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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影零篇 | 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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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钟绿

钟绿是我记忆中第一个美人,因为一个人一生见不到几个真正负得起“美人”这称呼的人物,所以我对于钟绿的记忆,珍惜得如同他人私藏一张名画轻易不拿出来给人看一样我也就轻易地不和人家讲她。除非是一时什么高兴,使我大胆地、兴奋地,告诉一个朋友,我如何如何地看到过真正的美人。

很小的时候,我常听到一些红颜薄命的故事,老早就印下这种迷信,好像美人一生总是不幸的居多。尤其是,最初叫我知道世界上有所谓美人的,就是一个身世极凄凉的年轻女子。她是我家亲戚,家中传统地认为一个最美的人。虽然她已死了多少年,说起她来,大家总还带着那种感慨,也只有一个美人死后能使人起那样的感慨。说起她,大家总都有一些带美感的回忆。我婶娘常记起的是祖母出殡那天,这人穿着白衫来送殡。因为她是个已出嫁过的女子——其实她那时已孀居一年多——照我们乡例头上缠着白头帕。试想一个静好如花的脸,一个长长窈窕的身材,一身的缟素,借着人家伤痛的丧礼来哭她自己可怜的身世,怎不是一幅绝妙的图画!婶娘说起她时,却还不忘掉提到她的走路如何的有种特有丰神,哭时又如何的辛酸凄婉动人。我那时因为过小,记不起送殡那天看到这素服美人,事后为此不知惆怅了多少回。每当大家晚上闲坐谈到这个人儿时,总害了我竭尽想象力,冥想到夜深。

也许就是因为关于她,我实在记得不太清楚,仅凭一家人时时的传说,所以这个亲戚美人之为美人,也从未曾在我心里疑问过。过了一些年月,渐渐的,我没有小时候那般理想,事事都有一把怀疑,沙似的挟在里面。我总爱说:绝代佳人。世界上不时总应该有一两个,但是我自己却没有亲眼看见过就是了。这句话直到我遇见了钟绿之后才算是取消了,换了一句:我觉得侥幸,一生中没有疑问的,真正地,见过一个美人。

我到美国××城进入××大学时,钟绿已是离开那学校的旧学生,不过在校里不到一个月的工夫,我就常听到“钟绿”这名字,老学生中间,每一提到校里旧事,总要联想到她。无疑的,她是他们中间最受崇拜的人物。

关于钟绿的体面和她的为人及家世也有不少的神话。一个同学告诉我,钟绿家里本来如何的富有,又一个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个如何漂亮的军官,哪一年死去的,又一个告诉我,钟绿多么好看,脾气又如何和人家不同。又有人告诉我,因为恋爱,她和母亲决绝了,自己独立出来艰苦地半工半读多处流落,却总是那么傲慢潇洒,穿得那么漂亮动人。有人还说钟绿母亲是希腊人,是个音乐家,也长得非常好看,她常住在法国及意大利,所以钟绿能通好几国文字。常常的,更有人和我讲了恋爱钟绿几乎到发狂的许多青年的故事。总而言之,关于钟绿的事我实在听得多了,不过当时我听着也只觉到平常,并不十分起劲。

故事中仅有两桩,我却记得非常清楚,深入印象,此后不自觉地便对于钟绿动了好奇心。

一桩是同系中最标致的女同学讲的。她说那一年学校开个盛大艺术的古装表演,中间要用八个女子穿中世纪的尼姑服装。她是监制部的总管,每件衣裳由图案部发出,全由她找人比着裁剪,做好后再找人试服。有一晚,她出去晚饭回来稍迟,到了制衣室门口遇见一个制衣部里人告诉她说,许多衣裳做好正找人试着时,可巧电灯坏了,大家正在到处找来洋腊点上。

“你猜,”她接着说,“我推开门时看到了什么?”

她喘口气望着大家笑(听故事的人那时已不止我一个):“你想,你想一间屋子里,高高低低的点了好几根蜡烛;各处射着影子;当中一张桌子上面,默默地,立着那么一个钟绿——美到令人不敢相信的中世纪小尼姑,眼微微地垂下,手中高高擎起一支点亮的长烛。简单静穆,真像一张宗教画!拉着门环,我半天肃然,说不出一句话来……等到人家的笑声震醒我时,我已经记下这个一辈子忘不了的印象。”

自从听了这桩故事之后,钟绿在我心里便也开始有了根据,每次再听到钟绿的名字时,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张图画。隐隐约约地,看到那个古代的年轻的尼姑,微微地垂下眼,擎着一支蜡烛走过。

第二次,我又得到一个对钟绿依稀想象的背影,是由一个男同学讲的故事里来的。这个脸色清癯的同学平常不爱说话,是个忧郁深思的少年——听说那个因为恋爱钟绿,到南非州去旅行不再回来的同学,就是他的同房好朋友。有一天雨下得很大,我与他同在画室里工作,天已经积渐地黑下来,虽然还不到点灯的时候,我收拾好东西坐在窗下看雨,忽然听他说:“真奇怪,一到下大雨,我总想起钟绿!”

