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实

邓子曰：神州学术至于本朝，凡三变矣。顺康之世，明季遗儒越在草莽，开门讲学，惩明儒之空疏无用，其读书以大义为先，惟求经世，不分汉、宋，此一变也；乾嘉之世，考据之风盛行，学者治经，以实事求是为鹄，钻研训诂，谨守家法，是曰汉学，方（苞）、姚（姬传）之徒，治古文辞，自谓因文见道，尸程、朱之传，是曰宋学，治汉学者诋宋，治宋学者亦诋汉，此再变也；道咸之世，常州学派兴，专治今文，上追西汉，标微言大义之学，以为名高，此三变也。呜呼，神州学术之变久矣。今日之变，则上古所未有也。春秋以降，鬼神术数之学，变为百家诸子，百家诸子，变而为儒，其变也，各自为宗，树矛戟于道外；近世二百余年，不分汉宋之学，变而为汉学、宋学，汉学、宋学变而为西汉今文之学，其变也，不离乎儒者近是，树矛戟于道中。变之于道外，则各学分立，而学之途日争而日进；变之于道中，则同室交哄，而学之派愈趋而愈歧。邓子曰：夫学之真，一而已矣，何为汉、何为宋、何为今文、何为古文哉，秦火之残，诸经复出，汉儒治经，博综群籍，铨明故训，不为墨守，此汉学之真也。有宋诸子，生经学昌明之后，本之注疏，通夫训诂，然后会同六经，权衡四书，发其精微，明其义理，此宋学之真也。西汉经师，承七十子微言大义，类能通经以致用，如《禹贡》行水、《春秋》折狱、《三百五篇》当谏书，此今文学之真也。东汉经师，发明古训，实事求是，不立门户，而人尚名节，成为学风，此古文学之真也。是故学之真，一而已。真者何？皆在孔子之术六艺之科而已，无汉宋、无今古也。学之分汉宋、分今古，其惟学术之衰乎。嗟乎，此君子所以叹学术之盛衰与世运为升降也。顺康之世，天下草创，方以收拾人心为务，文网未密，而明季二三有学君子，得以抱其不事二姓之节，讲学授徒，风厉天下。流风所扇，人人知趋向实学，追汉采宋，不名一家，国家尝收人材之实，故其时民风士习，皆有可观，学术既盛，而世运亦隆。雍乾之世，天下既定，网罗日密，文字之狱屡起，严立会结社之禁，而晚明讲学之风顿息，于是学者怀抱才慧，稍欲舒衒，举足荆棘，无所于施，则遁于声音训诂无用之一途以自隐，而汉学之名以起。其有一二躁进之士，思获时主之知遇，则效法程朱，博老成持谨之名，以愉禄仕，而宋学之名以起。自有汉学、宋学之名，而清学日衰，海内亦稍罢敝矣。道咸之世，外侮踵至，朝廷方殷外务，无暇致密其文网，诸儒复得侈言经世，以西汉今文之学，颇切世用，易于附会，而公羊家言三世改制之说，尤与变法相吻合，故外托今文以自尊，而实则思假其术以干贵人、觊权位而已，故今文之学出，而神州益不可为矣。盖今文学者，学术之末流，而今文学盛行之世，亦世运之末流也。吁可慨与，吁可慨与。吾请得综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而论列之。

顺康之世：昔在明季，姚江之学风靡天下，而东林气节之盛，蔚为史光，及其末流，入于禅学，空言心性，士皆以读书为非，无应用之实学，故明之亡也忽焉。明既亡，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三先生兴于南，孙夏峰、李二曲、颜习斋三先生兴于北。梨洲集王学之大成，亭林以关学为依归，船山奉关学为标准，夏峰、二曲融合朱、陆，习斋则上追周孔，此六先生学术之派别也。顾六先生之学派不同，而其以经世有用实学为宗则同，其读书通大义，不分汉宋则同，其怀抱国仇，痛心种族，至死不悔则同。请言梨洲。梨洲之学受于蕺山，为姚江之正传。然梨洲讲学，谓明人袭语禄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教学者必先穷经，而求事实于诸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多而不求诸心，则为俗儒。是先生之学，得王学自得之益（昔姚江谪龙场驿，忆其所读书而皆有得。是姚江未尝不读书。读书而得，是王学之至精者），而无其心学空虚之弊。其著《明夷待访录》，发明君臣之原理，以提倡民权；其著《宋元明儒学案》，为中国独一之学史；其著《留书》，则王佐之略，而昆山顾氏所叹为三代之治可复者也。