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故所学即以汉学标名。然二百余年之中，其学术之变迁可分为四期。试述如左：

一为怀疑派。顺、康之交，治经之士若顾氏之于音韵，张氏之于《礼经》，臧氏之于故训，均有创始之功。说者以此为汉学之萌芽，不知汉学初兴，其征实之功悉由怀疑而入。如阎百诗之于古文《尚书》，始也疑其为伪作，继也遂穷其作伪之源。胡渭、黄宗炎之于《易图》，始也斥其为曲说，继也遂探其致误之由，于民间相承之说不复视为可从，其卓识为何如哉。且《书》、《易》而外，所辨尤多，有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而后宋儒说《诗》之书失其根据；有毛奇龄《四书改错》，而后宋儒释《论》、《孟》之书失其依傍；有万斯大《学礼质疑》，而后宋儒说《礼》之书不复宗为定论。盖宋学之行已历数百年之久，非惟不敢斥，抑且不敢疑，至胡、毛诸儒之书出，而无稽之说扫除廓清。始也疑其不可信，因疑而参互考验，因参互考验而所得之实证日益多，虽穿凿之谈、叫嚣之语时见于经说之中，然不为俗说所迷，归于自得，不得以采掇未纯而斥之也。是为汉学变迁第一期。

次为征实派。康、雍之间，为士者虽崇实学，然多逞空辩，与实事求是者不同。及江、戴之学兴于徽、歙，所学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且观其治学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征不信者矣。即嘉定三钱，于地舆、天算，各擅专长，博极群书，于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而段、王之学，溯源戴君，尤长训故，于史书诸子转相证明，或触类而长，所到冰释。即凌、陈、三胡，或条列典章，或诠释物类，亦复根据分明，条理融贯，耻于轻信而笃于深求，征实之学盖至是而达于极端矣。即惠氏之治《易》，江氏之治《尚书》，虽信古过深，曲为之原，谓传注之言坚确不易，然融会全经，各申义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律以江、戴之书，则彼此二派均以征实为指归，是为汉学变迁第二期。

次为丛缀派。自征实之学既昌，疏证群经，阐发无余，继其后者虽取精用弘，然精华既竭，好学之士欲树汉学之帜，不得不出于丛缀之一途，寻究古说，摭拾旧闻。此风既开，转相仿效，而拾骨襞积之学兴。一曰据守，笃信古训，局狭隘，不求于心，拘墟旧说，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二曰校雠，鸠集众本，互相纠核，或不求其端，任情删易，以失本真；三曰摭拾，书有佚编，旁搜博采，碎璧断圭，补苴成卷，然功力至繁，取资甚便，或不知鉴别，以赝为真；四曰涉猎，择其新奇，随时择录，或博览广稽，以俟心获，甚至考订一字，辨证一言，不顾全文，信此屈彼。此四派者非不绝浮游之空论，溯古学之真传，然所得至微，未能深造而有得，或学为人役，以供贵显有力者之求。是为汉学变迁第三期。

次为虚诬派。嘉、道之际，丛缀之学多出于文士，继则大江以南工文之士以小慧自矜，乃杂治西汉今文学，旁采谶纬以为名高。故常州之儒莫不理先汉之绝学，复博士之绪论，前有二庄，后有刘、宋，南方学者闻风兴起。及考其所学，大抵以空言相演，继以博辩。其说颇返于怀疑，然运之于虚而不能证之以实，或言之成理而不能持之有故。于学术合于今文者，莫不穿凿其词，曲说附会；于学术异于今文者，莫不巧加诋毁，以诬前儒，甚至颠倒群经以伸己见。其择术则至高而成书则至易，外托致用之名，中蹈揣摩之习，经术支离，以兹为甚。是为汉学变迁第四期。

要而论之，怀疑学派由思而学，征实学派则好学继以深思，及其末流，学有余而思不足，故丛缀学派已学而不思，若虚诬学派则又思而不学。四派虽殊，然穷其得失，大抵前二派属于进，后二派则流于退，丛缀学派为征实派之变相，而虚诬之学则又矫丛缀而入于怀疑，然前此之怀疑与征实相辅，此则与征实相违，不可谓非古今人不相及矣。譬之治国，怀疑学派在于除旧布新，旧国既亡而新邦普建，故科条未备而锐气方新；若征实学派是犹守成之主，百废俱兴，综核名实，威令严明；而丛缀学派又如郅治既隆，舍大纲而营末节，其经营创设不过繁文褥礼之微；虚诬学派则犹国力既虚，强自支厉，欲假富强之虚声以荧黎庶，然根本既倾则危亡之祸兆。此道、咸以还汉学所由不振也，悲夫！

[1] 录自《左盦外集》，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