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农场上了，而且这个农场也不再属于我。买主允许我继续在房子里住着，想住多久都可以，从法律上算是租给我的，所以我要支付租金，租金是一天一先令。
我打算把所有的家具都卖掉，所以和法拉就有一堆事要做了。我们把屋子里能看到的所有瓷器和玻璃杯都摆在桌子上等着卖掉。桌子后来卖出去了，我们就把它们排成长队摆放在地板上。每过一小时，布谷鸟就会在它们上方的钟表里傲慢地唱歌，但它很快也被卖出去了，它飞走了。有一天，我把玻璃杯都卖了，但到了晚上又觉得它们很好，所以早上又开车去了内罗毕，请求那位买下它们的女士取消这笔交易。虽然没有地方放它们，但毕竟有很多朋友的手指和嘴唇都碰过它们，它们还为我带来了香醇的美酒，身上还回响着往昔的各种话语，所以心里总觉得舍不得它们。又况且，如果我愿意，打碎它们也很简单。
壁炉旁原本摆着一个老式的木质屏风，上面画着中国人、苏丹人、黑人，还有一头带着绳子的狗。每到晚上，炉火熊熊地燃烧着，屏风上的人就会走下来，为我给丹尼斯讲的故事做插画。在决定处理它时，我定定地看着它看了很久，最后还是把它叠了起来，装进了箱子里。屏风上的那些人终于可以好好歇一歇了。
为了纪念丈夫诺斯拉普·麦克米伦爵士，麦克米伦女士在内罗毕建造了一座麦克米伦纪念馆。纪念馆很宏伟，里面还有图书室和阅览室。她开车来到农场，和我聊起了往日的时光，显得很伤心。她最后把我从丹麦带过来的大部分家具都买走了，准备放在她的图书室里。我很开心，这些整日乐呵呵的、又聪明又热情的橱柜仍然能够在一起，能够坐在一个满是书本和学者的环境里。这感觉就像在革命时期，一小群女士找到了一所大学当庇护所一样。
我把自己所有的书都放进了箱子里，平时就坐在上面，也会把它们直接当餐桌用。在殖民地，书本的作用与在欧洲的不完全相同。它们几乎掌控了你整个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会因为它们不同的内容，感激它们或憎恨它们，而这种感激或憎恨要比在文明社会中浓烈得多。
书中虚构的人物和马儿们一起，在农场上奔跑，在玉米田里散步。它们就像聪明的士兵一样，能够很快找到适合自己的营地。一天晚上，我读完了《克罗姆·耶娄》（crome yellow）这本书。第二天早上，当我骑着马走在自然保护区的一条山谷中时，一头小羚羊突然蹿了出来，它立刻就化身成了《克罗姆·耶娄》里的牧鹿，拉着赫尔客里士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三十条或黑或浅黄褐色的哈巴狗向前跑。这本书是我在内罗毕的一家书店偶尔发现的，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作者。读完之后，我好像在茫茫的大海中新发现了一块绿油油的小岛，心情非常好。在这片国土上，沃尔特·司各特塑造的所有人物好像就在英国一样，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能见到；你也可能会碰到奥德修斯和他的大军，甚至还能见到拉辛笔下的许多人物，真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彼得·施莱米尔穿着七里格靴，大步迈过非洲的高山；蜜蜂小丑阿格布就住在河畔的花园里。
其他的东西有的卖掉了，有的打包邮走了。在最后几个月里，房子慢慢地变回了它原本的样子，看起来像头盖骨一样高贵。里面凉爽宽敞，带着回音，房前草地上的草长得跟台阶一样高。最后，屋子里终于什么都没有了。我倒觉得这种状态要比之前的更适合人居住。
我对法拉说：“我们真应该一直保持这个样子。”
法拉非常理解我的这种心情，因为所有索马里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禁欲主义者。在这段时间里，法拉一心一意地帮助我处理一切事物。他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索马里人了，也越来越像我刚刚到非洲时，他被派去亚丁接我时的样子。他很担心我脚上的那双旧鞋子，还说会每天向真主安拉祈祷，保佑我能穿着这双鞋顺利抵达巴黎。
