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简略，不易得解。后人每以臆见解书，各执一说，几成聚讼，而卒不得一真解。遂使学者转无所宗向，而文义益晦矣。

尝读袁子才《论语解》，谓：“孔子仅许颜子以三月不违仁，其他如陈文子、令尹子文皆不许也。至于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乃又有器小、不俭、不知礼之诮。”乃以臆见解之曰：“使管仲而果仁矣，天下有仁而器小、不俭且不知礼者乎？天下之知礼、能俭且器不小者，或未必仁也。”腾口说而持之过坚，使前后不合。后世之慎言语、少许可者且不然，而谓圣人然乎？然则何以有此？曰：“《论语》有齐论、鲁论之分。齐人最重管仲，以管仲为仁者，齐之弟子记之也；鲁人素薄管仲，以管仲为无一可者，鲁之弟子记之也。”诚如所言，则直以伪书目《论语》矣。违背师训，私出己见，矫言立说，驯谨弟子且不为，而谓孔门弟子为之乎？矫言立说，非伪书而何？袁氏此言，亦太小之夫视诸贤矣。然则当作何解？曰：仁之道大，夫子所以罕言也。而其间有体、用之别，德、术之分。仅许颜子以三月者，许其仁之体也，仁之德也。故陈文子、令尹子文无与焉。许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者，许其仁之用也，仁之术也。不观孔子之言乎？曰：“相桓公，霸诸侯，民受其赐。”曰：“不以兵车，管仲之力。”则许其为仁术也明矣。夫仁术者，功泽足以被斯民之谓耳，固与仁之体、仁之德判然分为两途者也。如是，而管仲诚器小、不俭、不知礼，又与其仁术何害焉？大圣人就事论事，非若后世儒者之动辄求全责备，其许管仲以仁也，宜矣。而何有于齐论、鲁论之分也哉？

商鞅论

王者治天下以道，霸者治天下以术，道与术均归之于法，是故无法不足以为治。

春秋之世，齐桓崛起，管仲辅之，一变三代之道，以归于法。惜乎管仲、齐桓相继以死，而齐难作，后起无人。不然，由管仲之法，以复归于王道之治，犹反手也。

战国之世，秦孝公恃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公孙鞅辅之，一变先王之道，内立法度，务耕织，修战守之具，外连横以斗诸侯，唾手而取西河之外。当是时，诸侯恐惧，相与合纵以谋弱秦，而终不可得。至于始皇吞周室，并诸侯，废封建，夷天下，为郡县，是犹鞅之余绪也。

鞅之有功于秦大矣，然卒不免作法自毙者，则精刻之为害也。使非为众怨所归，公子虔之徒何由而告反？魏更何为而内之秦？此徒事精刻而不知济以仁慈之过也。虽然，吾犹有论焉。鞅之精刻，鞅之忠也。以忠而自毙，则不得不原之矣。吾何以见之？吾于今之沽恩者见之。今之沽恩者借朝廷之法，营一己之私，门生故吏盈天下，一旦得罪，犹不失所庇护。而犹诩诩然曰：“此明哲保身之道，忠厚待人之极也。”是则吾知其为不取于商君者矣。

荆轲论

荆轲，一伧父耳。田光不知而误荐之，燕丹不知而误信之，樊於期不知而误借之以头，于是所图不成而然，事转以日亟。甚矣！伧父之足以误人家国事也。然而知人之难，亦于此可见矣。当其默然避道，非不类夫涵忍也；交屠狗，击筑歌泣于市，非不类夫狂士有所寄托也。此田光、燕丹、樊於期之终为所蒙也。不然，图穷而匕首见，左手把王袖，右手把匕首，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直一腾击事耳，乃计不出此。事败，且自为解嘲曰：“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契约以报太子。”汝谁欺，自欺乎？故鲁句践曰：“惜乎！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是犹原之之词也。夫当其默然避道，怯也；歌泣于市，不安其怯，欲自炫也；必欲生劫秦王，非有爱于秦王也，非必有契约始可以报太子也，欲生劫之，将以自存也。吾故曰：荆轲，伧父也。

孔子曰：“为君难，为臣不易。”知“为君难”之一言，可以兴邦。燕丹蹈不知“为君难”之言，其所以致败乎？夫为君之难非他，知人而已。尧知舜，舜知禹，垂拱而天下平。为臣不易非他，图所以酬知而已。舜举禹，禹举稷、契，以上佐垂裳之治，此唐虞之所以为盛也。燕之败，不败于荆轲，而败于田光；不败于田光，而败于燕丹。呜呼！以燕丹之贤，而自误于不知人，以致覆亡其家国。千古下，犹不能不为之痛惜也，荆轲何足论哉！

