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中国，帮会流氓势力经营种种不法事业为何能畅通无阻呢？他们不务正业何以能日进斗金，有些人还成了百万富翁呢？旧上海滩上，为什么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青皮流氓而能成为“海上闻人”，后来又一变而为“党国要人”呢？这是因为帮会流氓势力巧妙地利用了日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殊社会条件，运用各种手段，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官场人物相勾结，与军警界的势力相勾结，结果便造成了帮会流氓势力前所未有的神通，而成为民国黑社会的控制力量。

各种黑暗势力相勾结的大检阅为了能对帮会流氓与各种黑暗势力的勾结有一个完整的印象，我们从杜月笙的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说起。

杜家祠堂是从1930年初开始兴建的，地点在杜月笙的家乡浦东高桥。据当时报纸介绍，是五开间三进，第二进为正厅，第三进则为供奉杜氏列宗“神主”牌位之所，大门前则雄踞着两只石狮子。看来并不怎么特别壮观。

然而，在整个社会引起轰动的，并不是杜祠本身，而是杜祠的落成典礼。1931年6月9日晨，法租界嵩山路、华格臬路一带，到处是各种仪仗，彩旗飘扬，金牌林立。9时，大队从杜公馆出发。最前面的仪仗大队由几十面两丈见方的特大国民党党旗和“杜”字旗作前导，每面旗由4人抬举，前后左右用100多辆自行车护卫。

接着是由法租界和英租界的巡捕房派来的英、法、印、越巡捕组成的骑队，后面跟着一大群“金荣小学”的学生和几年来各处送给他的10几把“万民伞”，以及挂着蒋介石送的“孝思不匮”的金匾的匾亭，何应钦、熊式辉等人的匾亭等。

还有一个上百人的乐队。紧随其后的五个大队是由公安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营，以及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每队都分别配有吴佩孚、段祺瑞、孔祥熙、刘峙等南北军阀、新旧官僚送的匾亭，还有上万名来宾。殿后的是蒋介石送的一篇祝词彩亭。

他的祖宗牌位是用特别扎成的“神轿”抬着，前面用八面特大铜锣开道，几十个盛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捧着随轿前行，杜月笙带着儿子跟在轿子后面。轿后集中了上海京戏班子里头用的宫銮和戈矛剑戟等几百件古代武器。这一不伦不类的队伍和六个仪仗大队，从杜公馆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走了三个多小时，所经马路交通全部断绝，一路上汽车相接，爆竹声轰鸣不绝，看热闹的有几十万人。

从高桥到杜家祠堂还有10里左右，全是新建的马路，路旁插满彩旗，一里一座彩牌坊。杜祠前面，搭着一座五层楼高的大彩牌坊，四周搭起100多间大席棚和临时戏台。上海邮政局还在那里设了一个临时邮局，赠送来宾每人一套印有“杜祠落成典礼纪念”的信封信纸，并加盖红色纪念邮戳。都锦生丝织厂用纯丝织成杜月笙肖像，专送外宾和一些有地位的来宾。凡去道贺的客人都可以得到一枚精致的纪念徽章，凭这一徽章可以去看戏吃饭。

举行入祠典礼时，由陆海军、公安局西乐队等组成的大乐队奏乐，要塞司令部在附近鸣礼炮二十一响。首先由杨虎以国府中将参军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和主席蒋介石道贺。当日报纸载有这样一则电报：“上海杨参军啸天勋鉴：本月十日为杜月笙先生新祠落成，请执事代表致贺，国民政府秘书处青。”

看，一个帮会头子的家祠落成，堂堂的国民政府竟派代表道贺！

公祭典礼由吴铁城、宋子文等人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许建屏，何应钦的代表何辑五等执祭，杜率儿子在旁答礼。接着是来宾道贺，其中有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公共租界警务部长毛鼎，还有日本总领事和日本驻军司令板西将军及许多外国客人。此外，各省主席、市长的代表，各地帮会头子，上海工商、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共1万多人参加典礼。

南北京戏第一流名角也云集上海，从10日到12日连演三天连台好戏，使上海、南京为之轰动。1万枚纪念章早已发完，临时还加添了几千张入场证。每次开饭1000桌左右，要分四五次才能开完。预先熬好的5000两鸦片膏，第二天就抽光了，又赶熬3000两，才勉强应付过去。

杜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曾查过许多代祖先，也没找到一个可以给他撑点面子的先人。这次祠堂落成，吴佩孚送了他一面特大金匾，题了“武库世家”，这样，其他的人也跟着送了些“武库家声”、“武库经纶”等金匾。经吴佩孚这么品题一下，杜月笙一下子成了晋朝名将杜预（时人称为杜武库）的后裔了。

据说，这是上海开埠百年来，上海人从未见过的一次“大出丧”。勉强可与“媲美”的，是清朝末年大官僚、大买办盛宣怀的出丧，和外国“冒险家”哈同的大吊葬。然而，就是那个被上海人称作“洋财神”的哈同，也未能组成那样一个仪仗队。社祠落成之后不久，宋子文的老娘出殡，虽有蒋介石、孔祥熙去执绑，在中国四大家族中占了三个是她的子婿，也没有杜祠落成那样的排场。

事后杜月笙说，连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大的场面。最使他感激的，是法国主子准许他那样大摆威风。正如当时报上特别点出的，中国的武装军警，租界是从来不许通过的，连蒋介石去上海住法租界公馆时，也只能带便衣警卫，那天，却整队整队，全副武装，鱼贯而过，说明帝国主义如何给杜月笙以“法”外的殊荣！