此梨洲之学也。请言亭林。亭林之学，通儒之学也。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实录奏报，手自抄节，驴书独行，读书旅舍，周览郡国，留心风俗。今读其《日知录》、《菰中随笔》、《天下郡国利病》等遗书，陈古讽今，规切时弊，其维礼教，持清议，复宗法，核名实，贵自治，务垦辟，一篇之中，反复三叹，先生之心如见矣。其生平论学曰：行己有耻，曰：博学于文，曰：经学即理学，曰：文不关于经术政理之大者不足为，皆至精之语。此亭林之学也。请言船山。船山讲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而渊源所自，尤在《正蒙》一书。谓张子之学，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自以生当鼎革，茹种族之悲，则窜伏林莽，著书见志，以存大义于天壤，留正朔于空山。著《黄书》，溯黄帝为吾族之祖，于彝夏之辨，人禽之界，防之至严。其《噩梦》一书，指陈民生利弊，旦言夕行，所谓有王者起，必来取法者也。此船山之学也。请言夏峰。夏峰论学，自言从忧患困郁中，默识心性本原，生平得力实在此。其学以躬行有用为宗，而于人伦日用间，体认天理。尝尊王守仁为有用道学，谓其以拔本塞源之力，奏扫荡廓清之功。又言有用二字，乃孔门学旨，此其所以结茅双峰，内敦诗书，外御盗寇，部署战守，以儒而能兵也。此夏峰之学也。请言二曲。二曲论学，以悔过自新为始基，静坐观心为入手，谓必静坐乃能知过，知过乃能悔过自新。尝曰：天下之治乱，在乎政教之盛衰；政教之盛衰，在乎学术之邪正。学术不正，则政教无所施其权，而不至。率天下而充塞乎仁义者几希矣。此先生所以起自孤童，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饥寒困苦，耿光四出，毅然任斯道之重而不敢懈也。此二曲之学也。请言习斋。习斋讲学，谓当复尧、舜、周孔、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旧，以事物为归，以躬行为主，不尚空言。其教学者习礼、乐、射、御、书、数、兵、农、水、火诸学，倡教漳南，于文事、经史外，兼习武备、艺能各科。先生自幼学兵法，善技击，精阴阳象纬。尝推论明制之得失所当因革者，为书曰《会典大政记》，曰：如有用我，举而错之耳。盖先生之学，以用为体，即以用为学，实学实用，即体即用者也。此习斋之学也。邓子曰：嗟乎，六先生之学，何其大也。是故南方之学，而黄、顾、王三先生为其大师；北方之学，而夏、李、颜三先生为其大师。翘然树六大帜于神州之内，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谓有清一代学术，六先生开之可也。厥后梨洲之学，开出浙东学派。万氏兄弟（斯大、斯同），一精经学，一精史学，皆自成一家言。以至全氏谢山兴，而上接其传，著书等身，汲汲于搜罗明末文献，表彰节义，其学得于万氏之史学为多。故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如章氏实斋是也。亭林之学，开出浙西学派，与浙东并峙。虽其传不大，然乾嘉间言汉学者，无不宗亭林。船山声影不出林莽者四十年，遗书湮没，后生小子，至不能举其名姓，亦可哀已。然遗书一出，日月争光，麟经大义，炳然天壤。船山之学，晚而愈彰。夏峰晚年讲学苏门，弟子极盛，而魏一鳌最为高弟。其后如高镐、曹本荣、耿极、耿介之徒，皆导其流派者也。二曲崛起关中，以继蓝田之绪，由是关学复盛，与富平李因笃、县李柏，称关中三李。其门人王心敬，能大其学。习斋弟子，惟李刚主、王昆绳为著。后二百年，颜学始由北而南，德清戴望，承其绝学，编《颜氏学记》，而余姚章氏亦推为荀卿后之大儒。盖颜学与王（船山）学，皆及今而大显云。呜呼，六先生以布衣讲学，抗节西山，不肯受新朝之一丝一粟，而以传正学、开来哲自任，申明大义，著书以告万世，系天下之学于一线以至今。使微六先生，而神州天下之亡久矣。悲夫。