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谓通治群经，当先求之《论语》。六艺之教，于《论语》中可得其纲领。去年即本此旨，粗将《论语》中大义举出。诸君若能依此加以寻究，亦可于六艺之旨认得一个轮廓。随举一义，皆指归自己，明性外无道，事外无理，六艺之道即是吾人自性本具之理，亦即是伦常日用中所当行之事。亘古亘今，尽未来际，尽虚空，遍法界，无须臾可离，无一处不在的。不如时人所说，认此为过去历史文化一部份之影像，或以为封建时代之道德，或以为古代一种伦理学说，或以为形而上学的研究对像，或以为当时社会反映出来的一种政治思想，在今日都是不适用的。如此说来，六艺真可束之高阁。须知全不是恁么一回事。只为时人不信自己有一个天命之性，因此圣人所说之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全无一毫认识。于是万物万事都没根原，只从私欲习气中出发，种种安排计较，穿凿附会，由此而生。以盲从为知，以妄作为行。依佛氏言便谓之全体无明，依儒家言便只是一团私欲，如此人生悉成过患。老氏所谓“人之大患，为吾有身”，佛氏所谓“虚受一切身心大苦”者，皆为此类人而发也。

今为解免此种过患，所以要明六艺之教，教汝除去私欲，习气净尽，当知自家性道本是现成具足的。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本无纤毫过患。何去何从，孰得孰失，只在当人自择，要人体认。此事广陈名相，不如直抉根原，所以博说则有六艺，约说则有《孝经》。《孝经》之义在立身、成身。佛氏以五阴六入（六根、六入、六识为十八界）集聚名身，故为苦身，为业报身；儒者以无极之真、二五之精为身，身即是德行所成，唯当于佛氏之法性身。身从何来？父母生之，天地生之，长之，养之，终之，成之。受之父母，即受之天地，故圣人以天地万物为一身。明身无可外，简老氏之失；明身非是幻，简佛氏之失；明身不可私，则简一切俗学、外道之失。《西铭》宗《孝经》而作，即明此旨。他日别讲所谓直抉根原者，此是也。 六艺皆以明性道，陈德行，而《孝经》实为德行之终始，性道之继成，《易•系辞》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续莫大焉，是继善义；其所因者本也，是成性义。继天立极之谓续，尽性至命之谓因。 故郑氏以为六艺之总会也。德性是内证，属知；非闻见之知。行道是践履，属行。《华严》以文殊表知，普贤表行，此与《易》言知能不异。《干•文言》：“干以易知，坤以简能……可大则贤人之业。”文殊表德，普贤表业。“日新之谓盛德”，文殊之智也；“富有之谓大业”，普贤之行也。知为行之质，行是知之验。德性至博而行之则至约。当其行时，全知是行，亦无行相可得。孟子曰“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即是无行相，佛氏谓之“行起解绝”。故可以行摄知，以约摄博，如耳、目、口、体并是心摄，视、听、言、貌并是思摄，制度、文为并是礼摄，家、国、天下并是身摄。明此，则知《诗》《书》之用，《礼》《乐》之原，《易》《春秋》之旨，并为《孝经》所摄，义无可疑。故曰：“孝，德之本也。”举本而言，则摄一切德；人之行莫大于孝，则摄一切行；教之所由生，则摄一切教；其教不为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则摄一切政；政亦教之所摄。五等之孝，无患不及，则摄一切人；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则摄一切处。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明王以孝治天下之效如此。六艺之所为作，“三代之英”，“大道之行”，无有过于此者。故曰：“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

自汉迄唐，最重是经。凡帝王临辟雍，释奠于先圣，每开讲是经。今以继《论语》之后，略宣此经大义。学者须知此意，郑重谛听，勿因经文简约，遂以为易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