在这几个月里，法拉每天都穿着他最好的衣服。他有很多漂亮的衣服，比如有着金色刺绣的阿拉伯小马甲，是我送给他的；带有金色饰带的猩红色制服马甲，穿到身上让他看起来特别高雅，是伯克利送给他的；还有各种颜色的丝质头巾。平常他都把它们收到柜子里，只有在特殊场合的时候才拿出来穿。但现在，他也穿上了它们。不论是跟在我身后走在内罗毕的大街上，还是和我一起站在政府大楼脏兮兮的楼梯上或是律师的办公室里时，他都穿得像盛极一时时的所罗门王一样。一个索马里人能做到这样还真是不容易。
除了家具，我还要考虑我的马和狗。我一直想拿枪直接把它们打死，但很多朋友都给我写信，想要继续养它们。看到他们的来信之后，我骑着马和猎狗们一起出去时，就会感觉直接用枪打死对它们不公平，毕竟它们的体内还流淌着鲜活的生命。我花了很长时间决定这件事情，感觉自己从来没有在哪件事上如此摇摆过。最后，我终于决定把它们送给朋友了。
一天，我骑着最心爱的坐骑鲁热去内罗毕。我们走得很慢很慢，一路上我不停地前后张望，心里在想，鲁热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这是要去内罗毕，但到了之后，我却不让它回来了。我费了很大力气把它弄进了奈瓦沙火车的运马车厢里。站在车厢里，我最后一次抚摸它那如丝般润滑的口鼻，最后一次把自己的脸贴了上去。鲁热，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我们曾经一起穿过土著的香巴田和棚屋，去寻找通向小河的车道；你曾经在陡峭湿滑的下坡地上，像骡子一般敏捷地向下冲；在棕色的淙淙溪水中，你的头和我的头曾紧紧地靠在一起。现在，我愿你能身处白云朵朵的山谷，左有树干可以啃，右有康乃馨可以吃。
我还有两只猎鹿犬，一只叫大卫，一只叫戴娜，都是潘尼亚的孩子。我把它们送给了在吉尔吉尔附近开农场的一个朋友。它们在那儿可以尽情地享受追猎的乐趣。两只猎鹿犬强壮活泼，我们很顺利地把它们放到了朋友的车里。朋友开车离开时，它们的头挤得紧紧的，从车的一侧伸出来，舌头也伸在外面，喘着粗气，好像准备好了要去参加一次兴奋刺激的打猎活动。它们那敏锐的眼睛、灵活的四肢，以及怦怦跳动的心脏，就要离开这间房子和这片草原，去一个新的地方呼吸、嗅闻，去欢快地奔跑了。
农场上的工人们一个个地开始离开。没有了咖啡，没有了咖啡工厂，普兰·辛格失业了，他也不想继续在非洲工作，所以最后决定要回印度。
走出工作的地方，能操控金属矿产的普兰·辛格就变成了一个孩子。他一点儿都不觉得农场的末日要来了。虽然他很伤心，大把的眼泪流进了浓密的黑胡子，但他一直在努力尝试着想让我留在农场，还为我想了很多让农场继续运转的计划，这让我很担心他。那段日子里，他像往常一样，为农场的机器感到骄傲，整个人被钉在了蒸汽机和咖啡烘干机上，他那双温柔的黑色眼睛始终紧紧地黏着每一个螺钉。到了最后，他终于意识到所有的一切已经是无法挽回了，于是就放弃了努力。他很伤心，人也变得有点消极。有时碰到我，他会告诉我他的旅行计划。离开农场的时候，他什么行李都没带，只带了一个小工具箱，里面装着各种工具和焊接设备，就好像他早已把自己的心和生命送到了大洋彼岸，现在要过去的，就只剩下他这副瘦小的、丝毫不会装腔作势的棕色躯体，以及一口焊接锅。
他离开前，我想送他一份礼物。我本来是希望他能从我现有的东西里挑一件的，当我告诉他这个想法后，他非常开心地说，他想要一枚戒指。但我根本没有戒指，也没有钱去买。当时，还有几个月我才会离开农场。有一次，丹尼斯来到农场和我一起吃饭，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丹尼斯曾经送给我一枚阿比西尼亚软黄金戒指，大小可以调整，因此也适合所有的手指。告诉他普兰·辛格的愿望后，丹尼斯就觉得我肯定是在打这枚戒指的主意，想把它送给普兰·辛格。他以前总是跟我抱怨说，不管他送给我什么，我扭头就把这些东西给了农场上的有色人。为了防止我把戒指送出去，他把戒指从我手上摘了下来，戴在自己手指上，说在普兰·辛格走之前不会还给我。但没过几天，他就去了蒙巴萨岛。最后，这枚戒指也就跟着他一起下葬了。