难怪多少年后，杜在津津有味地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是得意非凡，视为他的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应该说，这是帮会流氓头子与各种反动势力相勾结的一次大检阅。

帮会与官场之勾结

与官场相勾结，依仗官府的势力为非作歹，这在某些帮会，例如青帮中，是有其历史传统的。青帮创始，本来就是为清廷漕运服务的，帮首及各级头目，均有职有响，这就使其有条件与各类官场人物由相接近进而相勾结。再加上青帮所立十大帮规，也明明有不许奸盗邪淫之条，恪守仁义忠信之语，这就使得一些政府官员以为该帮宗旨与他们信奉的“仁义道德”那一套并不违背，因而官员入帮并不罕见。

青帮“通草”里的《前人题名录》、《同道题名录》等所列举的数千个老头一类人物的名单中，有10％左右为粮帮时代的守备、千总、武举、文牍之类的官员。

尔后漕运既废，青帮生计断绝，无所事事，种种横行不法行为于是滋生起来。而此时官员入帮人数已日渐众多，久而久之，官员通帮之事就一幕幕地发生了。

清末民初，某县有个地方叫十八段，方圆数十里，几乎全为帮会世界。

该会徒众聚集于此为数超过万人，为首者名叫顾三五子。他部下统有男帮徒数千人，分居于各村庄各乡里，每段派有男女帮徒上百户，分界居住。段的四周筑有土城，厚五六尺，高2丈余，且辟有东、西、南、北四门。墙垣之上，造有更楼，筑有炮位。帮徒居于其中，无事时也从事耕织，并开有各种杂货店，以贩卖本地土产。

有事时一声令下，就变为四处抢劫的土匪了。类似这样的段，共有18处，因此此地就叫“十八段”。各段平时守望相助，都备有当时最新式的枪械。因而附近驻扎的政府军队，除了与之勾通一法，也没有别的办法与他们对抗。

各段中的徒众（以红帮为主，青帮次之），开始时劫夺行人，抢掠邻近地面，弄得商旅视为畏途，富户都迁往别处，连小商贩也逐渐绝迹了。后来，帮会就逐渐扩张其势力，合队远出，到其他县境抢劫，干起了不折不扣的土匪勾当。因为帮匪众多，每月每段出去抢掠一次，就有18次。因此邻近各县官厅，今日闻报被抢，明日闻报被劫，自然申报上级，要求会拿帮匪。

省警厅看到各县详报，就命某长官率军警1000，驰赴犯案地点，相机剿办。谁知该军既到之后，十八段一带反而如虎添翼了，因为这个带兵的长官乃是在帮的会徒。他与顾三五子会见之后，始知为同参兄弟。从此严守帮规，猫鼠合为一窝，双方“有福同享”了。

于是，该长官与顾三五子立约，此后不得在本州境内犯案。如顾三五子要派段中兄弟外出“开武差”，必定事先通知该长官，得到允许方可“出差”。从此以后，附近10余县果然盗风顿息，而那位带兵的长官因此而声威大振了。

然而，奇怪的是，此处盗风虽然暂息，彼处却从此鸡犬不宁。原来，自顾三五子与该长官洽谈以后，便派段中兄弟远出，至该长官管辖范围以外去从事劫掠，因而盗案发现大都在数百里之外。并且定下章程，一县之内，一月不得犯案两次。即其他被劫的远处各地，所受“待遇”似非常公允，一县一起，循环往复，而不至于多少不均，甘苦不一。

这个办法可谓止于至善了，但久而久之也露出了破绽。有一次，州官细查境内各盗案之申详文件，每每看到“尾得各盗携赃窜入十八段而去”等语，忽然忆及以前犯案本以十八段一带为多，何以现在竟无一次告劫？此中真相，不能无疑。于是就派了一名委员秘密到该处调查。

岂知一到十八段，耳闻目睹，竟是一片对那位长官的颂扬声。再逐段考察，则果然一派“升平景象”：男子执犁于田，妇女采桑于野，孩童则牧牛而吹笛。和风霭霭，暖日融融，何异于世外桃源！该委员一路行来，不觉喷喷称羡。他哪里知道帮会世界内部组织之完善若此？每每是抢劫得手，则三三两两，秘密回段，披蓑戴笠，从事农耕。加之不扰近邻，不劫本地，近处居民得以安居无忧，对于帮匪就没有什么恶感，那个委员当然调查不出真相了。

唯有一端，他曾引起注意，即各段土城筑得非常坚固，且置有炮位，各住户又都藏有快枪。他就查询几家住户，问其武器从何而来，都这样回答：“委员大人，你难道不知道此地过去是盗风最盛的地方吗？我们农民从前因没有枪械，因而时时被抢。故而今天为了自卫，特严装以待。各地盗匪都知道到此地劫掠不易，近几年才保得个太平无事。”

该委员再到别段查询，所答众口一词，毫无破绽，只得如实上报。而那个长官通帮匪之事，竟长久未得泄露。这一幕可谓当时帮官勾结之缩影。

民国时期，是青帮红帮等帮会盛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帮会上层分子与新老军阀、官僚政客进一步互相勾结的时期。一大批著名的官僚政客如吴佩罕、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江朝宗、袁克文、杨字霆、陈调元、张之江之流，都是青帮著名的老头子。而帮会内原先是一般分子的，一旦做了老头子，也莫不竞相向上层趋附，走上帮会流氓政客化的道路。其中，上海三大闻人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交往，特别是与蒋介石的交往，便是民国时期帮官勾结的集中表现。

