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实

序

有一代之变，即有一代救变之学，天下之变无穷，而天下之学亦无穷。学术者，所以通时变而为用者也。自夫三代以来，天下之变亦多矣，而皆有学以救之。东周之季，强凌弱，众暴寡，天下脊脊大乱，乃有孔、墨、老、庄诸子之学，门户分立，派别虽殊，而究之皆规切时弊，以致实用，多为途术而赴国家之急，而周祚之赖以绵延者二百余年。秦并天下，重刑法，废纪纲，四海驿骚，纷然淆乱，斩木揭竿，云合响应，乃有西汉诸儒之学，抱遗经，传正学，伏处草野，以口说相授受。及至汉兴而天下统一，尊崇儒术，遂彬彬称盛。王莽篡窃，汉祚中衰，颂功德者至十余万人，廉耻道尽，乃有东汉诸儒之学，重名节，持清议，风雨如晦，不已鸡鸣，而东京风俗之纯，上追三代，故至末造，能倾而未颓，决而未溃。晋室偏安，五胡云扰，中原涂炭，神州陆沉，乃有北魏、隋末诸儒之学，避地河西，守道不屈，河汾讲道，门徒众盛，而唐以兴起，几至于治。五代之乱极矣，弑、逆相寻，廉耻扫地，乃有有宋诸儒之学，安定、泰山，讲经授徒，二程、朱子隐居读书，而宋能久而后亡，其亡也，忠节相望。是故天下之变至无常矣。变无常而学有常，学有常而其变乃不至流而无终极。东周以降，中国之天下，事变迭出，而学术亦迭出，求之前史，未尝不有焉。然则自古事变之来，安在非求有学以维系之乎？虽然，天下之变，至于明而无所复变矣。奄宦柄国，太阿倒持，边外防辽，江海防倭，练饷叠加，乱者四起，米贼一呼而屋明社。黄虎杀人六万万，鱼烂中区，削尽元气，号呼扰攘，束手无策，而卒以天下授之他人。此顾、黄、王、颜四先生之所以目击心伤抚膺扼腕，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者也。不能自已，则既有一代之变，不能不为一代救变之学，四先生亦学焉而已矣。学经世救时实用之学，以维世变，以明大义，传千秋之正谊，待一治于后王。固欲读书报国，忧时讲学，陈古讽今，著书见志，以救斯世之变，而使之不变者也。是故其言用，其学行，则用以救一时之变；其言不用，其学不行，则用以救万世之变。顾亭林之为《日知录》，曰：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黄梨洲之为《明夷待访录》，曰：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王船山之为《噩梦》，曰：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间，谁为授此者。颜习斋之为《会典大政记》，曰：苟有用我，举而措之耳。呜呼，四先生之言何其相似也。夫四先生自信其学之必能用世，而祗以生当鼎革，不欲曲学以进身，乃以望之百世以后之王者，其志亦可悲矣。然四先生之学，虽不用，而四先生之艰贞大节，照耀人目。遗书晚出，大义日昌，而炎黄遗胄皆得食四先生学术之赐，其有功于神州，不亦大乎。实早岁读经，即好涉猎四先生之学说，壮岁远游求学，乃得尽读四先生之遗书。诵习既久，尝作《四先生画像记》，以志景仰。今别述四先生学术之大者，著为一编，朝夕服膺，守而勿失。庶几爱吾学以爱吾国云尔，非敢云救时也。

顾亭林先生学说

有明一代，其学术衰息之时乎。自太祖以制科取士，先以经义，士皆趋于帖括、声律、点画之学，向壁虚造，空疏亡具，固不足以言学。而以理学自诩者，亦多流于禅寂，空言著书，开门讲学，风动天下，以为名高。及其季年，而心学之流弊，至率天下以不学。故《明史·儒林传》谓：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专门经训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专精，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夫学术不盛，则人才不出，而夷狄、盗贼遂得以乘其虚以亡人国。故米贼以一屠沽儿而作乱至十七年，辽左用兵，茫无成算，以中原之大，而无一定倾御侮之人，以庄烈之为君，励精求治，至以身殉，而无救于宗社之倾覆，学术之于人国，顾不重哉。亭林生当晚季，目睹不学之患，故首以读书哭告天下，力矫明儒之空疏无用，而以经世实用为宗，遂以开有清一代实事求是之学。至其致叹风俗之盛衰，留心郡国之利病，其规画深远，有未敢为今人道者。吴江潘氏之言曰：先生非一世之人，先生之书非一世之书。王不庵之言曰：宁人身负沉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后起少年，推以多闻博学，其辱已甚，可谓知先生之所学、所志者矣。实尝闻诸朱九江先生曰：顾亭林读书亡明之际，抗节西山，《日知录》遗书，繇体及用，简其大法，当可行于天下，而先王之道必不衰。呜呼，知人而论世，忧患以求学，舍先生其安归。此余所以抱先生之遗书而莫置也。述亭林学说第一。

