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上鸦片烟瘾的，有男女老幼（婴），有各行各业的人们。
穷苦的劳动者受鸦片毒害的，也为数甚众。他们因抽大烟，不仅耗尽了仅有的、可怜的一点钱财，而且耗干了自己的精力。
四川瘾民有多少
解放前，吸鸦片在四川很是普遍。有烟瘾的人不用说了，就是跟鸦片无缘的人，家中也必备灯盘和烟膏，为的是随时招待来客。用鸦片待客，就像给客人沏茶递纸烟一样，是一种起码的礼节。如不摆灯盘，不烧鸦片，会被认为是怠慢客人。
四川吸食鸦片成风，还可以从两首打油诗得到说明。30年代，重庆白象街住着一名律师，名叫吴学礼。不仅他自己吸鸦片，而且他的妻子，他的父亲、母亲，他的舅子，都吸鸦片。一家五口，无一例外。每天上午11点，全家人仍高卧不起。有位小学校长叫刘锡安，与他同院，见此情景，诗兴大发，口占打油诗两首。一曰：“律师吴学礼，日高犹未起。川膏与云膏，一天几两几？”
一云：“一家五个人，个个点烟灯。神仙吹玉笛，香雾帐中腾。”
像吴学礼家人人抽大烟这样的事，在四川并不罕见。
四川有一些地主、资本家，就怕子弟嫖和赌，而不怕子弟抽鸦片。因出去嫖会把身体糟蹋了，赌会把家财输光了。抽鸦片虽然也耗费钱财，但他们确信，像他们那样大户人家，不会因抽鸦片抽穷了。例如：重庆有个有名的地主叫胡敬六，家住绣壁街550号，每年可收7000担租子。他仅有一子，名叫胡静云。
胡敬六很溺爱这个独子，为把儿子圈在家里，便怂恿他抽鸦片，还请族人、亲戚出面，引诱自己的儿子抽鸦片。胡敬六以为，染上烟癖，就不会出去嫖和赌了，他的家业也就守住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儿子始终没有上瘾。为此，胡敬六还老大不高兴，认为：胡静云是不肖之子。
重庆还有一个叫杨少武的人，他跟人谈过，自己幼小时，父亲千方百计要他抽鸦片，甚至许愿说，谁引诱他儿子抽鸦片，并且成瘾，他将重重答谢。四川瘾民有多少呢？民国时期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的文件曾公布过一个数字。
1917年至1934年，四川由军阀分防割据时期，该省瘾民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19。当时四川省人口有六千几百万，按这个比例计算，全省瘾民至少有310万。这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而不是夸大了的数字。本书《前言》引用《盛京日报》的材料说，1930年时，四川有瘾民4000万。
机关里抽大烟
国民党政府从下级机关到高级机关，官员、职员抽大烟的不少。有的衙门以内就摆着灯盘，当官的竟堂而皇之地在衙署内烧烟。
有个叫徐剑秋的人，曾当过四川省理番县县长。他终日一榻横陈，连公文也要吩咐人捧到烟榻前阅看、处理。靖化县有一名县长叫刘绍绪，人称他当县长时，靖化县府有12支枪，除他本人是老枪外，15名职员中，有11人是瘾客。
四川省各机关因公务人员抽大烟的多，上午11点还没有人上班。有一段时间，四川曾发起准时上班运动，规定上午8时上班，12时下班，下午2时到6时办公，要求公务人员不要迟到早退。但不过是会上喊喊而已，公务人员的积习是难以改变的。
1937年，四川省政府规定各机关公务人员出具不吸鸦片的保证书，但高级官员不在此例。1938年，四川省府又对各机关公务人员是否抽烟进行了一次大检查。重庆区检验大员是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70多岁的褚慧生。他亲自带领两名医生，一个机关一个机关地检查。每到一处，便坐在办公桌前，让两名医生分站两旁，秘书一人执笔记录。