“为什么呢?”我倒有点好奇了。

“因为前年有一次大雨,”他也走到窗边,坐下来望着窗外,“比今天这雨大多了。”他自言自语地眯上眼睛:“天黑得可怕,许多人全在楼上画图,只有我和勃森站在楼下前门口檐底下抽烟。街上一个人没有,树被雨打得像囚犯一样,低头摇曳。一种说不出来的黯淡和寂寞笼罩着整条没生意的街道和街道旁边不作声的一切。忽然间,我听到背后门环响,门开了,一个人由我身边溜过,一直下了台阶冲入大雨中走去!那是钟绿。”

“我认得是钟绿的背影,那样修长灵活,虽然她用了一块折成三角形的绸巾蒙在她头上,一只手在项下抓紧了那绸巾的前面两角,像个俄国村姑的打扮。勃森说钟绿疯了,我也忍不住要喊她回来。‘钟绿你回来听我说!’我好像求她那样恳切,听到声,她居然在雨里回过头来望一望,看见是我,她仰着脸微微一笑,露出一排贝壳似的牙齿。”朋友说时回过头对我笑了一笑:“你真想不到世上真有她那样美的人!不管谁说什么,我总忘不了在那狂风暴雨中,她那样扭头一笑,村姑似的包着三角的头巾。”

这张图画有力地穿过我的意识,我望望雨又望望黑影笼罩的画室。朋友叉着手,正经的又说:“我就喜欢钟绿的一种纯朴,城市中的味道在她身上总那样不沾着她本身的天真!那一天,我那个热情的同房朋友在楼窗上也发现了钟绿在雨里,像顽皮的村姑,没有笼头的野马,便用劲地喊。钟绿听到,俯下身子一闪,立刻就跑了!上边劈空的雷电,四围纷披的狂雨,一会儿工夫她就消失在那冰雾迷漫之中了……”

“奇怪,”他叹口气,“我总老记着这桩事,钟绿在大风雨里似乎是个很自然的回忆。”

听完这段插话之后,我的想象中就又加了另一个隐约的钟绿。

半年过去了,这半年中这个清癯的朋友和我熟悉起来,时常轻声地来告诉我关于钟绿的消息。她辗转地由一个城到另一个城,经验不断地跟在她脚边,命运好似总不和她合作,许多事情都不畅意。

秋天的时候,有一天我这朋友拿来两封钟绿的来信给我看,笔迹秀劲流丽如见其人,我留下信细读觉得它很有意思。那时我正初次在夏假中觅工,几次在市城熙熙攘攘中长了见识,更是非常同情这流浪的钟绿。

所谓工业艺术你可曾领教过?你从前常常苦心教我调颜色,一根一根地描出理想的线条,做什么,你知道么?……我想你决不能猜到两三星期以来,我和十几个本来都很活泼的女孩子,低下头都画一些什么……你闭上眼睛,喘口气,让我告诉你!墙上的花纸,好朋友!你能相信么?一束一束的粉红玫瑰花由我们手中散下来,整朵的,半朵的——因为有人开了工厂专为制造这种的美丽……

不,不,为什么我要脸红?现在我们都是工业战争的斗士——(多美丽的战争!)——并且你知道,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报酬;花纸厂的主人今年新买了两个别墅,我们前夜把晚饭减掉一点居然去听音乐了,多谢那一束一束的玫瑰花……

幽默地,幽默地她写下那样顽皮的牢骚。又一封:

……好了,这已经是秋天,谢谢上帝,人工的玫瑰也会凋零的。这回任何一束什么花,我也决意不再制造了,那种逼迫人家眼睛堕落的差事,需要我所没有的勇敢,我失败了……

我到乡村里来了,这回是散布知识给村里朴实的人!××书局派我来揽买卖,儿童的书,常识大全,我简直带着‘知识’的样本到处走。那可爱的老太太却问我要最新烹调的书,工作到很瘦的妇人要城市生活的小说看——你知道那种穿着晚服去恋爱的城市的浪漫!

我夜里总找回一些矛盾的微笑回到屋里。乡间的老太太都是理想的母亲,我生平没有吃过更多的牛奶,睡过更软的鸭绒被,原来手里提着锄头的农人,都是这样母亲的温柔给培养出来的力量。我爱他们那简单的情绪和生活,好像日和夜,太阳和影子,农作和食睡,夫和妇,儿子和母亲,幸福和辛苦都那样均匀地放在天秤的两头。……

这农村的妩媚,溪流、树阴全合了我的意,你更想不到我屋后有个什么宝贝——一口井,老老实实旧式的一口井,早晚我都出去替老太太打水。真的,这样才是日子,虽然山边没有橄榄树,晚上也缺个织布的机杼,不然什么都回到我理想的以往里去……

到井边去汲水,你懂得那滋味么?天呀,我的衣裙让风吹得松散,红叶在我头上飞旋,这是秋天,不瞎说,我到井边去汲水去。回来时你看着我把水罐子扛在肩上回来!