顾炎武，初名绛，字宁人，江苏昆山人，学者称为亭林先生。自其先世，家海上，世为儒，富于藏书，其先人类皆通经学古。本生祖绍芳，著有文集至数百篇。祖绍芾，好钞书，日课数纸。尝训先生曰：著书不如钞书，凡今人之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先生十一岁，即授以温公《资治通鉴》，曰：世人多习《纲目》，余所不取。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如得宋人书一卷也。年十四，为诸生，卓荦有大志，耿介绝俗，双瞳子中白而边黑，见者异之。少与同里归庄、嘉定吴其沆相善，喜为古文辞，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尝共归庄游复社，有归奇顾怪之目，于书无所不窥，尤留心经世之学。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旁推互证，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其别有一编，曰《肇域志》，则考索利病之余，凡阅志书一千余部，参互《一统志》、二十一史而成者。全书浩瀚，细字纵横，其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其遗稿钞本，尚藏吾友刘君光汉处，当图刊行云。最精韵学，谓此道之亡二千有余岁，潜心有年，既得《广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乃列古今音之变，而究其所以不同，为《音论》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为《诗本音》十卷；注《易》，为《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误，而一一以古音定之，为《唐韵正》二十卷。综古音为十部，为《古音表》二卷。统称《音学五书》。由是而六经之文乃可读，自吴才老以下廓如也。性喜金石之文，谓其事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扪石履榛，怀毫舐墨，踯躅于山林猿鸟之间。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著有《金石文字记》、《求古录》，抉剔史传，发挥经典，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晚益笃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有书曰《下学指南》，取慈溪黄氏日钞所摘谢氏、张氏、陆氏之言，以别其源流，而衷诸朱子之说，所以致慨于上蔡、横浦、象山之学，谓其末流语录，多淫于禅。言之甚切。尤留心明季史事，著有《圣安纪事》、《明季实录》、《昭夏遗声》三书，昭阳秋之直笔，传信史于千秋。而于晚季门户党援之弊，士大夫反颜事仇之无耻，有余痛焉。而《日知录》三十卷，尤为先生终身精诣之书，积三十年之勤，乃成一编，凡经史之粹言具在焉。其自述之辞有曰：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又曰：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又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惟多写之以赠人，庶不为恶其害己者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又曰：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某之为是书，早夜诵读，反覆寻究，盖庶几采山之铜也。又曰：须俟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观先生之自述，然后知先生于是书致力之勤，用意之远，为不可及也。今读其书，有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又曰：张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又曰：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其言皆规切时弊，深切著明，关于天下治乱之大，俟百世而不惑者也。又有《菰中随笔》，论官人选士之法，所言皆国家大计，考辨精审，足辅《日知录》而行。其他著作，有《左传杜解补正》、《石经考》、《九经误字》、《五经同异》、《韵补正》、《历代帝王宅京记》、《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山东考古录》、《顾氏谱系考》、《谲觚》、《救文格论》、《亭林杂录》、《亭林文集》、《亭林诗集》、《亭林余集》、《亭林佚诗》，皆已刊行。其未刊者，尚有《唐宋韵补异同》、《二十一史年表》、《熹庙谅阴记》、《十九陵图志》、《营平二州史事》、《北平古今记》、《建康古今记》、《岱岳记》、《万岁山考证》、《海道经》、《官田始未（按未疑当为末之误）考》、《下学指南》、《当务书》、《经世篇》、《录》、《诗律蒙求》等，而何义门称先生所著尚有《区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可谓盛矣。盖先生生平精力绝人，耳目至广，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其学能举大而不遗其细。自经史掌故，以至声韵、金石、舆地、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源究委，条理灿然。其所著书，皆有裨于世风学术。其生平论学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予取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又曰：圣人之道，下学上达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之用。而无益者不谈，一切诗、赋、铭、颂、赞、、序、记之文，皆谓之巧言，而不以措笔。其于世儒尽性至命之说，必归之有物有则、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于空虚之论。仆之所以为学者如此。又曰：诸君关学之余也，横渠、蓝田之教，以礼为先，孔子尝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而刘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威仪之则。然则君子为学，舍礼何由。其论文曰：文不关于经术政理之大不足为也。又曰：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至其概论时事，亦多精言，如曰：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然今日之事，兴一利便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转般，则河南必扰，开胶莱之运道，则山东必乱。又曰：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其《病起与蓟门当事书》。有曰：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呜呼，先生此言，宋以后久无此言矣。盖先生之学，贯通今古，不分汉宋，博大而尽精微，通达而切实用。生长世族，少负异资，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实录奏报，手自抄节。自以生当晚季，目击鼎革之变，而洞然于国家末流之祸，不禁痛心疾首，思欲尽反之，故周览郡国，究其利弊，凡国家政治，大而典礼财赋，小而馆舍邮亭，无不援据典籍，疏通其源流，而考论其得失。至于风俗之败坏，世教之陵迟，则陈古讽今，尤三太息。然先生虽抱用世之略，只以故国之戚时时不忘，日茹□□之痛，不欲曲学以干进，故不得已蕴蓄其材而不用，而足迹周流半天下，则随所至而小试之于度地恳田，故累致千金，随寓饶足。尝卜居陕之华阴，谓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遂置田五十亩，而东西开恳所入，别贮之以备有事。观此则先生之蓄所学，固欲待时而用，而未尝一日忘乎光复之大计者也。方先生之出游，常以二马二骡，载书日随，所至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发书而对勘之。或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有时旅居不出，则选门生四人，环坐朗诵十三经，先生端坐听之，每年以为常。其好学不倦如此。至先生之生平大节，如少年尝起义兵，奉母遗命不事二姓，六谒孝陵，六谒思陵，当事有欲荐先生者，则以死争之。高风亮节，顽廉懦立，所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欤。其行事略见于先生之诗文集，及全谢山所为先生神道表，今不述，述其学术之大者。

