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尝论质世界与能世界之分别。即在质世界中，亦复有质与量之分别。某年余曾偕友游西湖，一晨，余两人特赴龙井购茶，指名雨前。茶肆主人出示一雨前价单，高下不等。余等问，同一雨前，何有此多价。茶肆主人云：茶须品，始知其不同。君等幸试一品，如何。因烹各级茶五六种，余等一一试尝，始知茶味。乃选购数种以归，余于是始知品茶。
茶有品，人亦有品，有高下之别。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分人为上中下三级，每级又各分上中下，共九级。此非熟读史书则不易知班固此表之意。今人一慕西化，谓人皆平等。西方选举得票多则胜，惟论量，不问质。此乃一种商业习惯，惟求多销，赢利为主，亦以量为重。
中国社会惟重质，即工业亦然。百工皆由官设俸，世袭其业。不求多产，仅求保持其品质。而父子孙曾，世代相传，耳濡目染，毕生习此，艺乃益精。因此凡工业成品，皆得为艺术品，为其他民族所莫及。如纺织，如陶瓷，无不皆然。
品之高，必求之其质。若惟求量，则品难兼顾。濂溪《通书》继《志学》章有《顺化》章，言：“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天道即由其本质。不顺乎茶之质，又何有茶味之美。不顺乎人之性，又何由有圣德之成。加以外力，仅能使之多产。产多而质漓，则其美味将日减。商人尚利务多产，而茶质变。麟凤龟龙称四灵，苟使近代生物学家凭科学发明，务求四者之多产，则亦恐将日失其灵矣。近代科学能创电脑，但不能使其脑同具人心之灵。能制机器人，但不能使机器人亦为圣贤。濂溪谓：“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顺乎自然而待其化，则必经悠久之时间，此即天道。而质世界可进为能世界，此亦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神化也。夫岂由人之所欲力之所创而能致。
濂溪《通书》继《顺化》章有《治》章，谓治天下在乎“纯其心而已矣”。纯即不杂，能不杂以利欲之念，则一切自然，顺而化，乃自跻于圣德。纯己心始能纯人心，人心纯而天下平。此濂溪《太极图说》所以有主静立人极之说也。濂溪《顺化》章又曰：“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故一人之明德，而可明之于天下。凡此皆有甚深妙义，贵善读者之自体而自会之。
《通书》有《圣学》章，谓：“圣学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此章濂溪之所谓一，实即天，即性，即太极，亦即《通书》首章之所谓诚。天则万物一太极，性则物物一太极也。故一之学，即性天之学。而曰一者无欲。一于性，一于天，斯即无欲矣。《诚》之章亦言：“诚者，静无而动有。”方其静，仅一存在而已。惟此一存在，无而能静，虚而能动。《中庸》曰：“自诚明”，性也。心无欲，则虚而自明。所明者其性，其天，其诚。万物存在，同此一天，一性，一诚。故曰：“明则通。”明非谓知识，知识逐于物，知于此，不通于彼。明亦如《大学》之明明德，可明之天下，斯即其通也。有欲则必曲折以达，性天之动则直。无曲折，故曰直。直则公，各率其性，各动以天，故直之动必公。一子之孝，即天下万世为人子者之所公，故曰公则溥。若动于欲，则私而不溥矣。故惟明通公溥始为明德，始为达道，故能径直而行，又能有而若无，动而若静，其体则实一也。
《通书》又有《公明》章，曰：“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己有欲则有私，如目欲视耳欲听，己有私则不见道之能公于己，斯亦不见其能公于人矣。又曰：“明不至则疑生，明无疑也。谓能疑为明，何啻千里。”今人之学皆尚疑。不信，故有疑。己既有私，不通，不公，不溥，故有不信而疑，亦终无以达于明之一境矣。
