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中国史学的领域中，有一种复古的倾向。这种复古的倾向，表现于有人企图把中国的史学研究，拉回古典学派的道路。这里所谓古典学派，即指乾嘉学派的“末流之末流”。

我要着重地指出，这种复古的倾向，是中国史学向前发展中的一个反动。这种反动，不是几个抱残守缺的学究之个人的行动，而是“当作一个阶级的愚民政策”之一部而出现。这个阶级，现在正向全国的人民宣战，他们企图用资本主义的武器，保卫封建的统治，因而史学的复古运动者，也就企图以腐朽的古典学派作武器，进攻科学历史学派的城堡。

文化的复古与政治的反动是分不开的。有王莽的篡汉便有刘歆出现为新莽王朝的国师，替王莽窜乱经传，以说明王莽篡汉之符合于圣人的教义。刘歆虽然和王莽一同埋葬了，但“刘歆型”的文化奴才，直到现在依然存在。这说明了只要有人想做王莽，就有人愿做刘歆。

今天中国虽不是王莽的时代，然而却有人想做王莽的事业。因而文化的复古，还是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具体的事实指示出来，早在抗战期间，学术的复古就在不断地蠢动，特别是史学的复古。因为现实的斗争在史学中反映得格外强烈，格外鲜明。

我记得在抗战的首都重庆，曾经召开过一次所谓“全国历史学会”。在这次会议中，应诏而至者有二百以上大学和专科的史学教授。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要组成一个古典派的史学阵容，以对抗科学的历史学派。不幸因为缺少一个领导人物，这次会议算是白开了。

抗战结束，内战展开，政治反动日益强烈，因而史学复古的要求更加迫切。恰好这时就有刘歆那样的文化奴才从美国回来，自告奋勇，于是酝酿已久的史学复古运动终于展开了。

说到这位复古运动的领导者，大家应该记得，他在五四运动前后，曾经揭起实验主义的旗帜以与古典派为敌。现在为什么又转而投到古典派的旗帜下呢？很明白，这不是他个人兴趣的转换，而是他前后的政治任务不同。在“五四”前后，中国市民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敌人是封建残余。当作一个市民学者或文化买办，他的文化任务，当然是反对作为封建残余的意识形态的古典派。现在，中、美两国反动派之共同的敌人，是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因而当作一个共同的文化奴才，他的任务自然是纠合一切保守、落后、腐朽的学究，以与新的科学历史学派为敌。不过，和中国的封建残余之为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一样，中国的古典学派也不过是美国文化买办玩弄的古董而已。

古典派（即乾嘉学派的本身）并不反动；只有在两百年后的今日，重新回到这个学派才是反动。因为各种学派都有他自己的时代。在他自己的时代里都有进步性。古典学派治史的方法，在乾嘉时代是崭新的方法，这表现于它反宋明理学踏空的作风，而以无信不征的精神，开辟了实事求是的学风。

但是研究学问的方法是与时俱进的，跟着时代的前进，就会出现更新的方法；而过去之新的方法，就会变为陈旧。乾嘉学派也不能例外。自从逻辑学的方法传到中国，乾嘉学派的方法即已相形见绌。到现代中国的史学，已经踏上科学的阶梯，乾嘉时代的方法自然更显得幼稚了。

假如把史学方法比作镜子，则乾嘉学派的方法是铜镜，逻辑学的方法是玻璃镜，而科学史观则是x光线。至于乾嘉学派的末流之末流，他们手中所有的，则不过是他们祖传下来的一面生了锈的铜镜而已。因而复古主义者在今日而提倡乾嘉学派，这就无异放着x光线不用，而主张使用一面生了锈的铜镜。

诚然，乾嘉学派也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成绩。这种成绩，直至现在还被视为中国学术中之最珍贵的遗产。他们对于史学的贡献，也有不朽的劳绩，特别是对于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不过，他们的努力也就止于史料的整理而已。假如史学的任务不仅是整理史料，还要写成完整的历史，则乾嘉学派对于史学所做的工作只是一半。

而且就这一半工作而言，他们所做的又仅限于文献学方面；对于考古学、民俗学的史料，并未着手，因而对于上古的努力，只是写成了一些神话传说的汇编。其对于有史以后的史料之考证补注，大抵亦以文献为据。假如史料的范围不限于文献，而还存于文献以外，则乾嘉学派整理史料所做的工作只是一半。

再就这一半的一半而说，乾嘉学者所做的工作，又偏于僵死的一面。例如就其所补各史表志而言，十之八九为地理志，其次为经籍志，又其次为天文志、律历志，而对于与社会经济有关的食货志，对于与生活习惯有关的舆服志，对于与艺术活动有关的乐志，则无人措意。他若保存在历代文艺作品中的史料，更是原封未动。假如保留在文献中的史料，除僵死者外尚有生动的部分，则乾嘉学派对于文献学上的史料之整理，又只做了一半。