看完信,我心里又来了一个古典的钟绿。

约略是三月的时候,我的朋友手里拿本书,到我桌边来,问我看过没有这本新出版的书,我由抽屉中也扯出一本叫他看。他笑了,说:“你知道这个作者就是钟绿的情人。”

我高兴地谢了他,说:“现在我可明白了。”我又翻出书中几行给他看,他看了一遍,放下书默诵了一回,说:“他是对的,他是对的,这个人实在很可爱,他们完全是了解的。”

此后又过了半个月光景,天气渐渐地暖起来,我晚上在屋子里读书老是开着窗子,窗前一片草地隔着对面远处城市的灯光车马。有个晚上,夜很深了,我觉得冷,刚刚把窗子关上,却听到窗外有人叫我,接着有人把沙子抛到玻璃上,我赶忙起来一看,原来草地上立着那个清癯的朋友,旁边有个女人立在我的门前。朋友说:“你能不能下来,我们有桩事托你。”

我蹑着脚下楼,开了门,在黑影模糊中听我朋友说:“钟绿,钟绿她来到这里,太晚没有地方住,我想,也许你可以设法,明天一早她就要走的。”他又低声向我说:“我知道你一定愿意认识她。”

这事真是来得非常突兀,听到了那么熟识,却又是那么神话的钟绿,竟然意外地立在我的前边,长长的身影穿着外衣,低低的半顶帽遮着半个脸,我什么也看不清楚。我伸手和她握手,告诉她在校里常听到她,她笑着答应我说希望她能使我失望,她远不如朋友所讲的那么坏!

在黑夜里,她的声音像银铃样,轻轻地摇着,末后宽柔温好,带点回响。她又转身谢谢那个朋友,率真地揽住他的肩膀说:“百罗,你永远是那么可爱的一个人。”

她随了我上楼梯,我只觉得奇怪,钟绿在我心里始终是个古典人物,她的实际的存在在此时反觉得荒诞不可信。

我那时是个穷学生,和一个同学住一间不甚大的屋子,却巧同房的那几天回家去了。我还记得那晚上我在她的书桌上,开她那盏非常得意的浅黄色灯,还用了我们两人共用的大红浴衣铺在旁边大椅上,预备看书时盖在腿上当毯子享用。屋子的布置本来极简单,我们曾用尽苦心把它收拾得还有几分趣味:衣橱的前面我们用一大幅黑色带金线的旧锦挂上,上面悬着一副我朋友自己刻的金色美人面具,旁边靠墙放两架睡榻,罩着深黄的床幔,和一些靠垫,两榻中间隔着一个薄纱的东方式屏风。窗前一边一张书桌,各人有个书架,几件心爱的小古董。

整个房子的神气还很舒适,颜色也带点古黯神秘。钟绿进房来,我就请她坐在我们唯一的大椅上,她把帽子外衣脱下,顺手把大红浴衣披在身上说:“真能让我独占这房里唯一的宝座么?”不知为什么,听到这话,我怔了一下,望着灯下披着红衣的她。看她里面本来穿的是一件古铜色衣裳,腰里一根很宽的铜质软带,一边臂上似乎套着两三副细窄的铜镯子,在那红色浴衣掩映之中,黑色古锦之前,我只觉到她由脸至踵有种神韵,一种名贵的气息和光彩,超出寻常所谓美貌或是漂亮。她的脸稍带椭圆,眉目清扬,有点儿南欧曼达娜的味道;眼睛清棕色,虽然甚大,却微微有点羞涩。她的头、脸、耳、鼻、口唇、前颈和两只手,则都像雕刻过的形体!每一面和另一面交接得那样清晰,又那样柔和,让光和影在上面活动着。

我的小铜壶里本来烧着茶,我便倒出一杯递给她。这回她却怔了说:“真想不到这个时候有人给我茶喝,我这回真的走到中国了。”我笑了说:“百罗告诉我你喜欢到井里汲水,好,我就喜欢泡茶。各人有她传统的嗜好,不容易改掉。”就在那时候,她的两唇微微地一抿,像朵花,由含苞到开放,毫无痕迹地轻轻地张开,露出那一排贝壳般的牙齿,我默默地在心里说,我这一生总可以说真正地见过一个称得起美人的人物了。

“你知道,”我说,“学校里谁都喜欢说起你,你在我心里简直是个神话人物,不,简直是古典人物,今天你的来,到现在我还信不过这事的真实性!”

她说:“一生里的事大半都好像做梦。这两年来我漂泊惯了,今天和明天的事多半是不相连续;本来现实本身就是一串不一定能连续而连续起来的荒诞。什么事我现在都能相信得过,尤其是此刻,夜这么晚,我把一个从来未曾遇见过的人的清静打断了,坐在她屋里,喝她几千里以外寄来的茶!”