机关职员排成单行，缓步走向办公桌前，一名医生察看职员脸色，看是否带有“烟容”（抽鸦片者面孔黛黑）。另一名医生检查职员瞳孔，看是否放大。根据医生检查，判断这个职员是否吸鸦片，并把结论在名册上注明。如被怀疑吸烟，该职员所在机关便要将其送戒烟医院，作进一步检查。但这不过是演戏而已。己不正焉能正人？高级官员吸烟，又怎样去号召低级官员戒烟？低级官员烟瘾很深，又怎能给公务人员做禁烟表率？
曾任国民党重庆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主管四川禁烟的杨永泰，家中就常点着烟灯。一次，有人去找他，他摆着烟盘，点着烟灯，躺在榻上，边吸边对人说：“烟有百害，吸上了瘾，就等于废人。但利害是相循的，最坏的事，亦有好处可取。
烟的功用，有几个字，就是：‘却小病，伴寂寞，助思考。’人患伤风咳嗽小疾病时，吸几口烟，立时可愈，比服药还见效一些。当无聊时，感觉苦闷，尤其是风雨之夕，故人不来，一榻横陈，挑灯作伴，有无穷乐趣。要用脑筋，研究问题，如思想滞湿，吸一点烟，神经受着刺激，立即心花怒发，左右逢源，可助思维。这是烟的功用，不过功用很小，害处太大，我们应该把它禁绝。”
杨永泰口称鸦片“功用很小”，“烟有百害”，实际着力渲染的是一榻横陈的“无穷乐趣”。禁烟大员对鸦片这样欣赏、这样嗜好，“禁绝”云云，不过是骗骗人而已。
《中国黑幕大观》一书曾揭露过这样一件事：某省警察厅长某某，自上任后，办理禁烟，雷厉风行，不遗余力，据说瘾民们畏之如虎，无不躲到他乡去吸烟。有一个绅士，到省城有事，烟瘾大发，涕泗横流，找不到过烟瘾的所在。他找到一位朋友，口称“救命”。朋友大惊，忙问何事。绅士诉说了无处过烟瘾之苦，朋友说：“这事不难，但要守口如瓶。”
绅士被朋友领到一个地方，只见墙高屋峻，声势煊赫。到了门口，绅士惊问：“这不是某机关的后门吗？”
朋友急忙制止说：“叫你不要作声，你怎么又开口了？”
绅士缄默不语。进到里面，茶几、烟榻都用红木制做，烟具精良，仆人侍候很周到。才抽了几口烟，就觉得烟味醇馥，远非一般烟膏可比。吸毕，朋友掏出银币五枚。当他们刚要出门时，警察厅长某某亦昂然步入，登榻吸烟。绅士和朋友出了门，朋友告诫绅士：“你千万不要张扬出去。你若讲出去，定于你大为不利。”
警察厅长某某之流，一边喊着“禁烟”，一边大吸其烟，真是绝妙讽刺。
青少年成老枪
《民国春秋》杂志1987年第4期封三，刊登了一组题为《罂粟遍地种，烟馆随处见——民国时期丑恶社会现象之一》的照片。其中有一幅的文字说明是：“青年女子也成了老枪。”
照片上，两个剪着齐耳短发，眉清目秀，大约十七八岁的女子，手执烟枪，斜躺在一张烟榻上，如痴如醉地吸着鸦片。今天的读者看到此景此情，对这两个深受鸦片毒害而不能自拔的女瘾客，一方面会“怒其不争”，另一方面，恐怕会多少表示同情，因为她们也是旧社会的受害者。
徐铸成《报海忆旧》一书中讲到了一件事，更是触目惊心。
解放前湖北省教育厅有一位姓向的视学，一次去鄂西最大的一个县城视察。上午9点早过，这个县城还沉睡未醒，一片寂静。若不是有一名更夫，一面敲着锣，一面穿街过巷呼叫“9点敲过了，该起床了！”
这个县城简直如同死了一般。而这个更夫，也不断打着呵欠，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姓向的视学去视察县城最大的中学，学生、教师9点半才懒洋洋地踱进教室。因为省城来人视察的关系，只得强打精神，但他们仍然呵欠连天。姓向的视学检查完学生的上课，又去巡视学员的宿舍。