蒋介石没有发迹的时候，原在上海物品交易所当“划线”小职员，收入甚微。为了找个靠山，就托人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黄同意之后，由徐福生当传道师，正式举行拜师仪式，投了门生帖子。1921年上海交易所发生不景气风潮，蒋介石和陈果夫等经营的恒泰号经纪行亏空甚巨，蒋本人亦负债数千元，经黄金荣出面代为了结。

不久，黄又资助蒋一笔旅费，使蒋得以前往广州。因为有这一段历史，所以，作为“帮首”的黄金荣与后来作为“党魁”的蒋介石，建立了特殊关系，1926年至1927年期间，蒋介石当了北伐军总司令。到上海后，蒋由虞洽卿陪同，特地去黄家探望。

黄对蒋说：“总司令亲自到我家来是我的光荣，过去的那段关系已经过时了，那张红帖子我找出来交给虞老送还。”

蒋介石谦虚地说：“先生总是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

说罢从怀中取出一只黄澄澄的金挂表送到黄的面前说：“这是我送给黄先生的纪念品，聊表心意。”

黄对这只金表，极为珍视，每逢喜庆大事，总要拿出来炫耀一番。

尤其使黄感到荣幸的，是他80寿辰的庆典上，蒋居然亲自前来拜寿。1947年农历十一月四日下午，陈布雷从南京打电报给黄金荣，说蒋介石翌日来沪，到黄家花园拜寿。次日下午蒋介石果然光临，他身穿蓝袍黑褂，头戴铜盆帽，黄金荣率领一批门人在花园前面迎接。到四教厅时，蒋对黄金荣说：“未来拜寿，因玉佛寺人多不便，又因公事很忙，请原谅。”

随即亲自动手搬了一张红木大椅，陈希曾上前把椅子接住，蒋介石叫他搬到八仙桌前正中放下，又亲手从其他椅上取下一只软垫，把黄金荣扶到当中的红木椅上，黄金荣连忙说：“不敢当，不敢当，行个鞠躬礼吧。”

可是蒋介石却已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并说：“这次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情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多福多寿。”

说罢就向黄金荣告别，匆匆离去。以后黄金荣不住夸赞说：“蒋总统真是个礼重义厚的大人物，我能受到他这样的尊重，真是一生荣幸。”

当然，蒋介石如此厚爱黄金荣，既非出于徒弟对老师的尊重，也不是因为这个总统特别讲义气，而是有着更深层的利害关系。从上海滩混出头的蒋介石，当然比谁都更清楚在当时的特殊社会条件下，帮会流氓势力具有多大的能量。在其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曾经一再巧妙地利用过这种黑社会势力，为其反共反人民的事业效力。

蒋阴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就曾派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等去找黄金荣，由黄再召集杜月笙、张啸林等定计设谋，组织起一支二三千人的流氓武装队伍，并以“中华共进会”的名义，在报上刊登反共启事。接着又与第二师刘峙部策划，由黄派出便衣流氓数百人，持械围攻宝山路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工人纠察队总部。

正在捣毁袭击之时，刘峙部队突然又将共进会分子赶走，对被害的工人纠察队假意慰问。临去时，邀请工人纠察队全体到北站广场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工人纠察队不知是计，竟去践约，被预伏的反革命部队包围缴械，接着就开始了反革命大屠杀，抢夺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果实。为了表彰黄金荣及其徒众的反共殊勋，蒋介石委任黄、杜、张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议，从此三人就成了“党国”新贵。

黄金荣一直以此为荣，杜也常说，他一生事业，奠基在反共之上。这一事件在青红帮发展史上，也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帮会由社会黑势力演变为政治黑势力，而帮会上层流氓则走上政客化的道路。

此后，蒋介石曾一再指示把帮会流氓组织起来搞特务活动。1937年淞沪抗日战争发生，戴笠就秉承蒋的旨意，借抗日的名义，利用杜月笙把上海青红帮的力量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建立了一支拥有5个支队、2万余人的别动军。这支别动队与日作战一触即溃，残部经蒋批准改称“忠义救国军”，归军统局领导，成了一支特务武装部队。

抗战胜利前夕，忠义救国军所属各支队先后由中美合作所分批抽调训练，全部换发美式装备。截至日本宣布投降时为止，从未和日军作战一次，而在日本投降后，却首先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协助蒋军抢夺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

蒋介石必须利用青红帮，青红帮更须投靠蒋介石。流氓政客化的过程，也就是他们政治地位提高、权势增长的过程。而“有势就有财”，权势的增长意味着财源的茂盛，意味着他们原先经营的种种不法事业可以得到权势的保护而畅通无阻，并且可以勾结官场的上层人物共同经营。

比如杜月笙就曾乘日本侵略和投降之机，一再勾结孔祥熙大发国难财和接收财，一再勾结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做贩运鸦片的生意，关键时刻还一再从蒋介石那里求得保护。抗战前，上海南市太平里闹了一次大吗啡案：这里一家庞大的吗啡制造厂是杜月笙叫他的徒弟包下来的。以后因与宪兵、特务分赃不匀而被破获，由宪兵司令部派一连宪兵看守。

结果这一连的官兵都大偷吗啡，从连长到士兵全部逃走。蒋介石大怒，下令非彻查不可，闹得上海满城风雨。杜知道追查下去，必然会查到他的头上，只好带着一笔巨款赶到南京，一面买通蒋的左右，一面自己见蒋，请求不要彻查下去。于是，这件轰动一时的大案子，就虎头蛇尾地收场了。另一件事是杜月笙最有钱的徒弟徐懋棠的兄弟徐懋昌，抗战那年在上海和官僚资本勾结，做棉纱交易，引起了市场上一次轩然大波。

