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经营烟土这一行，称为“特业”，从事特业的商人，称为“特商”。向特商征收的税，称为“特税”。名称都冠冕堂皇。
特商特别在哪里呢？除了经营的货物是毒品以外，还有三点：跟官僚、军阀及社会上恶势力勾结特别紧密；特别富于冒险精神；特别容易暴富。现介绍一些著名的特商。
（1）重庆的曾俊臣
曾俊臣原是盐帮学徒出身，从事盐业30年之久，当过10多年重庆盐帮会长。1935年至1939年从事特业，短短5年，获得巨额暴利。据他自己说，他当时是“川帮‘特商’中最有名的巨户”。
曾俊臣长期经营盐业，有着复杂的社会联系。他跟当时主管地方财政、税收、军需等部门的大小官吏和驻军上层过从甚密。特别是，他在盐帮会长任上，为刘湘一伙垫军饷，邀“包袱”（代为索贿），深得刘湘等人信任。曾俊臣曾夸口说：“在刘甫公（刘湘号甫澄）面前，我犯了事该杀头的，关三个月可以了事；该关三个月的，打个哈哈就算了。”
后来，曾还结纳了一些国民党中央要员，如贺国光、徐源泉等人。因他有手腕，后台硬，所以从事特业很快闯出局面。
1935年下半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公开招商经营待业，给以专办鸦片进出口运销、代客买卖、报关上税等垄断特权，以鼓励特业，增加烟税。同时实行“公运”、“公栈”来防止烟土走私。乘此机会，曾俊臣和李春江（货物税局局长，后来两次任四川禁烟总局局长）、石竹轩（四川大盐商、烟贩，川盐银行常务董事兼经理）合伙组织了一家土行。以三个“金”字合起来，取名“鑫记”。股本总额10来万元。
起初，鑫记土行一年仅做几百、上千担生意。后来，一年最多做一二万担生意。帐面资金总额最多时达二三千万元。土行在各地存货最多时达1万担以上（1000担可供30万人吸一年）。
鑫记土行开张2年多，总计获暴利200万元。有一次股东分红，所得红利为股本8倍。职工（仅10几个人）的花红也发了七八万元。
1937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实行鸦片“统收统销”。成立统收处，将收到的烟土加上利润作价交给禁烟总局。禁烟总局每月将烟土逐级分摊下去，直到每保每甲和每个烟民，强迫派销。烟土生意为官方垄断，鑫记土行只得关门。
一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政策改变，取消官方垄断，允许商营。鑫记土行跟成都帮周云章、江津帮王政平等10多家土行合并，成立庆康土行，扩大经营。周云章是川西著名的恶霸地主，在西南原有不少分庄，并有二十军邓锡侯部的师长谢德堪作后台。
鑫记跟周云章等人的土行合并，组成庆康后，资本扩充为200万元，在省内各产、销区开了40几个码头的分庄，几乎全部控制了川省烟土的内销。同时发展了省外的业务。职工有一二百名，另有加工烟土的烟匠几十人。仅一年左右时间，就在省内外各码头购买烟土2万多担，其中单在贵州就买了8000多担。
从鑫记创办到庆康结束，不到5年，就获利五六百万元。曾俊臣作为庆康的经理，获得了鸦片大王之称。曾俊臣跟人谈到他拥有的财产时说：胜利银行和蜀益烟草公司是他独资经营；川盐、美丰、川康等11家银行，他参加大股；另有几十家公司、商号，他是股东；他在威远、重庆、成都的田地，每年可收租几千担。连他的徒弟王政平，也跟着他贩烟而成巨商。
曾俊臣赚钱的主要法门是结纳权贵，将其拉入贩烟冒险事业。这正如他30年以后所说：“我同当时军政界的权贵们，特别是主办财政、税收的所谓‘禁政’的一次人交往密切，就利用他们替我撑腰壮胆，在经营过程中排除种种障碍。此外由于这个生意又有他们在股，大家利害相共，所以官商之间，里里外外声气相通，一切行事也就无往而不利。”
例如，鑫记土行开办的第二年，曾俊臣趁新货收获、市疲价低，大量进货。但是吃胀了，行市还未涨动。曾俊臣有点紧张，就乘飞机到成都，找鑫记的股东，当时任川省禁烟总局局长的李春江摸情况。李详细告诉他当时川省烟土产量和省内外销量等数字，及当局的政策方针。
