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最难与题目相称，但无论讲名理，抒性情，或显或隐，要须求其相称，始不乖体。譬如讲名理之文，若晋人“声无哀乐”、“言不尽意”等论，宜有明隽之气味，而所谓明隽者即于明白晓畅中饶有清空韵致也。倘有腐说，或过用华词，即为不称。又如深情文字，若吊祭哀诔之类，应以缠绵往复为主，苟用庄重陈腐语，即为不称。序文之说经考据者固应庄重，而不可出以明隽或轻纤，但笔记、小说、文集诗词之序，若过于庄重，亦为不称。故知名理之文须明隽，碑铭须庄重，哀吊须缠绵，咏怀须宛转，相体而施，固非一成不变也。

文之含蓄或条畅，亦视题目而异：说理记事固应明白晓畅，若《离骚》之类即应有缠绵不尽之意。至于一篇之中，尤贵色泽调匀、前后相称。如蔡中郎文全用经书，其中若参有一二句王、何玄谈，或徐、庾宫体，立即杂不成文。又如扬子云之辞赋，虽造句艰深，而能通篇一律，即不嫌疵类。夫文因时代而异，亦犹人因面貌而殊。若一时代而有数派文字并存，殆亦承上启下之津渡而已。如曹魏初年，陈思王与陈群、王朗辈华质不同。陈思殆东汉之殿军，群、朗则魏晋之先导，其升沉消长之渐，固不可不察也。今日而欲摹拟魏晋，或仿效齐梁，其字句气味皆不可通假。文之造句本不甚难，所难者惟在字句与本篇意趣之相称。试观魏晋之文，每篇皆有言外之意。如孙绰、袁宏之碑铭何尝仅在字句间尽文章之能事？于字里行间以外固别饶意趣。善学魏晋者，务宜由此入手。东汉之文皆能含蓄，如《鲁灵光殿赋》非纯由僻字堆成，且含有渊穆之光。善学东汉之文者亦必烛见及此。蔡中郎文每篇皆有渊穆之光，今日能得其气厚者已不多见，更何有于渊穆？此事骤看似易，相称实难，盖所谓有光者，非一二句为然，而须通篇一律也。若浅言之，则通篇须用一种笔法，用重笔者全篇须并重，笔姿疏朗者全篇须一致疏朗。然晋宋文字有全用轻笔者，亦有重笔之中用轻笔提起者。如陆士衡文虽用重笔，而能化轻为重，故尤为难学。但能得其三昧，即不至有僧衣百衲之诮矣。清代各家文集中均难免不称之弊。如汪容甫之《自序》及《汉上琴台铭》，全篇固甚相称，余则一篇之中或学汉魏，或学六朝，或学唐宋以下，斑驳陆离，殊欠调和。降及洪北江、王湘绮辈，虽为一时所宗，而不称之弊尤多。可知文章求称之不易矣。今既分家研究，第一，须求文与题称，应辨说理与抒情之殊；第二，谋篇须称，不可以数句为一篇之累。又文之轻重悉在用笔，而与用典无关。俗谓用经说则重，用杂书则轻。然潘安仁《夏侯常侍诔》、《杨仲武诔》，用经虽多，而未减其轻。又如谢康乐及陶渊明诗亦颇用经，但一无损于清新，一弗伤于淡雅。两汉之文几无一篇不厚重者，但如刘子政辈何尝不用子史杂书？故善于用笔，则用经典可使轻，用《楚辞》、汉赋可使重，轻重能否铢两悉称，惟用笔是赖。然则，笔姿相称，亦作文第一要务也。

三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理竟于重庆聚兴村寄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