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有一书之目录，有群书之目录。“《尚书》有青丝编目录。”《文选》任彦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语。此一书之目录也。班固所谓“爰著目录，略述洪烈，述《艺文志》第十”，《汉书·叙传》语。今人引用此语者，每抹去最后一句，而漫属上文“刘向司籍，九流以别”为句。殊不知此“爰”字属于班固而不属于刘向。盖因向已别九流，固方得藉以著目录为《艺文志》也。试比较《叙传》其他各条，便知此义。此群书之目录也。遍辨其名之谓目；详定其次之谓录；有多数之名目且有一定之次序之谓目录。曰目曰录，皆非单独，义本相通，故成一体。万事万物，莫不有名，即莫不有目录；然多随意编次，不成学术。独图书之目录，发生甚早，发展甚速，其为学者所研究且成为一切学术之纲领也，尤迥异于他项目录，故独成为专门之学术焉。一般简称图书目录为目录，固非无由。

考目之本义原为人眼：甲骨文有《铁云藏龟》页十六之一。《铁云藏龟之馀》页十一之一。《铁云藏龟拾遗》页十之三。等字，拙著《目录学》误据《殷虚文字类编》，妄谓甲骨文无目字，失之不考，深滋内疚。谨于此敬告读者曰：凡本书论断有与旧著差异者，请以本书为主，勿怪其矛盾。《屰目父癸爵》有字，皆像人眼外匡内矑之状。《管子·宙合》：“目司视。”《礼记·郊特牲》：“目气之清明者也。”然人眼有二，木之节似眼而其数不限于一，故木节亦谓之目。《考工记》：“斫目必荣”，注：“目，干节目也。”《礼记·学记》：“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吕氏春秋》：“尺之木必有节目。”后世以复数之名物谓之节目，即援斯义而引申之也。《周官·天官》：“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师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公羊传·僖五年》：“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见者，前目而后凡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目者遍辨其事也，凡者独举其事也。”故目者凡之反，有逐一称道之义。《论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其例也。自后凡有著述者，多撷二三字为一篇之眉目。故刘向校书，“辄条其篇目”；《汉志》“比类相从，各有条目”。《汉书》本传。渐进而与录字结合为一体矣。