蒋介石命令戴笠在上海逮捕徐。杜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刻飞到庐山去见蒋，请求不要将徐逮捕。蒋同意了杜的请求，叫戴笠和他商量办理。而戴笠和杜是拜把兄弟，对杜更是言听计从，加之此案以后又牵涉到孔祥熙的老婆，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帮会与军警之勾结

民国之前，差役入帮者已屡见不鲜。民国时期，随着帮会组织之膨胀及势力之增长，军警入帮者就越来越多了。而按照帮规，凡出了事情，在帮的军警负有通风报信的责任。这样，帮会徒众犯下盗案、命案、赌案或其他案件，被警厅、捕房追捕时，因有在帮军警通风报信，作案者轻易就能逃脱，等到军警虚张声势列队而至，则早已不知去向了。因此，各地帮会经营种种不法事业，无论是“开文差”，还是“开武差”，更觉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了。

当时苏南有一镇叫望平桥，东西街长约二里多，市面繁盛，居户众多。

镇北有条纪家弄，居户较少一点。弄内终年设有一种赌台，叫摇宝台，即以四粒骰子分输赢。赌台多时有10余处，均在空地上搭起席棚以避风雨。每棚两台或三台不等。赌台之主都是青红帮里的光蛋。以此为生者，每日不下数十人。他们日则在棚内聚赌，夜则在自备的船上住宿。因此江中光蛋们的船只，多至百余艘。船中均备有新式快枪，以备不测。而且他们初至该镇，所设赌台全是崭新，故镇中喜赌之人都往这里聚集。

不数月，赌名大震，远近数十里的赌徒闻风而至，雇船乘车而来者，每日数十起，镇中各种营业居然借此而发达起来。两三年内地方官厅也就听之任之，从未过问。久而久之，该镇及附近一带的居民中，因报效赌台弄得倾家荡产的，比比皆是。该镇镇长李某就向县里密告。县警长亲自带领数十名兵士前来捉拿。

谁知到了镇上，但见这一天各赌棚内无声无息，赌台亦不复见，仅有10余处空棚而已。警长遂命兵士举火焚之而去。再到江边查看，光蛋船只也已杳无踪影。及至警长回城之后，镇上依然狂赌如故。于是，镇长又请兵捉拿，如此此来彼往，彼往此来，警长疲于奔命，而该镇之赌台依旧，从来没有一个光蛋被拿获过。其中奥秘，都是因为在帮之军警通风报信的原故。

后来，镇长访得实情，一一禀告警长。警长就在第一天晚上只命一队军警出差，而不告诉他们出发地点，使其来不及通风。次日黎明，大队军警突然来到镇上，各光蛋尚在梦中，及至闻警跃起执械抵抗，已经来不及，当场被捉10余人，从此各光蛋在该镇绝迹了。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因为这次捉赌，在帮之兵警都怀故纵之念，因而仅抓获光蛋船只五六艘，大部均被逃脱，安然驶入太湖之中。从此，这伙漏网之光蛋对镇长李某衔刻骨仇恨。不久，这伙光蛋会合大队帮匪船只夜间驶至该镇登岸。五更时分，即明火执仗向李家村进发。李村虽然也有数十杆快枪以资防卫，但终究寡不敌众，被匪徒冲进庄来，大事抢杀掳掠，李镇长亦被击毙。临末，忽有一人声言：“李某屡次请兵烧我们的席棚，今日何不以火报复？”

该匪一言，李村数百户房屋就被付之一炬了。烧毕，安然上船出发。数小时后，号角响起，捉拿帮匪之军警浩荡而来，例行公事地沿湖追击一番，举枪乱开，仿佛为匪船送行。这便是军警捉拿帮匪之战功！

长江沿岸许多州县、码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差役不过帮，饭碗端不长；帮会不通差，生意敲不成。反映了帮会与军警勾结之密切程度。

何以差役不进帮，饭碗端不长呢？因为军警职在破案，而在帮会势力盘根错节之处，犯案者必定是帮中人物为多。如使帮外人经办其事，就理不着头绪，宛如“瞎子摸竹园，一世摸不清”了，势必百案而难破其一。如果军警在帮，则犯案之人，多为军警所熟识。案发之后，只须略加查询，就可以知道此案为谁所犯了。正因为如此，帮会头目都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神通。这里略举几例。

约在1928年春，英国政府派一外交官携带重要文件，由伦敦专程来华，轮船到上海外码头，这位外交官年纪较轻，初次来华，稍不留神，手臂所夹一公文包不翼而飞。当时他惊得面容失色，包里钞票是小事，一份英国政府给上海领事馆的国际性密件一旦遗失，非同小可。他赶紧向领事馆报告公文包失窃的情况，整个领事馆人员也急得手足无措。只得通知巡捕房立即出动探捕，限三天侦破。

英国人明白，上海五方杂处，人口众多，英巡捕人生路不熟，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中国侦探来破案。因是密件，不敢告诉中国上海市政府，任务落到了捕房华探长身上，这位华探长侦查了一天一夜，音讯全无，于是不得不到成都路季公馆，请老头子帮忙。

老头子是谁？无锡人季云卿也。他是20年代著名的青帮老头，常居上海，门徒众多，能与上海三闻人分庭抗礼。这位英租界巡捕房的华探长便是他的大徒弟。那一天，他听到大徒弟报告的案情，觉得问题严重，决定从摸底入手。

原来，上海那些“跑生意”的扒手、小偷等，绝大多数是青帮的徒子徒孙，且各有门头，设小头目管理，一有所获，须向头目汇报，将物件或现金交出，然后分配，帮规如此规定，谁也不敢违反。于是他命大徒弟派出手下探员，分片通知季家门下包括南市、闸北、浦东等中国地界所有小头目，晚8时，集合于季公馆排情况，是谓摸底。