那天晚上,她在我屋子里不止喝了我的茶,并且在我的书架上搬弄了我的书、我的许多相片,问了我一大堆的话,告诉我她有个朋友喜欢中国的诗——我知道就是那青年作家,她的情人,可是我没有问她。她就在我屋子中间小小灯光下愉悦地活动着,一会儿立在洛阳造像的墨拓前默了一会儿,停一刻又走过,手指柔和地顺着那金色面具的轮廓上抹下来。她搬弄我桌上的唐陶俑和图章。又问我壁上铜剑的铭文。纯净的型和线似乎都在引逗起她的兴趣。

一会儿她倦了,无意中伸个懒腰,慢慢地将身上束的腰带解下,自然地,活泼地,一件一件将自己的衣服脱下,裸露出她雕刻般惊人的美丽。我看着她耐性地,细致地,解除臂上的铜镯,又用刷子刷她细柔的头发,来回地走到浴室里洗面又走出来。她的美当然不用讲,我惊讶的是她所有举动,全个体态,都是那样的有个性,奏着韵律。我心里想,自然舞蹈班中几个美体的同学和我们人体画班中最得意的两个模特——明蒂和苏茜,她们的美实不过是些浅显的柔和及妍丽而已,同钟绿真无法比较得来。我忍不住兴趣地直爽地笑对钟绿说:“钟绿你长得实在太美了,你自己知道么?”

她忽然转过来看了我一眼,好脾气地笑起来,坐到我床上。

“你知道你是个很古怪的小孩子么?”她伸手抚着我的头后(那时我的头是低着的,似乎倒有点难为情起来)。“老实告诉你,当百罗告诉我,要我住在一个中国姑娘的房里时,我倒有些害怕,我想着不知道我们要谈多少孔夫子的道德、东方的政治;我怕我的行为或许会触犯你们谨严的佛教!”

这次她说完,却是我打个呵欠,倒在床上好笑。

她说:“你在这里原来住得还真自由。”

我问她是否指此刻我们不拘束的行动。我说那是因为时候到底是半夜了,房东太太在梦里也无从干涉,其实她才是个极宗教的信徒,我平日极平常的画稿,拿回家来还曾经惊着她的腼腆。男朋友从来只到过我楼梯底下的,就是在楼梯边上坐着,到了十点半,她也一定咳嗽的。

钟绿笑了说:“你的意思是从孔子庙到自由神中间并无多大距离!”

那时我睡在床上和她谈天,屋子里仅点一盏小灯。她披上睡衣,替我开了窗,才回到床上抱着膝盖抽烟,在一小闪光底下,她噘着嘴喷出一个一个的烟圈,我又疑心我在做梦。

“我顶希望有一天到中国来,”她说,手里搬弄床前我的夹旗袍,“我还没有看见东方的莲花是什么样子。我顶爱坐帆船了。”

我说:“我和你约好了,过几年你来,挑个山茶花开遍了的时节,我给你披上一件长袍,我一定请你坐我家乡里最浪漫的帆船。”

“如果是个月夜,我还可以替你调一曲希腊的弦琴。”

“也许那时候你更愿意死在你的爱人怀里!如果你的他也来。”我逗着她。

她忽然很正经地却用最柔和的声音说:“我希望有这福气。”

就这样说笑着,我朦胧地睡去。

到天亮时,我觉得有人推我,睁开了眼,看她已经穿好了衣裳,收拾好皮包,俯身下来和我作别。

“再见了,好朋友,”她又淘气地抚着我的头,“就算你做个梦吧。现在你信不信昨夜答应过人,要请她坐帆船?”

可不就像一个梦,我眯着两只眼,问她为何起得这样早。她告诉我要赶六点十分的车到乡下去,约略一个月后,或许回来,那时一定再来看我。她不让我起来送她,无论如何要我答应她,等她一走就闭上眼睛再睡。

于是在天色微明中,我只再看到她歪着一顶帽子,倚在屏风旁边妩媚地一笑,便转身走出去了。一个月以后,她没有回来,其实等到一年半后,我离开××时,她也没有再来过这城。我同她的友谊,就仅仅限于那么一个短短的半夜,所以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也就是最末次,会见了钟绿。但是即使以后我没有再得到关于她的种种悲惨的消息,我也知道我是永远不能忘记她的。

那个晚上以后,我又得到她的消息时,约在半年以后,百罗告诉我说:“钟绿快要出嫁了。她这样的恋爱真能使人相信人生还有点儿意义,世界上还有一点儿美存在。这一对情人上礼拜堂去,的确要算上帝的荣耀。”

我好笑忧郁的百罗说这种话,却是私下里也的确相信钟绿披上长纱会是一个奇美的新娘。那时候我也很知道一点新郎的样子和脾气,并且由作品里我更知道他留给钟绿的情绪,私下里很觉得钟绿幸福。至于他们的结婚,我倒觉得很平凡;我不时叹息,想象到钟绿无条件地跟着自然律走,慢慢地变成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渐渐离开她现在的样子,变老,变丑,到了我们从她脸上身上再也看不出她现在的雕刻般的奇迹来。