一 经学

邓实曰：先生之治经，以大义为先，不分汉宋者也。自乾嘉之际，士大夫盛言考据之学，乃尊汉而抑宋，而汉宋之途遂分。仪征阮氏，编《经解》，以汉学为宗，采先生之说，凡尊宋者殳焉（如《日知录》于《易》谓：不有程传，大义何由而明乎之类，今不采）。献县纪氏，为《四库书目提要》，反谓潘氏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而近人论学之书，有以汉学专门经学家首列先生者，皆未知先生之学者也。夫先生之学，以实用为归，故其说经，追汉采宋，不名一家，务通其大义而施之今日所可行者。不为丛脞烦碎之学，而于制度、名物，有关世故者，则考核引据，不厌其详。盖先生经世之学，一本原于经史。言汉学者徒以考据称先生固非，而世之徒以经济推先生者亦非也。阮氏晚年为先生《词堂记》，谓先生之经济皆学术为之，而欲论先生之经济，舍经史末由。则其治学有得之言也。知乎此可与言先生之学矣。

《日知录》

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经亡，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朱子《周易本义》）。

圣人设卦观象而系之辞，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传，传中更无别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外，惟颐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飞鸟之象，本之卦辞，而夫子未尝增设一象也。荀爽、虞翻之徒，穿凿附会，象外生象，以同声相应为震、巽，同气相求为艮、兑，水流湿、火就燥为坎、离。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从虎则曰坤为虎；《十翼》之中，无语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岂知圣人立言取譬，固与后之文人同其体例，何尝屑屑于象哉。王弼之注，虽涉于元虚，然已一扫《易》学之榛芜，而开之大路矣。不有程子，大义何由而明乎（卦爻外无别象）。

《易》之互体卦变，《诗》之叶韵，《春秋》之例月日，经说之缭绕破碎于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同上）。

其在政教，则不能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笾豆之事。其在学术，则不能知类通达，以几大学之道，而所习者占毕之文。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庙之礼，故后尸；商祝辨乎丧礼，故后主人。小人则无咎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故君子为之则吝也（童观）。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岂必自损以益人哉。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所谓弗损益之者也。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诗》曰：奏格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斧钺，所谓弗损益之者也。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其道在是矣（上九弗损益之）。

国犹水也，民犹鱼也，幽王之诗曰：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五行志》以为鱼阴类，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不从君为逆行也。自人君有求多于物之心，于是鱼乱于下，鸟乱于上，而人情之所向，必有起而收之者矣（包无鱼）。

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武王之诰康叔：既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耈成人，又别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戒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后进之以稽谋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学古入官。曰：不学墙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不学古而欲稽天，岂非不耕而求获乎（其稽我古人之德）。

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见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而诅盟之事起矣。苏公遇暴公之谮，则出此三物，以诅尔斯。屈原遭子兰之谮，则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听直。至于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来于人间者，亦或著其灵爽，于是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常不如其畏鬼责矣。乃世之君子，犹有所取焉，以辅王政之穷。今日所传地狱之说、感应之书，皆苗民诅盟之余习也。明明棐常，鳏寡无盖，则王政行于上，而人自不复有求于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谓绝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罔中于信以覆诅盟）。

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说经者，莫病乎好异。以其说之异于人，而不足以取信，于是舍本经之训诂，而求之诸子百家之书；犹未足也，则舍近代之文，而求之远古；又不足，则舍中国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丰熙之古书《世本》，尤可怪焉。夫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使果有残编短简，可以裨经文而助圣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无益于经，而徒为异以惑人，则其于学也，亦谓之异端而已。愚因叹夫昔之君子，遵守经文，虽章句先后之间，犹不敢辄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征所注《类礼》，为疏义，成书上进，而为张说所驳，谓：章句隔绝，有乖旧本，竟不得立于学官。夫《礼记》二戴所录，非夫子所删，况其篇目之次，元无深义。而魏征所注，则又本之孙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诏旨，而不能夺经生之所守。盖唐人之于经传，其严也如此。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独得，而史氏犹讥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辩，为助所阶。乃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陆务观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允征》、《顾命》，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赵汝谈至谓《洪范》非箕子之作），而今且弥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寖以成俗。呜呼，此学者所宜深戒。若丰熙之徒，又不足论也（丰熙伪《尚书》）。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来，则其妇思之矣。朝出而晚归，则其母望之矣。夜居于外，则其友吊之矣。于文日夕为退，是以樽罍无卜夜之宾，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见星而行者，惟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至于酒德衰而酣身长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气乖，而晦明之节乱矣（日之夕矣）。

天之方，无为夸毗。《释训》曰：夸毗，体柔也。天下惟体柔之人，常足以遗民忧而召天祸。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为静，以寡交为慎，以弱断为重，以怯言为信。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浸而成俗，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且慎默积于中，则职事废于外；强毅果断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谓率职而居正者，不达于时宜；当官而行法者，不通于事变。是以殿最之文，虽书而不实；黜陟之典，虽备而不行。罗点有云：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世浮沉则曰有量。众皆默已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已独清，则曰立异。观三子之言，其于末俗之敝，可谓恳切而详尽矣。至于佞谄日炽，刚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无变其俗，必将使一国之人皆化为巧言、令色、孔壬而后已。然则丧乱之所从生，岂不阶于夸毗之辈乎。是以屈原疾楚国之士，谓之如脂如韦，而孔子亦云吾未见刚者（夸毗）。