曾俊臣听后放下心来，认为产不足销，一定看涨。于是决定继续买进。后来销路果然好了，当局又增了税，很多人乘机抢购，掀起了大涨风。曾俊臣抛出存货，获得每天近10万元的暴利。那次增税前半个月，就有一个叫唐华的人，将增税的经济情报透露给曾俊臣。唐华那时任二十一军军部财政处长。
曾俊臣得报，立即将原来借给四川省财政厅长刘航琛的几百万元期票，连同代云南帮垫的借款，一齐抵作预交烟税。10月19日果然成都来电，从次日起，每担烟土税由原来的300元，增加到700元。这个消息当天被重庆查烟查缉处处长周克明走漏出去，全城烟商竞相预交烟税，2个小时交库税款达200多万元。省方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宣布预交税无效，必须按新税率补交。
禁烟总局局长李春江特地从成都到重庆来处理此事。因李是鑫记土行股东，鑫记交的税又是在增税前半个月就办好了手续的，便没有补税。按新税率，鑫记少交三四十万元的税。事后，曾俊臣送了唐华5万元的“包袱”。
（2）沪上鸦片巨商
上海的鸦片市场被广东潮州籍的烟商垄断达60年以上。潮籍烟商中最著名的是郑四太爷和郭子彬，他们都是百万富翁。另有一些人也积资至数十万。郑四太爷是上海明星电影制片公司老板兼导演郑正秋的祖父。他周围团聚了一批江湖上人，如武馆教头等，很有一些势力，因而成了上海的潮州人的领袖人物。
英帝国主义看中了他，委托他推销鸦片。他由此而发财致富。不少潮籍商人，凭借郑四太爷的关系，转而经营烟土，形成强大的潮州鸦片集团。在国民党实行鸦片专卖之前，郑四太爷创办的郑洽记始终是上海最大的土行之一。
郭子彬，厨子出身。后来开办了郭鸿泰土店。他经营有方，亲自站柜台，在烟民中颇有信用。他的柜台上每天蹲着一只白猫，很多顾客就以白猫为记，买烟土要买柜台上蹲着白猫的土店的。郭鸿泰逐渐跟郑洽记齐名沪上。
除郑、郭两家外，郑永康、郑宝成、郑宝泰、李裕康、陈源大、陈有利、蔡益源等，都是潮州籍的沪上鸦片巨富。潮州烟商从怡和、沙逊、哈同及后来的洋药公司购进烟土，加工成熟膏，以批发或零售方式在上海英租界、华界及浦东等地区销售。另外，还把烟土运至长江流域各省推销。潮商各有各的运销路线和范围。如李裕康专走安徽线，郑永康专走镇江线，等等。
潮籍烟商跟英帝国主义勾得很紧，但不敢跟日本人打交道，他们吃过日本人的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潮州烟商跟上海法租界捕房华人翻译范回春合办的胜洋洋行，本来为法国推销云土烟膏。后见红土销路好，就跟一个日本鸦片商人签订合同，委托日商代购红土200箱。合同上不能写红土一词，便以“发电机”代替。先交定金的60％。
日商如期交货，打开一看，是一台破旧发电机。潮商提出控告，官司打到公共租界的日本法官处，不用说，败诉的是潮商。潮商还要补交40％的货款。胜洋洋行经不起这样的波折，于是倒闭。“胜洋”成了“败洋”。
潮商得了教训，决定直接到伊朗采购鸦片。大约在1920年，潮州烟商跟挪威商船的华人买办、潮州人郑宜宾合作，筹集现款100万元，组成信远公司。郑宜宾任经理。他向挪威买了一艘2000吨的旧轮船，取名“亚琛”号。郑宜宾亲自乘着这艘船，到伊朗购回了500箱红土。
船离上海不远，突然接到上海英租界当局通知，红土不能运进租界（事先曾与上海英租界打通关节）。郑宜宾在海上进退失据，一筹莫展。信远公司的股东们，通过山东政客刘大同，买通了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亚琛”号于是开到青岛。渤海舰队因内部分赃不均，发生内讧。温树德要“亚琛”号马上驶离青岛。
信远公司又出重金买通驻扎淞沪的浙军第四师陈乐山部，把“亚琛”号开到吴淞口，把全部鸦片存放在该师在龙华的炮兵团部。不久，卢永祥、齐燮元在上海一带开仗，信远公司不得不再出一大笔钱，通过杜月笙疏通，把红土运进法租界。信远的这批红土虽然经过很多波折和风险才运进上海，但仍获利甚丰。
当信远公司的第二批红土由伊朗运回上海时，法租界变了卦，不准“亚琛”号将烟土运进法租界。郑宜宾大使手腕，买通了进驻上海的张宗昌部第一旅旅长程国瑞，将红土全部存放在吴淞炮台。交换条件是，郑宜宾负责在上海为程国瑞推销从北方带来的大批边土（热河等地产）。
