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但知林则徐之前及林则徐生活的时代，鸦片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不知民国时代鸦片问题的严重性，比林则徐在世时犹有过之。
林则徐身后，鸦片问题为什么会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呢？
印土、红土、海洛英
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在虎门当众销毁了英美烟贩交出的鸦片237万斤。销烟开始的日期6月3日，后被定为戒烟节。林则徐亲自配制的戒烟药丸，则被后人奉为戒烟妙药。
在林则徐逝世以后，鸦片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不仅红土、清膏（均是鸦片）源源输入，而且国产烟土（也是鸦片的别名）充斥市场。林则徐生前所说关于鸦片流毒足以亡国灭种的话，促使爱国的人们深长思之。很多有识之士继续为禁烟而奔走呼号，抗争不息。
1904年成立的去毒社曾在福建做出了不少成绩，但在清末社会，要消弭百年烟祸，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进入民国以后，想不到情况更糟。民众要禁烟，官府要种烟。烟贩托庇于兵、匪，兵、匪加入了贩烟队伍。犹如江河之堤已溃，洪水不可阻挡，烟禁一开放，烟毒便泛滥、肆虐。
在旧中国纵毒的主要反动势力之一便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利用在中国的租界特权和内河航行特权，将制毒、贩毒的机关布满中国。上海是他们公开推销鸦片的主要基地。
英国怡和洋行，垄断上海鸦片贸易达30年之久。销售范围包括长江流域各区，销售总量，共计约100万箱（每箱1000两）。其后，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亦相继成为英国在上海销售鸦片的主要据点。
沙逊洋行利用贩卖鸦片赚来的巨款，在上海滩大搞地产投机，建立了巍峨宏壮的沙逊大厦（即今南京路和平大厦）。哈同洋行的老板本是沙逊洋行管仓，他在沙逊洋行服务期间，熟悉了鸦片贸易的门径，逐渐另起炉灶，成为与沙逊匹敌的巨商。哈同无子，晚年将产业转卖给沙逊洋行，价值1700万元。现上海静安寺路爱俪园，即当年哈同所建。
沙逊、哈同等洋行销售的，都是印土（印度鸦片），一般分两种。一种叫“大土”，潮州人称“公班”，每颗重3磅，用烟叶包裹，黄黑色，形状像足球。质地较软，质量上乘，供贵族、官僚吸用。民国初年，每两价格高达光洋3—4元。另一种叫“小土”，潮州人称“加尔加答”（加尔各答的讹音。因产于印度加尔各答故得名）。每颗重1磅，黄黑色，质地较大土坚硬，质量亦稍次。价钱最高时每两2元。
沙逊、哈同两洋行在上海售出了多少鸦片，现无确切数字，但有一条资料是确凿的。在“洋药公所”（鸦片交易所，1885年以后成立）开设后的大约20年间，沙逊、哈同两洋行通过洋药公所成交的鸦片达40万箱，平均每年2万箱（2000万两）。
英国在上海独占鸦片市场，引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垂涎和妒嫉。美、法、日联合抗议，并在报刊上揭发英国在上海租界公开贩卖鸦片，还告到国际禁毒会。英国不得不在上海英租界宣布禁烟。土行、烟馆随即将招牌全部收起，门口站岗保护的印度巡捕也撤走了，巡捕房还不时派出巡捕，进行突击搜查。
似乎禁烟是认真的，成效是显著的。但这不过是演戏，是为了掩人耳目，是为了宣传的需要。招牌收起，营业照旧，站岗巡捕撤去，便衣巡捕代之。突击搜查，事先都曾“知会”。英租界的华人探长王松涛还跟所有烟商串通起来，通同作弊。他跟他们讲定：作为探长，他不得不做点样子，装作雷厉风行，到处检查，逮捕烟贩，严惩不贷；作为烟商，要跟探长合演好这台双簧戏。