当夜季公馆灯火通明，各地小头目50余人准时而来，等于开了一次小小的“香堂”。华探长先向大家说明了案情，季云卿接着说：“我们先从家门里查起，不要惊动黄金荣、杜月笙那帮人，你们在这两天中，曾否有小脚色在外滩做到生意，是一只黑色羊皮的公文包？”

大家听得老头子一说，各人自己排，一小时内，都保证自己所辖地区内，没有得到这只公文包。这是老头子可以绝对信任的。因为帮规规定不得欺师灭祖，否则受到“三刀六侗”的严惩。大家一直讨论到深夜，竟毫无线索。季云卿只得命大家回去，进一步向下层侦察，捕房人员向大小旅馆、妓院、燕子窝等处查探。次日仍无消息，季云卿一夜沉思，找寻线索，决定到汉口去一趟。

第二天，季云卿带着贴身小徒前往汉口。师徒二人下轮船后走向江边一家大茶馆“得意楼”。二人吃过点心，上楼找一沿窗座位坐下。原来，这得意楼乃是汉口一个青帮老头子杨某所开。此人在汉口、武昌一带很有势力，门徒甚众，很讲帮会义气，凡有青帮中人路过或犯事逃亡出来，总是留宿三天，给以盘缠，打发离去。

茶馆里的做手，都是杨的门徒，以此会友。当下，季云卿坐定后，就将茶壶、茶杯摆出青帮中会友的格局，果然跑堂的一看是自己人，就对了一通“海底”，得知是上海鼎鼎大名的青帮老头季云卿驾临，马上领他到杨老头子家里。

杨某也久仰季的大名，一见之下十分热情，问起来汉口何事，季云卿径直相告：“为破失包案，不得不亲自出马，一来到此访友，二来看看长江沿线情况，大哥若有线索，还请多多指教。”

事有凑巧，杨老头当即表示：“东西在我这里，既是季大哥的事，原物奉还。是我的三个小脚色，路过上海，在外滩顺手牵羊而来的。”

中午，杨某设宴招待季云卿师徒。席散后，季云卿又说出了苦衷：“光是赃物交差，本人就犯嫌疑，故须人赃交差。至多吃二三个月官司，姓季的保证安全回来，如有损伤或性命出入，按照帮规抵命。”

杨老头儿果然当场叫来那三个徒儿，吩咐明日跟季师伯到上海投案自首。老头子一句话，徒儿唯命是从。次日买好船票，一行五人，带着公文包原件返回上海。捕房和领事得到消息，一块石头落地，检查公文包果然原封未动，称赞中国人破案迅速。人犯押进提篮桥西牢，因是自首，判处三个月徒刑，就此结案。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姓杨的，曾任福建督军周荫人的秘书长。卸任时，以历年搜刮所得，装了六个大皮箱，其中全是珠宝古玩，派人押运到上海，准备在租界做寓公。不料船抵上海时，发现六个箱子全已不翼而飞。杨得讯后，即来沪请护军使何丰林代为查访。何毫无办法，乃转请杜月笙帮忙。杜只用三小时，就全部追回了。他究竟如何破案，外人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帮会与军警勾结，在那个社会里建立起一套效率极高的情报网，这就使这位帮会头子几乎无所不能了。

从这类故事就可以明白“差役不进帮，饭碗端不长”的原委，那么，又何以“帮会不通差，生意敲不成”呢？这道理也明白得很，因为帮会流氓的所谓“敲生意”，都是经营种种不法的“特种事业”，倘或军警认真起来，岂不是要处处受阻？设若帮能“通差”，且军警之中帮徒甚众，那就可以合伙“敲生意”了。

常有这样的事情：帮会流氓要开武差，就先通知在帮之军警，协商妥当以后再去作案。如果是外来的帮徒要在本码头开武差，必先投帖求见本地在帮之军警头目，陈明来意，先挂上号。军警对于挂号之帮徒，不但不去捉拿，反而按照帮规供其食宿，并且告知本地情形，诸如谁家可以偷盗，谁家可以绑票，谁家势力大断断不可惊动，等等，此等报告叫做“衬底”。

帮徒得到衬底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于当晚行事。第二天大早，必定满街传遍骇人消息：某大家巨款被盗，某大家珍宝被窃。被盗者纷纷向警厅报案，他们哪里知道盗贼就藏在军警家中呢！事过之后，所获赃物帮警按一定规矩分成，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事了。

也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失主以大帽子强压警厅非破案不可，这时警官就会找一个小喽罗来，命他限期破案，十天一催，半月一问，到期不破案，就要挨板子，再给他少数金钱作为挨板子的酬劳。有些瘪三专以代人挨板子为业，这个差使叫做“拍豆腐”。何谓“拍豆腐”？

原来清代衙役都要练就一种打板功夫，但闻板子响，被打者不觉痛。练时以老豆腐一方，日夕鞭打，功夫到者，能使豆腐不失原状。本是衙役询私舞弊的方法，一直沿习下来。那瘪三挨过板子后，就哀求警官道：此案实在难破，否则，小人断不肯以血肉之躯，受这般痛苦。这一来，案子也就常常不了了之。

如果失主还是不肯了结，以种种权势压下来非破案不可，那也有办法对付。办法就是与窃贼商量，花点钱叫帮会中的一个小盗犯（谓之“边风子”）到堂了案。“边风子”到案后，只须略认一二犯罪事实。如果逼令交出全部赃物，就这样对答：此案是三四个人一起作的，他们早已逃跑了，我得的就这么一点。于是警厅叫尖主将这点赃物领去，判这个“边风子”一年半载的徒刑了结。军警于是塞责，而犯案者安然无恙，一如既往地经营其种种“特种事业”。