曹参论

继萧何以相汉者，曹参也。参之于汉，功不及何，然终参之世，汉室宁谧，百姓无扰，不可谓非参之贤也。当参之被召去齐，语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此则参终身所恃以为治者耳。其相悼惠王也，召长者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致无所适从，乃求治道于黄老。此其清静无扰之所由来乎？观其语惠帝之言曰：“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则其所秉可知矣。虽然，非即此即可以致治也。参承萧何之后，何佐汉高，手定天下，除秦苛政，定为汉制，务极宽大，百姓安之。当参之世，秦之遗民犹有存者，故以雍容遵守为治。处参之际，居参之地，舍是更无他术也。不然，夫乌有专事清静而可以为治者哉？

降及孝武之世，治狱务极惨急刻深，司农立均输、平准诸法，而狱市互扰。后世儒者益取证以贤参，不知终汉之世，遵参之法，亦必不足以为治也。使参而处孝武之世，亦必不以清静为治也。因时制宜，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参特承萧何之后，为一时法耳，夫岂欲为万世法哉？

刘晏论

经曰：“治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孟子之说时君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昔者窃读之而疑焉。夫义与利，显然判为两途，而不容并立者也。必曰以义不以利，则国何由富？食何由足？国不富，食不足，覆亡之不暇，更何以图治？乃读唐臣《刘晏传》，而始释然于以义为利之说也。

当肃宗时，安史为乱，天下户口十亡八九，兵戈遍地。晏以一身当度支、转运、盐铁等使，布置裕如。首疏浚汴水，以使转运；置递相望，以报四方。物价、食货，轻重之权皆在掌握。诸道置知院官，藉报旱潦丰歉。丰则贵籴，歉则贱粜，以谷易货，以供官用。盖由是而国、民交得其利。而考其为政之初，曾无一事不以养民为首务也。民有所养则货财足，货财足则赋税增，知所务哉。其言曰：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荣显，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其出纳之事虽至细，必委之于士，是又知人善任，无异夫其措施易于藉手，而事易于致治也。若刘晏者，是殆圣人之徒，王道之佐欤？后世之人徒以理财称刘晏，失刘晏矣。

异端辨

佛、老非异端也，异端非邪道也。孟子曰：“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是善取譬夫端者也，犹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为仁、义、礼、智之端也。若夫荀、庄、杨、墨之流，则舍是而不言，必矜奇炫异，恣其诙诡之辩。故或言性恶，或主汩智，或为我，或兼爱。其发端也如此，而观其指归，则又曰必止于仁、义、礼、智也，貌为圣人而行实诡异。

战国之世，纵横舌辩之士盈天下，而此辈厕焉。其足为人心世道之害，每被其蛊惑而不知，盖德之贼也。孟子生际其时，惧其为害，故距杨、墨放淫词，惟恐不力。杨氏为我，是无君也。杨氏立论，固未尝建无君之言也，使昵信之而不疑，不沦于无君不止。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墨氏立论，亦未尝以无父为教也，使沉迷之而不返，必沦于无父而后已。此异端之可惧，孟子之所以深恶而痛绝之，曰：“能言拒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自孟子拒之之后，杨、墨之书虽尚传于世，而儒者莫不知为异端，而不敢近之，周孔之道乃昌明于天下，孟子之功伟矣。

至若佛、老之辈，侈谈虚无寂灭之不足，又加以断绝情欲，澌灭五伦，借鬼神诞妄之辞，以蛊惑愚夫愚妇，是直持邪魔之说以自成一教者。非独三代无是说，汉以前亦无是说也。然则孔孟所恶之异端，其非佛、老可知也。后世儒者欲自附于圣人之徒，而无从得其门径，因读孟子“能拒杨、墨”一语，遂妄欲借此以觇圣道。而后世杨、墨之说久已不行，拒无可拒，适佛、老之教流入中国，遂指为异端，而力与之争。不知弃父母，绝妻子，明恣其无父无君之言，以行其邪教，非愚而不肖者不为所愚；虽杨、墨见之，亦且不齿，置而勿论。已尽处之之法，乃必欲夸张圣道而与之争，是非独圣人之罪人，抑亦杨、墨之罪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