録之本字作录：甲骨、钟鼎文字皆无録字，仅有录字，作《殷虚书契前编》卷六页一之八。《后编》卷下页十三之十四。《菁华》页五之一。《颂敦》。《录伯戎敦》。《多父槃》。等形。俞樾《儿笘録》：“《说文金部》：‘録，金色也，从金，录声。’樾谓録为金色，于古无征。许君盖依绿字说之。绿从系，为色青黄也，故録从金为金色，金之色亦在青黄之间也。然恐非字之本义。今按録者，录之或体也。录部：‘录、刻木录录也。’刻木必用刀，故或从金。《周官·职币》曰：‘皆辨其物而奠其録。’杜子春曰：‘定其録籍也。’隐十年《公羊传》曰：‘《春秋》録内而略外。’盖古人文字，箸在方策，故谓之録，即从刻木之义而引申之也。録与虑，古音相近，故録囚亦谓之虑囚，《金部》：‘鑢、错铜铁也。从金，虑声。’错铜铁谓之鑢，刻木谓之録，盖声近而义可通矣。”章炳麟《小学答问》：“凡言记録者，借为刻木录录之录，古为书契，本刻木为之也。束、缕、録、古音皆在侯部，得相通假。缕、録同为束，犹镂、录同为刻矣。”推俞、章二家之说，察甲骨、钟鼎文字之形，则录字为刻木之声，亦为刻木之形，故成为刻木之义。録之本字当为录，似可无疑。作动词用，则有详明记识之义：《礼记·檀弓下》：“铭、明旌也；以死者为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识之；爱之斯录之矣，敬之斯尽其道焉耳。”注：“爱亲者不忍死其亲，故录而识之。”《公羊传·隐十年》：“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成八、九、十年：“此何以书？录伯姬也。”定四年：“外大夫不书葬，此何以书？录我主也。”庄二年：“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录焉尔。曷为录焉尔？我主之也。”《穀梁传·桓五年》：“任叔之子者，录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辞也。”庄七年：“《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中之几也，而曰夜中，著焉尔。何用见其中也？失变而录其时，则夜中矣。”庄十七年：“逃来则何志焉？将有其末，不得不录其本也。”比证上列各文，则录字系动词，有如现代所谓“特写”之义，加重，加详，使文义益加显著耳。如作名词用，则为名目之次第：《国语·吴语》载黄池之会，吴师昧明进逼晋师，晋遣使问曰：“两君偃兵接好，日中为期；今大国越录，而造于弊邑之军垒，敢请乱故！”吴国所越之录，必与现代开会所用之秩序单相同；原定日中开会，而吴师“昧明”进军，故晋使责以越录耳。《周礼·天官》：“职币掌式法以敛官府都鄙；与凡用邦财者之币，振掌事者之余财，皆辨其物而奠其录，以书楬之，以诏上之小用赐予。岁终则会其出。凡邦之会事，以式法赞之。”夫既辨其物而奠其录，则物之名称数量及赐予之先后，皆一目了然。虽与上述之开会秩序单功用略异，然其有一定之次第及含多数之名物也，固无不同。则春秋、战国之间，已称序列名物次第之单簿为录矣。《汉官旧仪》亦载有二种录，其一云：“丞相府……官属吏不朝旦，白录而已。”“掾史有过，君侯取录，推其录三日，白病去。”“大夫见孝廉上计，丞长史皆放官司马门外，比丞相掾史，白录。”此官吏之名单或签到簿也。其二云：“掖庭令，昼漏未尽八刻，庐监以茵次上婕妤以下，至后庭，访白录所，录所推当御见，刻尽，去簪珥，蒙被入禁中。”此妃嫔之名单也。《周礼》“内小臣阴事”注亦云：“若今掖庭令，昼漏不尽八刻，白录所记推当御见者。”综上四例，则录字在刘向以前，早已成为专门名词矣。推此含义，遂用为图书目录之简称：《汉书·艺文志》：“张良、韩信序次兵法”，“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名图书目录为录，实始见于此。揆其字义，亦由于上述之名目次第而来。故“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此录字亦非如后世所谓钞录而实为“特写”，为次第名目，为详细说明也。《七录序》：“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据此，则向所特写之目录，在本书中即谓之录，集合多篇，另成一书，则谓之《别录》。录字之为目录简称，正与兵法目录之简称《兵录》相同。故录可包目，而目未必可包录。单举之则曰录，复称之则曰目录。