正因为帮警勾结对于帮警双方都是利害攸关，所以，到了民国时期这种勾结日益密切了。其密切程度，从黄金荣在上海军警界的门生名单中，就可管窥一斑了：法捕房督察长金九龄。

法捕房政治部主任程子卿。

法捕房探目陈三林丁永昌。

法租界强盗班探目曾九如。

英捕房督察长陆连奎。

英捕房探长尚武冯志明。

英捕房探目汤坚马德荣。

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韦钟秀乔松生卢英。

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张荣（副队长）董明德（分队长）周相成（秘书）宋云涛（指纹科）。

苏州警察局侦缉队长曹安昌。

浦东保卫团团总许宝铭。

伪公安分局局长张志清。

这份不完全的名单已可表明，帮会头子在军警界具有多大的势力了。

帮会与洋人之勾结

旧中国帮会势力得以膨胀，帮会上层人物得以发迹，一个特殊条件便是在上海这样一些大都市租界的存在。一些帮会头子正是以租界为靠山，与洋人相勾结而横行不法的。像上海“三闻人”这样一些帮会头子，原本是上海街头的小瘪三，穷困潦倒，到处流浪，他们后来得以发迹，首先在于他们识破了并利用了这样的“天机”；帝国主义势力在租界的统治秩序，需要利用中国的鹰犬来维护。

当好洋人的鹰犬，便是迈上了“发迹之路”的第一步。就说黄金荣吧，原本是苏州书画店裱婊画出身。初到沪时。流落在郑家木桥一带当小瘪三，结识了南汇县农民出身、摇柴船的丁顺华和程子卿。三人气味相投，结拜为青帮兄弟。法租界当局为了收拾这批郑家木桥小瘪三，用以毒攻毒的办法，雇佣黄金荣为刑事科包打听。黄就把大部小瘪三收为徒弟，作为耳目。

每天上午，他就到他徒弟开设的“聚宝茶楼”，坐在固定的位置上，泡上一壶茶，交线索、通情报、讲斤头的就纷至沓来。他指挥码头上的“三十六股党”、租界里的“八股党”和他手下的“一百○八将”，侦察、追索了不少案犯，为租界当局效了力。

有一次，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书记樊尔谛带着他的妻子到太湖游玩，被横行太湖的土匪绑走。法租界当局要黄设法营救，黄就派与太湖匪首有联系的高鑫宝前去拜山。结果匪首“太保阿书”和“猪猡阿美”分文不取，交出一对法国“肉票”。

还有一次，法国天主教神甫姚主教带着几箱银洋，由上海乘火车到天津去开办教堂。火车行驶到山东临城时，遭到土匪部队拦车抢劫。此便是轰动国内外的“临城劫车案”。法国驻沪领事限令法捕房火速破案，将姚主教营救出来。捕房动员所有侦缉人员，四处打听、搜索，毫无线索。

黄金荣却利用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打听到姚主教的下落，并以重金派人买通看押姚主教人员，又按照预定日期，亲自带领几十个便衣，化装成张宗昌部队的官兵，赶到临城将姚主教营救脱险，安然返回上海。这一来，法租界当局对黄金荣大为赏识，称他为“租界治安的长城”，将他破格提拔为华人督察长，还专派八个安南巡捕保护他的安全。

在旧中国，一登洋门，则身价百借。对于这样一个昔日衣衫褴楼的小瘪三，人们刮目相看了。政界、商界、军警界的要人名流，纷纷投靠到他的门下。他当华探督察长后不久，一次就收了200多个徒弟。于是，他有靠山，有势力，一举承包了法租界烟、赌两项特种事业。

当然，他身为督察长，不便直接出面，而是在幕后操纵，让杜月笙和金廷荪公开经营。从中获得的巨额收入少不得要拿出一份来孝敬法国主子。不但法捕房的法籍头目坐地分赃，连驻沪法领事、法军舰官员，也参加朋分。有时法国舰队司令来华，招待法国将军等项费用，也从贩土进项中出帐。

有些法籍探目见利眼红，居然不顾主子身份，拜黄、杜为“老头子”了。由于帮会和洋人的勾结，致使当时法租界的东新桥、郑家木桥、八仙桥一带，成了烟、赌、娼集中的闹市，和邻近英租界的烟赌场联成一片，数十年中，成为帝国主义在上海藏污纳垢的中心。

烟赌业的发展，更增加了帮会对洋人的依赖性，使之不得不对洋主子的旨意唯命是从。1930年，上海法商水电公司机务部1000余名工人，要求适当增加工资，资方不同意。在徐阿梅领导下，工人发动罢工，长达一个多月，资方企图收买徐阿梅，遭拒绝。当时法捕房总巡找杜月笙：如果不能帮助解决工潮问题，我将下令禁止一切烟赌，俟工潮平息后，再考虑重新开禁。

杜即找罢工领袖徐阿梅，表示愿收他为徒，并每月津贴他300元。徐不从，杜乃勾结法捕房探目，共同策划，事先仿制印有鼓动性内容的共产党传单数百张，在某天晚上由法探目马慕雅率众30余人，到徐阿梅家搜查，乘机把传单塞入徐的卧室，即将徐押解法租界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判徐徒刑10年。事后，法商工会领导权为杜的门徒所把持，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就被镇压了。

帮会一些上层分子不仅与英法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而且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情况下，置民族气节于不顾，与日帝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比如，1939年前后，在日本特务机关授意下，张啸林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召集他的门徒到四乡为日本军队收购和运销急需的煤炭、大米和棉花等重要物资，在军需品的补给上为日本主子效劳。而在日本主子庇护下，张放开手脚贩烟土，开赌场，生意越做越大，乘机大发其财。