普兰·辛格离开之前，我变卖了农场上的家具，有了足够的钱去买他在内罗毕看中的那枚戒指。这枚戒指是纯金打造，沉甸甸的，镶嵌着一枚亮得像玻璃的红宝石。看到戒指之后，普兰·辛格激动得哭了。我想，这枚戒指应该帮助他渡过了与农场和机器的离别难关。因为在离开之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天天都戴着它，而且只要走进我的房子，他就会抬起手，给我展示那枚戒指，脸上带着灿烂温柔的笑容。在内罗毕车站，我最后看到关于他的东西，就是这只细瘦的黑手，它曾经以极快的速度在熔炉上工作。列车车厢里炙热拥挤，他坐在工具箱上，把手伸出车厢朝我上下挥舞，和我告别，那颗红宝石像一颗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
普兰·辛格终于回到了他位于旁遮普的家。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了，但家里人一直跟他保持着联系，会常常给他寄一些照片。他把这些照片都保存在工厂边上的波纹铁皮屋里，常常会满怀温柔和骄傲地拿给我看。他坐船还没到印度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他好几封信，而且每封信都是同样的开头：亲爱的夫人，再见。然后，他会继续往下写，告诉我一些身边刚刚发生的事情，还有他旅途中的一些奇遇。
在丹尼斯去世后的一周，我在一天早上遇到了一件很诡异的事。
当时，我正躺在床上思考这几个月里发生的事情，想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感觉自己从某种意义上已经脱离了人类生活的正常轨道，陷入了一种自己怎么也不应该有的混乱状态中。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我抬脚走路，脚下的地面好像就在下陷，星星也开始从空中坠落。我想到了一首关于世界毁灭的诗，里面就提到了星辰的坠落。还想到了一首关于小矮人们在山洞里叹息的诗，他们最后都死去了，而且是死于恐惧。我想，最后这几个月我所经历的不可能只是巧合，也不可能只是人们所说的坏运气，这其中一定有一个中心原则，如果我能把它找出来，我就得救了。如果我找对方向，事情的逻辑一定就会清晰起来。所以我认为我必须要起床去寻找某个迹象。
很多人觉得，“迹象”这个东西完全是胡扯。但我觉得，这是因为它需要一种特殊的心态，而大多数人通常都不可能拥有这种心态。但凡有了，在寻找某个迹象的时候，就不可能找不到答案，这是大自然对于人的要求的自然回应。在这种心态下，一位天才的牌手随手从桌子上拿起十三张牌，就能凑成一手好牌，它们完全是一个整体。在其他人还没有叫牌[1]之前，他已经看到了一个“大满贯”正在盯着他的脸看。玩桥牌也有大满贯？当然有，但是只留给命中注定的那个牌手。
我走出房子去寻找这个迹象，不知不觉间就走到了仆人们的棚屋区。他们刚刚把自己养的鸡放了出来，这些鸡在棚屋中间到处跑着。我站在地上，定定地看着它们。
法提玛的白色大公鸡昂首阔步地走到我前面，然后突然停下，头向一边歪了歪，又朝另外一边歪了歪，头上的鸡冠就立了起来。原来，在小路的另一侧，一条小小的灰色变色龙从草丛里爬了出来，像公鸡一样，正在做晨间侦查。公鸡径直走过去踩在了它身上，然后咯咯咯叫了几声，表达自己的满意。鸡是吃变色龙的。看到公鸡，变色龙整个就傻掉了。它非常害怕，但却很勇敢。只见它用爪子抓着地面，使劲地张大嘴巴，想要把敌人吓跑，然后突然朝公鸡吐了一下棍子一样的舌头。公鸡好像很吃惊，就站着不动了，过了一秒钟，它迅速果断地低头，嘴巴像锤子一样啄下去，变色龙的舌头被它啄了出来。
两只动物之间的交战只持续了十秒钟。我把公鸡赶走，然后拿起一块大石头，把变色龙砸死了，因为没有舌头，变色龙是活不下去的，它们要依靠舌头捕食虫子。
在如此微小的世界里，竟然会发生如此阴森可怕的事情，这让我感到很害怕，于是我转身离开，在房子边上的石凳上坐了下来，而且坐了很久。法拉把茶水端了出来放在桌子上，我不敢抬头，一直盯着脚下的石头，心里想着，这个世界真是太危险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慢慢地才意识到，很可能这一幕就是我所寻求的答案，而且是最为纯粹的精神层面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尊重，变得与普通人不一样，虽然方式有点怪异。我朝着某些力量大声呼喊，这些力量反而比我自己更加重视我的尊严，它们怎么可能给出其他答案呢？毕竟这段时间不应该是宠爱和溺爱我的时候，于是面对我的祈求，它们就选择了集体沉默。它们对着我大笑，笑声在山谷中回荡，通过喇叭、公鸡和变色龙传递给我。哈哈哈！