威仪之不类，贤人之丧亡，妇寺之专横，皆国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变，鸟兽草木之妖，其小者也。《传》曰：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不祥。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胜殷，得二俘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俘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一俘对曰：此则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自余所逮见，五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矣。不教不学之徒满于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邓析之流，是岂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忧汉哉。《书》曰：习与性成。《诗》云：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识时之士，所以引领于哲王，系心于耈德也（不吊不祥）。

以格物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末矣。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致知）。

治化之隆，则遗秉滞穗之利，及于寡妇；恩情之薄，则耰锄箕帚之色，加于父母。故欲使民兴孝兴弟，莫急于生财。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敛之臣，财足而化行，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矣（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邱墟。昔王衍妙善元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槖于囊，国所以足食而不待豳土之行也。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国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苟其事变之来，而有所不及备，则耰锄、白梃可以为兵，而不可缺食以修兵矣；糠核草根可以为食，而不可弃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于张空弮，罗雀鼠，而民无贰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结其心乎。此又权于缓急轻重之间，而为不得已之计也。明此义则国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庙，至于舆台牧圉之贱，莫不亲其上死其长，所谓圣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岂非为政之要道乎？孟子言制挺以挞秦楚，亦是可以无待于兵之意（去食、去兵）。

好古敏求，多见而识，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进乎是者，六爻之义至赜也，而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三百之《诗》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三千三百之仪至多也，而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十世之事至远也，而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虽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此所谓予一以贯之者也。其教门人也，必先叩其两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颜子则闻一以知十，而子贡切磋之言，子夏礼后之问，则皆善其可与言《诗》。岂非天下之理，殊涂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予一以贯之）。

文集

是故尽天下之书，皆可以注《易》，而尽天下注《易》之书，不能以尽《易》，此圣人所以立象以尽意。而夫子作大象，多于卦爻之辞之外，别起一义，以示学者，使触类而通，此即举隅之说也。天下之变无穷，举而措之天下之民亦无穷，若但解其文义而已，韦编何待于三绝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之文，无一而非《易》也。下而至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秦汉以下史书，百代存亡之迹，有一不该于《易》者乎。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愚尝劝人以学《易》之方，必先之以《诗》、《书》、执礼，而《易》之为用，存乎其中。然后观其象而玩其辞，则道不虚行，而圣人之意可识矣（与友人论《易》书）。《记》曰：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圣，犹问礼于老聃，而其与弟子答问之言，虽节目之微，无不备悉。语其子伯鱼曰：不学礼，无以立。《乡党》一篇，皆动容周旋中礼之效。然则周公之所以为治，孔子之所以为教，舍礼其何以焉（《仪礼郑注句读》序）。

二 史学

先生以老遗民，具良史才。自其幼年，从祖父受《资治通鉴》。后即日读邸报，手录成巨帙数十，故其于有明季年朝章国故，无不洞悉原委，而于国论之是非，尤能持清议。至其表彰节义，阐扬幽隐，则慨然于人心风俗之所系，每三致意焉。观其所为《圣安纪事》、《明季实录》、《三朝纪事阙文》诸书，隐然有国史之志，以存一代之直笔，然生值忌讳，是时东南史狱方数起，乃不克竟其志。然而先生所作之文，皆史也（如《书吴、潘二子事》）。先生之诗，亦史也（如《羌胡引》之类）。学者读先生之遗书，即以为读晚明之信史可耳。

日知录

汉时天子所藏之书，皆令人臣得观之。故刘歆谓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而司马迁为太史令，石室金匮之书；刘向、扬雄校书天禄阁，班斿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东京则班固、傅毅，为兰台令史，并典校书；曹褎于东观次礼事。而安帝永初中，诏谒者刘珍及博士议郎四府椽史五十余人，诣东观校定五经、诸子、传记。窦章之被荐，黄香之受诏，亦得至焉。晋宋以下，此典不废。左思、王俭、张缵之流，咸读秘书，载之史传，而柳世隆至借给二千卷。唐则魏征、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颜师古，皆为秘书监，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手书缮写，藏于内库。而元宗命宏文馆学士元行冲，通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以阳城之好学，至求为集贤院吏，乃得读之。宋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院，谓之三馆。太宗别建崇文院，中为秘阁，藏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置直阁校理。仁宗复命缮写校勘，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书成藏于太清楼，而范仲淹等，尝为提举。且求书之诏，无代不下，故民间之书，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书，亦往往传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来旧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无人得见。而昔时取士一史、三史之枓，又皆停废，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司马迁之《史记》、班固之《汉书》、干宝之《晋书》、柳芳之《唐历》、吴竞之《唐春秋》、李焘之《宋长编》，并以当时流布。至于会要、日历之类，南渡以来，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尝禁止。今则实录之进，焚草于太液池，藏真于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预纂修，皆不得见，而野史家传，遂得以孤行于世，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今。是虽以夫子之圣，起于今世，学夏、殷礼而无从，学周礼而又无从也，况其下焉者乎。岂非密于禁史，而疏于作人；工于藏书，而拙于敷教者邪？遂使帷囊同毁，空闻《七略》之名；冢壁皆残，不睹六经之字。呜呼矣（秘书国史）。

