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 民
天子诏百官，各举所知，应经济科，将举六事以试士，首重内政。则有前席以问于吴沃尧者曰：“政令不明也久矣，政令之所统者众矣。今当变法之始，首重内政，当以何者为先？”吴沃尧曰：“保民哉。我中国抚有四百兆，生齿之繁，甲于寰球各国，而民穷财竭至于此极者，何也？不知所以保之也。”先圣有言：“一夫不获，时予之辜。”夫暴弃其民而能国者，未之有也。齐宣王为战国时一昏庸之主耳，孟子犹以能保民许之。今天子英明神武，夫乌有不知保民者哉？其所以坐视之而不知所以保之者，官吏耳。谨按《会典》，编保甲、防盗贼、劝耕种、垦荒地、修堤防、田禁谷禁、捕蝗伐蛟、救灾发赈、减粜借籽、蠲赋缓征、兴工代赈、安集流亡、赈贫生、赡耆民、养老育婴、矜狱囚、资遣犯，均有专条，其所以保卫斯民者至矣。而地方有司咸以具文视之，坐使名实不相副，驯至于饥馑载道，流亡相望。呜呼！斯民何罪而至于此极也。
四百兆之众，欲人人而济之，不亦难乎？曰：是在政令而已矣。古者以农立国，故孟子言井田。今泰西诸邦以商立国，中国既与互市，而不知振兴商务，遂使漏卮钜万，岁岁输诸外洋，君子已知其失保民之道矣。夫所谓振兴商务者，非谓设一商务局，举一二员董，即足以尽之也。学有以引导之，鼓舞之，颠危者扶持之，力不逮者佽助之。盖泰西之商务，半由是而兴者也。（泰西各国遇新创之商局，国家恒假以资本，宽其偿期，甚或按年月津贴之。）曾举商务局章程询于各商贾，求能举其梗概者，盖十不得一焉，则局之有济与否，商民之信从与否，从可想已。且主持局事者，又皆非熟知商务之人，是犹驱南辕于北辙也，庸有济乎？
商民之通病曰剿袭，曰争逐。盖甲举一事而有利，乙起而剿袭之；剿袭之而犹有微利，则起而争逐者，接踵而至矣。欲其不至于溃败也得乎？吾盖观于纺纱、缫丝各厂而深惧焉，不知商务员董曾一虑及否耳？
其所以剿袭、争逐之不已，而甘于溃败者，何也？曰愚也。然则欲保民者，其先开民智乎？开民智之效最捷者，莫如学堂。振商务之效最捷者，莫如工艺。设工艺学堂，其庶几乎？或曰：迩来工艺学堂之设已有所闻矣。曰：是又不然。闻之今之设工艺学堂者，为教养贫民而设也，规模隘小，器量不宏。所教者，陶人、冶人、梓人等技；其意若曰：使之足以求食也云尔。今之穷民亦多矣，使尽人而能为陶人、冶人、梓人，其果足恃以求食否耶？故工艺学堂者，当统声、光、电、化、格致、算学而赅之，庶几出奇无穷，以与泰西争胜也欤？况专利之诏既下，朝廷既有以鼓舞之，使地方有司果能仰体此意，吾卜必有聪颖之士出夫其间。是匪独商民之幸，抑亦朝廷之幸也。
且今日者，粮食腾贵，民食将匮矣。民以食为天，思所以保民者，能不于此加之意哉？则有忧时君子创为农学会，广绎外洋农务诸书行世。呜呼！吾于此而不能不叹智者千虑之或有一失也。间尝语人曰：甲午之役，创钜痛深，变法图强，此其时矣。然谓以此而足以兴农务，则犹未也。何也？盖苦于农人之不识字也。又岂独农人而已哉，山野富民，家拥百顷田而不识字者盖众矣。是农务书之出，将使士夫读之耶？士夫解农务，于农无与也；将使官若吏读之耶？官吏解农务，于农尤无与也。此吾之叹智者千虑或有一失者也。虽然，书成而农人之得其益与否，是又在乎执政者矣。窃谓宜于各乡设一宣讲农务处，每一书成，使识字者熟读而玩索之，轮日至各乡宣讲，集众农人环听。其有依所宣讲而行之有效者，酌予犒赏。是或兴农务之一端，而不负创会者之初心也。胡为至今而不见举行也？
参天之宜，因地之利，考物之性，农务不可以概论也。乡农愚鲁，纵为之宣讲，未必知所考求也。宜令聪颖子弟学习考察土性之术，代为考察宜忌而劝导诱掖之，农务庶有起色乎？
制 度
帝者立国，创为制度，以为政治之纲，为子孙之法，世世相守，莫敢或违。然而恪守者，事之常；权变者，时之势也。变法之始，动为拘迂之臣百计挠阻，辄以祖宗成法不可或违为词。呜呼！此辈侏儒，拥厚禄，秉国钧，保禄固位，因循误国，苟且迁延，植党既深，去之匪易，豪杰之士所望见而痛心者也。今天子幡然变计，独振乾纲，与天下臣民共图富强之业。维新诸臣，辄以新学进。窃以为，维新之始，当以改制度为先图。今制综天下之事者，部凡六，而军机、总署未与焉。六部者，吏、礼、户、兵、刑、工，各综一事。吏、礼两堂，以甲科翰林为之；余四部则否，盖凡是四部者，尽人而可为者也。刑部所以司刑名，为刑部者，曾读律书或尚有其人。工部诸臣，果皆工营缮、知测量者乎？户部理财赋，亦曰农部，果皆善理财、工会计、知地理、晓农桑者乎？至于兵部，则向未闻以武员任之者也。夫岂工部诸臣皆读韬略之书，挟调度之法以进者乎？予其名而不核其实。庄生有言：“名者，实之宾也。吾其为宾乎？”今之诸臣，岂皆任使之以为宾乎？或曰：今天子洞鉴及此，故特开经济科，将量材以授职。若是乎，则匪独朝廷之幸，抑亦天下臣民之幸也。
捐纳之例，于国体、吏治两有所损，徒思藉此为筹款计，枉寻直尺，抑何末也！考汉武帝元朔间，诏民买爵赎罪，终汉之世，入粟拜爵，入钱谷拜官，盖屡屡见之，此实为后世捐纳之滥觞。至桓帝延熹四年，诏卖关内侯以下官，则直以朝廷为市肆矣。明景帝景泰元年，诏军民输纳者，世袭武职。宪宗成化元年，开纳粟例，备两广军饷，而捐纳之风，遂视为故常。我朝道、咸间，曾颁停止之诏。迨洪孽为逆，军饷孔亟，司农乏术，捐例大启，减成招徕。有识之士戚然忧之。大抵以科目取士，将以求其人；以保举授职，将以观其能。才能则有以见之矣，其人之贤不肖，犹未有以鉴及，君子谓犹有憾焉。顾开捐例而至于减成招徕，是明知其不肖而致之矣。朝解腰缠，暮得授职，衣顶自雄，横行乡里，已为彼中之君子；其尤甚者，则预计捐纳之资几何，贿赂之供几何，得缺之后苞苴所入者几何，民脂民膏所进者几何，权量出入，为利几何，必斟酌妥协而后为之。呜呼！宦情如是，宦途尚可问耶？故今日吏治之大坏者，实捐例有以致之也。盖正途中非无君子也，然真有定识、定力者，世不多见。纵有一二勉为君子者，为众小人日咻之，斯君子之德有时而不终矣。可不惧欤？可不惧欤？
尤可异者，入万金之赀得为道，道之得缺最难，而人之乐于捐万金以为之者，以其差使最广也。毋论其人之为贤不肖也，毋论其人之为才不才也，一为道，则无论为厘捐，为督销，为机器，为电报，为洋务，为商务，苟挟关说以来，无所求而不得矣。谓其才力果足胜任欤？吾不敢信也；谓道以下皆无才力足胜任者欤？吾尤不敢信也。为之解者，则曰：必以此官阶，始足以督率而领袖诸务也。则吾闻之举实事、行实政者，视人之贤才而崇其官阶，未闻以其官阶既崇而强谓之为贤才也。
且今之为道者愈巧矣。先捐一县佐，营一例得列保之差（如漕运、海运之类），保得“补缺后”字样。过三年入微赀，居然为令矣。由是而牧，而丞，而守，莫不以此技致之。且阶逐渐崇，而利亦逐渐溥，所捐输之赀亦逐渐层累而上，必至于道乃止。以所蚀公家之财，仍纳诸公家，而官得以升，此则狡狯之甚者也。若是夫例保之不足恃也，胡为不及早禁除之，而必为市侩小人辟此捷径也哉？
取士，所以用之也，士而不才，勿取可也；取而勿用，曷若勿取？今之由士而仕者，按月计日扣取资格，乃得授缺，一何慎乎？岂久者智而暂者愚，久者贤而暂者不肖乎？曰：将以抑躁进也。躁进者，吾知其不肖矣；循资格所得者，皆贤者乎？呜呼！无异夫宦途中人暮气之甚也，抑无异夫宦途中人有宦海茫茫之叹也。
取而勿用，犹勿取也；用非所学，犹勿用耳。吾曾见夫用非所学之弊矣。或道，或府，或牧，或令，名列荐剡，所荐者或洋务，或算学，或西学；而被召引见后，仍以原官特用，不久得缺。弃其所长，用其所短，坐视而镌秩以去者，盖在有之矣。曷若稍变旧制，以收得人之效哉？变制维何？曰：对品予之官也。如所荐为洋务，即改为洋务几品官；所荐为商务，即改为商务几品官。去其道、府、牧、令之称而对品与之，使得专办其事而尽其所长。此一转移间，上下交获其益，岂曰小补已哉！
偃武修文，归马华山之阳，放牛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后世右文轻武，盖本于此也。乃不旋踵而三叛：以武庚叛矣，淮夷、徐戎且应之矣，卒以征讨而平之。文武之世且如是，况后世也哉！考《会典》，今制总督、提督皆一品也，而相见时则提督佥坐；巡抚、总兵皆二品也，巡抚于总督则敌体，总兵与总督则仪视司道。举一二事观之，文武之轻重已判然矣。乃为武职者，以为朝廷所轻也，于是自视亦轻；文职以武职之自轻也，盖从而轻之。乃至于一则奴养而婢，后之而不自觉其傲；一则奴事而婢，承之而不自觉其耻。参、游以下，盖比比然矣。呜呼！无事则轻视之，有事而欲其用命也得乎？自轻至于不知耻，而谓其犹有奋敌致果之心乎？凡此皆变法之时所急宜审度变通者也。
或曰：田亩之制，各省之大小不同；半斛之制，南北之钜细悬绝；秤尺等类，尤为家异而户殊：是均宜斟酌以壹之者也。吴沃尧曰：此为末治，犹可缓图也。政令者，治国之大纲，官民所遵守，定以斟酌，出以慎重，所以求有裨于公事也。中国幅员广阔，为行省者二十，而外藩牧场未与焉。凡此二十行省，分寄于督若抚，所藉以为朝廷宣政令治地方者也。吾见夫今之省各异政，人各异令者，盖比比然矣。省各异政，或缘南北异，宜民俗异，尚犹可说也；人各异令，斯民无所措手足矣。恒见一官来，谓：若者有利，事当举；若者有弊，事当革。经营数年，迁擢以去。又一官来，谓：前官之举措未善也，尽举而更张之。数年之中，号令不同，禁革一变。夫若是者，岂为国策治安与民共忧戚者哉？徒逞一己之私耳。吾于是深有念于议院矣。（曩曾作一《制度制》，兼论及此，今仍演其意存之。）
说 刑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故刑者，圣王不得已而用之，所以补教化之穷者也。三代之治天下也以道，后世之治天下也以法。至以法治天下，则刑愈密，而罹刑者愈众。其故何也？此无他，教化不逮而已矣。考《会典》，京师五城，顺天府，大兴、宛平二县，暨直省府、州、县、乡、堡及番塞、土司，均择适中地为乡约所，按期集所部民，宣讲世祖章皇帝《钦定六谕》、圣祖仁皇帝《圣谕十六条》、世宗宪皇帝《圣谕广训》，择律文内民俗易犯者，咸宣示之。又京师暨各省、府、州、县俱设义学，每年将师生姓名册报学政。是风教、学校，久有专条，我朝教化斯民之道至周且备也。自有司以具文视之，名存而实亡。无异夫岁刑人于市，而就刑者犹络绎以来也。父兄之于子弟也，教之不从而后扑之，扑之斯从所教矣；不教而扑，彼为子弟者，且不解所以致扑之由也。吾不禁为引颈就刑者疾声呼冤。
狱吏之尊，如天毒，如蛇蝎，猛如豺虎。有司非尽聋瞆者也，非生而为官，微时无所习闻也；非帝力不足以禁遏之，惩创之也。坐视之，使鱼肉斯民而不顾，无异夫其以威福自雄，而目无法纪也。独是斯民何罪，官刑之后，复被此惨毒私刑耶？
有寓教于刑者，枷杖是也。吾见夫南面者矣，提一犯至，酷刑锻炼以取供。供成，本徒流以上罪也，乃惮申详之繁且费，即以枷杖结之。夫酷刑锻炼，非所应受之刑也，而滥加之；罪本不止于枷杖也，而迁就之：何轻重倒置之甚哉！