邓子曰：于顺康之间，与六先生同时，而其学足以经世独立，明大义者，余更得二人焉，曰唐先生铸万，曰陈先生言夏。铸万生于巴蜀之山谷，后旅吴中，著《潜书》数万言。乃今读其《存言篇》，伤海内之困穷，哀遗黎之无告，然后知其言实当时之信史；读其《抑尊篇》，去君主之威严，发平等之公理，则与梨洲之《原君》、《原臣》并垂宇宙者也。言夏通全史，编为政、事、人、民四部，手自掌录，习当世之务，妙技击。尝避兵至昆山蔚村，村田沮洳，用兵家束伍法，筑围岸御水，不日而成，盖其学用之，皆有实效，而不为空言云。史言国初东南多隐君子，博达通世用，顾皆励气节，深晦匿以自隐，言夏其一也。呜呼，亡国多材，岂不信欤。他若晚村以讲学合群，口焦思，不忘故国；桴亭著《思辨录》，教学者议礼读律，通今知时；杨园身处草野，日抱嫠忧，惴惴念乱；蒿庵笃志厉行，独精三礼，卓然自立，则皆守程朱之学而能致用者也。又其时汇、蒙吉，延东林学派一线之传，潜斋、约斋，开仁和、南丰学派之始，而寅旭、定九导算学之先河，百诗、东樵为汉学之初祖，清学之初期，噫亦盛矣。虽然学则清学，而儒则明儒也。以明儒而冒以清学之名，是则余之过也夫。

乾嘉之世：自乾隆中叶，海内士夫争言汉学，而吴、皖二派为至盛。吴派以惠定宇为其大师，皖派以戴东原为其大师，其弟子著学统者皆数百人，遍大江南北。大抵吴学一派，笃信好古，实事求是；皖学一派，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仪征刘氏说）。吴学好博而尊闻，皖学综形名，任裁断（余杭章氏说），此两派之所以异也。虽然，东原尝执经问业于定宇，则吴、皖实同出一源，其治经皆谨守汉儒家法，不杂入宋元人语，则无有或异也。请言定宇。定宇承其祖元龙、父天牧之家学，益覃研精思，治汉《易》，撰次《周易述》一编，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灿然复章。又因学《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录》八卷、《说》二卷，申明明堂配天之义，又有《易汉学》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义。于《书》有《古文尚书考》二卷，明郑康成所传为孔壁真古文，辨今文《太誓》之非伪。于《春秋》有《左传补注》，刺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于古今文之同异，辨之甚悉。而其《九经古义》一书，则讨论古字古音，以纠纷正谬，校理秘文，尤为后儒所服习笃信，其有功于经籍甚大。盖先生之学，精眇渊博，甄明古谊，不愧大师。钱氏竹汀为先生传论曰：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学，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钱氏之论，可谓知言矣。请言东原。东原少受学于婺源江慎修，其论治经，以识字为始。谓由识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又云治经之难，虽一事必综其存以核之。其学长于考辨，立义多所创获，及参互考之，确不可易。生平著述，以《孟子字义疏证》、《原善》二书，为最精深，本汉学之性理，易宋学之空言，诠明理欲之真，谓理在事情，不在意见。自宋儒舍情求理，至以意见当之，而生民遂受其祸无终极。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者，达之于上，上日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所言多发明公理，排斥专制，与近日哲儒所言平等、共和之说相合。其治经力求新理，独有心得类如此。著书极博，于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有撰述。