我很庆幸在这天早上及时拯救了变色龙，否则它很可能会缓慢地死去，那可真是一种痛苦。
就在这段时间，英格里德·林斯特龙从恩乔罗的农场下来，和我一起住了几天。当时，我还没有把所有的马匹卖掉。她完全是因为和我的友情才来的，因为她在农场太忙了，平时根本就无法抽身离开。为了偿还购买农场的债务，她的丈夫在坦噶尼喀的一家大型剑麻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她来到农场的时候，他正在海拔两千英尺的公司里挥汗如雨，就好像他的妻子为了农场，把他像奴隶一样租了出去。所以，农场就只能靠她一个人经营了。她把农场的家禽养殖场和菜园扩大，买了很多猪，还养了一些小火鸡，忙得几乎很难脱身，离开几天都不行。但为了我，她把农场的一切都交给了凯莫萨打理，然后跑到了我这里，就好像是朋友的房子着火了，她要跑过来帮忙一样。这次她没有带凯莫萨来，对法拉来说这可能是件好事。因为体内带着一种巨大的力量，一种自然元素所特有的力量，英格里德打心底里能够理解，也能清楚地意识到让一个女人放弃自己的农场，离开自己的农场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聊过去，不聊未来，也从来不提任何一个朋友或熟人，两颗心一起把那些灾难排斥在外。我们就是在农场上散散步，每当经过一个东西，就说出它们的名字。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说过去，好像是为了在精神上存下我所有的损失，又好像是她要为我向命运申诉，然后专门来收集材料来了。英格里德已经经历过很多事情，虽然她很清楚这世上不会有这样的书，但她还是有这种想法，它是女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谋生的一部分。
我们走在地势较低的牛棚边，坐在栅栏上，在牛们进棚的时候一头一头地数着。我一句话不说，指着这些牛给她看，意思是“这些公牛们”，她同样也是沉默着回应我：“是啊，这些公牛们。”然后把它们记在她的那本书里。我们又走到马厩里，给马儿们喂糖吃，它们吃完之后，我把自己黏兮兮的、沾满马儿唾液的手伸到英格里德面前，大声喊道：“这些马儿们啊。”英格里德艰难地叹了一口气，说：“是啊，这些马儿们啊。”然后就把它们也记了下来。在河边的花园里，她根本无法忍受我马上就要丢下这些从欧洲带来的植物这个事实，绞着双手看着这些薄荷、鼠尾草和薰衣草，好像在思考着什么计划，好帮着我把它们带走。后来，她还向我提起过这些植物。
那天的整个下午，我们的注意力一直放在我的牛群上，它们当时就在我房子前面的草地上吃草。我把每头牛的年龄、性格和产奶量都告诉了她，听着这些数字，她叹气，她尖叫，就好像她身体受伤了一样。她一头一头详细地检查它们，不是想要买下它们，因为我已经把它们都送给了我的仆人，而是在计算我的损失。她把脸紧紧地贴在柔软的牛犊身上，这些小牛犊散发着香甜的气味。她很快地瞥了我一眼，眼神深邃，里面满是愤怒，她这是在谴责我抛弃了它们呢。当然，这不是她的本意，她也没有任何理由来谴责我，只是她农场上的几头小牛犊曾经是她花了很大力气才得到的。
当一个男人走在他某个失去了亲友的朋友身边，脑子里一直在想“谢天谢地，幸亏死的那个人不是我”时，我相信他一定会感觉很内疚，会尝试在心里压制这种想法。但如果是一个女人和自己的同性朋友遇到这样的事情时，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了。这个女人一定会向遭遇不幸的朋友表达自己的同情，而且心里也肯定在想：“谢天谢地，幸亏死的那个人不是我。”但两个女人都不会因为这种想法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反而会因此而变得更加亲密，就连寻常的客套话里，也会多一些个人的亲身体会。