寓教于刑，莫善于文面之法。拟有犯处决以下罪者，均改从文面。初犯者即以所犯事刺字于其臂，如窃曰“窃犯”、奸曰“奸犯”类。再犯，加刺其名，仍于臂。刺于臂者，将启其羞恶之心，使之改过也。至于三犯，是终不知改矣，乃刺其姓名、犯由于额，俾众人咸得而见之，将终其身，无有敢与交接者。盖与匪类交接，莫不引以为耻也。由是，此人终其身，不得耻于人类矣。由是而无知愚民咸知所警矣。（此意曾演为论说，登诸《沪报》，今节存之。）
说 法
法无古今，弊生则宜改；法无中西，善在则可师。垂拱而治，施于今日不行也；七旬格苗，施于今日不行也。尧舜之治天下，至矣，而其法不能施于今日者，时势之异宜也。泥古者且争曰：“唐虞之盛，百世仅有也。”广封诸侯，夹辅王室，施于今日不行也；田籍不税，关赋不征，施于今日不行也。文武之道隆矣，而不能施于今日者，古今异治也。泥古者又曰：“文武之道，百世之师也。”然而欲施于今日而终于不行也，彼龂龂以争者，何哉？
泰西人丁有捐，艺业有税，施于中国，必谓为苛也；细人细事，查察烦琐，行之中国，必谓为亵也。而轻薄之辈，又必嚣嚣以争，谓：“西法之尽善，而无所不可行也。”
泥古者如此，轻浮者如彼，各执一说，纷然成聚讼之势，抑何所见之偏也！然则，欲复古法而古法不可复，欲从西法而西法不可从，今日之为治竟无法乎？是又不然。中国之法本夫道，西国之法本夫术。以道驭术，道有时而穷；以术济道，术为我所用矣。请参言道术。
今夫恃以立国者，曰政治，曰人才。泰西政令，出自议院。议院者，聚国人而议之，暗合夫“询谋佥同”之义。询谋佥同，尧舜之治也，本中国之古法也。而必建院聚众为之，议员必由国人公举，斯近夫术矣。我朝未尝无此制也，国有大事，下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是犹泰西之上议院也。合百辟卿士而议一事，在朝廷出之，本至公也；而以天下人观之，犹不免以为私，则无下议院之设故也。故泰西之有下议院，泰西之术也。以彼之术，济我之道，而政令合夫众心，收群策群力之效矣。
学堂遍国中，暗合夫“党庠州序国学”之义。庠序学校，三代之古法也，而为父母者纵其子女不入学，律有专条，斯近夫术矣。我朝未尝无学校也，《会典》各直、省、府、州、县、乡、镇设有义塾，皆学校也。愚民无知，就学者寡，日久遂成为具文，此重道而不讲术之故也。以彼之术，济我之道，民皆就学而人才辈出矣。又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申之以孝弟之义，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三代之治所以独隆也。而其所以教之者，道也。
汉、晋以来，其道日替，莠民日众，三代之治乃不可复，其故何也？不变所当变，变所不当变，有以致之也。君子鉴于此，而叹变法之初，斟酌损益，不可以不慎也。三代之治民也，五亩宅，百亩田，国无游民；设为庠序学校，教以孝弟忠信，驱而之善也。井田之废，作俑于战国，而大坏于暴秦；继之者利其所为而不肯复，穷民日众，此救死不赡之时也。而教民之法滥，思复三代之制，不知教民以食力之术，此所以道日替而民日莠也。其心曰：使我民而皆知孝弟忠信，而吾国必治，不难臻三代之隆也。夫亦读《孟子》之言乎？“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后世所为，不予以恒产，而责以恒心也，能乎？不能。借曰能矣，举天下之孝子、悌弟、忠臣、信士，相率而饿殍于道路，于天下事在所损乎？在所益乎？此道有时而穷者也，道穷，斯不能不济之以术矣。
泰西之学校，以文字、算学为权舆，推之而天文、地理、声光、电化、格致、工艺，莫不教之。教以食力也，术也，非道也，而游民遂寡矣。今之为学校者，使能以孝弟、忠信为经，文字、算学为纬，而以泰西各学为机杼，斯民心日正，民智日开，以道驭术、以术济道之明效大验，可立而待也。
夫民教之读书也，道也，曰：将以致其用也。朝廷以经史、学术治天下，非读书无以讲经史、学术也。然而天下士寡而民众，仕寡而士众，则不能不讲术矣。天下之民智寡而愚众，尤不能不讲术矣。政令施于上，百姓蒙于下，政令之关系大矣。泰西之人，学成而仕，犹学古入官之遗意也；中国读书成而后仕，亦学古入官之遗法也。然泰西之入仕者，学仕之所学，一入仕则不必学矣；中国之入仕者，学士之所学，既入仕犹学也：分发于外者，曰试用；分发于部者，曰学习。信其能仕，而用之可也；未信其能仕，而姑发往试用，何哉？且发往学习者，是明知其未能仕也。读书之时不令之学仕，及既入仕而后使之学焉，胡为乎徒糜此数年之俸也？若曰是既信其能仕，而姑设此例，所以慎重名器也，是虚文也。呜呼！天下之虚文岂少哉，此特其一端耳！
教 仕
讲学家起，而君子、小人之界严；君子、小人之界严，而君子众；君子众而小人宜寡矣。而君子众，小人尤众者，何也？中才之士，力不足以为君子，而甘沦于小人也。我之为是说也，闻者恒疑焉，曰：夫如是，岂前夫讲学之世，君子寡小人亦寡乎？则界夫君子、小人之间者为如何人也？曰：是皆自爱之士也。孔孟之教人也，与人为善；后世儒者之教人也，动言不足与为善。夫非善不能与人同也，讲学者起，动以高深测圣人，以心得自期许，更各为崖岸，各立门户，互相标榜，亦互相攻击。其教人也，曰：置身千仞，立名千古。建言立论，恒令学者望而生畏。又以其自励者励人，自绳者绳人，偶有陨越，即斥为不足与入圣道，不足与入圣道者即谓之小人。人以为见斥于君子，即不克与入圣道，而置身千仞、立名千古之念消，于是甘沦于小人。而乡党自爱之士少，千百年来隐受其流毒而不觉也。至于今日而小人充塞天地，欲求一自爱之士而不可得。吁！患深哉。故今之为仕者，位高禄重之辈尚多兢兢自守，以自保其禄位。下焉者，几不知世有声名之说，所惓惓于心者，身家耳，殃民误国，视为固然。一旦事发，镌职以去，侈然不以为怪，且犹自诩曰：“吾囊已裕，无事为官矣。”如是而欲讲求吏治也，得乎？故吾谓今内政之要，莫急于教仕。大抵人生禀赋，上智少而中材多。故教之者不可期以上智，而当勉以中材。厚禄以羁之，优赏以劝之，严刑以怵之，如是则中材之士皆得就我范围矣。
何谓厚禄以羁之？厚其养廉，使之仰足以事，俯足以畜，而心不外驰也。何谓优赏以劝之？有勉为循良，终其任无过者，于迁擢外，更得请于朝，旌其门以荣之也。何谓严刑以怵之？有得罪者，衡其轻重，或褫其职，宣布其罪于天下，亦弗复用；或籍其财产为地方善举，仍文其罪于面，使不得复齿于人类也。夫拚丧声名去位而仍得保其富者，人或为之；至声名丧则身家所不保，且不得齿于人类，而谓犹有试为之者，吾不信也。
是非独可以教仕也，举凡办公之人，均得以此教之，盖其明效大验，吾于泰西见之矣。泰西用人，必优其工值，务敷其薪水之资，而人皆以得罪失业为耻。所谓杂霸之术足以济王道之穷者，此类是也。
孚 信
我尝闻今之论安言计者矣，洋务家之言曰“铁轨为大地之血脉”；农务家之言曰“水利为大地之血脉”；商务家之言曰“财帑为大地之血脉”。呜呼！何治末者之言之多也！吾得一言以赅之，曰：大信为古今中外之血脉。人有血脉不通而能生者乎？无有也。国有大信不孚而能治者乎？无有也。泰西诸邦之为治也必以信，信有时而可以不必践者，亦必坚持以践之，此西国之所以为治也。是犹杂霸家移竿受赏之法也。中国之无信也久矣，彼以诈求，此以诈应，此蒙敝之所由来也。西人素以信称，其与中国交涉独以诈者，何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也。其始也，虞我之诈，乃预为诈以防之；及其继也，知我之可以诈欺，故径行其诈而无疑也。最可哀者，上以信治天下，下以信酬国家，而居间者上下其手以施其诈，而大信以泯。吾于何见之？吾于息借商款见之。甲午之役，国家不得已而作此举，事后外间传言有不还之说，为税务司力持而止。诚如是，是西人转以大信布中邦也。即此传言为不尽不实，所以致之者，必有由来矣，可不惧欤？
孔子有言：“敬事而信。”大哉言乎！其为天下万世治国之经，终有天地之世而不可易者乎！然而吾曾见夫今之为治者矣，非孔教之言不道，非孔教之行不行，而拘挛执腐，不知变化而神其用，坐致因循误事而不自省，遂使道德齐礼之天下，一变而为欺诈蒙蔽之天下。此盖读书而不知化者之为患也。
今之发一号，施一令，非不曰开诚布公也。然而所谓开诚布公者，一纸具文榜于孔道已，则毅然曰：“此吾之大公也矣。”夫亦知上情之未下达，下情之未上达否耶？盖尊官之尊，民每望而生畏。为之吏胥者，又隔膜于其间，上之欲布，下之欲伸，皆为所播弄，遂成一上下隔绝之世界。吁！可哀也已。今欲变法，与民更始，非布大信于天下不可。然而今之民智未开，民疑未释，又非一纸具文即足以尽之者也。欲尽穷僻皆知我之大信，是非宣讲不可。夫宣讲即古者木铎之遗意，举凡利弊之必尽，赏罚之必行，诚信以持之，宣讲以明之，民间疾苦即由宣讲者采而达诸官，联上下一心之治，以佐圣朝万世无疆之基，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议 院
联万众为一心，合上下于一体者，莫议院若矣。议院可以收群策群力之功，取众志成城之益，其有裨于国也实甚。而议者曰：“议院建则权分于众，非所以重国体，非所以尊君权也。”不知权专于上，而国体尊，可以治愚民，不可以治智民；权分于下，而国脉固，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宜民智而不宜民愚。中西政治显然歧判者，此为最。然则相形见绌之由，从可想矣。
今当变法之始，朝士大夫竞言时务，而不一筹及此者，何也？或曰：“风气未开，文学未盛，民智未成，遽议及此，转恐藉以取乱。”是又言之过甚。盖建院非难，举员为难。有院而无员，与无院同；举员不得其人，与无员同。是今日而开议院，徒长嚣叫之风，于国是无所裨益，故缓以筹之也云尔。不知议院之设，莫急于今日。凡风气之未开，民智之未成，及大公之未布，民隐之未通，皆无议院以通达之故也。今宜略仿其制，各州县皆于适中地建院一所。无事时集士庶，先行宣讲圣谕，以励风俗，以正人心；次宣讲农田、水利、技艺、经商之术，以导民智，以开风气。有事则选举公正练达绅耆，与有司会议举行。
夫非谓此即足以尽开风气、成民智之事也。今虽有诏开中小学堂，而一时仓猝未能骤成。即成矣，而来学者皆幼童，俟其学成见效，当期以十年。与收大效十年之后，曷若先收小效于目前哉？更非谓此即足以尽议院之制也。以一县之人，议一县之事，见闻所易及，声息所易通，而所议者无非闾里之利弊，地方大事无与焉。使天下州县之利弊随时得以兴革，贪墨小吏无所施其伎俩，内政之道，思过半矣。此草创议院之说也，至于大备规模，襄理国政，固当俟之议员有人之后。
游 历
仕宦而回避本省，其例肇于明代，国朝因之。其于国计、吏治及仕进之人，三者均无所益。时贤已先我言之，且创为《免回避议》（见吴县冯氏《校邠庐抗议》），言之甚详，可勿赘矣。然而必回避与不必回避，其见似皆邻于偏执，莫若并此成见除之。仕于隔省者，不必谓之回避；仕于本省者，不必谓之免回避，而别筹一因地任人之法，庶于吏治、民生有所裨益乎？
