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又名绂，字灿人，号双池。初能言，母江氏口授四子书五经，八岁悉成诵。自是读书禀母教，未尝从师，而以五经四子书为师。母没，闻父淹滞金陵，泣且往，劝父归，父曰：吾无家，安归。叱之返。归葬母后，无以自活，为景德镇画碗佣，且佣且读，旋教读于枫岭浦城。闻父卒，恸几绝，扶柩而归。先生二十以后，著书十余万言，旁及百氏九流，三十后尽烧之。自是凡有述作，息神庄坐，振笔直书。博极两汉、六代诸儒疏义，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学为归。六经皆有成书，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陈法、术数，无不究畅，卓然可传于世。所著《易经诠义》十五卷、《尚书诠义》十二卷、《诗经诠义》十五卷、《春秋集传》十六卷、《礼记章句》十卷、《或问》四卷、《参读礼志疑》二卷、《孝经章句》一卷、《乐经律吕通解》五卷、《乐经或问》三卷、《读阴符经》一卷、《读参同契》一卷、《读近思录》一卷、《读读书录》一卷、《先儒晤语》二卷、《山海经存》九卷、《理学逢原》十二卷、《诗韵析》六卷、《物诠》八卷、《芾略》四卷、《读困知记》一卷、《读问学录》一卷、《琴谱》一卷、《医林辑略探源》九卷、《戍笈谈兵》若干卷、《六壬数论》若干卷、《大风集》四卷、《文集》六卷、《诗集》六卷。

先生著书博而用功专，不求人知而功愈严焉。其言致知也，曰：有志格物，无物无理，随处目睹耳闻，手持足践，皆吾穷理之学，岂独经书。故朱子《补格物致知传》曰：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一即字已吃紧教人矣。格物不只是格一物便可贯通，亦非谓必穷尽天下之理。积累既多，自能洞澈。盖天下之理，同归殊途，一致百虑。只学者事事寻向里面去，由已然而想其当然，由当然而求其所以然，则源头必有相合处。所以积累既多，自能洞彻。故朱子曰：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至于豁然贯通，则虽未格之物、未穷之理，亦可一以贯之矣。然格物之学，非有终穷，纵使可以会通，遇事物犹须印证。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格致亦终身焉已。又《中庸》言学问思辨皆弗得、弗措，程子曰：若于一事上思未得，且别换一事思之。所言并非不同，盖《中庸》所言，困勉之用力宜如此也，程子所言，则为学之活法也。朱子《解学记》：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亦引此为说。谓心觉其难，不妨舍难而治易，易者既解，则难者亦因彼说印证参会。所谓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则必宽以居之，而后仁以行之也。致知力行，道问学之事，存养者，尊德性之事。朱子以《存养》一卷，置于致知克治之间，为旨微矣，曰：一为要者。一即人生而静之天也。无欲即无极，而太极之体也。主静立极，使静无一毫妄念参焉，故静虚矣。静虚则动直矣，未有静不虚而能动直者也。静虚，静故静也；动直，动亦静也。静而能虚，自无不明矣，明则无不照矣；动而能直，自无不公矣，公则无不及矣。此一字亦兼内外，该动静，而静为之主。无欲者亦自静而动，皆无一毫私妄，是乃为纯一之至。又曰：涵养者，如水之涵物，静以养之，则乐在其中。若急迫监押，则是苦其心而已，岂涵养之谓哉。又曰：人间百事，须是人为，人有此心，所以应事。今试自家体验，一念放逸，则一事过差，一事过差，则一物不得其所由。然人之有心，莫非得于天之实理。此心才放逸，则百邪攻之，天理不见，一检束，则天理炯然自存。此固可验之清夜之思、平旦之气也。是闲邪，则诚自存，原非在外，亦非邪与诚不两立也。闲邪而不存诚者，只欲杜绝外诱，而不求此心之安，则此杜绝外诱之心即为私心，而不足以见天理。故高者只如原思之克伐怨欲不行，下焉则入于佛氏之空寂，此不善闲邪者也。君子只是主一。主一者，外边整齐严肃，即内之所以提摄此心。然整齐严肃悉由于静，使此心既不之东，又不之西，是妄念不兴，未发之中，无所偏倚，片时境界，天清地宁矣。及其动也，此心既不之彼，又不之此，是能因物付物，而由中达外，皆中其节，体信达顺，老安少怀矣。是闲邪，则诚自存，盖此心之理非从外得也。其言克治也，曰：乾乾力行之体，损益力行之用。忿则惩之，欲则窒之，善则迁之，过则改之，皆乾乾以实心行之，欲其纯乎天而不杂以人也。人之行，不失之忿，则失之欲，不入于善，则出于过而已。不行不见，有得失一动于行，而得失见矣。损益之心不诚，损益之功不力，则凶害之悔且吝矣。故动不可不慎也。又曰：理、欲相为消长，欲消一分，则理长一分，欲尽而诚立矣。诚者，得于天之实理也。欲只是一欲，不外耳、目、口、鼻、四肢，动于欲，则为私欲，以流入于恶，有以节之，是之谓寡。咸归于则，则可谓之无，圣人非无欲也，归于天则，则不复谓之欲耳。又曰：己不外视、听、言、动，礼亦不过此。视、听、言、动之则，才出于礼，则谓之私。克去己私，则复贯通。而昔之所难者，亦解意通之矣。然则非弗得便措也，正欲其有相说以解时耳。若于蔽著时勉强去思，则反恐有牵强意见助长之病矣，且以类而推者，因其已知之理而又穷之也。如既识此字，复细玩此字之笔画，细辨此字之声音，又求解此字之字义，又推想此字何以一字数用，而音义各有不同，又穷究古人所以制此字之意义，所谓益穷之也。又古人言一草木皆须察，察得来皆有用处，且无非性命。只要会心，乡里若乡外，则只求多识，无当身心。如大军游骑，远而失所归矣。日读书不会疑，便是不会读，疑而不能悟，亦是不会读，总是未尝用心寻求。