目录学

目录学之成词，始见于清乾隆间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其在古代，则与校雠学形成二位一体，名实近似，缭绕不清。盖自刘向校书，始有《别录》，其子歆种别群书，始著《七略》。父、子世业，《录》、《略》并传，牵连而言，辨别非易。其实若以现代分科之眼光论之，则刘向之事近乎校雠学，刘歆之事近乎目录学；纵使歆亦校书，向亦有目，要其精神各有所重，学术断然分途，可无疑也。然其成书则皆目录之俦。古代秘阁藏书，自购求至插架，不似现代之便易，必须经过一番整理校雠工夫，使书之体质固定，内容整洁，然后始可分类编目，插架庋藏。此在第一次大校理之向、歆时代其前亦有二次，然史实不甚明显，且其规模不及向、歆之大。实为必不可少之过程；而在后世，宜可稍稍减少繁琐之手续，迳将购求所得之书分类编目；而不幸秘阁藏书仅为皇帝装饰门面，故任何书籍必须改写成形质同样之书本，因此校雠之功又属必需；直至清廷校写《四库全书》，编撰《总目提要》，犹两事同时并举，不可分离焉。此种校书撰录之事既为旷代一逢，故任其职者亦由一时文臣滥竽充数，未必有专家视为专门之学，聚精会神以贯注之。私家目录亦不过聊便稽检而已，更无出奇制胜之必要。以是之故，二千年来，校雠目录之学并无特殊飞跃之进步。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后人之所加于向、歆者，较之向、歆之所已发明而实践者，究属戋戋有限，与二千年之长时期比照，惭愧抑不胜矣。至于专门研究校雠目录之书，尤屈指可尽。吾人欲知此学之原理为何，方法为何，仅可从散在各种目录之字里行间寻绎之，或可得其一鳞半爪，然后组织成为有系统，有条理之学术焉。窃自向、歆校书，著成《录》、《略》，实为我国目录学史上之辉煌成就。只以后人习于旧说，称其事为校雠，遂使目录与校雠判为二事，久矣夫不能得其的解。故著者就研究所得，挹校雠于目录之怀，吸收其有关于目录之精华，而唾弃其无关大义之糟粕，于以进行其工作，庶乎无举步维艰之苦焉。《别录》释“雠校”之义，谓“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文选·魏都赋》注，《御览》六百一十八。原指校勘文字篇卷之错误而言。然自向、歆领校秘书，始将流动不居、乱杂无序之古书，编定目录以固定其形质。晋世荀勖、宋世谢灵运，皆尝受诏“整理记籍”。故校雠之义即为整理，并不似近代之专指校勘文字之脱误也。唐有详正学士，宋有秘阁校理，顾名思义，皆可证其职务未必限于校勘。且校书所撰之目录，自《七录》聚为《簿录部》后，或谓《隋志》始有簿录类，非也。《古今书录》又改为《目录类》。倘使类名即为学科之名，则校雠整理之学，古人已认为目录学矣。及宋人郑樵“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豕亥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校雠略》。”见章学诚《校雠通义》。转弃狭义之校勘，而直以广义之求书、分类、编目等项为校雠学之主要任务。清人章学诚祖述其说，乃谓“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传，千载而后，郑樵始有窥见，而未尽其异，人亦无由知之。世之论校雠者，惟争辨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辨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且摇曳作态以出之，言或人不解，问伊书止求其义理足矣，目录无关文义，何必讲求？彼则笑而不言。真是贫儿卖弄家私，不值一笑矣”。见《章氏遗书·信摭》。学诚之意，直不承认有所谓目录学，而欲以校雠学包举之。实则学诚之所谓校雠学，正吾人亟应提倡之真正目录学，而其所鄙薄之目录学，却又相当于狭义之校雠学——校勘学也。试述其言，一则曰：“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深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校雠通义叙》。再则曰：“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同上《原道》。三则曰：“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实则甲乙部次亦并不易，且向、歆世业乃因整理及校雠缮写之费时，并非因有何神妙。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同上《互著》。夫目录学分类之目的，正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同类之书，所以须按时代排列者，正欲“考镜源流”。编目之法，所以详列各书梗概者，正欲“辨章学术”。此所谓“部次条别”者，正广义校雠学之目录学所应负责之事，古人既早已名此种著录书名之书为目录，则正名为目录学也实最适宜。何必拘守郑樵不甚通道之旧名，致使人误认为狭义校雠学之校勘学哉？著者尝取学诚之语而修正其意，定目录学之意义曰：“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见拙著《目录学》。盖学术渊深，研究非易，舍师生口耳传授及亲身实地经验之外，实惟书籍是赖。学术如千门万户，书籍更已不只汗牛充栋。将欲因书究学，非有目录学为之向导，则事倍而功半。故分言之，各种学术皆有其目录学；合言之，则目录学实负有指导各种学术之责任。浅言之，将繁富乱杂之书籍编次为部别州居之目录，使学者自求之，目录学家之职务也。深言之，不特使书籍有一定之位置，且能介绍其内容于学者，使学者了然依南针以前趋，尤目录学家之功勋也。著者之见解若是，故其所谓目录不限于书名，目录学亦不限于分类编目，试读次章，便知其义。