何谓因地择人？曰：使之游历于未仕之先也。风气大开，朝廷变法，遴员出洋游历者有之矣。夫游历即古人采风问俗之遗意。通商而后，开中国溯古以来之创局，往来聘问，宾而不臣。外洋各国工艺较中华为精，政令较中华为密，人情好尚多与中华两歧。欲图富强，不能不广求见闻；欲睦邻交，不得不博考风俗：此出洋游历之本意也。至于中国之各省、府、州、县，则从无越境采风者。若曰此我固有之土地，风俗我固知之，无事采问也云尔。是说也，使各省、府、州、县皆自划界而治，不相过问，不相交接，斯可矣。而今之所以治地方者，人无定宦，宦无定地，每至一地，于民情风土如隔膜；其为官也，又深居寡出，出则仪从、卤簿拥之：民间疾苦，何由得悉？居数年略有见闻，又去而之他。如是而谓民事可治耶？
欲治民事，当知民隐。求能周知民隐，则游历其庶几乎？游历当以学生为之，于各省会学堂选学生二三人为一班，给予文凭，使之游历本省各府、州、县，举凡地方利弊、民风美恶、民情勤惰、地方物产、土性宜忌、民户贫富、沟洫水利、山川形势，皆笔之于书，其与兴革之宜有所见及者，得附存焉。其舟车纸笔之费，定由所过各县月给若干，游历者每至一县，入境出境之日，报之县官，按数算给。其于会垣启行之时，东西各从所之，不得共路。及游毕，视其归之缓速，著撰之详略，择优者酌予奖赏，而都送之京师大学堂。复由大学堂派至他省游历，例亦如之。凡游历者之著撰，亦都送之京师，由大学堂察阅，择所言之符合最多者选出之，汇刻为书。省、府、州、县厘晰详明，分送于各地方有司，责令详察兴革。夫然后民隐可通，民事可治，利皆兴，弊皆革，不求富强而富强，实基于此矣。
夫非谓即此一游历足以尽之也，或三年或五年复一行，著为例。再以新旧之书复加校订，以新书较旧书，则地方之治为如何，燎于观火，是又可暗寓考绩也。或又有以经费为辞者，不知在中国游历非出洋比，月给舟车纸笔之费，虽未可预定，试以月给三十两衡之，天下州县凡一千有奇，使每月县必有游历一人来，来必一月而后去，岁费不过三十余万耳。以三十余万与所获游历之益较，孰者为轻重，请试权之，况所费未必及此耶。
游历而必以学生者，取其所过之境，无应酬供亿之繁，易求实事也；未经养尊处优，与百姓易于亲近也。倘委员为之，非独于事无实济，恐徒多骚扰耳。
治 河
国家岁言治河，而岁闻河患者，何也？曰鲧为之也。曷言夫鲧？曰：今之河员、弁兵皆鲧也，有一鲧已足为河患，而况于无数之鲧。鲧之庸已足为河患，而况尤毒于鲧者哉！举群鲧而尽殛之，河患斯平矣。然则位隆如河督，尚犹鲧乎？曰：河督或不鲧，而无术以驭鲧；群鲧乃迎导之，要挟之，欺罔之，使之自成为鲧而不觉，而群鲧益恣其毒矣。曷言夫其为鲧也？河员无民情词讼之可理，无地丁钱粮之可征，区区养廉，不足以供其豪迈，非兴河工，无以恣其中饱。故遇有治河工程，修筑务极草率，物料务极窳朽。盖一则虞其不再决，一则藉以恣侵蚀也。甚或河本无恙，乃使人挖掘之，摧毁之，使得以小事重报，又可得钜金入橐。民生物产所不顾，国家所最慎重者，乃儿戏视之。呜呼！朝廷、百姓何不足于若辈而恣此狠毒哉！则谓之鲧也，宜矣。
时贤之议治河亦众矣。有议于口外凿湖设闸，以司蓄泄者；有谓改河身为堤，而别筑一堤于旁，然后注河于田，以田为河者；有议导使改道者。权衡轻重，为长治久安之计，改道其庶几乎？钱塘张尚书抚山东时，有荷兰国人某，挟算术游齐鲁间，测量河道，谓需逢弯取直，濒河村庄悉数迁去。仅迁去濒河村舍，似仍改河为堤之法。愚谓等是迁动居民，犹莫若改道之为愈也。改道之说，时贤既言之矣，其言曰：使善测算者就鲁、豫间择地势最低之处辟为分河，以杀水势。吾谓犹不若径由改道，导之入海之为愈也。使此意果行，则媲神禹九年之功，于斯为盛。虽筹费艰巨，而黄河自兹永庆安澜，可举群鲧而尽弃之。所节之廉俸、饷项、修费，为日正长，何虑夫无所取偿也？而议者又谓：河流一去不复，中间不稍停留，则上流时有涸患。此则口外凿湖之说，可附以行也。而独于移民一事，徒以其骚扰而不行，而不知所以筹之，此又因噎废食者之见也。新疆沃野千里，菽麦咸宜，刈获较江南为尤早。而自改设行省之后，坐弃肥壤而不知垦，地广人稀，久为俄人所觊觎。既欲移民以改河道，何不即移之新疆？择地既定，由各地有司传集绅耆，剀切面谕，告以改河道为民图长治久安之计，实新疆为开垦足食之谋。有愿往者，官给文为凭，至新后凭文于所失地倍给以酬之，兼定免赋若干年。力不能往者，官给路费，按站前往，经过地方，有司妥为保护，绝无浮费。不假胥吏、地甲之转输，不凭一纸条告之具文，开诚布公以结之，免赋倍酬以诱之，吾知奔走而往者，必将争先恐后也，而谓事犹不举者乎？河清之盛，当于圣朝睹之矣。
略 分
礼制，政事之表也；威仪，礼制之表也。里为体，表为用，而政事举，国体尊。立法之始，表里并重而不偏废也。今时则迹近偏废矣，且官愈卑而废愈甚，废愈甚而上下之情愈隔。请得言之。皇上临轩治事，召见臣工，威仪肃穆，而诏对皆政事也，并举而未偏废也。上官之接见僚属，威仪亦务极整齐，而问答之顷，议论少，唯诺多，已成偏废矣。临民之官，高坐堂皇，则威仪更极尊严，匍匐堂下者，望而生畏。听讼则以锻炼为能，催科则以敲比为事，诈伪所不察，疾苦所不知，则所谓政事者安在？是则偏废之甚也。推其所以然者，则曰：分定故也。甚矣！分之足以隔阂庶务也。
请言略分。分之所在，习焉不察，久之遂视为固常。上之临下，务极自尊，致使在下者各以越分为戒，虽有所欲言而不得罄。卒之上下蒙蔽之病，讥及远人，顾我仍安之而不变。非所以联上下一心，奋图振作之道也。皇上君临天下，分不可略也。然日趋于朝，以备召见顾问者，亲臣、大臣耳。盍勿于万畿之暇，偶一召见部曹以下诸臣？不必著为例，不必不著为例，圣意所到则召之。则诸臣皆有所警惕，必以召问不能奏对为惧，于公事必有所补益。督抚之接见僚属，旅而进者，亦旅而退，恒有凡再见、三见而不得达一辞者，是又何必多此一见也耶？近则司道之待僚属，亦染此风矣。甚或府之于县，亦若是矣。尊卑之分严，斯上下之情隔，积弊之渐，有由来矣。
然则如之何也以革之？惟略分可以革之。查西人之治事，日有定时，届时莅公事房，凡白事者，尽人皆可入见，白所事，言尽而退，无迎送之文，无烟茶之具。今之士夫言变法者多矣，而独不及此，盖恐妨尊卑之分也。不知于尊卑之分无所损，而于上下之情转得通。实事求是，此为之基，言变法者盍念诸？
成 见
积二百余年而不觉破耗元神，而不觉于军政、吏治毫无裨益者，其惟分别汉、满之成见乎？定鼎之时，人心初附，故外省则设驻防以守之，京师则官置一满缺，意若有以监察之也。今则食毛践土二百余年，谁非皇朝臣子，尚何防守监察为哉？二者相衡，则驻防尤为无谓。岁耗饷项巨万金，曾不得若辈丝毫之用，是虚糜也。生即养之，使之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是导之使惰也；禁之不使就别业，绝其生计也。国家万年有道之基，正未有艾，而此辈之生齿亦日繁；国家岁入有常，而此项之支销无限。徒藉以博歧视汉人之名，于民生国计在所损乎？在所益乎？京师各官之满缺，何莫不然。徒费禄饷，而于事一无所补，历二百余年而不改，谋国者不闻有以筹及之，此吾之所不解者也。曷若除其制，仿屯田法，各授以田，免其军籍，弛其防禁，俾得自食其力；兼有满汉缺，各官均裁去其一，不论为满人，为汉人，量才授官，惟求称职。今传言将有变官制之举，盍不于此先筹之，以成圣天子天下一家之盛治？夫如是，则成见既除，民心愈固，自强之渐，此实寓焉。若曰借以节饷禄之费，是仍治末之言也。
交 涉
处今日而言交涉，已言无可言矣。天下事，曰情曰理，二者而已。始而言情，情不可通，乃舍情言理。事无巨细，此盖尽之矣。今之强邻之逼我也，乃兼舍情、理而不言，所恃以言者，曰势。吾观于此，而既愤且忧，尤引以为深耻焉。欲抒吾愤，解吾忧，洗吾耻，则必有道也。道安在？自强是已。苟不自强，终不可以言交涉。中国自通商以来，交涉之事莫不借助于人。如与日本行成，借助于俄；近为俄、德、法所逼，又欲借助于英是也。夫借助于人者，一时权宜之计耳，岂足以垂久远者哉？故曰：欲言交涉，当先自强。
尝窃计夫自办交涉以来，由初迄终，曾未见有持平之举也。其始以为可拒而退也，坚持以拒之；及知其不可拒，又未悉其性情，徇情以曲从之。遂为彼俗所轻，卒以威挟我，以势逼我，而不得不俯从之。盖由初迄今，未尝以理一相往还也。其始主拒之之谋者，国人莫不曰此攘夷狄之能臣也；继而徇情曲从之辈起，朝士大夫莫不曰怀柔远人以安社稷，此老成谋国者也。而今何若矣？攘夷狄者往矣，怀柔远人者处今日之境，其亦疚心否乎？虽然，羊则亡矣，补牢之计谓犹可缓乎？今之议交涉者，莫不曰舟车之碰撞、华洋之贸易欠负及斗殴命案办理不善，判断不公，动为他人挟制也。各省教案，动赔巨款也。洋人之擅入内地，恣其奔突，不问俗禁，而地方有司转为保护之责也。嘻！其也知夫致此之由乎？盖一误再误，已不自今日始矣。换约之始，苟且模棱以迁就之，不知自为后日地步。迨交涉之案一出，惧开边衅，不敢力争，宁鱼肉吾民以媚之，搜刮帑项以供之。威挟势逼之来，智者不俟今日始知之矣。
尝谓交涉之误，最痛心者，莫若保护教堂一节。耶稣、天主，彼俗之教也，彼而强欲传之中国，听之可也，必强我以保护之责，何哉？既强我以保护矣，则受我之约束可也，又必恣其横戾，不问曲直，教士辄显背条约，强取以去，抑又何也？于是弱者怒以目，强者怒以力，而教案起。盖自兹而黠者遁而之教籍者众矣。呜呼！是奚啻驱吾民以畀之也，又何如举四百兆之人而尽畀之之为愈也。且教士之与我官长抗衡也久矣，教士之言，有司不敢不从也，是教士而有有司之权也。使教民之尤黠者入赀得官，到省候补，教士为请于上官曰：某缺肥，某差优，其为我畀之。上官将不从乎？则争论又自兹起；将从之乎？是不啻以黜陟之权予之矣。纵言及此，恐惧有加焉。故曰：弱之患在国，贫之患在民，既贫且弱，国与民交受其患矣。然尤患之小者也，终为我国之大患者，其教堂乎？可不思有以遏阻之乎？遏阻之术乌在？曰：谢保护之术也。借曰必保护则教士必归我约束也，降而次之，并约束而不允，则教民有罪，有司治之，教士不得过问也。如曰教士有保护教民之条，则应之曰：保护云者，所以保其无妄之灾，非窝藏包庇之谓，亦非无理取闹之谓也。此犹或可稍杀其焰，而渐遏其萌也。犹忆光绪初年，乌程徐赓陛知粤东陆丰，逊事于民教之案，皆照例办结，教士之有干预者，必斥驳之。曾几何时，而事变若此，凌侮之来，谁实致之也？噫！
附录：不自歉斋漫存
某之愚，以为中外交涉事件，系指华民与洋人涉讼而言。是以事涉华洋，有派洋员观审、会审之例。至民教案件，乃系中国之民与中国之民互讼，向由中国官员审断，教士并有不得干预一款。所谓教士不得干预者，原为民教并属中国子民，就令州县审断不公，自可控，由上司衙门平反。人虽习乎外教，民则仍属中华，初与外国之人无涉也。既与外国之人无涉，则教士嘱托，领事函求，均系违章干预，似应据理驳正，以崇国体，而杜衅端。是以某于民教之案，仍归民间词讼，一律造册，未敢区分。（右节录禀稿）
来函诵悉，庄连喜之案，论之详矣。庄月明一日不获，则庄连喜是否正凶不能自辩。地方官决不能以原告指控，正凶之人遽自省释。本县莅任几二年矣，服官十三年矣，何案可以贿通，何事可以请讫，教士岂无所闻？所称绅士谓“费金可释”，绅士是何姓名？果有其人，自当拿究，以绝招摇；倘无其事，本县乃中国丈夫，岂以一二浮言动吾念虑，贵教士又何必以说词来相尝试？本县受国之恩，承乏斯土，惟本清忠以对君上，申信义以抚士民。国体所关，王法所在，虽刀锯在颈而不惊，罢斥在即而不顾，遑恤其他。高明谅之。（右复教士苏恒礼）