信远公司解散后，另成立了规模更大的公平公司，资金1000万元，股东包括全部潮籍烟商，仍由郑宜宾任经理。公平公司成了上海烟土托拉斯，所有土行、土店存货，统统交给公司经销。每天公司开盘挂牌，公布鸦片市价，由各土行、土店承销发卖。
正当公司经理郑宜宾盘算着如何扩大鸦片经营，待财力更加雄厚时，转而投资银行、工厂等等之时，公司从伊朗运回的第一批红土，竟因不能熬成熟膏（俗称“过笼”），不能销售。郑宜宾几次派人到伊朗交涉，都无济干事，只得以很低价格卖给日本人，供其炼制红丸。公平公司受了巨大打击，很快倒闭。上海的潮州烟商的势力由极盛而迅速衰落。烟馆营业。
解放以前，无论产烟区还是非产烟区，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都有很多烟馆。
四川全省每个县、每个乡，以至每个小角落，都有烟馆。外乡人来到四川偏僻乡间，白天找不到饭店，可到烟馆弄饭吃；夜间找不到旅店，可找烟馆借宿。在当时的四川，找烟馆比找旅馆、饭店还来得容易。刘湘的二十一军有个主办禁烟事务的种长，叫王锡圭，编有一篇描写四川烟馆和烟民的短文。文章开头说“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
四川的一些城市，每条街都有几爿烟馆。除烟馆专做出售熟膏（生烟土煮成）的生意外，其他很多行业都兼做这种生意。
旅馆附设烟馆。重庆龙王庙新川大旅馆，是烟商刘显卿所办，旅馆内就设有烟馆。重庆商会附近的嘉陵大旅馆、沙利文旅馆，磁器街的东南大旅馆，等等，都辟有几间房间专门售烟。四川很少有不附设烟馆的旅馆。
浴室附设烟馆。重庆公园路有个名叫“其春”的高级浴室，内设烟室一，专供顾客浴后吸烟。
妓院附设烟馆。妓院除用纸烟招待光顾者外，还提供鸦片烟具、烟膏供其吸用。这一点，是全国各地妓院通例，不独川省为然。
轮船附设烟馆。乘坐重庆到泸州等地的轮船，特别是重庆到宜昌的轮船，一上船，茶房便问：“你是否需要烟盘？”
船启航时，满船旅客已在吞云吐雾。
此外，还有流动烟馆。万县以下，长江两岸，当纤夫走过上滩地方的沙岸时，常常见到地上摆着烟膏、烟具。嘉陵江、沱江、岷江两岸也有人做这种生意。纤夫多数吸烟，上滩时吸几口，可以提提精神。四川峨嵋山上，常有和尚手提小箱，带着烟灯、烟膏。而在峨嵋山峻险处专门背人游山的苦力，一般都染有烟癖。和尚就专门做他们的生意。有人说：“四川山之崖、水之滨，都有烟馆。”
20年代初，上海法租界有规模较大的土行12家，中小土店40家，规模较小的烟馆“多到难以计算”。又据《中国黑幕大观》一书披露，沪上某租界某某里（原书没有言明），在通衢大道之旁，出入很方便。有一名记者无事闲游，沿某某里自南向北走，见左手转弯一条弄堂内，进出之人很多，各色人等都有。而且有一些做小生意的人聚集在这里，争相招待顾客。
记者觉得很奇怪：何来这热闹场所？于是随着众人往里走，至弄底一家，门朝东，门灯耀眼。嘈杂之声从门内传出，宛如菜场早市。一进门，异香扑鼻，阵阵不绝，几乎使记者已戒十余年之老瘾怦怦欲动，滴下口水。记者杂入众人中，至天井内，举目四望，见左厢云雾迷漫。走进去，有两间屋子，皆横陈无帐床榻三张。只见灯光荧荧，呼吸声簌簌。再往里走，又有两间这样的屋子。一些初次光顾者连连称赞：“好货，好货！”
银饼纸币，大把大把地抛，毫不足惜。登梯上楼，楼上也是如此。记者目睹租界地面这条弄内，共有八家烟馆。
天津烟馆多在日租界和法租界。此地毗连华界，而又人口稠密，烟膏生意兴隆。尤以日租界旭街北烟馆最多。烟馆有上、中等之分。上等烟馆专门向上流社会开放，价格甚昂，以一元起码，非有身份之人不得入。中等烟馆为社会下层开放，以四五角起码。天津地面广大，租界又多，须得有人介绍或引路，否则既难寻觅，又难入门。
日租界烟馆好找些，多于门外贴一红纸，上书某某部（茶馆名）、某某班（妓院）、妓女某某下处（寓所）等字样。亦有“黑籍”（吸毒）、“温柔”（宿娼）并作一乡，以楼上为烟馆，楼下为妓馆；用妓馆吸引瘾民（烟客），用妓馆掩护烟馆。