江都汪容甫尝拟作《六儒颂》，谓国朝经儒，亭林始开其端，河洛图书，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专治汉《易》者惠氏，及东原出而集大成焉。呜呼，戴氏之学，其所以雄视一代，掩蔽天下者，岂无故哉。论者谓乾嘉上下百年间，为有清一代学术之中兴，而惠、戴二大经师，实为其祭酒焉。其继起者大抵皆吴、皖二派之支流余裔也。余闻余杭章氏之言曰：惠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钩沈》，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于扬州，则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以次兴起。萧客弟子甘泉江藩，复续《周易述》，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戴震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邓子曰：章氏之言信哉，诚知夫学派之流别者矣。以余所闻，则歙县有洪榜者，尝从戴氏问学，生平服膺戴氏，戴氏所作《孟子字义疏证》，当时学者不能通其义，惟榜以为功不在禹下，撰《东原行状》，载东原《答彭允初书》（其书证明《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之说，与二书相为表里。今《行状》不载此书，乃东原子中立所删，失其意矣）。独具特识，亦戴学之云也。

自惠、戴以来，诸儒治经，各守其家法，别为义疏，其裒然成书，专门名家者，于《易》有惠栋《述》，江藩、李松林《述补》，于《书》有江声《集注音疏》，孙星衍《今古文注疏》，王鸣盛《后案》，于《诗》有胡承珙《后笺》，陈奂《传疏》，于《礼》有金榜《笺》，《仪礼》有胡培《正义》，于《春秋左氏》有刘文淇《正义》，《公羊传》有陈立《义疏》，《梁》有钟文蒸《经传补注》，于《论语》有刘宝楠《正义》，于《孟子》有焦循《正义》，于《孝经》有阮福《义疏补注》，于《尔雅》有邵晋涵《正义》，郝懿行《义疏》，皆一代之绝作，旷古所仅见者也。余读诸经新疏，较之旧释，盖有进矣。诸儒之白首一经，辛勤补缀，其功亦乌可没哉。虽然，未已也。清之经儒，其于义疏之外，有功于诸经及小学、古籍者，余复得其大功四，小功四。胡氏《易图明辨》，辨河图洛书、先天后天各图，非《易》书本有。阎氏《古文尚书疏证》、惠氏《古文尚书考》，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孔传为梅赜伪托。毛氏《诗传诗说驳义》，辨子贡传申培说为丰坊伪撰，是曰辨伪经，大功一。惠氏《周易本义辨证》，言《易经》二篇、《传》十篇，本自别行，是为旧本。朱氏倡刊《说文》始一终亥之本，通志堂、抱经堂校刊《经典释文》全书，而《大戴记》、《逸周书》、《荀子》、《方言》、《释名》、《春秋繁露》、《白虎通》，抱经皆为定。是曰存古书，大功二。惠氏之《易汉学》、《周易述》，张氏之《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王氏之《广雅疏证》，段氏之《说文注》，梅氏之本《周髀》、言天文，是曰发明微学，大功三。余氏之《古经解钩沈》，任氏之《小学钩沈》，邵氏之《韩诗内传考》，洪氏之辑郑、贾、服、诸家说为《左传诂》，臧氏之辑《仪礼·丧服》马王注、《礼记》卢植《解诂》、《月令》蔡邕《章句》、《尔雅古注》，是曰广求遗说，大功四。江氏《深衣考误》，辨深衣非六幅交解为十二幅，《乡党图考》，辨治朝本无屋、无堂，戴氏《声韵考》，以转注为互训，历指前人解释之误，是曰驳正旧解，小功一。顾氏《音学五书》分十部，江氏《古韵标准》分十三部，段氏《六书音韵表》分十七部，以考古音，王氏《经传释词》标举一百六十字，以明经传中语词非实义，凌氏之《礼经释例》，分通例、饮食例、宾客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例、杂例，以言礼之节文等杀，是曰创通义例，小功二（以上采胡培之说）。