只见每张床铺都铺着白色的新被单，显然校方对他前来视察，早有准备。走近一张床仔细一看，发现被单上有焦洞。掀起床单一角，原来床下藏着一副烟盘。又查了几张床，差不多都有这套家伙。负责管理学生宿舍的舍监先生很是尴尬，讪讪地说：“这是多年留下的恶习，我们正在设法劝戒。”
这哪里是学堂，简直成了烟馆。省教育厅视学来视察尚且如此，平日抽鸦片更是要抽得昏天黑地。
遁迹上海过烟瘾浙江绍兴有一个姓陈的瘾客，家颇富赡。因家乡严禁吸食鸦片，一经查获，有可能倾家荡产，于是偷偷去了上海，栖身于三马路某客栈45号。他在客栈畅怀大吸，觉得自由自在。时间一久，客栈中人都知道他是富家子弟，为吸烟而来。
一天，客栈来了一个客人，住44号，与姓陈的青年为毗邻。此人举止阔绰，而与姓陈的青年有同样嗜好。他从口袋里摸出10元钞票两张，托茶房代购精良烟具一副。烟具买来后，他打开西式皮箱，取出精铜烟盒，开始点灯吸烟，发出一阵阵“飕飕”的声响。
三四天以后，因嗜好相同，姓陈的青年便跟他熟识。这个客人自称是江苏昆山人，40岁，姓蒋。父亲曾任四川观察，饶于资财。自己染上烟瘾，不便在家吸食，特地来到上海。此行无他，专为过烟瘾而来。姓陈的青年一听，觉得彼此景况相同，于是跟44号客人更加亲昵。44号客人烟瘾颇大，每天须烧烟膏1两左右。
有时邀姓陈的青年同榻而吸，姓陈的青年觉得烟味浓厚，与市场上出售的一般烟膏大不相同。他想，自己每天烧四五钱烟膏，就要花费5元，44号客人量这么大，烟这么好，一天起码得开销10元。他怀着好奇心询问44号客人，所吸烟膏价格几何，回答说：“每天3元足够抽了。”
姓陈的青年笑了起来。表示不相信。44号客人说：“像这样的好烟膏，若从一般烟商手中购买，每两起码20元以上。我所以能买到价廉物美的烟膏，是因为别有秘密购烟地点。”
姓陈的青年向他打听这个秘密购烟地点，他笑而不答。姓陈青年一再询问，他才说：“本来不便泄露，因你我彼此至好，所以破例告诉你。然而老兄万不可再泄露他人，因此烟膏一旦售罄，我等便须吸市面上卖的普通烟。白克路有一个公馆，是前清一名中丞的别墅。
这个官员烟量极大，家中储有大量烟膏。前年夏天，他患鼓胀病去世。别墅中现只有一个30多岁的姨太太，和几名仆人、女佣、厨师、花匠居住。地下室藏的烟膏交给女佣掌管，由她成批出售。妇道人家，不知外界烟土昂贵到如此地步，故每两仅售3元。
只是妇人胆小，不敢轻易卖与人。非有稳实可靠如老弟者，决不让其登门问价。而且有一个规矩，每次售出，至少须600元以上。若零星拆卖，她是不愿意的。别墅大厅后有小室两间，备有全副极精致烟具，并陈列烟膏多种，任人尝试、畅吸。”
姓陈的青年听了这番话，心里想：这样的便宜货，别说600元，就是6000元亦不嫌多。而且在上海居住的绍兴人，吸烟者很多。一转手，可获厚利。因而催促44号客人带他前往。44号客人答应一两天以后一定带他去。
第三天晚饭后，两人过足烟瘾，雇来一辆马车。临行，44号客人问姓陈的青年带了多少钱，姓陈的青年告诉他，带的钞票、庄票足够了。44号客人微微颔首。上了车，过了泥城桥，天已漆黑，下着微雨。姓陈的青年坐在车中，只觉屡屡转弯。过了很长时间，车子在密林旁一幢白洋房前停了下来。两人下、车，走进别墅。
屋内陈设华丽，器具精美。一名20余岁的仆人将他们引至大厅后，那里果然有小屋两间。烟盘中罗列各色烟膏佳品。电灯光的的，使人目炫。茶几上排着四只小白瓷缸，上面都贴着红纸条，分别写着：“白皮公班膏”、“别直参汁公班膏”、“公班马谛和合膏”、“公班清膏”。定价每两均3元，44号客人说：“这些都可以尽量试吸，不费半文。”