目录之种类与目录学之范围

区别目录为若干种类，其说颇繁。首先议及者，当推清乾、嘉间之洪亮吉。其言虽指藏书家，实可借为目录学家之分类。曰：“藏书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板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其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北江诗话》卷三。由其所论以事推究，则藏书有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诸家之不同，即目录亦有此五者之异。虽非甚切，亦可借喻也。为一切目录作总目录，从而分别部类者，则始于二十年前之周贞亮、李之鼎。其《书目举要》分一切目录为部录、编目、补志、题跋、考订、校补、引书、版刻、未刊书、藏书、释道目十一类。后来陈钟凡加“自著书”而成十二类。见《古书校读法》。孙德谦则分为藏书家之目录，读书家之目录，史家之目录三类。见刘向《校雠学阐微》。张尔田则分为官家之目录，藏家之目录，史家之目录三类。见《汉书·艺文志·举例序》。业师胡朴安先生则以网罗古人著作、保存自己收藏、考订板本、研究学问、四项目的之歧而分为四类。《论编书目》，见《国学汇编》。此三家徒作空论，不似周、李之实地经验，故详略迥殊，而其不恰切则亦从同。近年邵瑞彭、阎树善等撰《书目长编》，用意与周、李同而分类又异，列表如下：

确有其书而详为分类者则以《北平图书馆书目》为比较最详，列表如下：

次则《清华大学图书馆目》分为图书学、图书目录、艺文志与著述考、存毁书目、学术书目、收藏书目、群书题记、刊行书目、各国藏书目九大类，每类各有子目。此二书分类皆不能无误，《清华目》甚至合叙录与论文索引为一类，分题跋与读书记为二类，甚可笑也。著者对于目录之分类非群书之分类。则认为应从多方面着眼。一、自条目体积之大小分之，则有篇目与书目之异。一般仅认书目为目录，固嫌已隘，即承认一书之篇目而不承认群书篇目之引得（index），亦未为知方之论也。盖篇目犹传记，书目犹历史，集传而成史，无异集篇而成书。故本书不仅专论书目而并论及篇目焉。二、自书籍典藏之有无分之，则有藏书目录与非藏书目录之异。杜定友以目录之名专属之藏书目录，其非然者则谓之书目，名词界义殊不清晰；未若以目录为通名而别加以形容词之为愈也。倘使论目录学而不及非藏书之目录，新旧二派皆然。则目录学之功才得其半，尤为未可。三、自藏书目录之藏者分之，则有公藏、私藏，公开、非公开，独立、非独立，古今，中外，种种区别，皆为庋藏方便起见，实无深义存焉。四、自非藏书目录之对象分之，则有时代、地方、学术、人格、数量、实质之别，纷纷非一语可尽也。五、自目录结集之形式分之，则有账簿式、固定活页式卡片之异。六、自目录排列之方法分之，则有辞典式、依检字法排列。类书式、依分类法排列。年表式、依年月排列。百科全书式、依事物排列。序跋式、漫无定序。之异。七、自目录标题之性质分之，则有著者目录、以著者姓名为纲。书名目录、以书名为纲。分类目录、以类名为纲。主题目录以事物名为纲。之异。八、自目录内容之体制分之，则有纯书目、有仅记书名，著名，卷数者，有兼记版本参考事项者。纯解题、有于书目后作解题者，有于书籍中作题跋者。兼书目及解题之异。自解题内容之旨趣分之，则有解释内容、订正讹误、考索存佚、研究版本、批评是非、叙述源流之异，又或兼而有之。穷流索枝，其类实繁，目录学之范围亦缘此而画定焉。曰：非书目之是究而篇目之或忘，一也。非藏书之是限而阙书之不求，二也。非名数之是征而内容之不问，三也。更有进于此者，曰：目录学与校雠学有关，但重其篇卷之整理而忽其字句之校勘，一也。目录学与考证学有关，但取其对于书籍真伪，史事先后之考订而弃其不关于书籍者，二也。目录学与版本学有关，但取其对于版本人代优劣之考定而弃其嗜古好奇之态度，三也。目录学与传记学有关，但记著者对于书籍之关系而不必详其人之全体，四也。目录学与检字学有关，用其法以排列条目，五也。目录学与分类学有关，取百科分类之标题为分类目录或主题目录之纲领，六也。目录学与图书馆学有关，但只分其疆域之半，过问选书、求书、分类、编目、插架、辅导等事而不必预闻图书馆之组织管理经营等事，七也。目录学与图书史或学术史西人所谓书史学。有关，然彼则注重书籍及其所表现之学术之直线关系而此则注重其平面关系，八也。目录学与百科学术皆有关系，盖必识百科之大概，或就教于各科专家，然后可制成优良之目录以助百科学术之发展，九也。综此十余义，则目录学之性质及其范围约略可定，如丝之有绪，海之有涯，庶无惑焉。