右乌程徐赓陛稿也。信件甚多，无非斥驳教士不得干预地方公事者。想当日办理此等案时，亦颇多周折，惟在任事者坚忍持之耳。考诸条约，既有教士不得干预地方公事之条，复有准教士保护教民之说，隐相矛盾，则教案之难办，其罪固得尽委诸今日之有司也？
教案之起，教士愿之乎？不愿也。然则教案之起，谁实使之？亦教士使之也。夫不问皂白，袒护教民，则凡不在教籍者，无不怨之矣。以教堂而为怨府，欲其不致祸也，得乎？教士，域外之异端，其昏愦不知也谅哉，而与之交接者，何竟无以启之也？斯不足为交涉诸公讳者也。立约之始，既曰教士不得干预地方公事，而又有教堂保护教民之条，遂使教士得以藉口。不知保护与袒庇，显判为两事。今之教士以保护之名，行袒庇之实，徒为无赖莠民增一护符。无赖莠民，均我中国王章所不容者，教士乃都招致之，恐亦非传教之初心也。夫教无分中西，大抵皆以劝导为主；是为教士者，挟劝善之具以来，得庇恶之名以去，恐尤非西国政府之初心也。教案之起屡矣，当事者盍本此意引伸言之，以劝导教士，以布告彼国政府，或可挽回万一乎？
更进诘之曰：教案之起，地方有司愿之乎？不愿也。然则教案之起，谁实使之？亦地方有司使之也。不作吏则亦已矣，一行作吏，则古之所谓赤子者，今之所谓鱼肉也。幸一讼兴，牵涉者几何人，羁缧者几何日，威可施，法可枉，手可上下，民之身家、民之性命不足计也。同是案，同是罪，在教籍则任人强取以去，莫敢如何也。于是民相与语曰：“此可为护。”咸奔就焉。呜呼！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雀者，鹯也；为教士驱民者，不肖有司也。胡为乎至今而不杀也？
夫交涉者，两国政府交相往还之大政也。至若商民构讼，已属事之小者。乃至教民之案，亦引为交涉，遂使教案愈繁，而为祸愈厉，办理者愈难措手，此则养痈者之罪也。
开 矿
天下有识之士，莫不知开矿为今之大利源也。明代矿政，以竖官为之，所以骚扰民间者，无所不至。本朝有鉴于此，故悬为厉禁。通商之后，习闻外事，而后知固为利国利民之事，徒以办理不善，政滋扰累耳。然而偶议及此，犹多挠阻者，何也？尝窃计之，有二故焉：一曰风水之惑太深也；一曰集股之信已溃也。请分言之。
三代以上，无风水之说也。或曰：“《书》云：‘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至于洛邑。’《周礼·天官》：‘维王建国，辨方正位。’非风水之说耶？”不知周公之“相宅”乃慎于建都，所相者以控制形势。言《周礼》“辨方正位”者，建国之始，辨正疆界之谓也。至于《孝经》“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则为孝子慎终之意。盖古者大事则卜，葬亲为事之大者，故卜也，初非近世谬悠荒诞之说也。此谬悠荒诞之说，殆起于晋郭璞《锦囊经》，恐其言之不足以动当世，又假托一青乌子《葬经》以实之。盖自是而《海角经》《拨沙经》等书叠出于唐、宋之间，而其说大行，信奉者日众。于是著书者故托失名以为秘传，相地者故为诡异以炫其术，驯至于谬悠荒诞之说充塞天地，流毒至于今日，胶执牢固，竟有白刃可蹈，此说不可破之势。吁！患深哉。
盖尝默计之：佛、老二氏之说，未尝不充塞天地也，然信者半，辟者亦半，信奉者不如是之众也。汉、宋诸贤注疏经义亦附圣教，以充塞天地也，然尊宋抑汉者有之，崇汉议宋者有之，信奉者亦不若是之众也。以诸贤之经学，佛、老之邪说，卒不得敌此谬悠荒诞之说者，以其能祸福人若确凿焉而有据也。祸福之说可以惑愚民，而不足以欺智士；可以罔小人，不足以蔽君子。天下君子寡而小人众，智士寡而愚民众，宜乎信从者之日多也。
今不欲开矿则已，如欲开矿，非毁尽此谬悠荒诞之书不可，非禁绝此谬悠荒诞之言不可。宜下令：凡有风水之书，限日输诸官，当众焚毁，嗣后如查有私刻及私藏不缴者，科以重刑；有再谈此谬悠荒诞之言者，罪如之。令出惟行，定以重律。若谓此为苛刻，则不过使民间少一蛊惑之言耳，禁一无所可否之事耳，初非强人所难之事，不得谓为苛也。若谓此为琐事，则此令一行，民俗丕变，举数千年之积惑而破之，快事也。民俗既变，邪说不得行，举数千年秘而未发之宝，随地皆可采取，大事也，琐云乎哉？抑尤有可不辩而破者。
郭璞为堪舆家之祖，其术至精。《晋书·郭璞传》：晋明帝能占冢宅，“璞尝为人葬，帝微服往观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法当灭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曰：‘能致天子问耳。’”审是则君臣交精此术。异夫其自为谋者，当为子孙计久远，都畿陵寝，莫不尽善矣，而何以太宁在位，仅及三年？且终晋之世，纷崩离析，国祚转促也？夫亦可知其为谬悠荒诞矣。吾非好标奇异，故为此矫枉之辩，伤世人之沉迷者，多坐视此固有之利权而不取，恐将不免尽为外人豪夺矣。俟外人豪夺之时，更以此谬悠荒诞之说以争，则欲争此植福之基者，而适成为媒祸之阶。杞忧及此，故不觉其言之冗赘也。
事非独立所能举，必求济于众人。而集股之法出西人，谓之公司。中国之奸商、滑吏偶窃得此名，于是谬指一地、一山，谓为某矿，于通都大邑广行集股。商民狃于招商、电报之已见成效也，群乐附焉。原彼招股者之初心，未尝不冀其成也。及其既也，专于应酬，耽于淫逸，加以乐附者众，适养骄奢。于是出则俊仆，入则美妾，集股一事，竟若习而忘之。卒至于亏累不救，一败涂地而后已。十余年前如此者，盖屡见之矣。近年以来，商民鉴于前辙，即有殷实官、商认真集股者，皆裹足矣。夫如是，安望集股之有成效？安望矿务之可振兴？居今日而必欲维持之，以濬利源，其惟有特旨招商，以鼓舞之乎？诚能明降谕旨，准殷实商家延聘矿师，查勘矿苗；确有把握者，准其呈明地方有司，请旨特准招商，永远专利。地方官为之保护，而不挠阻其利权；国家亦只收其税款红利。然又须严定章程，其有侵吞股本，捏报亏折者，予以应得之罪。如是而商民之气庶几可作，矿务之兴庶几可望乎？
律 师
西人构讼，毋分原被，例得延律师到案伸辩，商民便之。即我国士庶亦多称之者。无他，公允故耳。考之西国律师，即中国之刑幕。惟刑幕则私之于有司，律师则公之于众庶，事似出于两歧。究其所学，则一致也。私之于官，固莫若公之于民。使官得恃以平反，民得藉以伸雪之，为大公之措置也。况交涉之案屡起，所延律师无非西人，乌能保其不隐为袒护？是华人又急宜学为之者也。谓宜选子弟之曾读律书者，咨遣出洋学之。学成以归，给以文凭，准从西例，俾行其道，公之于民间。交涉案起，则我国自有明律之人，以佐有司之不逮，办理庶易措手。且民间讼事，亦可听人延聘，代为伸诉辩白。
或曰：“中国讼棍，悬为厉禁，一旦变之，则此辈更无忌惮。”不知向例所禁者唆讼之人，此则为清讼之法，固有相殊绝也。且必有以试其学诣，予以凭照，始得为之。是为在官之人，人人皆得延聘。唆讼者流，转无以施其伎俩。彼为律师者，隐足以制有司之威福，而覆盆之冤以少；明足以伸民隐之未达，而刑律得布为大公。是又非独交涉之获益已也。
出 洋
今之谈游历者众矣，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其故何哉？言非中肯，言犹不言；听不能从，听犹不听也。言者曰：“派员游历，宜厚其行资也。月给二百金，殊不足以敷其支销。故游历者一到外洋，惟有闭门谢客，翻译一书以归，而游历之成效不睹。”信矣。然谓必宜厚之，则外洋以费用应酬，无所底止；行人之踪迹不定，势难定以年月。当此库帑支绌之时，行此茫无把握之事，果厚给以遣之，使仍不得成效，是此钜万金钱，不等于虚牝之一掷耶？将何所取偿耶？政府亦不为也。
言者又曰：“宜选王公大臣子弟，年少未当国者为之。”不知中西风气迥然不同，千金之子且坐在垂堂，而况王公子弟，谓肯历重洋风涛之险也哉？且游历亦不易言也。不通言语，不足以与周旋应对；不通文字，不足以阅书籍报章；不知测算，不足以探山川形势；不持虚衷，不足以访风土人情；不耐劳苦，不足以驰穷边绝域。凡此犹谓可习而能者也。尤有要者：不具远大之志，必不肯发奋为雄，是则不能强以学为之者也。谓宜明降谕旨，求天下有志之士，具以上诸能事者，准其自备资斧出洋游历，由朝廷赏以职衔，给以凭照。游毕归来，以所著书及日记呈总署考察之，确有真知灼见者，破格用之；即有一知半能者，亦当有以奖励之。如是则必有有志之士出夫其间，而谓不著明效大验者，未之有也。
夫游历何为而设也？曰：为采风问俗而设也。欧洲之于中国也，重洋远隔，虽通商日久而各自为国。彼族之风俗、政事，听之可也，何必孜孜然以考求之哉？夫亦曰采其风俗、政治，考其制造工艺，将择其善者而从之，收兼听则明之效耳。闻曾有游历以归者矣，依所见闻著为书，呈诸政府，达之天听；未闻有所采择也，未闻布之天下，俾士庶共知共闻也。是又有游历与无游历等。故谓宜与征著之书，互相考订，刊行天下，与众共之，以开民智者也。
定 例
尝闻古者入境问禁，入国问俗，入门问讳；诚以入人土地，不能不守人法度，就人范围也。今洋人之居中国者，其平日之横行，不守我之法度，不受我之约束，姑勿论矣。一旦有事，交涉案起，中西官会判观审，律师咸集，一鞫再鞫而案结，华人之得宜者，盖十不得一焉，且百不得一焉。交涉乎哉？仰息而已矣。盖一误于订约之初，再误于措置之不善，咎不归于一人，痈非养于一日焉。尝观于此而心焉伤之。
通商定盟之始，当与之约：凡商于我国者，宜守我法，亦由我保卫；而蹈我法者，我得从而刑之。此公法也，执公法以争之，彼无不从也。而是时海禁初开，士大夫不知公法为何物，彼遂有以挟我，谓中西法律轻重殊绝；且西商初至中国，未谙中国之例，使从中法，恐致畸重畸轻，而各治其民之说起。此时试姑进一说，曰：西人有罪，既不能以中法治，始则遇有交涉之案，不论中西人，未妨概从西法，料彼亦无不从也。乃计不出此，毅然允其请。欲去畸重畸轻之病，适授以畸重畸轻之术。其流毒遂至于今日，国民交病，如此其甚，倘亦当时所不及料者也。
往者已矣，自兹以还，能不策其后乎？大抵与华民为病者，商人、教士耳，驻华之西员未必以为然也，西国政府尤未必以为然也。交涉之事所以如是之不平者，商所为也。商何以能为？曰：彼固素重商务，商情如是，不得不曲为庇护也。宜于修约时，要为订议参酌中西各国之律，权衡轻重，斟酌平允，著为中西共守之法。凡律之可以避重就轻，故作苛求者，共当之亦共享之。庶几听讼者从此略有把握，而交涉之事有所措手，彼族之避就无所藉词乎？且不特此也。欧洲各国风俗虽近，其法律未必从同，将来此法一成，未始不可作为万国交涉公例，是环球诸邦都受其益。斯为交涉之一大关键，所愿当事者及早图之。
国 用
人之生也，乐饱暖而恶饥寒，于是不得不谋衣食，而人需用。及其有家也，仰所以事，俯所以畜，而家需用。矧有天下者，抚绥万姓，协和万邦，而得不急筹国用哉？故筹国是者，未尝无人也，若者利当兴，若者弊当革，非不能指陈之也。而径欲举行，则经费无所出，故国用为当今之第一要务也。请策国用。