《尚书欧阳夏侯遗说》、《三家诗遗说》、《齐诗翼氏学》，考证于陈氏，《逸周书》校释于朱氏，《大戴礼记》补注于孔氏，《国语》疏于龚氏、董氏，《白虎通》疏证于陈氏，是曰缀拾丛残，小功三。汪氏作《春秋左氏释疑》，明《左氏传》之非伪，作《周官征文》，证《周官》经非晚出，是曰辨正讹诬，小功四。邓子曰：诸儒之敏学好古，有功于经籍如此。然则今日吾辈之治经，制度、典章，声音、训诂，皆灿然大明，其受诸儒之赐，不已多乎。是故本朝之经学考据，浩博无涯，实足以自成其一种之科学，永寿于名山者也（近东瀛学人亦有一派，专研究汉学考据之学者）。若其末流之弊，穿凿附会，猎文，蠹大谊，瓜剖析，诚有如魏源所讥，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者，是则由乎时君之抑扬，种族之观念，运会之适然，其原因为甚繁矣。诸儒岂任过哉。

邓子曰：于乾嘉之世，与惠、戴二派同时，而别树一帜者，曰桐城。桐城尊宋学，惠、戴尊汉学；桐城好治文辞，惠、戴专治经训。尊宋学者则讥汉学为破碎，尊汉学者则谓宋学为空疏；工文辞者不习经典，而研经训者又不乐为文辞。二者交相非，而汉宋遂繇之分途，文士与经儒始交恶。桐城学派以方（苞）、姚（姬传）为其大师。方氏为文，效法宋曾巩、明归有光，谨守绳度，谓之桐城义法，又熟治三《礼》，冀尸程朱为其后世，然所得至肤浅，无足重。姚氏慕其乡方氏之所为，而受法于刘海峰，以私淑方氏，然其始尝欲从戴东原问学，及戴谢之，始憾戴氏，而别标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以为宗，以与汉学自异。其《赠钱献之序》及《安庆重修儒学记》，为其生平论学大端，而皆排斥汉儒。迨东原之殁也，姚氏《致友人书》云：东原毁谤朱子，是以乏嗣。其斥东原可谓不遗余力矣。姚氏晚主钟山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称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守其邑先正之法。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者，有新城鲁仕骥非、宜兴吴德旋仲伦，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子序，皆承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仲伦与永福吕潢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曾涤生《欧阳生文集序》）。当海峰之世，有钱伯鲁思，从受其业，以师说称颂于阳湖恽子居、武进张皋文，子居、皋文遂弃其声韵考订之学，而学古文，于是阳湖始有古文之学（陆祁孙《七家文钞序》）。然溯其源皆出桐城，是当时桐城之学，几于风靡天下，其流风余韵，流被百年，下至道咸之世不绝。学者寻声企景，所在响应，争以宋学相尚，痛诋汉学，等之杨、墨、老、释，毁为乱道。于是甘泉江郑堂悯汉学之中绝，起而相争，著《国朝汉学师承记》，独尊汉儒，矜其家法，阴为抵制。而桐城方东树则著《汉学商兑》以反击之，思欲拔汉帜以树宋帜，然肆口讥弹，文辨虽雄，而无实学真理以为佐证，故不足以折服学者。盖桐城之学，其闳博精深，实非惠、戴之敌也。呜呼，乾嘉之间，汉宋之争亦烈矣。毛疵操戈，互相水火，以意见为是非，树沟垒如大敌，神州自古学术之争，未有甚于此者也。夫学者何？亦学孔子之学而已；汉学、宋学者何？亦不外乎孔子之术、六艺之科而已。未闻其能于儒学六艺之外，别有所学也。夫既不能越于儒学之道外，则必同居于儒学之道中，以道中之学而畛域横分，矛戟森立，是亦不可以已乎。吾谓汉学、宋学，其于孔子之道各有所得。汉学好古而敏求，宋学慎思而明辨；汉学博学而笃志，宋学切问而近思。宋儒尊德性，汉儒道问学，其道不相为非。今欲尊汉而祧宋，则是圣人之道，有博而无约，有文章而无性道，有门庑而无堂奥矣；今欲尊宋而祧汉，则是圣人之道，有约而无博，有性道而无文章，有堂奥而无门庑矣。不亦慎乎。