于是，烟商们出钱收买一些流氓、无赖，让其怀藏烟土（假货或次品），故意藏头露尾，供巡捕当场抓获，解公廨（租界法院）审讯定罪，判处徒刑。烟商付给被捕的“烟犯”扮演者的酬金每日5角、6角不等。刑满释放之日，除付清酬金外，还发给奖品，有棉衣、单衣等。烟商们破费不了几文钱，便可照做烟土生意。租界当局则由此捞到了不少资本，可以在报纸上大做特做文章，说他们查缉工作如何如何有成绩。
对英国在上海公开贩卖鸦片提出强烈抗议的美、法、日帝国主义，其实也是穷凶极恶的贩毒者。当着上海英租界宣布禁烟，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不便公开运进上海，英国在上海的鸦片贸易多少受到影响的时候，日本看准机会，从伊朗运来大批波斯鸦片。这种鸦片用红纸包裹，呈长方形，称为“红土”。每块重1磅，价格低于印土，但毒性比印土大，吸了会便血。
红土在上海竞争不过印土，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大幅度降低红土价格，印土“公班”每两售三四元，红土仅售三四角。日人还到内地开辟市场，东北全部、华北一部的鸦片贸易，都被日人垄断。大连是他们贩卖鸦片的大本营。长江流域各省也是日本推销鸦片的范围。印土终于竞争不过红土，逐渐进入衰落阶段。
见到英、日在中国贩卖鸦片攫取了巨额钱财，法帝国主义红了眼，便以安南（越南）为基地，将鸦片转运至广州湾（湛江市）、香港、澳门、上海等地。1920年以后，原在上海英租界经营鸦片的潮州烟帮，因与英租界当局发生矛盾，转到了法租界，在宝裕里、升平里开设土行、土店数十家。上海贩毒中心逐渐从英租界转到法租界。法租界当局向潮州烟帮开办的土行土店征收的鸦片税，每月在12万大洋以上。
在中国的鸦片市场上，美帝国主义是后来者。它却想出了一个“高招”，来跟把持中国鸦片市场的英、法、日帝国主义角逐，这就是制造和贩卖毒性更大、获利更多的吗啡和海洛英等毒品。吗啡是鸦片中的主要生物碱，鸦片中约含吗啡10％。海洛英是吗啡的衍生物。这两种毒品，便于吸用，为烟民们、尤其是上层烟民所喜好。美帝国主义就是用它们打破了英、法、日对中国鸦片市场的垄断，并且“后来居上”。
日本帝国主义从美国制造吗啡、海洛英得到启发，用吗啡加糖精，制成“红丸”，推销于东北各地。大连是红丸制造中心，后运进上海，销售到长江流域。抗战时期，日伪占领区的红丸泛滥成灾。
洋大人调查禁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跟英国签定条约，规定禁运印土入华，中国亦自行禁止种烟。以10年为期递减禁绝，期满由中英两国派员联合调查。如在中国境内发现烟苗，则中国须赔偿英国在禁运鸦片期间所受损失。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下令全国禁种鸦片。
云南、贵州土质适于种植罂粟，是中国鸦片主要产区。一纸令下，贵州除了交通要道两旁一里左右未种以外，其余地区照种不误。10年很快到期，北洋政府为履行上述条约，于10年期满的前一年，即1916年，特令云、贵二省妥拟办法，厉行禁烟，加紧检查清铲，以应付英国派员会勘。
两省当局规定，两省所属地区，如会勘时发现一株烟苗，种烟者处以枪决，主管之团乡董及县知事亦均处以枪决。正在两省加紧准备时，英国政府派定驻中国汉口领事窦尔慈为云贵两省会勘专使。
1917年初，贵州省省长刘显世特调精通英语的三名县知事为禁烟专员，他们是炉山县知事沈仲堪、平舟县知事陈昭令、调潭县知事陈时济。省府调取各县特产珍品；多方寻觅、高价收购白狼皮两张；还待制赤金餐具，以便招待和馈赠即将到来的窦尔慈。不仅如此，省府还通令各县知事，搜罗民间珍藏古物及境内著名特产，待英国专使进入县境，即予奉赠。镇宁县知事接到命令，把民间所藏的诸葛铜鼓找了出来，以备到时献给英使。
英国专使窦尔慈在中国多年，对内地情况较为熟悉。他被委为专使后，立即委托在贵州的英法籍传教士秘密调查贵州禁烟情况。得到传教士的详细报告后，窦尔慈便于2月启程，经重庆抵贵州松坎。贵州省长刘显世指定的三名专员及招待员王恩锡已恭候多时。窦尔慈一到，王恩锡即献上礼品，专员沈仲堪还凑上去为窦尔慈擦火点烟。