男人不太容易会嫉妒其他男人，也不会在打败其他男人后淡然处之。但在伴娘面前，新娘很自然就是赢家；来探望刚生完孩子的产妇的女人，也会嫉妒新生儿的母亲。但双方都不会因为这种关系而感到不适。失去孩子的母亲在把孩子的衣服展示给朋友看时，她也知道朋友此时心里一定在重复这句话，“谢天谢地，幸亏失去孩子的那个人不是我。”但双方都觉得这种想法是天经地义的，是很自然的。我和英格里德就是这种状态。我们一起走在农场上时，我很清楚她的心里正在想着自己的农场，正在庆幸自己是幸运的，能够继续拥有自己的农场，继续用尽全力经营它。对于这种想法，我们两人都没觉得什么不适。我们虽然穿着破旧的卡其布外套和裤子，但我们两个实际上是一对女神，一个穿着白衣服，一个穿着黑衣服，我们是一个整体，都是非洲农夫生活中的魔仆。
几天之后，英格里德和我告别，坐着火车回到了恩乔罗。
我不再骑马出去。散步的时候，因为没了猎狗的陪伴，周围也变得一片寂静。但我的汽车还在，幸好它还在，因为这几个月里我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非法棚户们以后的生活一直是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农场的买主要把所有的咖啡树砍掉，把这片土地划片出售，用作建筑用地，他们也就不再需要这些人了。我们的出售交易刚刚达成，买主就限令这些土著人在半年后搬出农场。但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切，心里还很困惑，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这片土地是他们的，毕竟很多人就出生在这里，还有一部分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辈来到了这里。
他们知道，想要生活在这里，就必须每年为我工作一百八十天，并因此会在每个月有三十先令的收入。他们的账目都保存在农场的办公室里。他们也知道，要向政府缴纳棚屋税，每间棚屋为十二先令。对于那些拥有两到三间棚屋的男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基库尤男人有多少个妻子，就会有多少间棚屋，因为他们必须为每一位妻子建造一间棚屋。时不时地，这些非法棚民会因为做错事情而被人威胁要赶他们走，他们一定也意识到了自己在农场上的位置并不是那么稳固。他们讨厌所谓的棚屋税，当我为政府去征收这笔税时，他们会故意给我找很多麻烦，还会唠叨很多话让我听。但他们把这些事情都看成是生活中的普通变化，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希望，总是坚信他们会摆脱这些东西。他们从来不会想到，生活中会有一条适用于他们所有人的原则，会在特定的时候，以一种压倒一切的气势跳出来。因此，他们把农场新主人的决定看成了一个怪物，他们要勇敢地忽视它。
在某些方面，白人在土著人心里的位置，颇似上帝在白人心中的位置，当然在某些方面也并非如此。我曾经和一位印度木材商签订过一份合同，里面有这样的表述：上帝的作为[2]。我对这个表述不太熟悉，为我们起草合同的律师给我解释说：“不对，夫人，你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术语的含义。完全不可预见、不合常规、不合逻辑的东西，就是上帝的作为。”
最后，非法棚民们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是必须要离开农场的。于是，我的房间里就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会被迫离开农场，完全是因为我要离开这里，是我的坏运气波及了他们。其实，在此之前，我们早就把这件事谈过了，所以他们并没有责怪我，只是问我，他们应该去哪里。