先生又曰：格物之格训至，自程子始，然格字本有至到之训，如《书》言格于上下、格于皇天、格于上帝，皆至到之义。又如有苗来格、祖考来格，则又来字之义也。物如何格，《诗》云有物有则，上文致知，致字为推致之义甚明，则格物为穷至物理亦甚明矣。凡物虽在外，而万物之理则本皆备于吾心，但吾心之知虚，而在物之理实，故欲极推吾心之知，必须实靠事物上，逐件印证。所格之物，原是吾心本具之理。凡可学而知者，即皆吾心所固有之知，而陆、王家反疑其不当，求之在外，不亦异乎。又曰：学者于物、怪、神、奸，既惑而不能不信，然又不敢全信，故只得委之无穷，付之以不可知。然疑念既生，终被神怪牵惑，谓之不敢全信，已是深信之矣。故人贵穷理。穷理者，非穷此神怪有无之理，只是穷究自己身心性命之理。身心性命之理，果能真知其本源，则神怪自不足惑。若乡神怪，穷究其有无，则终身只是惑也。

其论汉学曰：汉儒说经，于义之本，浅者凿之使深，最为说经大病。汉儒说《诗》、说《春秋》，往往如是。其论《诗经》曰：《诗经》本不难解，只须依字句吟咏，久之意味自出，不必向字句外别寻事迹，以穿凿附会也。《雅》、《颂》则义蕴稍深，然风神自和，若得其风神，则义蕴亦久之自见。盖以性情会之，不是以死字句解之也。以死字句解之，则必失诗人言外之意矣。又《诗》自有韵，读《诗》者不可不知叶韵，既得声韵调洽，则诗之段落明白，而吟咏之际，亦意趣愈长。《书》经虽稍难解，然且反身切己视之，如精一执中，不必在帝王事。其《历象》、《禹贡》、《洪范》等项，亦不可畏难，须著力去考，都是经济，但不可勉强求合，致生诞妄。

其言存养也，曰：人非能涵养，亦无以致知。然既能致知，则涵养之功宜益加密，天理也。心与物接，视为最先，故言蔽交于前，其中则迁。听则无形，而以知被诱，故言知诱物化，遂亡其正。视自外，故制之于外；知内动，故欲知其止有定，然亦相通也。或曰：节之九二，何以不取其刚中。曰：卦既名节，则宜一于正。卦惟二三不正，刚则节非所节，柔则不能节也。或曰：克伐怨欲不行，不得为仁，何以能斩绝病根，使之无欲。曰：中有主，则病根除矣，复于礼，则中有主矣。或又曰：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惧，亦偏言之耳。能明理，则能检七情之失，能克己，则能得七情之正矣。曰：己非私也，而私生于有己。人欲之私，虽曰后起，亦从气质有偏处带来。唯气质有偏颇处，而后物欲乘之，故变化气质，即克己之事。张子言人气欲刚，言须刚以自胜也；又言人心欲柔，言须柔以受人也。先生之立说如此。

盖先生之学，体勘精密，贯彻内外，毫厘必析，由不欺以至于至诚。偶设一喻，能使盲者察、愚者明，说者以为朱子后第一人。先生没后，门人余元遴刊其书，而其学稍稍行于世，然尊先生之学者，至今未一睹也。

刘光汉曰：昔朱子有言，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语最精。盖宋儒多尚空谈，唯朱子则多务实。格物者，实验之学也；致知者，穷理之学也。唯能实验，然后乃能穷理。中儒往往以格物致知之学皆归之穷理，而实验之派亡，此阳明所以训格物为格外物也。若朱子之学，则与倍根、笛卡儿相近。格物之义既与倍根实验之义同，而穷理之义亦与笛卡儿怀疑之说相似也。朱子又曰：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故必得是理，然后有是物。案此即实验之说。盖诚字之精义在于真实无妄，妄之生也，由于虚，虚之生也，由于诞，此妄诞不经之说所由屡见于史册也。观于史志五行传，详变异妄诞之说，即此可窥。若西国格致之精为世界冠，无非不诚无物之说有以开之耳。《大学》言物格而后致知，致知而后意诚，盖以实验之学明，则一切虚妄之念不生耳。特考之名学家言，以物之所具者，为物之德。吾心之所以感物，而物之所以与吾心相接者为觉。盖物者，形也；德者，象也。近人不知此理，往往误象为形，不知象也者，只物之所以感吾心者也。物自有形，吾所知者唯象耳。譬如于镜观花，于水观日，岂花与日之真形哉，不过月之象由水而见，花之象由镜而见耳。德儒污德之言曰：自吾人有生之后，常为气质所拘，于物之本体，断无有接而知之之理。英儒罕木勒登之言曰：人心一切之知，主于所发见之形表。由是而观，则吾人之所见者，唯物之色相，而非物之本体明矣。佛书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此之谓乎。双池先生明于心物二元之说，故物理、心理均窥其深，殆能守朱子之学者。故即先生之说申论之。

[1] 录自《左盦外集》，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