刘显世很清楚，烟苗被清铲的，只是大道两旁狭窄地区，全省广大地区，处处都是绿油油的烟苗。为防英使离开大道，闯入烟区，刘显世特命在大道两旁的叉路口驻扎军警。如英使要转到小路，军警即报：“前面有匪（实即烟苗），正在清剿，暂请勿往。”
为使窦尔慈相信，小路两旁也没有烟苗，贵州的专员命乡董、壮丁火速找出几条两旁没有种上烟苗，或突击铲去烟苗的小道，陪窦尔慈前往会勘。其实贵州省的种烟情况是瞒不过窦尔慈的，只是因为贵州省府及各县对他侍候得好，他才给予面子，专拣大道而行。跑了些地方，便夸奖道：“过去这些地方烟锅陈列，烟雾迷人，今天到来，不再嗅到烟气了。”
又说烟土收割季节将近，还要去云南，就不及巡视贵州全省了。窦尔慈满载礼品，在贵州专员陈昭令等陪同下，取道安顺、兴义，去了云南。中英会勘贵州禁烟算是结束了。
帝国主义是中国烟祸的祸首，他们还要假惺惺地调查中国的禁烟。
军阀贩毒祸愈烈
进入民国以后，从表面上看，种植罂粟，贩卖和吸食鸦片，法律是一概禁止的，似乎鸦片在中国已经禁绝了。实际上，没钱的变着法子在吸，有钱的堂而皇之的在吸。鸦片的来源不仅没有断绝，还十分富足。除了国内年年大批生产以外，帝国主义者还不断从国外运来。
更坏的是，各省军阀把鸦片的种植贩卖，当作主要的财源。军阀要争地盘，就要有人有枪；要扩充兵员，武装军队，保障给养，就要有大洋。而种贩鸦片，是攫取钱财的妙法。于是军阀们强迫人民种植罂粟，勒征苛税。不但如此，军阀部队还公然参与制造和贩卖鸦片。
四川的大小军阀都从事贩毒，甚至用鸦片炼制吗啡。二十一军就设有“军实科”，由刘湘的舅子周成虎当科长，他勾结帮会，公然在军事机关制造吗啡原料“粗子”（坯子）。刘湘手下有个师长叫蓝文彬，也制造“粗子”。他身边有一名青帮大流氓叫刘颐章，专门为他在上海和长江沿岸码头私贩烟毒和军火。1931年在蓝文彬家中搜出“粗子”2万多两。
四川军人开了很多银行，除了极个别的，都做鸦片生意。如潘文华的重庆银行，唐式遵的建设银行，邓锡侯的通惠银行，刘文辉的济康银行，杨森、王缵绪的大川银行，黄庆云的商业银行，罗君通的益民银行，等等，也可以说是鸦片银行。
除了四川的军阀外，贵州的犹国材、王家烈，湖南的鲁涤平、何键等都大批贩毒。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等，也不时将烟土东运。长江江面经常有军阀们的烟土船，一船烟土东下，一船枪械西上。当时割据一方、占山为王的军阀、兵痞，卷入贩烟活动之普遍，从广西柳州驻军也可见一斑。
据1932年担任柳州禁烟局长的陈雄回忆：30年代初，驻扎柳州的第七军，从军长廖磊到下面的师长、团长，“无不明目张胆地私运、私售、包运、包销鸦片”。陈雄到柳州上任后，曾专门调查过军队私贩烟上的情况，“从各方面报来的情报中得知，廖磊、罩连芳（师长）、罗活（团长）以及好些军官的住宅，甚至军、师、团部里，无一处不藏有私烟。”
有的军阀部队往往不发军饷，而代之以烟土。军队开到哪里，就把烟土带到那里。如唐继尧的滇军进入广西时，就带着很多鸦片。即便是1915年入川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滇军，也以烟代饷。从1915年到1916年，随军陆续运进四川将近500驮的烟土，每驮两箱，每箱1000两，共计约100万两。地方军阀贩卖鸦片敛钱，掌握了中央政权的军阀也想靠鸦片贩卖生财。
1924年，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有的人于次年2月公然主张鸦片由临时政府“公卖”。据说提出的理由是：（1）中央财政困难，赖此可以筹款；（2）各省私贩鸦片，政府无法禁阻，不如明定官卖，寓禁于征。此项提案提交阁议后，遭到多数反对。中华民国拒毒会和上海各公团所组织的拒毒协会，先后警告段祺瑞政府，反对鸦片公卖。