在禁烟时期，烟馆不敢明目张胆地营业，而要挂羊头卖狗肉。旧时上海法租界或英法租界交界处，凡类似烟纸铺者，皆是烟馆。其招牌暗用标志，个中人一望便知。凡用下列招牌的，均为烟馆：春生轩、老季吴氏、美泰、广昌号、林记、勃郎林、相记、昌记、明春、季吴氏、广福和、金和公、三溢公司、长泰、养寿年、双狮牌记、双鹰牌记。
另外，这些地下烟馆，室内一般挂有门帘，上书“由此出入”。实际告诉人，凡须吸鸦片或挑烟膏者，可由此入内。也有写：“大新街（或正丰街）移此”，及“代售戒烟胶丸”等字样的。烟民或挑烟膏者看到这样的暗语，便径往里走。
下面讲讲烟馆供应的烟土种类及烟馆弄虚作假的办法
1937年7月初，广东省在各县设查禁委员，各县售吸所处于各县查禁委员监督管理之下。广东第九区（海南岛）各县、市一般都有售吸所七八处至10多处。琼山是大县，仅海口市和琼山就有21所，县内各市镇另有12处，共33处。各售吸所供应的烟土有：
（1）中等货
即普通烟土。由贵州、广西两省采购来，每两价1.2元。在海南岛熬成烟膏出售，每两价4元至4.5元。比其他烟土便宜，故销路最广。
（2）上等货
又“竹壳枕货”。从云南购入，每两价一至五六角。烟味浓郁，但来源困难。由广东省禁烟局每月搭配供应各区，有时三成上等烟土，搭七成中等烟土。有时四成上等烟土，搭六成中等烟土。
（3）金山装
又叫“锡条货”（外形像牙膏，薄锡包装）。由香港走私而来。有三钱三分装和一两装两种。每两价12至13元，而且要用名贵的人参水熬制。只有官僚、富商、地主吸食得起，一般烟民不敢问津。
（4）陈福记
有新、老陈福记之分。都用薄黄铜制成扁形盒，有一两装、二两装、三两装三种。老陈福记盒面印有双狮商标，故又叫老陈福记狮唛。新陈福记盒面光滑，无装饰图样。老陈福记由广州湾陈学谈的三友公司制造，新陈福记由广州湾戴朝恩、袁学伟的福记公司制造。两种陈福记烟土每两价四五元，销路很畅。
（5）波斯货
也叫波斯烟土。从伊朗采购，每两只花五六角钱。在广东抛售，每两1，2元至1.3元，可得一倍利。烟味比贵州、广西烟土浓厚，价钱较低，一般烟民乐于吸食，有时供不应求。
第九区各售吸所，每天销售烟膏十二三两到20两。每隔三四天到专门熬制烟膏的区土膏店领膏一次。区土膏店煎膏时，如煎广西和贵州烟土，要掺30％的烟料。如煎云南烟土，要掺40％甚至一半烟料。掺烟料，实际是掺假。其中有香港运进的“波斯料”及猪皮膏。波斯料每两2角，颜色跟烟屎差不多。
猪皮膏价钱跟波斯膏一样。这种烟料不能掺入烟土同煎，只能充入煎好后的洋膏。当时第九区的土膏店每月承销烟土定额为3万两，加入烟料以三成计算，即9000两，连烟土共3.9万两。每两烟土1.2元，每两烟料2角，成本合计3.78万元。每两烟膏价4.5元，3.9万两即值12.285万元。除去40％的烟税，每月可获纯利5万多元。
而售吸所从土膏店领回烟膏以后，还要再掺入猪皮膏或波斯膏三成左右。另外，售吸所每销售100两膏，可收回40两烟灰，每两烟灰价3元。售吸所每月将烟灰收集起来，卖给区土膏店时，常常掺入二三成波斯料。一处售吸所，一个月若销300两烟膏，施展种种手法，大约可获利近千元。
区土膏店和售吸所，你糊弄他，他糊弄你；最后被糊弄者是鸦片吸食者。这些舞弊现象还是在区禁烟专员和县禁烟委员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呢，有时甚至是“专员”、“委员”跟土膏店、售吸所串通作弊。
广东省各售吸所招徕生意的一个“高招”，是雇用下等妓女或私娼招待烟客，广东人称这类妓女、私娼为“烟花”。广州市的花地和芳村，海南岛海口市的白沙区和竹林村，琼东县的嘉积市，海康县的南门外，高州的梅菉市，电白县的水东市，阳江县的织菉市，台山县的新昌市，曲江县的东西河坝，汕头市的郊区，饶平县的黄岗市等地，都有烟花。大的售吸所用四五名，小的用二三名。
烟馆要向“禁烟”机关交两种税，一为销售税，一为红灯税。销售税就是出售熟膏（供烟民回家吸）所交的税。红灯税，是指烟馆内点着红灯供人吸烟所交的税。出售每两熟膏应交的销售税，是出售每两生烟应交税的一倍。红灯税按床位计算，每张床点一盏红灯，每月应交税是每个烟民每月应交税的一倍。生烟税和烟民税并不固定，因而烟馆销售税和红灯税也是经常变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