或曰：然则学者生古人后，学古人之学，不汉则宋，将奚适从？邓子曰：汉学、宋学，皆有其真，得其真而用之，皆可救今日之中国。夫汉学解释理欲，则发明公理，掇拾遗经，则保存国学。公理明则压制之祸免，而民权日伸；国学存则爱国之心有以附属，而神州或可再造。宋学严彝夏、内外之防，则有民族之思想，大死节复仇之义，则有尚武之风。民族主义立，尚武之风行，则中国或可不亡。虽亡而民心未死，终有复兴之日。是则汉学、宋学之真也。学者荀舍短取长，阙疑信古，则古人之学皆可为用。孰与姝姝守一先生之说，而门户自小。又孰与专务调停古人之遗说，而仆仆为人，毫无自得哉（晚近定海黄式三、番禺陈澧皆调和汉宋者，然摭合细微，比类附会，其学至无足观。夫古人之学，各有所至，岂能强同。今必欲比而同之，则失古人之真，故争汉、宋者非，而调和汉、宋者亦非也）。

道咸之世：自汉学之焰极盛，海内望风景附，家贾马而户许郑，经师如鲫，说经之书汗牛充栋。后起之儒，于汉学位置已难占胜，而其业繁博，尤为难治，学者穷老尽气，不能卒业，稍稍厌倦。又其学朴质不便文士，于是有西汉今文之学兴，是曰常州学派。其学以西京十四博士所传今文为宗，谓晚出古文为伪，尊今文而黜古文。今文者，《易》施氏、梁邱氏、京氐，《尚书》伏生、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三家，《春秋》公羊，而诋斥《周官》、《毛诗》、费氏《易》、《左氏春秋》、马、郑《尚书》，而其大体要以公羊为主。谓孔子之道在六经，六经之作惟《春秋》，《春秋》之传在公羊，公羊亲受子夏口说之传，得闻圣人之微言大义。自武进庄方耕始治《公羊》，作《春秋正辞》，其学能通于经之大谊，不落东汉以下，其徒阳湖刘申受传其学，为《公羊何氏释例》，始专主董仲舒、李育，以明三科九旨之例。凡张三世，存三统，新周故宋，以春秋当兴王，而托王于鲁诸义，皆灿然昭著，由是今文之学大昌。仁和龚定庵，从申受受公羊《春秋》之学，著《春秋决事比》，又撰《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以推阐三世之说。定庵之学极博杂，其小学六书得于其外祖段懋堂，而能以字说经，又以经说字，其史学溯源章实斋，言六经皆史，发明治学合一，官师合一之旨，其舆地精于西北，其佛学通陀罗尼八震旦六妙门，虽不专守《公羊》家说，而大旨要不能外。今读其文，恢诡连，援证古谊，讽切时弊，眇思谭说，每有新理远识，皆得于公羊《春秋》为多。与定庵为友者有邵阳魏默深。默深少好言经世，晚乃治经，尝熟闻定庵所言今文学，熹其易治，可为名高，乃著《书古微》、《诗古微》、《董子春秋发微》，皆主今文，而诋斥马、郑、毛公甚力。其先言今文者，独治公羊《春秋》，至是而及于《诗》、《书》。与默深同时，有长洲宋于庭、阳湖李申耆、仁和邵位西，皆治今文学。位西为《礼经通论》，指《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伪造，至是言今文乃及于《礼》。晚乃有德清戴子高，以《公羊》注《论语》，湘潭王壬秋，以《公羊》并注五经，而今文之学愈光大。盖今文者，发源于庄、刘，浸盛于龚、魏，而集其大成者王氏。王氏有弟子曰井研廖季平，季平著书最多，乃及百种，余杭章氏称其时有新义，而未见其书也。自今文学派盛行，学者治经，遂欲尊今文而废古文，右西汉而睥睨东汉，其学风所扇，当时著述多本其家法。于是而朱右曾有《尚书欧阳大小夏侯遗说考》，陈乔枞有《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家诗遗说考》、《齐诗翼氏学疏证》，陈立有《公羊正义》、《白虎通疏证》。凡西汉博士所传之遗说，虽残编断柬，皆奉为瑰宝；而东京以下，贾、马、许、郑之学，乃视如土苴。由是而惠、戴学派大受攻击，治者浸微，而常州学派遂夺吴、皖之席，赫然称海内经师矣。夫常州今文之学，其所以风动一时者，是盖有数故焉。惠、戴之学，治经必先识字，而六书、音韵之学，非尽毕生之精力，不能得其要领，不若微言大义之学，可以涉猎口耳而得，其故一。惠、戴释经，不过援引古训，证明经义而止，不为风议，故朴质无文采，而今文则词义瑰玮，荡逸华妙，为文士所，故治今文者无不工文辞，如申受、于庭、定庵、默深其最也，其故二。