总而言之，所谓乾嘉学派的史学，其全部内容，就是史料的考证与整理；而史料之考证与整理，又偏于文献学方面；在文献学方面，复偏于僵死的部分。这对于史学而言，只是做了一个局部而又局部的准备工作而已。

以上是就乾嘉学派的鼎盛时代而言。降及末流，则专以摭拾丛残、毛举细故为能事，因而支离烦琐，愈趋芜秽。对于这些末流，章实斋曾有这样的批评：

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目，以谓高情胜致，互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遂于时趋，而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下之能事也。幸而生于后世也；如生于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

梁启超也说：

总而论之，清儒所做辑佚事业，甚勤苦，其成绩可供后世专家研究资料者不少。然毕竟一抄书匠之能事耳。末流以此相矜尚，治经者，现存的三礼郑注不读，而专讲些什么《尚书》、《论语》郑注；治史者，现成的《汉书》、《三国志》不读，而专讲些什么谢承、华峤、臧荣绪、何法盛；治诸子者，现成的几部子书不读，而专讲些什么《鬻子》、《燕丹子》；若此之徒，真可谓本末倒置，大惑不解。

末流如此，至于末流之末流，即今日之所谓古典学派，则更等而下之。他们再没有他们先辈那样的智慧魄力和学问，进行大规模的史料的辑补和考证，只是抓剔糟粕，吹求阙失，企图抄袭陈说，翻为新论；钩稽幽隐，用眩流俗。而其所钩稽与所吹求，又皆支离断烂，无关弘旨；僵死干枯，绝无生气，正如一大旧货摊，破铜烂铁，无所不有，而一无可用。然而他们却人人自以为握灵蛇之珠，个个自以为怀荆山之玉。不知其所握所怀，都是破铜烂铁。退一步说，即偶使有珠玉，他们也不能琢以为器，贯而为串，依然为无用之物。

一言以蔽之，今日之所谓古典派，实已由“史料的整理”堕落到“史料的玩弄”。然而他们却以为史之为学，就是“史料的玩弄”；而且只有玩弄史料，才算是史学的正宗、史学的上乘、史学的专家。实则这些玩弄史料的专家，正是章实斋之所谓“横通”，盖琴工碑匠之流亚。然而他们亦遂江湖挥麈登坛说法，嚣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于横也。

任何人都知道，史学的任务决不是史料的玩弄，亦不止于史料的整理，而是要辩证史料，综合史料，写成完整而有系统的历史。然而今日之古典派，他们以为只要把史料变成历史，便不算史学。

诚然，史料的整理与鉴别，是研究历史最基本的工作；但史料不就是历史，正犹砖瓦不就是房屋，秫黍不就是酒。然而今日之古典派，却指史料为史学，是直指砖瓦以为房屋，指秫黍以为酒，其为错误，尽人皆知。

任何学问都要依从正确的方法，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历史也是一样，没有正确的方法，则虽有史料，也不会成为说明历史的资料，“正犹愚贾操金，不能货殖。”

没有方法，不但不能写成历史，即搜集史料也不可能。因为史料并不像放在钱柜里的金银，随手可得；而是像矿石一样，埋藏在人所不知的地方。没有采矿学的知识，虽身入宝山，也只有空手而回。今日的古典派即使据有宝山，也是枉然。

古典学派已腐烂至此，何以复古运动者还要提倡他呢？这就是因为这个学派具有回避现实，学以为学的传统，足以愚弄青年，僵化青年。他告诉青年，治史的目的，不是为了致用，而是为了娱乐；不是为了从历史上吸收经验与教训，而是昏迷于废纸堆中，不省人事。这样习而久之，一个青年便会变成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废物，便会变成不辨黑白、不辨是非的呆子，从而他们就会把独裁当民主，把人民当土匪，把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当“法律问题”，特别会把《水经注》当作最了不得的学问。这样，一个青年便会白首寒窗而至死不通。结果，和蠹鱼一样葬身于断简残篇之中。

假如古典派之玩弄史料是“玩物”，则复古运动者之愚弄青年，便是“玩人”。但是，我要正告复古运动者，今天的青年，已经不是乾嘉时代的青年，他们是不会被玩弄的。他们对于专制独裁的暴政，不是容忍，而是反抗，他们决不会从斗争的前线退到“时代的后院”。他们正高举唯物史观的旗帜，把科学方法当作x光线，照明中国史发展的规律、过程及其倾向，照明反动者的五腑六脏，当然也会照出刘歆的心肝。

（上海《文萃》第二年十五、十六合刊，1947年1月22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