有若之对哀公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若是夫君之足不足，仍系之于百姓也。而裕民之策，不可不讲也。讲农田以足民食，保商旅以足民财，开矿产以足民用，此足民之大端也。农田兴而钱粮富，商旅兴则税饷增，矿产兴而税饷益增，民足即君足也。虽然，非徒托空言，即可行之有效者也。
今之讲农田者曰：“种茶种桑以饲蚕也，种葡萄以酿酒也，凡此皆以夺外洋之利者也；种罂粟将以塞漏卮也。”而农田之病，实于此基之。西北各省仰食于东南，而不知开垦。闽粤人满之患甲于天下，其仰食于江浙者不足，又益以安南、暹罗之米。使一旦水旱为患，而边衅适开，邻邦遏籴，是束手以待饿殍也。又分肥土沃壤以植桑茶、杂物为目前计，非无利益也。利之所在，人多趋之，是导此米麦之田，使为桑茶、杂物之田也。田而尽种桑茶、杂物，将何所仰食乎？
今年米粮腾贵，有识之士已见及此，犹不及早维持之，是必沦天下之民尽为饿夫而后已者也。计讲农田，莫如开垦。中国西北土满，东南人满，裒多益寡，适足以持平，而开垦之功易见。自吉林以迄新疆、黑龙江，沃野数万里，徒弃置之，而不知自惜因地之利之谓何。移民以垦之，信赏以劝之，斯天地自然之利，与民共享之矣。
而尤以禁烟为急务。闻之川省地土最肥，岁凡三熟。而自种罂粟以来，昔之粜于外省者，今且乞籴于外省，则其祸之烈不待言矣。晋省之民一遇水旱之灾，流亡相继，其祸机何尝不隐伏于此？诚宜禁制之。使地方有司开诚劝谕，必干旱之地不宜米麦者，始得种烟，余概复为米田，俾民易于得食。
议者又谓：“恐洋土入口更多，漏卮益甚。”不知川、晋、滇、鄂等处，民风素俭，而人皆吸烟成瘾者，以种植太广，如取如携耳。使有以禁制之，且隙地所种者，只准运售南省，土人概不得吸食。即此吸食者以抵外省之用，则与洋土相抵之势，未必不如今日也。且谓足以抵洋土之说，亦聊以自欺耳。盖从自种罂粟以来，入口洋土仍年盛一年，未尝少杀，是可证也。
天下之商互相倾轧久矣，所谓剿袭、争逐者也。诚宜设法劝导之，使商各一业，无剿袭之病，争逐之害，而商务乃可持久。更立学堂以教之，选西国商务之书译使读之，则牟利者知所避就，而无亏折之虞。
开矿一事，尤宜专归商办，而官为之保护之，毋侵其利权，毋凌以官势。民力厚，民财裕，如是，虽欲国用之不足不得也。
节 用
神禹之治天下也，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必崇俭以为天下先，此圣王之治也。故《传》曰：“俭，德之共也。”昔者窃闻之而致疑焉。夫抚有四海，一日万成，谓一俭即足以治天下，愚者所不信也。故汉唐以来之君以俭书者，盖于史屡见之。然以俭书者不必治，不以俭书者不必不治，然后知天子之俭所以异于众人也。
俭何以异？曰：以俭治天下，非以俭率天下也。何谓以俭治天下？节用是也。孔子曰：“节用而爱人。”为千乘之君言也。推以治天下，何莫不然？夫节用者，节其虚糜，节虚糜即所以崇实事也。故禹之卑宫室者，节宫室之用，而以尽力于沟洫也。设沟洫之不讲，而徒曰：“吾之宫室而既卑矣，吾之所以治天下者，止于此矣。”能乎？不能。故尝曰：沟洫治，而宫室不必卑；百事举，百姓足，而饮食不必菲，衣服不必恶。盖天下者，积百姓而成者也；国帑者，积天下之财而成者也。为之帝者，抚此百姓，有此国帑，而为之治，所治者，百姓之事也。举一事，施一令，于百姓之损益如何，忧乐如何，利弊如何，帝者之责也。盖天付以天下，使为之治者也，此天子之俭所以异于众人也。
迩者恭读裁并冗员之旨，夫乃叹圣天子英明神武，为天下举大政，崇大俭，节大用也。议者曰：“今当维新之始，百废待举而库帑有限，经费无穷，举此冗员而尽汰之，以所节者施诸用，此不挹而注，不筹而备者也。”不知所以节库帑者犹少，而所以节民用者乃多。盖少一官署，则民间照例之供亿，意外之剥朘，所蒙免者，正不可以屈指计也。於乎盛矣！民困自此其苏矣。
然而又有进者。河督之事，并于东、豫两抚，盖以黄河隶此两省也。南漕转运，以为天庾正供，故特设漕督领其事，粮道而外，设卫弁者三百，设标兵者三千。现办漕运者，惟江、浙两省耳。据所闻，每岁不过一百四五十万石耳，自改办海运以来，沙船轮舶非不敷分载也。议者谓：“恐海疆有事，海道梗塞，而河运不敢遽废，故岁拨二十万石以供河运。”于是以二十万石漕米之故，乃特设漕督，以次各员、弁、兵、役。试问：所办者何事？即以改办海运而论，彼漕员之坐享干俸，坐食糟规者，似可任之矣。又计不出此，必别以委员若干人为之，视朝廷帑项为不足惜，岁费何止百万。实则一商之事耳。
今兹芦汉铁轨已有眉目，大工之成，计日可待。曷若举漕员而尽裁撤之，别招殷实商家承办，溯江而上，直抵汉口，再由路运以达神京之为愈乎？一转移间，而国计民生交受其益。盖所以节国用者尚少，而所以苏民困者实大。民困苏而国家未有不隐受其益者，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者也。而后即以所节漕务经费，开西北之农田水利，将见十年以后，千仓万箱遍国中，更无仰食东南之患。即天庾正供，亦可就地取储，可无转运之烦矣。
织造掌尚衣之职，供御服之用。以蚕桑产于南省，故为尚衣者持节南来，驻节省会，仪视督抚，一署之中，所费不知凡几。今上既捐除成例，凡有裨于国计民生者，罔不奋勇为之。则此织造一差，似可并于督抚，准其委员督办，岁省又为何如也？
通商以来，各口洋关于税务司外，别以道员监理之，谓之关道，于事未见不举，是关征特一道员事耳。谓宜于旧有关差亦宜酌量裁撤，并之于地方有司，以昭划一，以归节省。即以所节经费，为该地方学堂之用，似已绰乎有余，此又宜急于兴办者也。
总之，善理财者，不为有余计，而为足用计；未为国用计，先为民用计。是在夫筹国者神明而变化之耳。
征 书
洋人之入中国也，狼奔豕突，无复顾忌，欺我百姓，辱我官长。其始犹不若是之甚也，至今日而气焰之张不可复遏。其故何哉？尝窃计之，所由来者有二焉：一则由彼之留心伺察也。传教者、游历者、经商者、领事者，每至一处，必察我风俗，窥我民情，尽得其实，著为书，邮归其国刊行；人各一书而书日富，合观而参考之，我民之情伪，彼国人皆知之，且各国皆知之矣。知之如何？曰：知民之善利也，故以小利诱之；知民情之未洽而畏官长也，要我有司以威加之；知有司之畏事也，虚声以恫吓之。其始犹偶为尝试，继且径行而不疑矣。一则由我之迁就以启之也。为总署、为使臣、为参赞、为领事，莫不视交涉为畏途。彼族既征知之，其始姑举一事，试以要求，如愿以偿也，未敢料也；而我畏难苟安，动言惧开边衅，遂应其请。彼乃复以他事来，我之应也亦如之。如是再三，而彼深知我之无能为矣。盖由是而交涉之事日见其难矣。呜呼！胶、旅之案，何尝非植根于此哉？
然则交涉之难，非彼遂以难来也，我自召其难耳。欲反难为易于今日，是殆忧乎？其难顾不得畏，其难而遂安之也。当思所以策之，策之如何？图以彼之加我者，还加之而已。议者曰：“方自顾之不暇，而贸然言报复，是非迂腐之言，即血气之言也。”不知非也。语有之曰：“取法于上，仅得其中。”今而只图为平允之交涉，其不得平允也必矣。舍平允而言报复，庶几鼓舞人心，自强有日乎？
夫然而采风问俗不可缓也。采风问俗者，使臣之责，而使臣之耳目难周，曷若降格求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盖中土人士商于异国者，殊不乏人。宜由使臣传谕，广征著述，捐其文藻，但求切实。察其风土，探其人情，考其喜忌，学其工艺。书成，交由使臣转达总署，斟酌刊行。有得其要窍者，予以不次之赏。而国家政令之得失，人情之向背，仍责令使臣以次诸员随时采辑，亦由总署刊行，布之民间。庶几我国官民，亦习知彼俗情弊，未始非交涉之一助也。他日自强之后，所以报其报施者，何尝不基于此哉？倘勿指为狂瞽，膜视斯言。
吾民之旅居于外洋者以百万计，要皆穷苦，食力者居多，上焉者商而已，读书之士盖绝无矣。一旦欲征其著述，不亦难乎？不知非也。夫固谓捐其文藻，但求切实也。域外旅人，有欲归不得者，有恋其业而不归者，盖自是而世居者有之矣。彼族之风土人情，久已习而知之，更无俟夫采访者，随笔录之，即可成书。俟鉴定刊行时，为之修饰，未为晚也。且既久居外洋，则语言文字自当熟习，倘华文不甚通顺者，不妨即著为西文，俾得畅所欲言，无辞不达意之病，然后使善译者译以华文。或可径使面言。盖今出使之随员，类皆尸位素餐，无所事事，坐待保升，宜使之轮日接见流寓商民，讨论诸事，笔而记之，亦可成书。勿以琐屑而忽之，勿以迂阔而舍之，必有成效可观者。谓恐其书之不足尽信欤？是又有出洋游历者往考证之。
厘 金
无锡薛氏之议厘金也，曰：“此我固有之利权也，外人不可得而过问也。故撤厘金加关税之说，不可从也。盖恐撤厘金而关征不旺，将使利权尽失，太阿倒持故也；且又恐既撤之后，所加之税不足相抵也。故加税必采值百抽二十之例，始足相权衡也，所加而足相抵矣。抑更恐异日修约之时彼复挟，故以请减税，则将并厘金之利而失之也。故虽允其请，而必与之约，使关税若减，则厘金当复也。”盖于此而三致意焉。薛氏之为此论也，盖以普鲁士使臣力持撤厘金之说以争，故不厌反复详辩之也。
乙未中日事定，合肥相国衔命西行，赴各国商请加税，各国仍以裁撤厘金要之，事又不果行。今以洋债故，南省厘金抵于英矣。审是，则西人于我之厘金非厌之也，涎之也。愚尝念及此，未尝不栗栗危惧，为国家忧也。虽然，抵债者，暂时之事，非常局也。今天子乾纲独断，奋然振兴，桑榆之收，计日可待，未始不隐受其益也。何则？洋人办事，动出至公，而于钱银出入，尤为加意。中国厘金之流弊久矣，积重难返，几有尾大不掉之势。此次洋人入内地司其事，首以剔除积弊为务，凡有司员，悉厚其薪水。数年之后，成效昭著，公事所入，仍涓滴归诸公家。而抵期已满，我乃得仍其法行之，且得以其法推行于各省，谓非隐受其益乎？
厘金之为病，在小民而不在富商，在居民而不在行客。故小民之于厘金，噤口不敢道只字，其畏厘金也可知。至于富商、行客，言及厘金则蹙额摇手曰：“甚乎哉！厘金之为病也。”此其情伪也，非真也。何以故？盖司厘金之人之与富商、行客，正表里为奸者也。苞苴既进，正捐可免；小票既给，分卡任行。厘卡方以富商为膏腴，富商方藉厘卡为庇护，而百货麇集，其漏捐者，不知凡几矣。是将德厘卡之不暇，又奚病焉？至于厘局之设，每在州县大埠，而于冲隘之地，广布分卡。夫所谓冲隘之地，实皆荒僻之区，不过舟车往来所经者耳。要皆烟户几十家，农民聚众所居者，去城市既远，视官府如神明。而分卡中之司事、巡丁，乃得凭城藉社，妄施威福。乡民无知，任其凌虐，甚至斗米只鸡、瓶油斗酒，皆有厘矣；不从者，乃从而劫之。怅望官衙，远在城邑，乌从而赴诉？使果赴诉矣，又未必得直，而谓犹有敢议之耶？呜乎！朝廷为军饷之需，善后之计，不得已而取诸民，固不虞畜此豺虎以为民害也。此有心人所为隐忧者也。