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涂，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以关塞江河为一方界限，故于项羽则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东欲渡乌江；于高帝则曰出成皐玉门，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复取成皐。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史记》、《通鉴》兵事）。

司马温公《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朱子《纲目》，大半削去，似未达温公之意（同上）。

臣祖年七十余矣，然犹日夜念庙堂不置，阅邸报手录成帙，皆细字草书，一纸至二千余字，共二十五帙。臣伏念国史未成，记注不存，为海内臣子所痛心。而臣祖二十年抄录之勤，不忍令其漫灭，以负先人之志，于是旁搜断烂之文，采而补之，书其大略，其不得者，则阙之，以备遗忘而已（《三朝纪事阙文》序）。

三 文学

邓实曰：有有用之文，有无用之文。先生之文，非犹乎后世文人之文也。先生之文，以明道，以救世，以维风俗，以正政教，以表彰节义，皆有用之文也。后世文人之文，则琱琢其辞，藻绘其语，以注虫鱼命草木而已，不则吚唔蔓衍，唱叹不急，以为干禄之文而已，皆无用者也。是故其文有用，则奉天草诏，遂动勤王之兵；其文无用，则玉树后庭，徒留亡国之恨。呜呼，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风雨如晦，而鸡鸣不已。先生以胜国之遗黎，居草野之下位，不能救民以事，而只欲救民以言，先生之志亦可哀矣。然至以言救民，而言且不用，凤鸟不至，河清无期，此则读先生之遗书者不能不掩卷三叹者耳。虽然，自古独立不惧之君子，本其大义，发为公言，百世之后，大义明而其言亦于以见用。言岂必在一时哉功？岂必在一世哉？

日知录

二汉文人，所著绝少，史于其传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余不过五六十篇，或十数篇，或三四篇。史之录其数，盖称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夫多则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其不传宜矣。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汉言之，东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经，而文衰矣。《记》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文不贵多）。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欤。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伊川先生晚年作《易传》成，门人请授，先生曰：更俟学有所进。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著书之难）。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故《盘庚》之诰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国有大疑，卜诸庶民之从逆。子产不毁乡校，汉文止辇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犹存，鲁山令元德秀，遣乐工数人，连袂歌于，元宗为之感动；白居易为盩厔尉，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宪宗召入翰林。亦近于陈列国之风，听舆人之诵者矣。孔稚圭《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刘孝标《广绝交论》，阴讥到溉；袁楚客规魏元忠，有十失之书；韩退之讽阳城，作争臣之论。此皆古人风俗之厚（直言）。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魏志》司马朗有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创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节文）是皆立议之人所不及见。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时，固不以望之鲁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独以告颜渊。及汉武帝太初之元，几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颜渊，告汉武也。孟子之欲用齐也，曰：以齐王犹反手也，若滕则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尝贬于齐、梁，曰：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呜呼，天下之事，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然则开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朱子作《诗传》，至于秦《黄鸟》之篇，谓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论其事者，亦徒闵三良之不幸，而叹秦之衰。至于王政不纲，诸侯擅命，杀人不忌，至于如此，则莫知其为非也。历代相沿，至先朝英庙，始革千古之弊。伏读正统四年六月乙酉书与祥符王有爝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尝奏葬择近地，从俭约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归其家。盖上御极之初，即有感于宪王之奏，而亦朱子《诗传》有以发其天聪也。呜呼仁哉（立言不为一时）。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诗》曰：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而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此扬子云所谓摭我华而不食我实者也。黄鲁直言数十年来，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奖后生，故华而不实。本朝嘉靖以来，亦有此风，而陆文裕所记刘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大以为不平矣。《宋史》言欧阳永叔与学者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文人之多 实按：有用之文以纪政事，以察民隐，则文章亦可以及物）。

《诗》云：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巧言乱德。夫巧言不但言语，凡今人所作诗赋碑状，足以悦人之文，皆巧言之类也。不能不足以为通人，夫惟能之而不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刚毅木讷为近仁，学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巧言）。

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灵运身为元勋之后，袭封国公，宋氏革命，不能与徐广、陶潜为林泉之侣，既为宋臣，又与庐陵王义真款密，至元嘉之际，累迁侍中，自以名流，应参时政，文帝惟以文义接之，以致觖望，又上书劝伐河北，至屡婴罪劾，兴兵拒捕，乃作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及其临刑，又作诗曰：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若谓欲效忠于晋者，何先后之矛楯乎。史臣书之以逆，不为奇矣。王维为给事中，安禄山陷两都，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池，维作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下狱，或以诗闻于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缙，请削官以赎兄罪，肃宗乃特宥之，授太子中允。襄王僭号，逼李拯为翰林学士，拯既许伪署，心不自安，时朱玫秉政，百揆无叙，拯尝朝退，驻马国门，为诗曰：紫宸朝罢缀鹓鸾，丹凤楼前立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杀朱玫，襄王出奔，拯为乱兵所杀。二人之诗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护王维，如杜甫谓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贼者乎？今有颠沛之余，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易》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诗》曰：盗言孔甘，乱是用锬。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文辞欺人）。