谁知道事情偏不这样地经过,钟绿的爱人竟在结婚的前一星期骤然死去,听说钟绿那时正在试着嫁衣,接到电话没有把衣服换下,便到医院里晕死过去——在她未婚新郎的胸口上。当我得到这个消息时,钟绿已经到法国去了两个月,她的情人也已葬在他们本来要结婚的礼拜堂后面。

因为这消息,我却时常想起钟绿试装中世纪尼姑的故事,有点儿迷信预兆。美人自古薄命的话,更好像有了凭据。但是最使我感动的消息,还在此后两年多。

当我回国以后,正在家乡游历的时候,我接到百罗的一封长信,我真是没有想到钟绿竟死在一条帆船上。关于这一点,我始终疑心这个场面,多少有点钟绿自己的安排,并不见得完全出自偶然。那天晚上对着一江清流。茫茫暮霭,我独立在岸边山坡上,看无数小帆船顺风飘过,忍不住泪下如雨。

我耳朵里似乎还听见钟绿银铃似的温好的声音说:“就算你做个梦,现在你信不信昨夜答应过请人坐帆船?”

(二)吉公

二三十年前,每一个老派头旧家族的宅第里面,竟可以是一个缩小的社会;内中居住着种种色色的人物,他们综错的性格、兴趣和琐碎的活动,或属于固定的,或属于偶然的,常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展演如一部戏剧。

我的老家,如同当时其他许多家庭一样,在现在看来,尽可以称它作一个旧家族。那个并不甚大的宅子里面,也自成一种社会缩影。我同许多小孩子既在那中间长大,也就习惯于里面各种综错的安排和纠纷;像一条小鱼在海滩边生长,习惯于种种螺壳、蛤蜊、大鱼、小鱼,司空见惯,毫不以那种戏剧性的集聚为稀奇。但是事隔多年,有时反复回味起来,当时的情景反倒十分迫近。眼里颜色浓淡鲜晦,不但记忆浮沉驰骋,情感竟亦在不知不觉中重新伸缩,仿佛有所活动。

不过那大部的戏剧此刻却并不在我念中,此刻吸引我回想的仅是那大部中的一小部,那综错人物中的一个人物。

他是我们的舅公,这事实是经“大人们”指点给我们一群小孩子的。于是我们都叫他作“吉公”,并不疑问到这事实的确实性。但是大人们却又在其他的时候里,间接地或直接地,告诉我们他并不是我们的舅公的许多话!凡属于故事的话,当然都更能深入孩子的记忆里,这舅公的来历,就永远地在我们心里留下痕迹。

“吉公”是外曾祖母抱来的儿子;这故事一来就有些曲折,给孩子们许多想象的机会。外曾祖母本来自己是有个孩子的,据大人们所讲,他是如何的聪明,如何长得俊!可惜在他九岁的那年,一个很热的夏天里,竟然“出了事”。故事是如此的:他和一个小朋友玩着,抬起一个旧式的大茶壶桶,嘴里唱着土白的山歌,由供着神位的后厅抬到前面正厅里去……(在这里我们心里立刻浮出一张鲜明的图画:两个小孩子,赤着膊;穿着桃花大红肚兜,拾着一个朱漆木桶;里面装着一个白锡镶铜的大茶壶;多少两的粗茶叶,泡得滚热……)但是悲剧也就发生在这幅图画后面,外曾祖父手里拿着一根旱烟管,由门后出来,无意中碰倒了一个孩子,事儿就坏了!那无可偿补的悲剧,就此永远嵌进那温文儒雅的读书人的生命里去。

这个吉公用不着说是抱来替代那惨死去的聪明孩子的。但这是又过了十年,外曾祖母已经老了,祖母已将出阁时候的事。讲故事的谁也没有提到吉公小时是如何长得聪明美丽的话。如果讲到吉公小时的情形,且必用一点叹息的口气说起这吉公如何顽皮,如何不爱念书,尤其是关于学问是如何没有兴趣,长大以后,他也始终不能去参加他们认为光荣的考试。

就一种理论讲,我们自己既在那里读书学做对子,听到吉公不会这门事,在心理上对吉公发生一点点轻视并不怎样不合理。但是事实上我们不只对他的感情总是那么柔和,且时常对他产生不少的惊讶和钦佩。

吉公住在一个跨院的旧楼上边。不只在现时回想起来,那地方是个浪漫的去处,就是在当时,我们也未尝不觉到那一曲小小的旧廊,上边斜着吱吱呀呀的那么一道危梯,是非常有趣味的。