《通书》又有《理性命》章，谓：“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此亦一物一太极，万物一太极之义。同是一太极，即同属一本体。一物之太极，乃自万物之太极来。故曰一实万分也。能知其同一体，则自可达明通公溥之境矣。
《通书?颜子》章谓：“颜子见其大，忘其小。见其大则心泰无不足，富贵贫贱处之一，则能化而齐。”庄周有《逍遥游》《齐物论》，能作逍遥之游，自见齐物之论。逍遥之游可兼时空。如游西欧，英法富强，其他诸邦未必皆然。古代希腊罗马，亦曾称盛一世，现代则不复然。则英法现代之盛，又岂能常保。观于当前，亦可见矣。今惟美苏，乃代表欧洲文化之最盛地区，然苟能观欧洲诸邦古今之全史，则当前美苏之盛，其大势所趋，宜亦可想像而得矣。如是则西欧文化，亦当与其他各洲平提齐论，乃可得其真价值真意义之所在。至于一人一时之富贵贫贱，尤易见其齐，则心自忘之矣。此一齐，当自其化而得。非知化，则不知齐。能知齐，则亦自能知化。今日欧洲人则仅知变，不知化。故亦仅知争取，而不知其所得之终有其齐也。
《通书》有《精蕴》章，谓：“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卦不画，圣人之精不可得而见。微卦，圣人之蕴，殆不可悉得而闻。”濂溪之学旁求之释老而深有得于《易》，故著《易通书》，又兼附以《太极图说》。伊川穷毕生之力，成《易传》一书，其意亦承濂溪来。至朱子始为易本义，发明易本为卜筮作。朱子之见审矣，然亦推尊濂溪，又特为《太极图说》作注，此朱子所以能集理学之大成也。象山不喜言天地阴阳，而专言一心，是知约礼，不知博文，故较喜言孟子。而朱子则谓孟子粗，不如颜子之精。是专言约礼，专尊德性，不知博文，不知道问学，仍为学之粗者。非专治一心，即得谓为学之精也。
《通书》有《家人睽复无妄》章，谓：“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大学》谓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亦以难易亲疏为先后。尧让天下于舜，实不难。能不传其子丹朱则难。舜让天下于禹，亦不难。而不传其子商均则难。父子之亲，而能不传以其位，斯诚难矣。然尚有难者。尧能识舜之贤，舜能识禹之贤，共事难而犹易。尧舜不能教其子亦为贤，斯则实难。孔子能教颜渊成亚圣，然不能教其子伯鱼亦为亚圣，此非难乎。以父子之亲而不能教，夫妇尤然。故濂溪谓家难而天下易，惟其亲，故见难。濂溪此言，诚足为例千古之名言矣。
濂溪谓：“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故中国特重女教与女德，亦并世诸民族所难比。西方人则置其亲而难，专务其疏而易。古代如希腊罗马，近代如英法，不问家，仅为国。不问国，而务求其国之富强甲天下。凡见太阳处，即见有大英帝国之国旗。然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同在一岛上，终未能融凝为一。美国继英为天下盟主，乃其家庭制度几于沦丧以尽，而盛行男女同居，则将来是否可有一无家之天下，诚难于预测矣。
今试以濂溪语推广言之，亦可谓处少数难，处多数易。以少数亲，而多数疏。西方人重多数，民主政治一依多数意见为是非标准。而中国政治则必选贤与能，贤均始从众。此皆中西双方文化歧趋之所在。又以学术言，亦可谓向外面物质上求知识，其事疏而易。向内心德性上求陶冶修养，其事亲而难。而中西双方之学术歧趋亦在此。
故中学主反求诸己，以身与心为本。为圣为贤，其事亲而难。西学专向外面物上求，为富为强，其事疏而易。中国求产一贤人远不如西方产一富人强人之易。今人每连言安和乐利，实则中国社会以安和为主，西方社会以乐利为上。乐利易而安和难。故双方相比，中国每见细。此亦近代国人一意崇慕西化一主要之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