典谟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论语》、《孝经》，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与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闻性与天道，譬犹筑数仞之墙，而浮埃聚沫以为基，无是理矣。后之君子，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乃以文章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则夫子不曰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乎？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尝见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或乃反子贡之言以讥之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杨用修曰：文，道也；诗，言也。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矣，诗话出而诗与言离矣（修辞）。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于许衡，衡戒之曰：弓矢为物，以待盗也。使盗得之，亦将待人。文章固发闻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将何以应人之见役者哉。非其人而与之，与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观前代马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徐广为祠部郎，时会稽王世子元显录尚书，欲使百僚致敬台内，使广立议，由是内外并执下官礼，广常为愧恨。陆游晚年再生，为韩侂胄《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朱文公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是皆非其人而与之者也。夫祸患之来，轻于耻辱，必不得已，与其与也宁拒，至乃俭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则又贵知微之君子矣（文非其人）。

陆机《辨亡论》，其称晋军，上篇谓之王师，下篇谓之强寇。文信国《指南录序》中北字，皆虏字也，后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谢皋羽《西台恸哭记》，本当云文信公，而谬云颜鲁公，本当云季宋，而云季汉。凡此皆有待于后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鉴》，至二百八十卷，石敬塘以山后十六州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后，辽灭晋，金破宋，其下阙文一行，谓蒙古灭金取宋，一统天下，而讳之不书，此有待于后人之补完者也。汉人言《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者，其事皆见于书，故定、哀之间，多微辞矣，况于易姓改物，制有华夏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习其读而不知，无为贵君子矣（古文未正之隐）。

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齐梁，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而于作诗之旨，失之远矣。晋葛洪《抱朴子》曰：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传虚誉，故有损而贱（作诗之旨）。

文集

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而既以明道救人，则于当今之所通患而未尝专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与人书二）。

《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气识，而不堕于文人也。悬牌在室，以拒来请，人所共见，足下尚不知耶？抑将谓随俗为之，而无伤于器识耶。中孚为其先妣求传再三，终已辞之。盖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此非仆之言，当日刘乂已讥之（与人书十八）。

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吾见近日之为文人、为讲师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讲名者也。子不云乎：是闻也，非达也，默而识之。愚虽不敏，请事斯语矣（与人书二十三）。

四 政治学

先生之学，以经世为主，通经皆以致用，所谓坐而言即可起而行者也。故其论政，必本原经史，于古今治乱兴废得失之故，皆洞悉胸中，而后规切时弊，笔之于书，以待后王之作。今读其遗书，简其大法，皆可行于天下，百世而无弊者也。或以先生好综核名实，颇杂申韩之学，谓其言幸而不用，使其言用，亦不能无弊。呜呼，其不知先生之所学所处者矣。先生生于明季，当是时朝廷之纪纲已坠地，国家之法令如弁髦，外讧内叛，元气久虚，四方鼎沸，势成鱼烂，故以庄烈之好刚任察，而《明史》称其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赏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驭者，则其时之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可知矣。先生目击明政宽弛之弊，至于末流，遂以亡国，故思欲矫之以名实之治，而于崇祯晚年之事，则不禁再三太息，引为大鉴，使后之有天下者，毋再蹈其覆辙。先生之心如见矣。夫先生之学，固非一于名法者也。观其于人心风俗之间，立法、用人、吏治财赋，尤三致意。寓封建于郡县，务去专制束湿之治，而一反之于斯民之自为，不欲使其权尽归于人主，可谓有民政之精神矣。

日知录

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穷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间，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于闺门之内，而犹有不帅教者，然后归之士师，然则人君之所治者约矣。然后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夫然刑罚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辅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狱，而民自不犯于有司。风俗之醇，科条之简，有自来矣。《诗》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于君道也（爱百姓故刑罚中）。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贫有富。贫者至于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为吝啬之计，于是乎有争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贫而患不均。夫维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财之义。本俗六安万民，三曰联兄弟，而乡三物之所兴者，六行之条，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矣。此所谓均无贫者，而财用有不足乎。至于《葛藟》之刺兴，《角弓》之赋作，九族乃离，一方相怨，而瓶罍交耻，泉池并竭，然后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养人之欲，而给人之求，为周且豫矣（庶民安故财用足）。

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爵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周室班爵禄）。

《汉书·百官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纪》二年二月，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者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此其制不始于秦汉也，自诸侯兼并之始，而管中敖子产之伦，所以治其国者，莫不皆然。而《周礼·地官》，自州长以下，有党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后魏太和中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乡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无愆，则陟用，陟之一等。孝文从之，诏曰：邻野乡党之制，所由来久。欲使风教易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之总条，然后口算平均，义兴讼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称不便，及事既施行，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后周苏绰作《六条诏书》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须善人，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隋文帝师心变古，开皇十五年，始尽罢州郡乡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途，罔不由此（乡亭之职）。常熟陈梅曰：《周礼》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闾有胥，四闾为族，族有师，五族为党，党有正，五党为州，州有长，五州为乡，乡有大夫。其间大小相维，轻重相制，纲举目张，周详细密，无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过五人，盖于详密之中，而得易简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后世人才远不如古，乃欲以县令一人之身，坐理数万户口赋税，色目繁猥，又倍于昔人，虽欲不丛脞，其可得乎？愚故为之说曰：以县治乡，以乡治保，以保治甲，视所谓不过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详密，亦自易简，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乡几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圆；十甲千户不得增损，何也？稽成数也，法用方。（里甲）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国与役处。吁其可惧乎？秦以任刀笔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验也（吏胥）。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周公作《立政》之书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又曰：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其丁宁后人之意，可谓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于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然则法禁之多，乃所以为趣亡之具，而愚暗之君，犹以为未至也。杜子美诗曰：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汉文帝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而拟于成康之盛也。前人立法之初，不能究详事势，豫为变通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其究也，眊而不行，上下相蒙，以为无失祖制而已，此莫甚于有明之世。如勾军、行钞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终不善者也（法制）。