当时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影响很大的《东方杂志》，刊出愈之的《鸦片问题》一文，提出：“就现在情势而论，即使实行公卖，所得财源，各省势必截收，中央仍无所获，所以实际上有百害而无一利……。自日内瓦会议以后，我国禁烟有名无实，已为全世界所共知。此后如何实行禁绝，如何禁止军人私卖，都是有关于民族体面的大问题……”
民国时期的鸦片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愈之指出的“军人私卖”，就在于各地军阀要靠贩卖鸦片攫取暴利，大发横财，扩充势力，就在于军阀政府支持鸦片贸易。民国烟祸甚于清代，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国民党“寓禁于征”。
对鸦片“寓禁于征”，北洋军阀时期就开始这样做了。“寓禁于征”是个幌子，实际就是巧立名目，广征烟税。如种烟要按所种窝数征收“窝税”，不种则要罚交“懒税”，不管种与不种，都要上税，等等。从鸦片种植到炼制、运销、零售、吸食，每个环节都有税。这就使鸦片的生产、贸易、消费合法化。
国民党政府在1927年建立后不久，居然就效法北洋军阀，实行了“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这就是在中央及各地设立禁烟查缉机关，其职责不是取缔一切种、贩、吸烟活动，而是负责征收鸦片税。只要是交纳鸦片税，种罂粟者可以自由地种；贩烟土者自可公开地贩；吸大烟者自可自在地吸。据制定这个政策的人解释，鸦片的生产、贸易和消费，与其让它处于秘密状态，不如让它公开化，公开了，便于控制它，限制它，逐渐禁止它。
据1931年7月5日《申报》报道，福建省设立了禁烟查缉处，马江船政局局长袁缙为处长。查缉处规定了全省各市、县的鸦片税额，实行“招商承包”。此决定一宣布，前来接洽承包者，络绎不绝，大有户限为穿之概。其中福州、厦门两市均规定，每月税额10万元。但有些人仍认为是“绝好机会”，纷纷鸠集资金准备承包。一时街谈巷议，都说鸦片要开禁了。
“寓禁于征”的政策公诸于众后，“举国惶惑”，既而舆论大哗。据1931年7月3日《申报》载，各地拒毒团体、民众团体及国民党很多地方党部都纷纷提出抗议，函电交驰，认为“寓禁于征”政策是“饮鸩止渴”，是国家之耻辱，坚决要求制止设立禁烟查缉处，对鸦片实行“完全禁绝政策”。
1931年7月5日，上海市商会通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措词颇为激烈：近自禁烟查缉处设立，全国舆论，均以为实系变相之开放。盖禁烟扼要政策，即在禁种禁运。如果扬子江上游产土各省果能严令禁种，或堵塞来源，则吸者无从购求，不禁自绝。舆论均谓查缉其名，而官鬻其实……
上海市商会的通电进而指出：先总理中山先生说过，凡主张法律准许鸦片营业，或对贩卖鸦片之恶势力表示屈服，均为“民意之公敌”。这无异于说，国民党政府实行“寓禁于征”是违背了先总理遗训，是“民意之公敌”。
国民党政府为何冒天下之大不匙，实行“寓禁于征”呢？《申报》的一篇文章揭露了这个秘密。该报1931年7月2日刊有《禁烟政策之收入估计》一文，内称：外人估计禁烟政策，五省可年收一万万。唯查缉机关，分设太多，公费至少须耗去半数。又据拒毒会调查，中国近来有烟瘾者，至少在五百万人，至山、陕、冀、察、绥、热服代用品者，其数实超过于五百万。每人年纳税二十元，即有二万万收入，足担中国全部军饷之半数。
实行“寓禁于征”，每年可收入2亿元烟税，国民党军队军饷的一半就有了着落。国民党政府宁肯被千万人唾骂，也不肯轻易放弃这笔巨款。
至1931年7月9日，各地拒毒团体、民众团体及国民党各地方党部，对鸦片变相公卖函电抗议者，已不下数百次。美国拒毒领袖拉蒙德女士也于7月8日致电中华民国拒毒会，对中国禁烟政策提出意见。其意见书中译文载7月9日《申报》：闻中国政府，现正设立鸦片公卖机关，以管理及销售鸦片，并从中抽税，以裕国课，……中国在帝制统治之下，尚能积极奋斗，铲除罂粟之种植，而当今国民政府，反不能出其同样力量，以保障人民之生命与幸福，则岂非专制政府之不如？