我觉得不管以什么方式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根据这里的法律，土著人自己不能购买土地，我也不知道有哪块农场能大到足够容纳下农场上的所有非法棚民。我告诉他们，我已经问过政府这件事了，他们必须到基库尤保留区找地方居住。他们很严肃地问我，保留区内有没有足够大的地方容纳他们所有的牲口？然后又问我，是不是确定能在那儿找到一大片土地，让农场的所有佃农仍然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不想分开。
他们仍然要生活在一起的决心如此坚定，这让我非常吃惊，因为在农场上，他们相处得并不融洽，对彼此都没有什么好评价。现在却一起来到我的屋子里，以卡塞古、卡尼纽和梅格为代表的家畜饲养者手拉手，神气活现地来了；地位低下、连头羊都没有的田地雇工沃沃尔和乔撒也来了。他们同仇敌忾，想要努力保持团结，就像要努力留住自己的牲畜一样。我觉得他们想要的并不是一片可以生活的土地，而是一种存在感。
对于这些土著人而言，如果你夺走他们的土地，那你剥夺的就不仅仅是土地和故土，而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的根和他们的身份。你夺走他们经常看到的东西，或者夺走了在未来要出现的东西，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讲，你就是挖走了他们的双眼。在这一点上，土著人要比身处文明世界的人感受更加强烈。再说，就连动物都会历尽千辛万苦，长距离跋涉，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找回自己失落的身份。
马赛人当年被迫从铁路以北的故乡迁移到如今的马赛保留区后，也把故土山峰、平原和河流的名字带了过来，并以它们为新家的山峰、平原和河流命名。来这儿旅行的人不会理解这一点。马赛人把割掉的根像药物一样随身携带着，在外流浪时，还会通过某种方法保留自己的过去。现在，他们因为一种自保的本能而互相依靠对方。如果要离开长期居住的土地，他们必须把周围认识的人一起带走，这样才能证明他们的存在。如此以来，在迁移过去很多年后，他们还能谈起之前居住过的农场的地形和历史。某个人忘记了，其他人就会提醒他。在这件事上，他们其实是感觉到了一种群体灭绝的羞辱。
他们对我说：“姆萨布，为了我们，去找塞利卡利[3]吧。去请他们同意我们带上所有的牲口到新地方，而且要允许我们一起过去。”
从此，我漫长的朝圣之旅，或者说是乞讨之路，就开始了。在非洲的最后几个月里，这件事几乎占用了我所有的时间。
在这些基库尤人的差遣下，我从内罗毕和基安布地区委员那儿，跑到了土著人事务部和土地局，最后又跑到总督约瑟夫·波恩爵士那儿去请求他。那时，这位总督刚刚从英国被派过来，所以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到了最后，我都忘记了自己是在干什么了，整个人像是在大浪中浮浮沉沉。有时候，我会在内罗毕待一整天，或者一整天在农场和内罗毕之间奔波无数次。在这段时间里，每当我回到家里，周围总是会站着一些非法棚民，他们从来不来问我事情的进展，而是站在那儿看着我，用一种土著人的魔法、毅力和我交流。
政府官员们颇有耐心，而且也乐于帮助我。但这件事情的棘手之处并不是他们靠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在基库尤保留区，确实很难找到一片足够大的、无人占据的土地，来容纳我农场上所有的非法棚民和他们的牲畜。
大多数官员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很了解当地的土著居民，但他们也只是含糊地建议我说服这些基库尤人卖掉一些牲畜。虽然他们很清楚，这些土著不可能这么做，一旦他们把所有的牲畜都带到一片容纳不下他们的地方，在未来的几年里，他们会给保留区的邻居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到时候还需要其他的地区委员专门解决这件事情。
我提到棚民们的第二条要求时，他们很明确地表示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