道、咸时海内渐多故，汉学方以破碎无用见讥于时，而今文则出自西汉诸儒，类能通经以致用，学者得借以诩言经世，其故三。本朝学风，以说经为最高尚，诸文士挟其诗歌、词赋之长，不习经典，则以为大耻，而今文则上追七十子微言大义，视许、郑之学尤高，依附其说，足以自矜，其故四。有此四故，此常州今文所以能以后起之学派，越惠、戴而上之，其势力乃以掩被本朝下半期之学界，以至于今也。呜呼，可谓盛矣。虽然，今文日兴则古文日废，神州古学，其摧灭散佚而仅存于今者，亦既只有此数矣。古文虽晚出于东京，而前圣之微言大义，亦往往有存者，且其发明古训，亦大有功于经籍，安可废乎。论者又谓西汉之学有用，东汉之学无用。虽然，论者其亦闻高密郑君之风乎？比牒并名，早为宰相，郑君之素风无失。而东汉学者，皆以独立名节相高，是以桓灵之朝局，能倾而未颓，决而未溃，此东汉经学之用也。其视西汉利禄之途何如哉？呜呼，汉宋学之争也，犹有汉与宋朝代之分；而今古文之争也，则同一汉代而已。汉宋学之争也，犹有文士与经儒之别；而今古文之争，则同一经儒而已。夫同一汉代之学，同一经儒之名，而今文家则必曰西京之学胜东京，西京微言大义之学，承七十子；古文家则必曰东汉之学胜西汉，东汉许、郑之学综六经。各持一说，几同冰炭，乃至相视如仇仇，不亦隘乎。吾闻汉世通儒，治经不立门户，多有杂治今古文者，何后儒之不一思也。

综观本朝二百余年之学派，其飚动云涌，霞鲜雾采，三色而为，五色而成文，可谓神州学术之中兴矣。经学迈汉唐，性理越宋元，辞章驾魏晋。其著作等身，褒然成家，著录于国史《儒林》、《文苑传》者，以数十百计焉，前代所未有也。斯其故何欤？邓子曰：盖自乾嘉之世，天下大定，海内无事，学者无所用其才智，身心暇逸，故得从容以讲求其学问。又功令方以点画声病之学取士，士之得禄也难，故贤智之士，在野者多，不至以其精力销磨于从政，而得以专注于学问。然求学问则必知今古，知今古则议论，而或且以文字得祸，则相与辐辏于说经。经之大义多言经世，则又恐涉于国是，以自取，则说经又相与舍其大义，而但摭细微，苟以耗日力纾死免祸而已。余杭章氏谓清世经儒，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然则其异同长短之间，夫岂无故而然哉。此汉学考据所以经乎天演淘汰，而于清世为最适者也。及夫习之既久，成为风气，学者非以治经不能邀名誉于社会，而非守汉学家法，亦不足号经师。其徒党日众，则声气标榜，位置自高，而几忘其初故矣。是故汉学者，能使才智之士得借以自隐，而收明哲保身之誉，而人主有所举措，亦毋虑一二迂儒，指天画地，以掣肘其国是，此其学派所以称极盛也。邓子又曰：本朝学术，实以经学为最盛，而其余诸学皆由经学而出。学者穷经必先识字，故有训诂之学；识字必先审音，故有音韵之学；今本经文，其字体、音义与古本不合，故有校勘之学；校理经文，近世字书不足据，则必求之汉以上之文字，故有金石之学。又以诸子之书，时足证明经义，于是由经学而兼及子学；以经之传授源流详于史，于是由经学而兼及史学；以释经必明古地理，于是由经学而兼及地理学；以历法出于古经，于是由经学而兼及天文学；以古人习经先学书计，于是由经学而兼及算学。是故经学者，本朝一代学术之宗主，而训诂、声音、金石、校勘、子、史、地理、天文、算学，皆经学之支流余裔也。邓子又曰：余叙述一代学术，而不及在高位者，如宋学一派，则二魏（象枢、裔介）、汤斌、李光地，汉学一派，则徐乾学、纪昀、阮元、毕沅，皆以大人先生，执学界之牛耳，然而无取焉者，一则伪名道学，以腴媚时君，一则著述虽富，或假手于其食客，是故清学而有此巨之蟊贼，而清学亦衰矣。邓子又曰：本朝学术，曰汉学，曰宋学，曰今文学，其范围仍不外儒学与六经而已，未有能出乎孔子六艺之外而更立一学派也。有之自今日之周秦学派始（余别著有《古学复兴论》，当于下期刊之）。

[1] 录自《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四、五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