濂溪《通书》有《思》章，引《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继之曰：“无思，本也。”则显与《洪范》义不同。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思兼言。季文子三思而行，孔子曰：“再斯可矣”，是孔子又以行思兼言，不专思以为学。孟子曰：“良知良能”，则不待先以思。《中庸》言：“自诚明，自明诚。”濂溪《通书》首言诚，诚亦不待思而得。故曰：“无思，本也。”孟子亦言：“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此一沛然，亦由其内发之诚，不由其思。此乃儒家性天之学。西方哲学则专重思，其学亦学为思而已。此又与中国传统言学一大不同处。

《大学》之道有三纲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德者，足于己，无待于外，故曰德性。其学则可称性天之学。明德者，孟子曰：“有之己之谓信，充实之谓大，充实而有光辉之谓美。”明德即大德美德。光辉及于人，则亲民。或曰，亲当作新。其德及人，所及者亦必追随趋新，是亲民即新民，其义一也。此在中国人即谓之至善，而可止矣。中国之学本于德，成于善，而有止。西方之学重知识，重权力，重功利，其极为个人主义，不相亲而相争，不辨善恶，亦无止境。此为中西之大相异。

《大学》三纲领之下有八条目，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是修身乃齐治平之共同出发点。西方之学重求真理，然求之于物。人身亦仅一物，于是重物理，不重人道。人道可止于当身之所接触，而物理研寻则无底止。西方之言天，亦即一物理之天，而非一人道之天。人道乃追随于物理，不能自为主。

《大学》修身以前尚有四条目，曰：“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则修身之学，内本心意。其所谓物，亦非外在之物，乃心意之物。如孝，譬之射，则父母为标的，物乃射者所立之位。不能移其位以求中，必坚定于为子之位，乃有孝德可言。为人谋必忠，与朋友交必信，亦然。故明明德必亲民，格物者即立己善，尽己道，贵于有其不易之位。孔子三十而立，即立其己，立于其己之位，即能格物矣。

是则濂溪之志与学，亦即《大学》明明德之道。程子朱子皆尊《大学》，亦可贯通于濂溪之意。伊尹之志，以天下为终极。而颜子之学，则以心意为基本。以一己之心意，而终极于天下之事事物物，即其至善之所止也。

格亦有感通意。如舜之孝，父母受其感格，斯即其至善之可止。至于尧之举舜，既使摄政，又让位。平天下之大任，可以有其志，未可必有其事。颜子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终其身不改其乐，何必亲履治平之大任，乃为学之终极乎。故董仲舒曰：“明其道不计其功。”西方民主政治，政府元首必经民选，又曰公仆。民众所欲何限，为之仆者，甚难胜任尽职。故又规定年限改选。出而竞选者，亦在自求表现，岂固为民乎。人既各怀其私，则惟有以法律制度为公道。果抱伊尹之志，亦无可舒展。效颜子之学，将断然无意于竞选。此又中西治平之道之大异其趣矣。

故依西方政治，则不需以中国之修身为本，而齐家亦可不计。今日美国盛行男女同居，夫妇之道日趋淡薄，而平天下则更无其意，惟务国与国之相争。风俗形势如此，何复有所谓明明德于天下哉。今国人既倡复兴文化，又心向西方之所谓民主，此诚难题中一更大难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