我立刻想到了“啊！不要跟我说什么需要不需要；最卑贱的乞丐，也有不值钱的身外之物”之类的话。在我的一生中，我常常会想象人们在面对李尔王时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并依据这种想象来给人分类。在最开始时，李尔王确实对每个人的要求太多了，但他毕竟是个国王，你不能跟他去讲道理，同样地，你也不能与一个老资格的基库尤人讲道理。与这位老国王和他的女儿们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国家拱手让给白人的，白人们只是接管了这个国家，他们的国家是基库尤的保护国。但我所考虑的是，就在不久前，在我们仍然有记忆的不久前，这个国家的土著人还毫无争议地拥有着这片土地。他们那时从来没有听说过白人和白人的法律。虽然目前他们在生活中没有什么安全感，但土地对他们来说仍然是固定的，不动的。贩卖奴隶的人贩子们把他们拉到市场贩卖，但也有一部分留了下来。被卖掉的土著人在东方流浪着做奴隶时，会时时刻刻想着回到这片高原，因为这里有他们自己的土地。有着黑色皮肤和清澈眼神的非洲土著老人，与同样拥有黑色皮肤和清澈眼神的大象非常相似。他们站在非洲大地上，一副庄严沉稳的模样，周围的世界在他们昏暗的脑海中慢慢地聚集、堆积。他们是大地的化身。对于周围发生的变化，他们会迷惑不解，或许还会问你他们在哪儿。此时，你一定会用肯特伯爵的话回答他们：“在您自己的国土上，陛下。”
到了最后，我觉得这一辈子可能就要在内罗毕和农场之间开车来回奔波，与政府官员不停纠缠了，却在突然间收到了通知，说我的申请被批准了。政府终于同意为我的非法棚民们拨出一片土地，就位于达戈雷蒂森林保护区内。他们可以在那里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居住区，而且那儿也离我的农场不远。在农场消失之后，他们还能保留自己的样子和名字，作为一个群落生活下去。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农场却陷入了一片深沉的寂静之中。从这些基库尤人的脸上，你无法判断出他们是自始至终就对这件事的成功抱着信心，还是早就绝望了。但这件事刚刚确定后，他们就立刻跑到了我的家里，又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要求和请求，我全部拒绝了。他们持之以恒地围着我的家，用一种异常的眼光看着我。土著人对运气这件事抱着一种信念，他们觉得，某件事情成功之后，所有一切都会好起来，甚至还相信我会继续停留在农场上。
解决了非法棚民们的去留问题后，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满足，心也就慢慢平静下来。
过了两三天，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国家的所有工作都已经完成了，离开的时间到了。咖啡已经收割完毕；磨坊静静地在农场上矗立；房子空荡荡的；非法棚民们也得到了他们的土地；雨季结束了，长长的草铺满了整个平原，铺满了山间。
其实在最初，我就计划着要放弃所有琐碎的事情，好保住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但到了最后，这个计划失败了。为了赎回自己的人生，我一次次地放弃自己拥有的东西，到了最后变得一无所有，我自己本人倒变成了最微不足道的东西，被命运抛弃。
那些天正好是满月。月光照进空荡荡的房间，在地上留下窗上的图案。我想，看着这间屋子的月亮或许正在好奇，在这样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我还要住多久。“啊，不对，”月亮却说，“时间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我本来还想多住一些日子，好看着非法棚民们搬进新家。但丈量土地是需要时间的，他们搬过去的时间还确定不下来。
[1]桥牌术语。在桥牌游戏的发牌后和发牌前都要叫牌。目的是为了和同伴互通牌情，或干扰对方。
[2]字面意思是“上帝的作为”，翻译成中文时，一般引申为“不可抗力”。根据上下文，作者在这里指的是与上帝有关的字面含义。
[3]原文为斯瓦希里语，意思是“政府”。