厘金之病不在粉饰，而在认真；惟其过于认真，斯转成为粉饰。是于病国、病民之外，别出一仕途之幻局异事也，盖比较是也。夫地方市面之兴衰无定，则来往之商贾亦无定。如是而坐收厘金之款项，乌得有定，而必使之与上届比较哉？且所谓比较者，如谓比其收数盈绌，以觇地方商务之盛衰，别处所以维持之，振兴之，斯比较之功大矣。而不然也。比较优者，谓之能员，可以记功，可以联委；比较不及者，则撤札随之矣。是直欲以一地商务之兴衰责之于此人也，能乎？不能，弗思甚矣。若谓将以杜中饱也，则中饱之弊滋多，非一比较足以杜之者也。
驻沪英领事哲美森，于光绪二十三年辑我《中国度支考》一书，内列中国各省厘金税收，约得一千二百九十五万二千两。谓如果认真整顿，岁可多收七百万两。愚谓犹恐不止此数也。盖尝访诸仕途中人矣，差之肥者，岁可得一二万金不等，而一局之司事、巡丁、仆从等之分肥未与焉。亦尝访诸为司事者矣，分卡之肥者，岁得千数百金不等，而巡船、巡丁之分肥未与焉。合各省而言，其数尚可以偻指计哉。或曰：“是皆勒索苛收者，纵极整顿之，使涓滴归公，恐正捐不及此数也。”抑知认真整顿，布大信于商民，从此更无官吏苛勒之病，而使之略加其捐，亦人情所乐从也。虽然，设盛筵于堂，而使饿夫守之，欲求其不染指，不可；故必先厚其禄食以养之。悬巨金于门，使偷儿见之，欲求其不生心，不可；故又须定为严刑以绳之。整顿之道，尽在是矣。
厘金之为商民之病，中西人又有烦言矣。问果可裁撤乎？曰不可。然则听之，使终为商民病乎？是又不然。夫厘金行之垂四十年矣，人皆谓足为商民病，吾固谓未尝为商民病也。然则商民皆以为病者，何也？曰：非厘金之为商民病，司厘金之员役为商民病耳。尽举而痛惩之，别以廉能者司其事，厚其养，明其赏，伸其罚，划一其章程，吾卜商民将自此而苏也，病云乎哉？
铸 银
窃见欧西诸技艺，每造而愈精；中国则反是。或曰：“是不知考求故也。”信矣，而犹不止此也，畏难而苟安也，因循而愈惰也。吾于何见之？吾于铸银见之。南皮张尚书督两粤时，就粤东建银元局，购置机器，轧造银元，是为中国自造银币之始。由七钱二分，递次至三分六厘，大小虽殊而制造之精致则一。商民便之，行用无窒碍。未几而尚书奉命督两湖，复就湖北建局，一如在粤时。而安徽、江南、福建，皆设银元局矣，而所出银币，工作粗糙，窒碍不行，至地方有司出示行用，乃得稍稍流通。独湖北之币，一如粤中所造者。而细察粤中之币，竟逊于前矣。于以叹因循愈惰之习之为害也。幸也粤币之得先流通于前也，不然，有不同于江南、皖、闽之窒碍者几希也。而督理得人不得人之明效大验，于此益彰。
夫铸币必以精而后可流通，已言之矣。而市侩之把持，又不可无以重惩之也。每以银币一元，入市无应者，强之用，则曰：“非贴水数十文不行也。”问：“为铜质耶？”曰：“非也。”“成色低耶？”“亦非也。”“然则何为而贴水？”彼无以应也。强之用，仍不用也。（此以大元言，若小元则除福建所铸外，皆一律行用矣。）甚矣！中国法令之不行于下也。法令不行于下，是谁之过欤？吾欲尽地方有司而叩之。
吾之为是说也，既痛司铸者之不知考察，又痛市侩之目无王章也。市侩之恶，可以绳以法。而制造之事，则非有公正廉明者督之，精于考验者察之，不足以尽其事也。居今日而言理财、权利，铸银实为之纲。盖自铸则就地取材，成功较易，行用较速，将来合二十行省并力鼓铸，则已足行用。墨西哥之洋元，可以不来塞漏卮也。
铸银币者，每银一元，杂铜质十分之一。非故为掺杂也，银质过软，必杂以一成之铜，而后刚柔有济。每元重七钱二分，日成万元。可获余银七百二十两。纵除去火耗人工，余利当有可观，利国用也。出币既多，物价必平，且可补制钱之不足，利民生也。此皆王制宏谟之举动也。然图所以持久流通者，必定其成色，勤其考验而后可。盖官场习气，每每一局既成，即以诸事都委之工役，纵有一二监察委员，未必实能考验。谓宜选精于化学者，分驻各局，随时验视。而于中国银行，专延总考验一人，凡各省局铸成大小银元，均须先送银行验过，然后行用。或以为解运不便，则改由总考验者轮至各局，随时考之。似此，或可考求精密，成色不减，而制造日精也乎？
或又曰：“铸银之事，昔侯官林文忠抚苏时曾为之，每元重七钱三分，谓之银饼，亦已行用。旋以作伪者多，止而不作。”是作伪又不可不防也。吾于是不禁重有所慨矣。世风日下，民情日伪，至于今日而欲禁绝，作伪者虽惧以极刑，犹有不畏死者在。故虽圣人复起，亦无策以处之也。无已，其惟教诱之法乎？开学校，成民智，励民志，正民心，使之足以自食，而启其羞恶之心。自今为始，勿以为难而畏之，勿以为小而勿之，勿以为迂而却之，期以十年，庶几可不禁而绝欤？然而闻是说者，几何不以我为迂也；有不以我为迂者，其以觉世牖民为心之君乎？吁！
自 强
策外交之道，必曰自强。窃见自强之说之兴久矣，上之相勉曰图强，下之建议亦曰图强。日言图强而强终不可见者，何也？曰逐末故也。今之言强者，动以利器为指归。曰：命中及远，无坚不摧，炮之利也；冲风鼓浪，履险如夷，船之坚也。竞学为之，学之不足，且购置之，一旦有事，毁而弃之。图强图强，强安在哉？
今天子锐意维新，于京师建大学堂，广储人才。大哉！圣谟广运，此其本矣。窃谓犹有急于此者。急者何？曰：“广汰冗员，以并厚廉俸也；杀贪官，诛墨吏，以儆官邪也；教农田，兴水利，以保民食也；保商旅，重工艺，以厚民财也；悬大赏，伸严罚，以励民学也；开大诚，布大公，以伸民气也；联乡约，办团练，以联民志也。雷励风行，责成各疆臣，限以期年见效，不效者诛之；粉饰蒙蔽，厥罪有加焉。夫然而不强者，未之有也。
或曰：“所议惟厚廉俸一条约未行耳，下此者，皆圣朝之大政。《会典》皇皇，政谟具在，尚何以议哉？”不知因循坐误，误矣。夫具文视之矣，不及今一鼓作气之时，先议振作之。更将以因循苟且为治乎？贪墨官吏几遍天下，不谋之而民怨不消；水利不兴，田野不治，而民惰不改；商旅坐窘，器物窳朽，而民困不苏；赏罚不伸，而民不劝；不开诚布公，而民不信；不联络团练，而民气易溃。既曰载在《会典》，本有之政，而民隐犹若是种种者，其故可想也。使天子果施不测之威，赫然震怒，诏书一发，期在必行，则凡兹民隐，为之一伸。内政既修，气不中馁，外人虽欲窥伺，亦不敢轻于尝试。此无形之强，强之本也，强之道也。夫然后济之以术，讲求船炮器械，边衅将自兹泯灭矣。交涉易办而已哉。
抑尝闻之时人之论矣，狂悖者奉西法如神圣，诋古道如粪土；拘泥者读古书而不化，视西法若寇仇。此识时务者所以独为俊杰欤？唐虞以迄三代，因革损益以为治，原无变法之诫。夫所以因革损益者，因时制宜耳，因时制宜，无非取夫便国便民，便国便民即富强之基业。战国之世，七雄并起，急功喜利，动言富强。孟子生于其间，力排众议，而以王道、仁政导时君，陈词既毕，必以“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一语殿之，问有不富强而王，王而不富强者乎？故知仁政、王道为富强之本，苟能行之，有不期然而然者。以例今日，何莫不然？消民怨，裕民食，厚民财，劝民学，伸民气，联民志，此皆今日仁政之要图也。然而因时制宜，又非一纸具文所可行者，故贪官墨吏必曰诛曰杀，国家原有之赏罚必曰大曰严。盖幅员既广，民生既众，官吏既多，良莠贤否不一，非杂霸之术，无以济王道之穷。使犹曰草偃风从，是又迂腐之论矣。
圜 法
二三年来，物贵而钱荒，虽由当道往复接济，而钱价仍不平者，何也？盗销者多也。盗销何由多？铜价昂也。铜之昂，则由于金之昂。盖中国铜产不旺，民间日用铜器仰仗于外洋者久矣。而外洋行用金钱，往外洋购铜，彼以金钱之价来，中国以无金钱故，率以银折金价与之。近来金价，盖较之十年以前，不啻倍蓰矣，铜之价则不得不随之以昂。钱丰之时勿论矣。以近年论，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一百八十文，以每钱重一钱核之，得铜七斤六两。伸之每百斤约合银十三两五钱有奇，而市上铜价每百斤约值价二十余两。贵贱之悬绝如是，欲奸商之不觊觎也得乎？不及早维持之，其病国病民，将不知伊于胡底矣。而所以议维持之法者，又不一其说。时贤之建议者，或以银贵为病，或以银贱为病，窃尝非之。昔时黄金一两，易银十五六两，今且易二十五六两矣；是银之贱，未有贱于此时者也。昔纹银一两，易钱十四五千文，今只易十一千余文矣；是银之贵，又未有贵于此时者也。银亦贵亦贱，而国、民交困，故知二说皆非也。故以银贵为病者，谋在国；以银贱为病者，谋在民。
统国计民生而计之，统中外情形而观之，非有以持其平不可。以金易银，而银之贵贱，权操自外洋；以钱易银，而银之贵贱，权操在我。故欲持其平，非分外洋之权不可，非专我固有之权不可。何谓分外洋之权？曰：铸金钱也。通商以来，行用洋货，相沿成习。盖其物精而值廉，民趋之若鹜，不可禁遏。而彼以金钱交易，知金钱为我所无，是以彼国银行故昂其金值以谋利。盖中外交易，皆托之于银行。中国购一货来，付银入行时，皆以金价付银，故金价昂，其利愈厚。加以息借洋款，皆借镑还镑。彼于借出收还之时，故为低昂于其间，而我之隐受其亏，不可言喻。谓宜自兹以往，开采金矿者，皆酌提若干，鼓铸金钱。既可以流行民间，其成色与外洋一律，亦可咨准外洋政府，一体流通交易。然后银价之贵贱，乃不为彼族所挟制。此所以分外洋之权者也。
至于钱荒之病，忧愦之士有言宜专用银钱而废铜钱者，是则有激之言，不可以为法也。中国民情朴俭，物值细碎，使通用银钱，则物价工值，断难持平，此取乱之道也。是则钱荒不可以不救也。以银易金，银宜乎贱；以银易钱，银又宜乎贵。盖银贵则钱贱，钱贱则利在民也。以今日铜价之昂，盗销之多，盗铸之众（丙申岁游宜昌，见行用之钱，每缗中求一官铸者而不得，盗铸之众，令人寒心），欲求之于一旦诚难，而竟坐视而不救，又如国计民生何？无已，其惟有大变之一法乎？
按英国圜法，以二十先令为一镑，即金钱一枚是也；以十二便士为一先令，以八法令为一便士，一法令即如中国制钱一文之用。以时下金价伸算，一法令之值，抵中国银三厘有余，约合制钱四文。从前金价最贱之时，中国银价亦贱，亦将抵至四文之谱。物值细碎，此法断乎不行。
考香港通商之初，华人居其十九，英人察知此法不行，故别铸香港钱以便华民之用。其制以机器为之，细若鹅眼，重仅三分，而大小厚薄，万缗如一，使贯以绳而紧扣其两端，则其光泽竟若铜条然。间尝再三审度，而后叹其立法之善也。成以机器，大小如一，轮廓肉好，文肌理莫不细致绝伦。盗铸者无所施其技也。铜质既轻，盗销者莫由得其利，可不禁而绝也。谓宜仿其法，行之于京师及各省宝局，置办一式机器，务使各局所出之钱，大小、精粗、铜色、轻重，掺和之不能辨而后已。一面收回旧钱，改作新钱。如是而谓钱价有不平者，吾不信也。
虽然，此法亦曾行之矣。如粤东新铸，非不以机器为之也。初铸每钱重一钱者，幕有“库平一钱”四字。后以工本不敷，改作每重八分，则去此四字不用，而铜片过薄，文字笔画过粗，所入肌理不深，恐不数年而磨灭殆尽矣。即上海制造局亦尝为之矣，考求未当，率尔操觚，铜色不堪，姑置勿论，至面幕文字略具影响而已。知其不能行用，乃止而不铸。至今日各处之以旧法鼓铸者，竟与盗铸无异。盖泥于十分为钱之说，必求每重一钱，而铜价既昂，耗折无已，故杂以沙泥，遂使钱质之松，可手折为三，是自售其欺也。必如此重以售其欺，曷若减其轻以明其信之为愈哉？