我们的境界既被限制在一所四面有围墙的宅子里,那活泼的孩子心有时总不肯在单调的生活中磋磨过去,故必定竭力地,在那限制的范围以内寻觅新鲜。在一片小小的地面上,我们认为最多变化,最有意思的,到底是人:凡是有人住的,无论哪一个小角落里,似乎都藏着无数的奇异,我们对它便都感着极大兴味。所以挑水老李住的两间平房(远在菜园子的后门边)和退老的老陈妈所看守的厨房以外的一排空房,在我们寻觅新鲜的活动中,或可以说长成的过程中,都是绝对必需的。吉公住的那小跨院的旧楼,则更不必说了。

在那楼上,我们所受的教育,所吸取的知识,许多确非负责我们教育的大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随便说吧,最主要的就有自鸣钟的机轮的动作,世界地图,油画的外国军队,军舰和照相技术等种种。但是,最要紧的还是吉公这个人,他的生平、他的样子、脾气,他自己对于这些新知识的兴趣。

吉公已是中年人了,但是对于种种新鲜事情的好奇,却还活像个孩子。在许多人跟前,他被认为是个不读书不上进的落魄者,所以在举动上,在人前时,他便习惯于惭愧、谦卑、退让、拘束的神情,唯独回到他自己的旧楼上,他种种生成的性格才恢复过来,与孩子们和蔼天真地接触。

在楼上,他常快乐地发笑;有时为着玩弄小机器一类的东西,他还会带着嘲笑似的,骂我们迟笨——在人前,这些便是绝不可能的事。用句现在极普通的话讲,吉公是个有“科学的兴趣”的人,那个小小楼屋,便是他私人的实验室。但在当时,吉公只是一个不喜欢做对子读经书的落魄者,那小小角隅实是祖母用着布施式的仁慈和友爱的含忍,让出来给他消磨无用的日月的。

夏天里,约略在下午两点的时候。那大小几十口复杂的家庭里,各人都能将他的一份事情打发开来,腾出一点时光睡午觉。小孩们有的也被他们母亲或看妈抓去横睡在又热又闷气的床头一角里去。在这个时候,火似的太阳总显得十分寂寞,无意义地罩着一个两个空院、一处两处洗晒的衣裳、刚开过饭的厨房或无人用的水缸。在清静中,喜鹊大胆地飞到地面上,像人似的来回走路,寻觅零食,花猫黄狗全都卷成一团,在门槛旁把头睡扁了似的不管事。

我喜欢这个时候,这种寂寞对于我有说不出的滋味,饭吃过,随便在那个阴凉处待着,用不着同伴,我就可以寻出许多消遣来。起初我常常一人走进吉公的小跨院里去,并不为的找吉公,只站在门洞里吹穿堂风,或看那棵大柚子树的树阴罩在我前面来回地摇晃。有一次我满以为周围只剩我一人,忽然我发现廊下有个长长的人影,不觉一惊。顺着人影偷着看去,我才知道是吉公一个人在那里忙着一件东西。他看我走来便向我招手。

原来这时间也是吉公最宝贵的时候,不轻易拿来糟蹋在午睡上面,我同他的特殊的友谊便也建筑在这点点同情上。他告我他私自学会了照相,家里新买到一架照相机已交给他尝试。夜里,我看见过他点盏红灯,冲洗那种旧式玻璃底片,白日里他一张一张耐心地晒片子,这还是第一次让我遇到!那时他好脾气地指点给我一个人看,且请我帮忙,两次带我上楼取东西。平常孩子们太多他没有工夫讲解的道理,此刻慢吞吞地也都和我讲了一些。

吉公楼上的屋子是我们从来看不厌的,里面东西实在是不少,老式钟表就有好几个,都是亲戚们托他修理的,有的是解散开来卧在一个盘子里,等他一件一件再细心地凑在一起。桌上竟还放着一副千里镜,墙上满挂着许多很古怪的翻印的油画,有的是些外国皇族,最多的还是有枪炮的普法战争的图画,和一些火车轮船的影片以及大小地图。

“吉公,谁教你怎么修理钟的?”

吉公笑了笑,一点儿不骄傲,却显得更谦虚的样子,努一下嘴,叹口气说:“谁也没有教过吉公什么。”

“这些机器也都是人造出来的,你知道!”他指着自鸣钟,“谁要喜欢这些东西尽可拆开来看看,把它弄明白了。”

“要是拆开了还不大明白呢?”我问他。

他更沉思地叹息了。

“你知道,吉公想大概外国有很多工厂教习所,教人做这种灵巧的机器,凭一个人的聪明一定不会做得这样好。”说话时吉公带着无限的怅惘。我却没有听懂什么工厂什么教习所的话。

吉公又说:“我那天到城里去看一个洋货铺,里面有个修理钟表的柜台,你说也真奇怪,那个人在那里弄钟,许多地方还没有吉公明白呢!”

在这个时候,我以为吉公尽可以骄傲了,但是吉公的脸上此刻看去却更惨淡,眼睛正望着壁上火轮船的油画看。

“这些钟表实在还不算有意思。”他说,“吉公想到上海去看一次火轮船,那种大机器转动起来够多有趣?”