曾在“淞沪抗战”期间高呼“共赴国难”的杜月笙，也不肯把事情“做绝”，而是寻找机会与日本“亲善”，并曾导演过“物资交流”的丑剧。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香港沦陷了，大后方所急需的纱布等物资来路断绝。到了1942年，财政部战时物资管理局建议，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设法从沦陷区运进纱、花、布和其他战略物资。这个建议，经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批交军统局办理。

戴笠看到这事不仅有利可图，而且大可借题发挥，就和杜月笙商量，成立了一个官商合营机构，取名为“通济公司”。顾名思义，大概是和敌方互“通”有无、互“济”匮乏吧。由杜出面任董事长，总公司设在重庆。在上海，则由杜的代理人徐采丞先和日本特务机关联系好，再得周佛海的全力支持，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民华公司”，资金3亿伪币，据说全部是由日本特务机关拿出来的。

读者难免生疑：为什么中国方面要购运的战略物资，敌人不加查禁，反而如此支持？原来，敌人也有战略物资要抢运，内地生产的锌、锑、锡等物资，是他们生产军火迫切需要的，猪鬃等土特产乃至鸦片，转手可获大利。更重要的是，那时日本在南进中遇到困难，加紧诱惑重庆政府单独媾和，这样的物资交换，是为此开辟了一条捷径。

从那时起，大批大批的花纱布匹就不断由民华公司运出，堂而皇之通过封锁线，由通济公司接收，再运往重庆。而内地的“土”特产、军火原料也循这个途径，源源运往上海，交日本特务机关。日本便用中国的原料造成军火再来屠杀中国人。从1943年到1944年问，大规模的“物资交换”有三批。而随着“物资交换”的频繁，蒋与日的秘密和谈也加紧了。

帮会流氓勾结各种人物之手段

帮会流氓能够与各种黑暗势力相勾结，除了有政治上互相利用、经济上互相依赖的条件之外，与帮会流氓善于运用各种巧妙手段也很有关系，这里略述一二。

“烧冷灶”。其中又有两种情形：一是结交下台政客、失意文人、落魄军官，譬如灶已烧过，冷了，他人投以白眼，独我报以青睐。1923年6月，黎元洪被辞去总统职务后，南下活动，经上海时，作为黄金荣的客人驻留3个月，黄派杜月笙及其小八股党保驾，使这位前总统十分感激，特制10个纯金奖牌分发有关人员以示感谢。

杜月笙也极力收容和拉拢一些失意的官僚、文人充当他的谋士，他对这些过去有点地位和名声的人，不但每月给以高薪，而且执礼甚恭，表现出虚心求教的样子，使这些自鸣清高的人忠心耿耿为其服务而不自觉。另一种情况是结交一些暂时穷困潦倒、将来可能发迹的人物，好比灶尚未烧，还是冷的，而我独烧一把火，出人意外。

黄金荣结交蒋介石，便是识蒋于患难之时，他不但代蒋了结数千元债务，还资助蒋一笔旅费，使蒋得以投奔广州。杜月笙结交戴笠也是如此。戴从小是个无赖，靠摆赌摊骗钱度日，为警察所追捕。后来混到上海，也是在流氓群中做些无本“生意”。其时，杜月笙已跨进黄金荣的大门，与戴一见面就认为戴是个“人才”，倾心结纳，不久就结为兄弟。后来戴仕途遇阻，一度陷入一文不名的困境，就去求杜帮忙。

那时，这位“三哥”已是首屈一指的海上闻人了，居然顾念旧情，一次给了他50元。用完了，杜又给他50元。对杜的“慧眼识英雄”，戴念念不忘，在他后来也炙手可热、杀人不眨眼的时候，不时对部下提起往事，称道杜“古道热肠”，是他生平的知己之一。每次去沪，必和这位盟兄亲密聚首，共商“党国大计”。

当然，“烧冷灶”也不是逢冷灶就烧，而是放出眼光，择其素有资望者，或将来必有起用之日者，殷勤结纳，时相探望，慰其寂寥，解其困难，使彼心中感动，当你是“雪中送炭”的君子。有朝一日，“冷灶”变热，政客上台，帮会流氓便能如愿以偿。先前的投资，便可大获厚利了。

其实，社月笙的烧“冷灶”，也不尽是指望这些人日后飞黄腾达，而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以低廉的代价换得失意者对自己的捧。抗战时在香港，他供给吴佩孚的秘书杨云史人参、药品和家用，死后为其营葬。还招待过苏州耆宿张一麔等。此类事甚多。杜曾这样自我表白：“人总是爱捧的，因而也同情捧人的人，我对于这些衰病失意老人何尝有什么报偿的希望，但是将来得到的将比我目前很方便地付出去的东西多得多。”

“趋热门”。就是结交正在得势的权门显贵。对于帮会流氓来说，“冷灶”不可不烧，“热门”尤须要走。因为走热门更加近便，可更快奏效，但难度也更大。第一条是要舍得花钱。比如杜月笙一听说某某官员来看他，就从抽屉里捡出庄票，袖着去会客，视来人的声望、地位，多则奉赠万元，少则三五千元。

有时不但要舍得花钱，而且要预先探听贵客嗜好，以便投其所好。好古玩者则送以金石书画；好宝物者则投以珠玉宝器；有阿芙蓉癖，则奉赠上好烟土；等等。抗战前，蒋介石提倡“航空救国”，他立刻响应，买了一架法国教练机送给上海飞行社。后来，孙桐萱的兄弟孙桐岗从法国学航空回来，杜又买一架飞机送他。

