凡一切文字的记录，皆可称之曰史。直至汉代，尚无史部之别，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虽将富于史实记录之文献，并入《春秋》之属；但并未独立。史部诸书从文献中分别出来而为一个独立部门，始于晋代。晋荀勖撰《中经新簿》，始分中国文献为甲、乙、丙、丁四部，而史为丙部。至李充撰《四部书目》，重分四部，经为甲部，史为乙部，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中国的文献遂别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后历代因之，至于今日。

[2]诸史《经籍志》或《艺文志》，对于史部分类，各不相同。少者分十类，多者分十五类。而其最初的范本，则为阮孝绪《七录》，阮《录》分史部为十二类，即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是为史部最初之分类。《隋志》因之，分为十三类，曰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分十三类，其目相同，曰正史、编年、伪史、杂史、起居注、故事、职官、杂传、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宋史·艺文志》亦分为十三类，曰正史、编年、别史、史钞、故事、职官、传记、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霸史。《明史·艺文志》则分十类，曰正史、杂史、史钞、故事、职官、仪注、刑法、传记、地理、谱牒。清《四库全书总目》则增为十五类，曰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此外尚有许多别录，其分类有多至三十七类者，不及备举。

[3]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穿攻杀晋灵公于桃园。当时晋国的太史董狐，在晋史上记载此事，不曰“赵穿弑其君”，而曰“赵盾弑其君”。赵盾提出质问，董狐曰：“子身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4]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即有专司史实记录之人。殷契、周金之镂刻，皆非具有专门技术之人才不可。自春秋以至战国，各国皆有史官。如赵鞅，不过晋之一大夫，而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田文，不过齐之一公子，而每坐对宾客，待史记于屏风。至若秦、赵二主，会盟渑池，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击缶。《左传》昭公二年，谓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是鲁亦有史官。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章》，是秦亦有史官。汉兴，武帝又置太史公，以司马谈及其子迁为之，以后历代皆置史官。

[5]关于三国的正伪，史家看法不同。在晋，则陈寿正魏，习凿齿正蜀；在宋，则司马光正魏，朱熹正蜀。陈寿生于西晋，司马光生于北宋，西晋与北宋，皆据中原，与魏相同，苟不以地望为据，则晋、宋为僭，故其所以正魏者，即所以正晋、正宋也。习凿齿生于东晋，朱熹生于南宋，东晋与南宋，皆偏安江左，若不以血统为据，则东晋、南宋为僭，故其所以正蜀者，亦所以正东晋、南宋也。

[6]宋人之所以正梁、唐、晋、汉、周者，以宋之天下篡自周。由周而汉而晋而唐而梁，实为一篡夺系统。因正宋而遂不能不正周，因正周而遂不能不正周之所自出。由此上溯，以至于梁，遂上继唐代。故五代史之正梁、唐、晋、汉、周，亦所以正宋也。

[7]《史通·内篇·曲笔》。

[8]《史通·内篇·杂述》。

[9]《史通·内篇·杂述》。

[10]《史通·内篇·杂述》。

[11]《史通·内篇·杂述》。

[12]《史通·内篇·杂述》。

[13]《史通·内篇·杂述》。

[14]《史通·内篇·杂述》。

[15]《史通·内篇·杂述》。

[16]《史通·内篇·杂述》。

[17]《史通·内篇·杂述》。

[18]《史通·内篇·杂述》。

[19]《史通·内篇·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