“伟叔不是坐着那么一个上东洋去了么?”我说,“你等他回来问问他。”

吉公苦笑了:“傻孩子,伟叔是读书人,他是出洋留学的,坐到一个火轮船上,也不到机器房里去的,那里都是粗的工人火夫等管着。”

“那你呢,难道你就能跑到粗人火夫的机器房里去?”孩子们受了大人影响,怀疑到吉公的自尊心。

“吉公喜欢去学习,吉公不在乎那些个。”他笑了,看看我为他十分着急的样子,忙把话转变一点安慰我说:“在外国,能干的人也有专管机器的,好比船上的船长吧,他就也得懂机器还懂地理。军官吧,他就懂炮车里的机器,而非尽念古书不相干的,洋人比我们能干,就因为他们的机器……”

这次吉公讲的话很多,我都听不懂,但是我怕他发现我太小不明白他的话,以后不再要我帮忙,故此一直勉强听下去,直到吉公记起廊下的相片,跳起来拉了我下楼。

又过了一些日子,吉公的照相颇博得一家人的称赞,尤其是女人们喜欢得不得了。天好的时候,六婶娘找了几位妯娌,请祖母和姑妈们去她院里照相。六婶娘梳着油光的头,眉目细细的,淡淡的画在她的白皙脸上,就同她自己画的兰花一样有几分勉强。她的院里有几棵梅花几竿竹,一个月门,还有一堆假山,大家都认为可以作入画的景致。但照相前,各人对于陈设的准备,也和吉公对于照相机底片等等的部署一般繁重。婶娘指挥丫头玉珍、花匠老王忙着摆茶几,安放细致的水烟袋及茶杯在前面,还要排着讲究的盆花,然后两旁列着几张直背椅,各人按着辈分岁数各坐成一个姿势,有时还拉着一两个孩子做衬托。

在这种时候,吉公的头与手在黑布与机器之间耐烦地周旋着。周旋到相当时间,他认为已到达较完满的程度,才把头伸出观望那被摄影的人众。每次他有个新颖的提议,照相的人们也就有说有笑地起劲。这样祖母便很骄傲起来,这是连孩子们都觉察得出的,虽然我们当时并未了解她的许多伤心。吉公呢,他的全副精神却在那照相技术上边,周围的空气人情并不在他注意中。等到照相完了,他才微微地感到一种完成的畅适,兴头地掮着照相机,带着一群孩子回去。

还有比这个隆重的时候,如同年节或是老人们的生日,或宴客,吉公的照相职务便更为重要了。早上你到吉公屋里去,便看得到厚厚的红布、黑布挂在窗上,里面点着小红灯,吉公驼着背在黑暗中来往地工作。他那种兴趣、勤劳和认真,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如果他晚生了三十年,这个社会里必定会有他一个结实的地位的。照相不过是他当时一个不得已的科学上的活动,他对于其他机器的爱好,却并不在照相以下。不过在实际上照相既有所贡献于接济他生活的人,他也只好安于这份工作了。

另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喜欢兵器武艺的祖父,拿了许多所谓“洋枪”到吉公那里,请他给揩擦上油。两人坐在廊下谈天,小孩子们也围上去。吉公开一瓶橄榄油,扯点破布,来回地把玩那些我们认为颇神秘的洋枪,一边议论着洋船、洋炮及其他洋人做的事。

吉公所懂得的均是具体知识,他把枪支握在手里,开开这里,动动那里,演讲一般指手画脚讲到机器的巧妙,由枪到炮,由炮到船,由船到火车,一件一件。祖父感到惊讶了,这已经相信维新的老人听到吉公这许多话,相当地敬服起来,微笑凝神地在那里点头领教。大点的孩子也都闻所未闻地睁大了眼睛;我最深的印象便是那次祖父对吉公显露出的非常愉悦的脸色。

祖父谈到航海,说起他年轻的时候,极想到外国去,听到某处招生学洋文,保送到外洋去,便设法想去投考。但是那时他已聘了祖母,丈人方面得到消息非常不高兴,竟以要求退婚要挟他把那不高尚的志趣打消。吉公听了,黯淡地一笑,或者是想到了他自己年少时的梦,也曾被这同一个读书人给毁掉了。

他们讲到苏伊士运河,吉公便高兴地,同情地,把楼上地图拿下来,由地理讲到历史,甲午呀,庚子呀,我都是在那时第一次听到。我更记得平常不说话的吉公当日愤慨地议论,我为他感到不止一点的骄傲,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结论总回到机器上。

但是一年后吉公离开我们家,却并不为着机器,而是出我们意料外地为着一个女人。

也许是因为吉公的照相相当地出了名,并且时常出去照附近名胜风景,让一些人知道了,就常有人来请他去照相。为着对于技术的兴趣,他亦必定到人家去尽义务地为人照全家福,或带着朝珠谱褂的单人留影。酬报则时常是些食品果子。