宋叶适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之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以不振。今与人稍谈及度外之事，辄摇手而不敢为。夫以汉之能尽人材，陈汤犹扼腕于文墨吏，而况于今日乎？宜乎豪杰之士，无以自奋，而同归于庸懦也（人材）。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令守。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书》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盖至于守令日轻，而胥史日重，则天子之权已夺，而国非具国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与之以权，庶乎守令贤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务也（守令）。

财聚于上，是谓国之不祥。不幸而有此，与其聚于人主，无宁聚于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总于货宝，贪浊之风，亦已甚矣。有一盘庚出焉，遂变而成中兴之治。及纣之身，用乂讐敛，鹿台之钱，钜桥之粟，聚于人主，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祸至矣。故尧之禅舜，犹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而周公之系《易》曰：涣王居无咎。《管子》曰：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呜呼，崇祯末年之事可为永鉴也已。后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五 风俗学

邓实曰：天下之学术有三焉。一曰君学，一曰国学，一曰群学。为君之学，其功在一人；为国之学，其功在一国；为群之学，其功在天下（群学一曰社会学，即风俗学也）。先生之学，则为群者也。当其往来南北，周历齐、秦、晋、豫、燕、蓟之野，每至一处，则询其故老，考其志乘，披其金石，而证以平日所读之书，务求得民生郡国利病之所在，而知一国之兴亡，罔不由于风俗，而风俗之成，则本于人心一念之微。复太息痛恨于晚季之学士大夫，寡廉鲜耻，不独亡其国，而至于亡天下。夫至天下既亡，则衣冠禽兽，狗彘食人，而人类之一息绝矣。此则先生之所大痛也。

日知录

《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平（年），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后，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驯至西汉，此风未改，故刘向谓其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弊，贪饕险诐，不闲义理。观夫史之所录，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而如董生之言正谊明道者，不一二见也。盖自春秋之后至东京，而其风俗稍复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而惜其未纯乎道也。自斯以降，则宋庆历、元之间为优矣。嗟乎，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未（“未”当为“末”之讹）而进东京，亦春秋之意也（周末风俗）。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可谓知言者矣。使后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风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己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后之人君，将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两汉风俗）。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正始）。

《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范仲淹、欧阳、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剥》上九之言硕果也，阳穷乎上，则复生于下矣（宋世风俗）。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移之郊遂，载在礼经，殊厥井疆，称于毕命。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己不犯。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至宋武帝篡位，乃诏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自后凡遇非常之恩，赦文并有此语。《小雅》废而中国微，风俗衰而叛乱作矣。然乡论之污，至烦诏书为之洗刷，岂非三代之直道尚在于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犹见于变风之日乎？予闻在下有鳏，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虽二帝之举错，亦未尝不询于刍尧。然则崇月旦以佐秋官，进乡评以扶国是，傥亦四聪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阙也。

司马迁作《史记·货殖传》，谓自廊庙朝廷岩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等而下之，至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而仲长敖《核性赋》，谓倮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卫，唯赖诈伪，迭相嚼啮等；而下之，至于台隶僮竖，唯盗唯窃。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洁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伪矫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洿之俗矣。

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为治，故人材衰（名教）。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哉。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观三代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云：齐朝一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能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廉耻）。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则谓之耿介，反是谓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尧桀之分，必在乎此（耿介）。

老氏之学，所以异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尘，此所谓似是而非也。《卜居》、《渔父》之篇尽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从也，而义有所不当为也。子云而知此义也，《反离骚》其可不作矣。寻其大旨，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为莽大夫与。《卜居》、《渔父》，法语之言也；《离骚》、《九歌》，放言也（乡原）。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弥谦弥伪，弥亲弥泛，弥奢弥吝（三反）。

巧召杀，忮召杀，吝召杀（召杀）。

江南之士，轻薄奢靡，梁陈诸帝之遗风也；河北之人，斗很劫杀，安史诸凶之余化也（南北风化之失）。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日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今日南方之学者是也（南北学者之病）。

《记》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不入。《说苑》言楚伐陈，陈西门燔，使其降民修之，孔子过之不轼。《战国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宪，宪之上篇曰：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下及汉魏，而马日䃅、于禁之流，至于呕血而终，不敢于人世。时之风尚，从可知矣。后世不知此义，而文章之士，多护李陵智计之家，或称谯叟，此说行，则国无守臣，人无植节，反颜事雠，行若狗彘而不之愧也。何怪乎五代之长乐老，序平生以为荣，灭廉耻而不顾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齐人歼于遂。《梁传》曰：无遂则何以言遂，其犹存遂也。故王蠋死而田单复齐，宏演亡而桓公救卫。此足以树人臣之鹄，而降城亡子，不齿人类矣（降臣）。

文集

《庄子》有言，子不闻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日，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余尝览于山之东西，河之南北，二十余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问之大江以南，昔时所称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而朱君乃为此书，以存人类于天下（广宋遗民录序）。