姓陈的青年大喜，两人对榻吸了起来。刚吸完一筒，姓陈的青年顿觉天旋地转，渐渐失去知觉。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吴淞口外崇明沙滩上。再看看身上，原来穿的衣服被剥去，换上了破旧肮脏的衣裤。随身钞票、庄票、金表等物均沓无踪迹。他只得恳求路过此地的渔船船主，将他带回上海。找到客栈，方知外出己三天。询问客栈老板，44号客人何在，答道，那个自称姓蒋的住客，两日前已手提皮箱他去。
姓陈的绍兴青年，躲到上海吸鸦片，自以为到了自由世界。那知由于他涉世未深，又贪图便宜，结果上了大当。破财不说，险些送了性命。这件事，记载在钱可生《上海黑幕汇编》一书中。
“鸦片军队”
民国时期，不但军队贩鸦片普遍，而且吸鸦片普遍。阎锡山部下的士兵，都备有两支枪，一支是打仗用的钢枪，一支是抽鸦片的烟枪。打仗如遇阴雨天，烟枪点不着火，士兵过不了烟瘾，就精神委顿，要吃败仗。士兵抽鸦片是国民党当局头疼的一个问题。蒋介石为解决这个问题，曾借来高级官员脑袋一颗，但并无多大效果。
1944年，蒋介石召开黄山会议，检查各战区对日作战屡屡败北的原因。出席者有参谋总长何应钦以下，军事委员会所属各部部长，各战区司令长官，各总司令，及沦陷区省政府主席。
贺国光担任会议秘书长。八天会议，自始至终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头四天，由各战区司令长官报告打败仗之经过。后四天，查找失败原因及补救办法。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报告共九点。讲到最后一点时，他说：“兵的体质太差，四川所送去新兵，甚至有烟瘾，尚未戒除。”
蒋介石听了，立即吩咐侍卫长俞济时，打电话通知兵役署长程泽润即刻前来。程泽润到后，蒋介石顿着足将他骂了一通。随后，命军统局负责人，注意社会上关于兵役问题反映。
黄山会议散场后一个多星期，重庆警察局将中签的壮丁500余人，送到兵役署所属壮丁验收处。验收处的人知道黄山会议期间兵役署长程泽润受到严厉指责，所以这次验收壮丁，格外小心谨慎，就怕有过失。该处派医生将重庆警察局送来的壮丁逐一检查，发现5人染有烟癖。
这5人之中，还有一人曾在3个月前，顶替别的中签的壮丁来到壮丁验收处，后潜逃，这次被认出、查实。壮丁验收处将其严刑拷打，打得他遍体鳞伤。适有军统局特务从门外经过，听到了被打壮丁的惨叫之声。他在电话中将此事告知侍卫长俞济时，俞济时报告了蒋介石。
蒋介石叫俞济时打电话，通知总参谋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军法总监何成浚、军令部长徐永昌、办公厅主任贺国光，还有兵役署长程泽润，到曹家岩蒋介石公馆会齐，然后一同到壮丁验收处查看。果然见所有壮丁，都面黄肌瘦，一副烟容。蒋介石当即命令军法总监何成浚，派人把兵役署长程泽润押到军法总监部关起来，等候办罪。
蒋介石面带怒容，偕何应钦等人向军委会走去，径自上了楼，走进自己办公室。军法总监部的中将军法官余廷襄承办这个案件，他拟的处置办法，是将程泽润撤职，判徒刑三年。报告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拿起蓝铅笔，改为“枪毙”。在行刑之前，程泽润要求给他纸笔，书写遗言。他的遗言，后附在案卷末，约有400多字，最后两句是：“各战区屡打败仗，未必是我一人的罪。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一人判处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