在对“寓禁于征”政策的一片反对声中，福建省政府于7月上旬致电国民政府内政部，请求解释设立禁烟查缉处意义何在。内政部官员觉得问题棘手，便推给了行政院。行政院答道：查缉处是要取消的，对鸦片还是要继续禁种、禁运、禁售、禁吸的。国民政府所以忍痛割爱，答应将鸦片查缉处取消，据分析原因有三：
一是舆论谴责国民党政府名曰禁烟，实为开放烟禁，鸦片公卖；
二是各省查缉机关招商承包，搞得“秽声四布”、“腾笑中外”；
三是鸦片公卖以后，各级查缉机关的官员和烟贩获利最大，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得利益，远不如估计的那么大。上海原估计月可收入百万，实际不及半数。从1936年至1940年，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所谓“六年禁绝计划”，似乎雷厉风行地搞了一阵，也枪毙了一批烟犯。由于国民党军政机关的腐败，使“禁政”成为“弊政”，这是后文要详细叙述的。
烟毒泛滥沦陷区
在民国时期中国鸦片市场上，在帝国主义贩毒者中，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极其凶狠的竞争者。它制造和贩卖红丸，心计之毒，手段之辣，连英、法、美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折服。随着侵华战争的爆发和日军的推进，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贩毒活动肆无忌惮，达于极点。
据抗战胜利后被关押的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组织部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委员，伪国民政府实业部长梅思平在狱中写下的《处理禁烟之经过》的笔供，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贩毒内幕是这样的：
贩卖鸦片是日本特工工作的一种手段。1937年以前，日本在华驻军、使领馆及特务机关即指使日本等浪人制造毒品和贩卖烟土，并责其深入各地，勾结中国的地痞、流氓甚至丧尽天良的官吏，探取种种情报，向军部、使领馆、特务机关汇报。1937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在华占地日广，利用烟毒刺探情报自是变本加厉，除了利用日本等浪人外，日军尤其是宪兵还进而直接利用中国贩毒痞棍，使其为日本搜集情报。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高级官员还制订有在华贩卖鸦片的系统计划。这就是在其所侵占的年蒙，鼓励大量种植鸦片。日本贩卖鸦片所得收入先解东京，由大藏省支配，大藏省截留其中的一部分，用以解救日本自侵华战争以来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
1938年，梁鸿志为首的伪政权南京维新政府成立后，在日本最高顾问原田中将的授意下，设立了所谓戒烟总局，其下设分局，准许开烟馆。戒烟总局开办了叫做宏济善堂的鸦片公司，由日本人里见甫和中国人盛文颐（盛宣怀之侄，人称盛老三）负责。它设中央行于上海虹口，设地方行于上海、南京、苏州、无锡、镇江、芜湖、杭州、松江等地。苏、浙、皖三省鸦片贸易由其独家经营。
开始时，宏济善堂贩卖的鸦片由日本三井洋行自伊朗等国运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来源被切断，改从中国东北、内蒙等地采购。宏济善堂1940年约销鸦片500万两；1941—1943年3年共销1150万两。历年贩卖鸦片所得，宏济善堂中央行留下极少部分，其余直接解东京。日本政府每月从中拨政费20万元，余下的留作东条英机内阁的机密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