予读《唐书》韦云起之疏曰：山东人自作门户，更相谈荐，附下罔上。袁术之答张沛曰：山东人但求禄利，见危授命，则旷代无人。窃怪其当日之风，即已异于汉时。而历数近世人材，如琅邪、北海、东莱，皆汉以来大儒所生之地，且千有余年，而无一学者见称于时，何古今之殊绝也。至其官于此者，则无不变色咋舌，称以为难治之国，谓其齐民之俗有三：一曰逋税，二曰劫杀，三曰讦奏。而余往来山东者十余年，则见夫巨室之日以微，而世族之日以散，货贿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浇且伪，盗诬其主人，而奴讦其长，日趋于祸败而莫知其所终。余行天下，见好逋者必贫，好讼者必负，少陵长、小加大，则不旋踵而祸随之（莱州任氏族谱序）。

弹琵琶侑酒，此倡女之所为，其职则然也。苟欲请良家女子出而为之，则艴然而怒矣，何以异于是（与人书十九）。

呜呼，自治道愈下，而国无强宗。无强宗是以无立国，无立国是以内溃外畔而卒至于亡。然则宗法之存，所以扶人纪而张国势者乎？（中略）近古氏族之盛，莫过于唐，而河中为唐近畿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闻喜之裴，皆历任数百年，冠裳不绝；汾阴之薛，凭河自保，于石虎、苻坚割据之际，而未尝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举义兵以抗高欢之众。此非三代之法犹存，而其人之贤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自唐之亡，而谱牒与之俱尽，然而裴枢辈六七人，犹为全忠所忌，必待杀之白马驿而后篡唐。氏族之有关于人国也如此。至于五代之季，天地几如奕碁，而大族高门，降为皂隶；靖康之变，无一家能相统率以自保者。夏县之司马氏，举宗南渡，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呜呼，此治道之所以日趋于下，而一旦有变，人主无可仗之大臣，国人无可依之巨室，相率奔窜，以求苟免，是非其必至之势也欤。是以唐之天子，贵士族而厚门荫，盖知封建之不可复，而寓其意于士大夫，以自卫于一旦仓皇之际，固非后之人主所能知也。予尝历览山东、河北，自兵兴以来，州县之能不至残破者，多得之豪宗大姓之力，而不尽恃乎其长吏。及至河东，问贼李自成所以长驱而下三晋之故。慨焉伤之（裴村记）。

是故有人伦然后有风俗，有风俗然后有政事，有政事然后有国家。（中略）自三代以下，人主之于民，赋敛之而已尔，役使之而已尔，凡所以为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听民之所自为，于是乎教化之权常不在上而在下。两汉以来，儒者之效，亦可得而考矣。自二戴之传、二郑之注，专门之学，以礼为宗，历三国、两晋、南北、五季干戈分裂之际，而未尝绝也。至宋程朱诸子，卓然有见于遗经，而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说于南方，以授学者。及乎有明之初，风俗淳厚，而爱亲敬长之道，达诸天下，其能以宗法训其家人而立庙以祀，或累世同居称之为义门者，亦往往而有，十室之忠信，比肩而接踵。夫其处乎杂乱偏方闰位之日，而守之不变，孰劝帅之而然哉。国乱于上而教明于下，《易》曰：改邑不改井。言经常之道，赖君子而存也。呜呼，至于今日而先王之所以为教，贤者之所以为俗，殆澌灭而无余矣。列在绅，而家无主佑；非寒食野祭，则不复荐其先人；期功之惨，遂不制服；而父母之丧，多留任而不去；同姓通宗而不限于奴仆；女嫁死而无出，则偿其所遣之财；昏媾异类，而胁持其乡里；利之所在，则不爱其亲，而爱他人。于是机诈之变日深，而廉耻道尽，其不至于率兽食人而人相食者几希矣（华阴王氏宗祠记）。

君谓芳绩曰：士不幸而际此，当长为农夫以没世。一经之外，或习医卜，慎无仕宦。嗟乎，可谓贤矣。余出游四方，尝本其说以告今之人，谓生子不能读书，宁为商贾、百工、技艺食力之流，而不可求仕；犹之生女不得嫁名门旧族，宁为卖菜佣妇，而不可为目挑心招，不择老少之伦，而滔滔者天下皆是。求一人焉如陈君，与之论心述古，而不可得。盖三十年之间，而世道弥衰，人品弥下，使君而及见此，其将噭然而哭，如许伯子之悲世者矣（常熟陈君墓志铭）。

邓实曰：先生之学，其荦荦大者，五者而已。至其音韵之学，发二千余年古人未发之微；金石之学，扬幽阐微，有旧国故都之想；地理之学，究郡国之利病，对山川而流涕。其学皆卓然特立，独造其微，而具有深意，非下士之所能知矣。惜乎其徒著书而不讲学，故门人寥落，无有一能传其学者。即以其亡友潘力田之弟，如次耕者，于先生有腑肺之爱，屡书规诲，亦颜失节，有负师门。以视黄梨洲之有二万（斯大、斯同）、颜习斋之有李（刚主）、王（昆绳）能光大其学者，盖有间矣。然而遗书犹在，私淑有人，阅百余年，乃以开浙西实事求是之学，而论近三百年学术者，必推先生为一代儒林之首。自江永传其学，而戴震学于江氏，遂翘然为汉学之大师。晚近复有包世臣者，以经济之学见称于时，皆私淑先生之学者也。

[1] 录自《国粹学报》第二年丙午第三、四、五、十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