咸丰间，京师初铸当大大钱，吴孙冯氏曾创“以工为币议”，即主此意。旋复自识云：“闻西人能以机器范铜为之，则此法败矣。”不知以机器范铜为之，恰此法之当行也。盖成于机器而工省，正杜盗铸之善法也。或曰：“自开银元局以来，奸民之仿式盗铸者有之矣，胡独于钱而可杜之？”不知盗铸银元者，工费虽大，而成一小元可值百文，成一大元可值千文，故为之也。今竭力制成而所值仅得一文，彼亦何所图而为之？且伪银元者以铜，钱而既铜矣，更将何以伪之？曰铅也，铁也，掺沙也，则官铸本大小、粗细、铜色、轻重如一者，盗铸乌能掺入？然则今之盗铸，非不一望而知也，而民间竟相沿行用者，斯又何故？是则立法之初，无以防微杜渐之故也。
国家全盛之时，铸钱皆以一钱为率，康熙间更加至一钱四分，未几复为一钱。轻重显出两歧者也。至如均轻、均重之时，则各宝局之大小、厚薄不一也：或偏厚而体小，或偏薄而体大。前后之铜色亦不一也：嘉庆钱每多红铜者，即有黄铜者，而较之雍、乾钱之色已殊绝；道光钱称是。如是而一朝之中，各局之制不同；一局之中，前后卯之制不同。流布民间，掺杂行用，参差大小，莫非官钱。此盗铸者所由而生心，乘间抵隙以入者也。今合天下而一之，彼亦从何得间哉？
铜贵之病，盖不自今日始矣。考唐开元间刘秩上议曰：“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则采用者众。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则铜无所用，铜益贱，而钱之用给矣。”文宗谓宰臣曰：“物轻钱重如何？”嗣后复对以当禁铜器。是盖议而未行者也。然亦有竟行之者。唐玄宗开元十七年，禁私卖铜、铅、锡及以铜为器；代宗大历七年，禁铸铜器；德宗贞元九年，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民间采取其铜，由官价买，除铸镜，不得造铸；宪宗元和元年，禁用铜器；晋高祖天福三年，禁民作铜器；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命取公私铜器悉付铸钱司，民间不输者罪之。凡此盖皆欲借以补救钱荒者也，在当日未始不以为本源之计。然由今观之，犹未治也。孟子有言：“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固不能比而同之也。乃以钱贵故，欲贬天下铜价以裕之；贬之不得，又从而禁绝之：是扰民也。唐宋之后，未必无钱荒之患，乃不闻有踵行之者，其为扰民可知。是则唐宋之后，竟无法以救钱荒矣。
当今海禁大开，西人机器流入中国，此正宜反唐宋之道以行之，使铜价不必贬，而钱乃可裕之时也。且香港行之数十年，商民未尝以为不便，抑且未尝以其小而轻视之也，更未尝闻有盗销、盗铸者也。此吾所谓法无中西，善在则可师者也。天道千年一变，不宜于古者，或宜于今，固不得谓为近于鹅眼、环之币而斥之也。
邮 政
积弊相沿，习焉而不觉。上足病国，下足病民，为患于无形者，驿传其一端乎？
公牍往还，时有延搁。虽加紧文书，不敢任意耽延，而寻常文牍，非积至盈尺，不肯遂递交下站也。至下站矣，而盈尺之文牍，投递非出于一途，或东或西，或南或朔，彼递来者固盈尺，由此分之则皆未盈尺也。又从而搁之，必至盈尺而后去。一站如是，站站如是，贻误公事，乌有底止？此病国者一也。国家岁费钜万，设为驿站，将以便公事也。乃公事未见其便，举凡有司衙门，仆隶下人，偶有私出，皆得借驿马乘之，即仆隶之戚友亦得借乘之。置公事于不办，徒供若辈出入之需，不几若钜万之款，为若辈糜乎？此病国者又一也。
马料取自民间，立法之初，若曰：束刍之费有限，且刈自旷野，无俟种植，不足病民，故为之耳。乃乡民之供亿者，竭一人之力，肩挑以来，彼为吏胥者取而权之，唱报曰十斤，曰八斤。夫乡民能肩挑而至者，最轻不在百斤下，而必任情报少者，无贿故也。沿例日供若干斤，苟不以贿进，虽十数往返犹不足。此足以病民者一也。偶有公家物件，须以车载运者，车由民间轮出当差。有时所需不过一车，则附近村舍传唤迨遍，驿馆之门，差车云集，何止百乘？自早而午而暮夜，无所事事，又不敢他去，必守以候之。有进贿者，乃得及早归去；不及贿者，则虽至暮夜不得归。国家设立驿传，几若为此辈生息之地。此足以病民者又一也。
至置驿远近之不齐，每有过远者，动至马倒官逃，则病又在吏矣。
费帑钜万而举一事，使国、民、官、吏交受其病，倘亦立法之初所不及料者欤？抑使诸弊皆去，国民不病，而徒以传递公牍之故，岁费如此之钜，而不知所以筹善法而节省之，得不谓为畏难苟安之过欤？祛其弊病，节其费用，且藉以别辟一利源，非变制不可。按泰西有邮政之设，遍布各埠，无论公牍私函，皆得投递，取资甚廉，而视其事则甚重，往来传送，不稍延搁。闻日本仿而行之，初虽不见大效，不数年，岁收竟至二百四十二万余元之多。除官吏廉俸、局员薪工均取资于此外，如雇用西人津贴、轮船商务各公司捐助、学校经费，亦莫不恃为支销，尚岁得余利七万余元。此则明效大验著于日本者，泰西各国之利，从可想矣。
年来中国亦既仿行，第只于通商口岸兴办，内地概未筹及。论者谓：内地幅员广阔，一时未能遍设，虽亦议及，而任艰巨者无其人，迟迟吾行，职是故耳。愚则谓：是可并于驿传也。尽去其官吏、差役等人，即就各驿舍改设邮政局，收发改用司事，传送改用民夫。即以开支驿传之费，为开办邮政之资。遍谕民间信局，咸来入股，官商合办，信以孚之，坚以持之。东北用骡马，西南用舟船，各就地利所宜而为之；他日铁轨既通，则改由火车。务极妥速，必期便国便民而后已。行之久久，民间咸知其利便，而公牍往还亦无延搁之病。百姓免徭役供亿之苦，国家无虚糜帑项之费，商民享信息灵通之利，一举而数善备矣，亦何惮而不为哉？且尤有进者：以日本区区一岛国，行之获利如是其厚；中国幅员之广，且不止十倍东洋，其利岂可限计哉？虽然，创设之初，或不无耗折，坚忍定性以持之，以待收效于将来，是在夫能任艰巨者。
公 司
公司者何？聚众人之力，集众人之财，共举而成之局也。西人于商务之大者，一人之力所不逮，辄行公司法，著明效大验，历百十年而不改，有利无弊，此固昭昭在人耳目者矣。然而公司非易立者也。人事不齐，不足以立；大信不孚，不足以立；资本不足，不足以立。人事齐矣，大信孚矣，资本足矣，而总其成者非商务之斫轮老手，其不致于溃败也几希。甚矣夫公司之难立也！
迩者中土人士见夫公司之利，而未知其难也，率尔操觚，垂成辄败，以致公司之举，商民视为畏途。此非公司之罪，经理者之罪也。夫善谋国者，藏富于民。今五大洲之天下，商务之天下也，藏富于民，莫商若矣。中华商务之惫甚矣，所悉力以塞漏卮者，惟丝惟茶，尽丝、茶之全力，且不敌洋布、烟土二项。况近来印度、锡兰之茶，意大利、法兰西之丝，皆显见成效，蒸蒸日上；日本则兼有丝、茶之产。使不及时整顿，将来利权尽失，言之可惧，则公司又不能不亟亟讲求也。
谓宜明降谕旨，设立丝、茶两大公司，部拨钜款以为之倡，专设重臣为之监视，招令丝、茶各商咸来入股。公司董事由众商投票公举，以昭大信；有办理不善者，众亦得而废弃之。然后妥选干商分往产茶、产丝之区，茶则教以种植及采制之道，丝则教以种桑、饲蚕之法。不以琐屑生厌，不以艰巨息肩。其有能以机器制办者，购备用之，务极精美。凡是种种，皆由公司派人为之；每岁所产，均由公司承买，乡人商贾不得私相授受。然后由公司定价售诸洋商。夫如是，则庶乎利权自操，利益共享，利源亦可永固矣；反是则病莫大焉。
业丝、茶者，惟图成本之轻，而茶之色味或不足，丝之收成或不丰，洋商每不顾问。及至亏折，惟怨命运之不齐，而不知究由人事之不讲也。有公司以教诱之，则人事可讲矣。每届丝、茶入市之际，出产之区，商人麇集。洋商知华人之见小利也，故昂其值以招徕之；及其既至，又逆料其本薄不能持久也，故贬价以抑勒之。盖坐是致败者，岁有其人矣。有公司以维持之，则权自我操，洋商不能恣其伎俩矣；使洋商而仍其伎俩，而我固合众力以御之，彼将无如我何也。
或曰：“一切皆以公司为之，禁商人不得私相接受，毋乃迹近垄断乎？”不知丝、茶为商务之大宗，岁挟资以为是业者，可屈指计之，即集业此者之资以为公司，则公司之贸迁，亦即众商之交易也，于垄断乎何有？
或又曰：“我能为之，洋商亦能为之，不虑其闯入内地，先向乡农购买耶？是可查取植茶之地，育蚕之户，隔岁先预为购定，岁复一岁，如蝉之联，则洋商无所施其伎矣。推之，凡所有出洋各货，如驼毛、草辫之类，均可以公司之余力及之。商务之隆，计日可待。筹富民在是，筹富国亦在是，秉国钧策国是者，谅不以为逐末之谈也。
洋 税
封建之世，诸侯各自为治，关稽不征，泽梁无禁，取于民有制，此三代王道之治。暴秦坏法以来，殆不可复。明季之世，盗贼蜂起，军需、饷项难乎为继，乃加征田赋，农夫困蹶，流氓益众。皇朝龙兴之初，鉴及前辙暴征苛敛，痛去靡遗，与民休息，永不复加。岁岁度支，出入相抵；或有不足，别筹他法，田税一事，从不议及。咸丰之初，粤逆窃发，军务日亟，岁增饷项以千万计，司农仰屋，无所措手。一时在廷诸臣，建议于常关之外，创行厘金。于是一岁之中，骤增千余万，应付军饷，而大难得以削平。迩来垂四十年矣。原议军务敉定，即行裁撤；及既肃清，无以善后，不得不留以取资，坐使朝廷失大信于天下。此虽疆臣之过，而其不得已之情则可原也。
至若洋关之设，始于道光二十二年。当时海内晏安，在廷诸臣多讲理学，耻于言利，又不知欧西各国税例，故所定税款，一概从轻。当时未尝不以为意外骤增之款，置之不论不列。迨至修约之时，既不知与约加税，转订一先纳半税，统免子口再征之例。洋税非不略有起色，而内中隐有其欺者，已不可以数计。时贤论之甚详，可勿赘矣。
窃尝考之：地丁、盐课、常关，为中国本有之进款，即以供中国本有之支销。即各货厘金行之既久，亦已视为固有之利，坐享而忘之。惟关税一项，既为从前所无之进项，即当取作从前所无之支销，如出使经费、海军兵轮、各口炮台、船政制造、水师电报、各级学堂、国债利息等，莫不仰给于此。今天子励精图治，降明诏与天下士庶维新，加以各道铁轨，莫非借洋债为之，将来用度之繁，正难逆料。而岁入之款，仍率旧章。贪墨之辈未杀，吏胥之流未除，纵欲求诸民间，徒以肥若辈之私囊，而朝廷转博暴敛之名。是非惟皇上计不出此，即部臣亦不敢出此也，盖铺捐之辙可鉴也。无已，其仍望诸洋关乎？
考初设洋关时，以进口者皆洋货，所征者皆洋税，而所与交涉出入者皆洋商也。既恐华洋之性情不洽，又恐华人之工于舞弊也，故各口税务司，均以洋员任之，迄今几及六十年而不改。太阿之柄，隐然倒持，无异夫加税之说，屡议而屡梗也。或曰：“病不在是，夫税务司，特一司收纳之人耳，其力恶足以及此？”不知欧洲人士以保护同类为重，加税之说一出，彼国政府挠阻于上，旅华商人挠阻于下，而所以知内外之利弊，达上下之情谊者，则税务司也。其力虽不足以挠阻吾议，而足以达情于政府，以阻吾议；尤足以授意于商人，以阻吾议：而议以终于不成。
夫日本，蕞尔一岛国耳。其始也，为欧洲所愚，实与中国同。及其继也，奋然振兴，收回事权，西人无如之何也。盖公法，关税为自有之权，虽极苛敛，彼只能饬令商人裹足，而不能阻我不为也。堂堂大国，曾日本之不若，岂不能为哉？不为耳。