目录学史之组织

著者对于目录学之性质及其范围既有如上之认识，故其目录学史之撰著亦依此线索以寻求史料，推究大势。著者以为分类、编目固目录学之二大工程；而编目必须包括解题，此义为今人之所忽略而其事则为古人之所尝努力，乃吾人亟应恢复其注意者。狭义之校雠学固另有其界域，为目录学史所不宜侵略；然古代之校书实与编目有密切之关连，苟不涉及，则犹截流治水，不从源头设法，其不能成功也必矣。故于广义之校雠学亦不能不连带叙述焉。一般治历史者，每喜用断代法，盖一时代苟有一时代之特殊色彩，其断代也固宜；然在中国目录学史中，则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强立名义，反觉辞费。故本书不用此法而特取若干主题，通古今而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然此种主题分述法亦有其流弊，一则同一事件而分散于各题之中，不能识其全貌；盖有经无纬，则组织不能周密也。一则文气所至，不便琐陈，以致时代不明，后先倒乱，盖既分题各篇，则不能依时代为先后，故忽今忽古，使读者迷乱莫明，尤其大患。著者为此统筹并顾，决依史事之所宜，采多样之体例，以蕲体例为史事所用而史事不为体例所困。故首述《溯源篇》，以推究目录之渊源，迄于向、歆《录》《略》而止，举凡书籍之产生、传述、整理、校勘、写定、分类、编目以至插架，莫不推寻其原始、状态，混合叙述，不似后此各篇之以主题为纲领。在全书中，其笔法独异，倘欲名之，或可谓之追问法。其次所宜述者为目录学史之全貌，既不欲顺时断代为混合之论次，又不欲杂厕无关要义之关系史事于各主题篇中，故特用正史之本纪体例，取自古至今有关于目录学之零星史事，依年代之先后，逐件系年，名之曰《通纪篇》。此篇悉属原料，从千百书中钩稽而出，考定排比，费时最多。书成自观，殊觉乏味。然欲确知某一史事之时代及其过程，则舍是莫由；苟能一气读毕，对于中国目录学之发展，亦可隐约得一概念；专家用作参考，必可免翻检之烦；且读各主题篇时，必有随手比照，增加领略之功。然因其数量太多，颇觉累赘，故特抽出单行，易名曰《中国目录学年表》。此篇之后，分题另篇，不复综合。一曰《体质篇》，二曰《分类篇》，皆所以勘同析异，明变求因，上下古今，分别学派，合数十家为一段，不复胪列条别。所用体例，盖如正史之书志，以事为主，不以人或书为主，重在大势而不重在个体。此二篇者，在全书最为重要。欲知中国目录学之主要精神，必亦于此求之。然其所述皆为总目录之演变，故于性质特别之目录未暇兼顾。于是另作《史志篇》以述各时代之目录，作《宗教目录篇》以述见弃于总目录之目录。作《专科目录篇》以述各种学术之目录，作《特种目录篇》以述各种畸形发展，不以学术分类之目录。《专科篇》以学术分科，溯古详今，侧意提倡。《特种篇》以对象分题，如丛书、禁书，以至地方著作，皆未可限于一科者也。《宗教篇》大体以书名为主，若解题然，此因其向为正统派所不道，知者尤鲜，故考证论次，比较稍详。《史志篇》则以时代为主，凡正史艺文志之来源，后世补志之纷起，莫不加以评骘。而史志之成，莫不据秘阁之校雠，合而为目录学之正统派，故作一《校雠篇》为之前驱。此五篇者，所用笔法各异，且与前二篇亦迥殊。纵横经纬，交相为功。不拘泥于体例之一致，庶几各得如意遣辞，不为文气所迫焉。最后乃作《结论篇》，略陈著者对于过去之感想，将来之希望，以结束全书。如此安排，稍觉称意。但恐材料芜杂，分配维艰，则重复矛盾之弊失于检点者，亦不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