在当时，送人飞机是很稀罕的事，所以报纸上为此事大吹特吹，正好达到他趋热门和出风头的两重目的。其他像送人以汽车、小老婆等，更是平常事。好些国民党军政要人在上海公馆用的汽车都是杜月笙送的。还有许多在巡捕房工作的外国人，杜也送给汽车等物。

捧场面。就是拍马屁。善于广为结交各种人物的帮会流氓，都精于捧人之艺术。其高超之处在于，捧人捧得不着痕迹，使被捧的人非常高兴。杜月笙捧孔祥熙就是一例。抗战胜利后四川发生水灾，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去上海募捐，先找市长吴国桢商量，吴推得干干净净，便转而找杜。杜马上答应下来，并拍着胸口说：“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今天四川有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

他没几天就把此事办得颇有头绪，本来他只要把这笔钱交与向传义等就行了，但他偏绕个弯子，借此机会去捧孔祥熙。他先向孔说明四川募捐吴国桢不肯帮忙的经过，并说他愿代办，请孔出面就行。孔很高兴地听他安排，请吴国桢等人吃饭。席间，孔照着杜告诉他的话说了一遍，加上几句四川是第二故乡，有难一定要尽力帮忙之类的话，便指着杜说：“这件事我已关照月笙马上去进行，一定要对得起四川同胞。”

杜便站起来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尽力去办，也希望大家尽力协助我。”

这样，为四川募捐救灾这件事，就变成是遵孔祥熙之命办成的了。“乌鸦吹捧杜鹃是为了杜鹃吹捧乌鸦”，杜捧孔换来的是孔捧杜。1947年杜的两个儿子在上海丽都花园同一天举行婚礼时，请孔当证婚人。孔当着参加婚礼的1000多人的面，赞扬杜是“中国少有的事业家、有远大的见识和克己助人的人生态度。”

行贿赂。帮会流氓在经营不法事业的过程中，若遇到障碍，就常常用行贿的手段打通关节，解决难题。

黄金荣的门徒史雨春曾是上海糖业的领袖，伙同糖商从台湾运来食糖，多次逃税，被伪税务局查获。伪税务局将糖行老板扣押，抄走了200包蔗糖，还要罚款5亿元，查处史雨春。史就找黄金荣想办法。黄金荣便派人陪史雨春的妻子一起到周佛海的小老婆家中，送去3万元现钞，5根金条。第二天，周佛海就打电话给黄金荣，叫黄今夜就派人到仓库去把200包糖搬走，税务局方面他已通知，只要补税，就不罚款了。后来黄就按周佛海的办法处理，事情果然顺利解决。

再举一例，抗战期间，杜月笙在香港和几个大鸦片贩子谈生意，一次就接洽3000万元的定款。戴笠做他的坚强后盾，保证把大量烟土护送出口。但他承揽的这笔生意拖了一年多还无法交货，他便去重庆找戴笠，催促他履行合同。戴笠早把这大宗烟土准备好了，但最后还有一关没有通过。

在蒋管区内走私贩毒，戴笠可以为所欲为，但大宗毒品运出蒋管区，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而财政部长孔祥熙和戴的关系一向不好，所以戴一直没弄到这张护照。杜到重庆后，得知这一情况，便开了一张500万元的支票派人送给孔祥熙。孔接过支票一看，一边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

一边赶忙塞入口袋。杜得知孔祥熙收下支票，立刻用电话通知戴笠：“货物马上准备起运。”

同时与孔联系，第二天，财政部放行这批烟土的护照就到手了。戴笠派了一排武装特务，押着这几十辆卡车的烟土安全送到广西镇南关交货。这便是贿赂的神通！

讲“义气”。“义气”不仅是帮会的内聚力，也是帮会流氓广为结交社会各种人物的手段。自然，“义气”也不是空谈，首先表现在肯花钱上。“黑心钱大家用”，这是帮会义气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点上，杜月笙比起其他流氓头子，似乎高出一筹。就说春节发压岁钱吧，每年阴历腊月甘四日，通商银行的帐房就给他预备2000个“红包”，200个金“四开”。春节一大早，就门庭若市，一批批拜年的人纷至沓来，徒子徒孙们向杜下跪磕头，其余有鞠躬的，有打恭作揖的。发得最多的是巡捕，有时来了四五十人一大队，到门口高喊：“向杜先生恭喜来了！”

于是就有人请他们在大门外站好，每人给一个“红包”，发毕，他们喊一声“谢谢杜先生”，就走了。不到年初三，2000个“红包”就发完了，还得补上800来个，方能应付。这样光压岁钱每年就花几万元。杜月笙在重庆的时候，还有这样两个小故事，有一次，他和范绍增打牌消遣。范原是四川军阀刘湘部下实力最雄厚的军人，刘死后投靠蒋的，一夜的“方城之战”，范输了近千万元。当时的法币还相当值钱。这一来，范在银行的存款，就要空去大半。范尴尬地开了一张支票，递给正在烟榻上过瘾的杜。杜笑着说：“白相相，老哥怎么认真起来，太见外了。”

说毕，就在烟灯上焚毁了。还有一次，杜和川帮一个大财阀打牌，一场交锋，那个财阀输了二三百万元。支票递到杜手中，杜连声说：“笑话，笑话！”

就手撕成碎片。此类事件传开以后，重庆的官场泛起一片赞扬声：杜月笙真“四海”，够朋友，真是经历过大场面的！

经营不法事业造成的经济实力，辅之以在流氓社会练就的巧妙手段，遂使帮会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宛如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