今制洋关于税务司外，别以道员监督，谓之关道，视成而已，无所谓监督也。谓宜于各关税务司外，别设一协理税务司，以华员之勤敏公正者为之。饬令于洋员应办之事，留心伺察，一意学习。数年之后，诸事熟手，然后收回事权，谢去洋员，统归华人经理。然后徐图加税，事或有济也。或谓：“事权旁落者已非一日，恐一旦必欲收回，彼族必有起而争者。”不知西人之遇事要挟，动加恫吓者，恃其势耳。今天子力维新政，惟日不足，中国之强盛，计日可待。数年之后，势与之均，彼虽欲如今日，不可得也。于何以证之？于日本可证之。求理财之道，而欲敛，不为苛，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专 利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皇帝诏曰：
自古政治之道，必以开物成务为先。近来各国通商，工艺繁兴，风气日开。中国地大物博，聪明才力，不乏杰出之英，只以囿于旧习，未能自出新奇。现在振兴庶务，富强至计，首在鼓舞人才。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及创行新法，制成新器，果系堪资实用者，先宜褒赏，以为之劝：或量其才能，任以实职；或锡之章服，表以殊荣。所制书、器，颁给执照，酌定年限，准其专刊售卖。别有能独力创办学堂、开浚地利、兴造枪炮各厂，有裨于挽回利权、殖民大计，并准照军功之例，给予特赏，以昭鼓励。其如何详定章程之处，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行妥议具奏。钦此。
仰见圣天子鼓舞人才，收回大利之至意。旋读邸报，见议定章程，于制造新器、创行新法专利外，又能仿制洋器者，亦得与焉。在承议诸臣，固仰体皇上收回利权之心，将欲鼓励士庶，俾尽外洋所有之器物，中国皆能为之也。然而窃有进者。
制器，尚象之理，中国久经忽置。而通商口岸风气已开，不乏局厂。士庶之见闻日广，能融会贯通，自成新器者，当不乏人；而能仿照洋式，加法制造者尤众。既奉明诏鼓舞，必有应时而起者，虽然，聪明之士所在多有，而狡黠之辈尤遍地皆然。使聪明者竭尽心思智虑制得一器，告诸政府，验其所制确为有用之物，予以执照，准其专利。而狡黠者坐视其成，窃得其法，亦剽袭而为之，借一洋商之名，显然售卖。彼始创者将告之地方有司耶？有司将曰：“彼洋商也，吾无能为也。”将告之总署耶？总署恐亦无能为也，使总署而执以诘责彼国使臣，彼将曰：“中国仿制洋器而能专利，又乌能责我之仿制中器耶？”将无以应之也。故凡谋大事者，不宜授人以口实；今兹之为，是授以口实也。故谓不欲使国民专利则已，如欲使国民专利，必预有以策之。策安在？亦在布大信以服之而已。宜由总署备文布告各国，言中国将考试民智，仿行各国专利之法，以诱掖鼓励之，兼使之仿制各国器具。顾各国均有专利之条，深恐我国工商擅行仿制，有碍他国商务，用特行文咨询，其各国器物有尚在专期内者，请即开单咨复，俾得一律示禁仿造；其有以后造成专利者，亦宜随时咨告，亦俾得随时示禁。已逾专利之期者，乃令仿为之。我国工商自创新器，请各国亦如此约。
夫我制之器尚未有成，徒以一纸空文与之商榷，各国政府谅当允从；且措辞之间，亦皆大公无我，尤易动其听闻。俟其复允时，再行明降谕旨，宣布中外。则他日奸商无所施其伎俩，而聪明才智之士乃肯竭其所长，制造既成，乃得专享其利。朝廷鼓舞人才之明效大验，亦于此以著。借曰不然，则狡黠之伎必如所料，使有志之士穷其聪明，尽其财力，仅成一器、创一法，遽为他人豪夺，为之上者，又无力以维持保护之。前车既覆，后车鉴焉，不几使明诏空悬，士民观望耶？
或又曰：“以一纸空文行咨各国，恐各国徇商人之请，未必复允也。”不知泰西虽重商务，重视商人，而所维持者大局，非一二人之私情也。专利期内，彼此不得仿制，大局也。庇揽华商，收其私费，一二人之私事耳。且在中国庇华商、收私费者，类皆强项无赖之流，彼国政府之事，未必见其能挠阻也。且发言于未事之先，彼亦未必料及我因此而发也。愿为秉政者借箸一筹之。
劝 农
农者，上下千古，纵横万国，所恃以自立者也。古者劝农有专官，教农有专书，以保国本，以维民食。故《春秋》于“大有”则书，其重视农事有如此者，夫非独曰“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已也。民富则国裕，地利辟则国帑增，亦理财之本务也。井田废而水利坏，疆界漫，民之贫富不一，地之兴废不常。盖农政之不修，凡二千年矣。迄今而东南人满，西北土满，成一畸重畸轻之势。居西北者皆仰食于东南，而东南未必皆足食也。闽粤素称膏腴之地，而谷米不足自给，岁至江南贩运犹不足食，又以越南、西贡之米以济之。是中国之恃以自存，特江南数省耳。加以罂粟之禁既开，川、滇、徐、晋，遍地皆滋毒草，而民食益缺。故一遇荒歉，强者散而弱者委，饥馑相望，均付于天。呜呼！抑亦知人事之不齐有以致之欤？
人事惟何？水利而已。东南各省，熟于水利：官陂、官塘，处处都有；而民间自为之河堰、水荡，大者灌田以千亩计，小者亦可灌数十亩。故买卖田土者，先考问河堰之有无，水荡之大小，田价视为低昂。即保有其业者，亦必岁时修浚。视之似为弃地，实则善使地利者也。惟西北一带，地势高亢，置水利于不讲，既不知储蓄，更不知宣泄，旱干水潦，悉听于天，良可哀已。议者每以地势过高，无所措手为词。不知西北地势平衍而多散漫，河流飘劲而多浑浊，至有“黄河一石水，六斗泥”之语，从可想矣。他如陕西之泾、渭，山西之沁、汾，直隶之滹沱、永定等河，类皆与黄河无异。故涨则浑流汹涌，患冲决；退则河泥滞淀，患淤塞。故愚谓西北水利不患无所储蓄，患无以宣泄耳。苟能尽力沟洫，纵横相承，浅深相受：水涨则以疏泄为灌输，河无汛流，田无熯土；水退则以挑浚为粪治，土薄者可使厚，水浅者可使深。是昔之以决若淤为患者，今且由我御之，不独不足为患，转可借以为利，尚何有水土交病之虞哉？
若夫山岭之巅，水利所不及，人力所已穷者，又可以自来井一法以济之。（法以二三寸口径之铁管，一端剪之为三瓣，击之略如螺旋形。于山上转之使入土，旋转旋深，土已满中。另以皮带激水入管，则土随水反激而出。一管入尽，别以一管接其端，仍转使下，而激水如前。如是二三十丈或三四十丈，管之下端已及泉源，激入之水自为压力，泉水乃反射而出。然后于管端作门司启闭，须用则启之，勿用则闭之，尝考诸西人云：此井穷一日之力，能出水至三百余担云。）夫如是，则水利已尽，而后教民以种植之法。
江南数省已足敷天下之食，西北尽成沃野，其富余可知。自可择土性之近者，广为种植，以收地利。如若者宜桑，若者宜茶，若漆、若杉、若桐、若柳、苦樟、若松，是皆宜于山者。至于平地，则为麻葛，为蔬果，皆有所宜。即米麦之类亦有宜水、宜旱之分，宜春、宜夏之别。旁及牛羊畜牧，皆农功之事。所宜急为讲求者，为上者无以引导之、鼓舞之，为下者遂相率流于懒惰。谓宜特设劝农专官为之教诱，多设员董为之宣讲利弊宜忌，责成绅士为之奖勤惩惰。如是则多拓一尺之土，即多获一尺之利；多垦一亩之荒，即多增一亩之税。民食裕，国帑富，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至若西洋各国，多有以机器代农工者。议者多谓宜仿法制造，推广行之。愚则谓：即机器一事，亦有宜忌之处。盖宜于东南，而忌于西北也。何也？东南之民奢而勤，西北之民俭而惰。俭者，故不欲购办；即购办矣，是将以益其惰也：故曰忌。奢者，故厌常喜新，必乐于置办；置办之后，事半功倍，彼且可以藉其余力，以为别业：是非独无损其勤，且将以益其勤也。是在教导者，因势而施之耳。
酒 税
天下事，有虽妨民食而仍有益于民生者，听之可也；虽不妨民食而有损于民生者，禁之可也；而况既妨民食，又损民生者哉？厥事为何？罂粟是已。虽然，罂粟之为害，既已尽人而知之矣，故议者或谓罂粟宜禁，或谓罂粟宜种之。二说者，盖彼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彼一利害，此亦一利害者也。盖持禁议者，谓其妨民食；持种议者，谓可塞漏卮也。今者既种之后，洋药入口，果岁见其少矣，谓其不足以塞卮，不能也。然既种之后，山右一隅偶遇荒歉，流亡载道矣。川省岁凡三熟，昔者常出其余，以食邻省；今者且不足自给，仰食于邻省矣。谓其不妨民食亦不能也。夫然而欲求一尽善尽美之法，不可得也。意者其惟禁吸食乎？然而因循日久，吸食者众，流毒日甚，几若比户相接，视为故常，禁之又不可胜禁也。将谓比户稽查，禁未吸者不得试吸，已吸者听之终身耶？则户口繁多，徒滋骚扰，必不可行也。将谓一旦必欲禁绝，尽执吸食者而加之罪耶？斯罪人盈天下矣，势又不行也。
窃尝于此三致意焉，欲求一善法而终不可得也。然则将如之何？曰：仍使民间广为种植，薄其税敛，使民咸乐其贱而吸食之。行之日久，洋药入口益少，俟其少至将绝，然后于订约时，伸永禁入口之请；彼以无利可图也，必将乐从。约既定，而后雷厉风行，严禁种植，如有违者，杀无赦。如是，或可冀其根株净绝乎？虽然，此盖数十年后之事，非今日所可骤图者也。
尝默计：夫有妨民食、损民生与罂粟等，而人皆不之觉者，其为酒乎？先王有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酒之为毒大矣，故古者有酒禁之令。降及后世，逐渐疏纵，而酒禁乃置而不讲。
吴县冯氏曾著《重酒酤议》，反复推论，言之最详。大旨谓：约以升粟成酒一斤有半为率，统万民约以十人而一饮，饮亦一升有半为率，是十人而糜十一人之食，亿万众必有十分之一受其饥者。如之何不禁？然而不能禁也。雍正中尝禁酒，乾隆初孙公嘉淦奏罢之。疏中言直隶省一年中被系者千数百人，不胜其株累，而酿酤如故。世宗朝当鼎盛之时，整齐严肃，中外咸若，宜可以令行禁止，然而不能禁。斯不能禁矣，皆前事之师也，又何论近年禁烟乎？故谓以为如酒者，止宜重酤以困之。厘金本抽百之一，独酒可令顿酤十之，零酤二十之，舞弊倍其罚。经三四厘捐而酒值倍矣。使贫者不能不节饮，尤贫者不能不止饮。但得减酿一分，即多若干米，亦即多活若干人，有利无弊者也。
是议也，窃尝读而善之，然未敢谓即可遽行也。及以厘金抵洋款，洋人承办厘务，入浙洋人有创加酒厘之说，窃闻之而益惧焉。已而寂然，谅事不果行矣。
或曰：“既善之，又恐其果行也，何故？”不知筹大计者，当念大局，维大势。我之与外洋订约也，税则之中，凡外洋食物均免征，而酒与列焉。幸也，其值较昂，嗜之者尚寡，然已有漏卮之憾。使一旦而我遽自加重内地酒税，则酒家势不得不取偿于饮者，其值必昂。使值昂而犹不足以偿其税，而掺伪起矣。掺伪则酒恶，酒恶其值仍昂，人谁乐饮？其势必至尽驱华人以酤饮于洋肆矣。不但未见其利，且睹其害哉！故不欲加酒税则已，欲加酒税，必先订洋税，凡烟酒食物之入口者，一律加征。先施于人，而后施于己，则其势顺而可行。夫然后若我土产之烟叶、玩物一切无关于民生者，均可类推而重税之。庶几得理财之道，无病民之患，且免漏卮之祸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