有一次有人请他去,照相的却是一位未曾出阁的姑娘,这位姑娘因在择婿上稍稍经过点周折,故此她家里对于她的亲事常怀着悲观。与吉公认识的是她堂房哥哥,照相的事是否是这位哥哥故意的设施,家里人后来议论得非常热烈,我们也始终不得明了。要紧的是,事实上吉公对于这姑娘一家甚有好感,为着这姑娘的相片也颇尽了些职务;我不记得他是否在相片上设色,至少那姑娘的口唇上是抹了一小点胭脂的。

这事传到祖母耳里,这位家教谨严的女人便不大乐意起来。她觉得一个未出阁的女子,相片交给一个没有家室的男子手里印洗,是不名誉不正当的。并且这女子既不是和我们同一省份,便是属于“外江”人家的,事情尤其要谨慎。在这纠纷中,我才又得听到关于吉公的一段人生悲剧。多少年前他是曾经娶过妻室的,一位年轻美貌的妻子,并且也生过一个孩子,却在极短的时间内,母子两人全都死去。这事除却在吉公一人的心里,这两人的存在几乎不在任何地方留下一点凭据。

现在这照相的姑娘是吉公生命里的一个新转变,在他单调的日月里开出一条路来。不止在人情上吉公也和他人一样需要异性的关心和安慰,就是在事业的野心上,这姑娘的家人也给吉公以不少的鼓励,至少到上海去看火轮船的梦是有了相当的担保,本来悠长没有着落的日子,现在被骤然地点上了希望。虽然在人前吉公仍是沉默,到了小院里他却开始愉快地散步,注意到柚子树又开了花,晚上有没有月亮,还买了几条金鱼养到缸里。在楼上他也哼哼一点调子,把风景照片镶成好看的框子,零整地拿出去托人代售。有时他还整理旧箱子,多少年他没有心绪翻检的破旧东西,现在有时也拿出来放在床上椅背上,尽小孩子们好奇地问长问短,他也满不在乎了。

忽然突兀地他把婚事决定了,也不得我祖母的同意,便把吉期选好,预备去入赘。祖母生气到默不作声,只退到女人家的眼泪里去,呜咽她对于这弟弟的一切失望。家里人看到舅爷很不体面地,到外省人家去入赘,带着一点箱笼什物,自然也有许多与祖母表同情的。但吉公则终于离开那所浪漫的楼屋,去另找他的生活了。

那布着柚子树阴的小跨院渐渐成为一个更寂寞的角隅,那道吱吱呀呀的木梯从此便没有人上下,除却小孩子们有时淘气,上到一半又赶忙下来。现在想来,我不能不称赞吉公当时那一点挣扎的活力,能不甘于一种平淡的现状。那小楼只能尘封吉公过去不幸的影子,却不能把他给活埋在里边。

吉公的行为既是离叛亲族,在旧家庭里许多人就不能容忍这样的不自尊。他婚后的行动,除了带着新娘来拜过祖母外,其他事情便不听到有人提起!似乎过了不久的时候,他也就到上海去,多少且与火轮船有关系。有一次我曾大胆地问过祖父,他似乎对于吉公是否在火轮船做事没有多大兴趣,完全忘掉他们有过一次很融洽的谈话。在祖母生前,吉公也还有来信,但到她死后,就完全地渺然消失,不通音讯了。

两年前我南下,回到幼年居住的城里去,无意中遇到一位远亲,他告诉我吉公住在城中,境况非常富裕;子女四人,在各个学校里读书,对于科学都非常爱好,尤其是内中一个,特别聪明,屡得学校奖金等等。于是我也老声老气地发出人事的感慨。如果吉公自己生早了三四十年,我说,我希望他这个儿子所生的时代与环境合适于他的聪明,能给他以发展的机会不再复演他老子的悲剧。并且在生命的道上,我祝他早遇到同情的鼓励,敏捷地达到他可能的成功。这得失且并不仅是吉公个人的,而可以计算作我们这老朽的国家的。

至于我会见到那六十岁的吉公,听到他离开我们家以后一段奋斗的历史,这里实没有细讲的必要,因为那中年以后,不经过训练,自己琢磨出来的机器师,他的成就必定是有限的。纵使他有相当天赋的聪明,他亦不能与太不适当的环境搏斗。由于爱好机器,他到轮船上做事,到码头公司里任职,更进而独立地创办他的小规模丝织厂,这些全同他的照相一样,仅成个实际上能博取物质胜利的小事业,对于他精神上超物质的兴趣,已不能有所补助,有所启发。年老了,当时的聪明一天天消失,所余仅是一片和蔼的平庸和空虚。认真地说,他仍是个失败者。如果迷信点的话,相信上天或许要偿补给吉公他一生的委屈,这下文的故事,就该在他那个聪明孩子和我们这个时代上。但是我则仍然十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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